荀子历史哲学思想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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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先秦思想文化的集大成者，荀子的历史哲学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年来，国内学者从人性论、天人关系、历史发展规律、历史发展动力等方面对其进行了探讨，但是尚缺乏系统的阐释。本文以历史哲学的三个问题为理论框架，试图发掘荀子思想中所蕴含的历史哲学思想。这三个问题是：第一，历史的意义与价值；第二，历史规律与模式；第三，历史评价。

一、制度的世界

荀子注重于对社会和自然的知性[1]127认识，体察人类社会的秩序规则，以礼为核心，构建了理想的制度世界，历史因此化为制度的损益传承。这里所使用的“制度”一词，含义可以用诺思的话来说明：“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发生交换的激励结构，制度变迁则决定了社会演进的方式，因此，它是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2]1制度是社会当中人为制定的规则。《荀子》中有很多说明人类社会秩序规则的概念，如“礼”“仪”“法”“刑”“制度”“法度”“法则”等等。这些词依其涵义，所指范围有大有小，都是描述一种秩序规则，但都不足以用来指称“人类社会的秩序规则”。荀子重礼，蔡仁厚先生认为：“荀子所说之礼，是一切规范之总称。”[3]112此说值得商榷。荀子没有赋予礼明确的范围，这可能是因为在战国时代，礼的内容不言而喻。荀子谈礼，很多时候都与典籍联系在一起，狭义来说，指《礼》的内容，“《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4]12。广义来说，包括《诗》《书》《礼》《乐》《春秋》等，“《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4]12。无论广义狭义，“礼”的所指范围都有所限制，不能等同于一切规范。《荀子•王制》说“以善至者待之以礼，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4]149，把礼与刑区别开来；又说“君人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4]317，把礼与法区别开来；又说“故法法而不议，则法之所不至者必废……其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听之尽也”[4]151，承认在人类社会中法有不达之处，需要人进行推论以指导自己的行为。所以，礼不能等同于一切规范。为了表达“人类社会的秩序规则”的含义，这里使用现代哲学的“制度”一词，指称人类社会中一切人为制定的规则。作为行为的准则，礼也是制度的一部分，而且是最核心最重要的一部分，“《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4]12“礼义生而制法度”[4]438，是其它制度产生渊源和根据。此外，需要说明，荀子所使用的“制度”一词与我们这里的“制度”内涵不同。荀子在使用“制度”时，多与“政令”相提而论，“制度以陈，政令以挟”[4]216，“政令制度，所以接天下之人百姓”[4]220，又说：“百官则将齐其制度，重其官秩，若是，则百吏莫不畏法而遵绳矣。”[4]228他所说的“制度”概念，借用现代哲学的话来说，主要是“政治制度”，所指范围要小于我们所使用的制度概念。

（一）礼——人类社会的制度本质

荀子体察社会和自然的秩序规则，从制度的方面深入探索了人类社会的本质。《荀子•非相》说：“故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圣王。”[4]79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在人类社会的层面上，“义”和“礼”就是人之所以为人之处。“义，理也”[4]491，理者，条理也，“义”是天地自然人情之条理秩序；“义，谓裁断也”[4]164，也是一种裁断的能力，所以“夫义者，内节于人而外节于万物者也”[4]305；人知“义”，即可根据“义”制定典章制度而成“礼”。“礼”是人类社会之所以存在，人类之所以能为天下最贵的根本原因，是人类社会的制度本质，终极价值之所在，“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4]12以礼义为本，就能产生出把人类组织在一起的各种具体制度，“礼义生而制法度”[4]438，各种具体制度与礼义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理想的制度世界。此制度的世界把单个的个人团结在一起，通过分工合作整合为一体，就可以理天地而支配自然，使人类与禽兽区别开来，形成以制度为标志的世界。“礼”之所以能成为人类社会本质之所在，是因为“礼”合乎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需要。圣王制作礼仪规范时，必有所根据，“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4]349。根据荀子的总结，礼之所本可以分为三个方面：首先，礼本于天道运行的自然规律。圣人本于天时，察于地利，志于阴阳，而使礼义合乎自然之道，“上取象于天，下取象于地，中取则于人，人所以群居和一之理尽矣”[4]373。其次，礼本于性情。性、情是人生来具有的欲望、情感，“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4]412。性、情是人的本能，荀子强调了其中的两个方面：人有血缘之爱的本能，“凡生乎天地之间者，有血气之属必有知，有知之属莫不爱其类”[4]372，又说“故有血气之属莫知于人，故人之于其亲也，至死无穷”[4]373。血缘关系是宗法制度的基础，是周礼尊卑贵贱等级制度的依据。人有血缘之爱的本能，则礼的制度也就合乎人情，具有合理性。同时，人有欲望的本能。“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故礼者，养也。”[4]346礼最为重要的作用就是要调和人的欲望与现实物质条件之间的冲突，以养育人类。最后，礼本于君师。君师是传承贯彻礼的载体。礼不能自行规范社会，“故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4]230。君是礼推行于社会中的关键，“君者，善群也。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4]165。故“君者，治辨之主也，文理之原也，情貌之尽也”[4]374，无师则礼不能传承，“学莫便乎近其人。《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速。方其人之习君子之说，则尊以遍矣，周于世矣”[4]14。

（二）化性起伪——生命融入到制度之中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个人生命必须能够融入到制度的世界中，进而融入到人类社会的发展的洪流中。人之性本恶。“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4]412，“性”是人生来具有的本能。《荀子•性恶》篇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4]434生命的欲望要求永恒而无限，如果不加节制，顺从其无限发展，就会破坏把人类社会结合在一起的根本准则，使其不能据义而分，据分而群，破坏人类社会的生存。因此，欲望的无限发展就是恶的彰显，这是人本有的材质。但是，人有改变本有之材质的能力，能够“化性而起伪”[4]438。人生来有“知”的能力。知性本身无善恶之分，为君子为小人，区别在于知性努力的方向，“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之道则异矣。”[4]61学习认识礼义规范，就可以改变本有的材质而达于君子，“今人之性，固无礼义，故强学而求有之也；性不知礼义，故思虑而求知之也。然则生而已，则人无礼义，不知礼义。人无礼义则乱，不知礼义则悖”[4]439。节制自己的欲望，变化心性而至于仁义，“唯仁之为守，唯义之为行。诚心守仁则形，形则神，神则能化矣；诚心行义则理，理则明，明则能变矣。变化代兴，谓之天德”[4]46。终至仁义根于心，行为自然而然合乎礼义，“济而材尽，长迁而不反其初则化矣”[4]48。性伪相合，则人与制度达到和谐融通。“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性伪合，然后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故曰：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性伪合而天下治。”[4]366当人能够“化性起伪”，使自己的生命纳入到制度之中时，人的自然生命也被赋予人文的意义，融入到人类社会的发展之中。《荀子•礼论》：“礼者，谨于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终始具善，人道毕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终。终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礼义之文也。”[4]358-359生与死是人生的首要大事，是生命的首要特征。礼是养护生命最根本的手段，“故人莫贵乎生，莫乐乎安，所以养生安乐者莫大乎礼义”[4]299。当生与死被纳入到礼的规范之中，人的生命也被赋予人文意义从而融入到人类社会之中。“故丧礼者，无它焉，明死生之义，送以哀敬而终周藏也。故葬埋，敬藏其形也；祭祀，敬事其神也；其铭、诔、系世，敬传其名也。事生，饰始也；送死，饰终也。终始具而孝子之事毕，圣人之道备矣。”[4]371在制度的规范下，现实社会中的哀丧、祭祀都具有强烈的人文意义，“明死生之义”，就是明了生命传承、宗族延续的意义，生命的传承、宗族的延续成为人类社会运行变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生命融入到制度之中时，荀子一方面强调了制度对个人的约束规范；另一方面，个体生命只有通过制度融入到人类社会之中，才能超越自然生命的局限而趋向于永恒，“故一朝之日也，一日之人也，然而厌焉有千岁之固，何也？曰：援夫千岁之信法以持之也，安与夫千岁之信士为之也。人无百岁之寿，而有千岁之信士，何也？曰：以夫千岁之法自持者，是乃千岁之信士矣。故与积礼义之君子为之则王，与端诚信全之士为之则霸，与权谋倾覆之人为之则亡。”

二、制度史观的变化

荀子认为，礼是人类社会的终级价值之所在，是人类之所以为人类的本质，不可变更。但是荀子并不缺乏时变的观念，人类社会的具体制度可以在核心原则不变的基础上损益以应对时变，历史化为制度在人类社会中的损益传承。

（一）礼义之统——制度在历史中的常道

礼的产生，是人类别于禽兽的标志，是人类社会最根本的典章制度，蕴涵着不可变更的根本法则，而成“礼义之统”。“统”，这里指纪纲、纲纪[4]94，“由百王累积之法度，统而一之，连而贯之，成为礼义之统，而后乃可以言治道。不苟篇云：‘推礼义之统，分是非之分，总天下之要，治海内之众，若使一人。’所谓‘礼义之统’，简言之，即是‘礼宪’之意。礼宪是组织社会人群的法式，将散漫而无分无义之人群，稳固而贞定之，使之结成一客观之存在，此便是礼宪之大用”[3]106。在通达百王所累积法度的基础之上，统而一之，连而贯之，把握住其中所包含的根本法则，把握住“礼”，以之为人类社会秩序规则的纲领、准则，就是“礼义之统”。《荀子•劝学》篇说：“将原先王，本仁义，则礼正其经纬蹊径也。若挈裘领，诎五指而顿之，顺者不可胜数也。不道礼宪，以《诗》《书》为之，譬之犹以指测河也，以戈舂黍也，以锥飡壶也，不可以得之矣。故隆礼，虽未明，法士也；不隆礼，虽察辩，散儒也。”[4]16王先谦注：“宪，标表也。”[4]16礼宪，就是以礼为标准、准则。以礼为纲领，就可以提纲挈领，使人类社会的秩序规则成为有机的整体；以礼为标准、准则，则可以使制度合乎天理人情，合乎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需要。依于礼而行之就是“道”，“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4]122。人道就是古圣先王一以贯之的礼义之道：“先王之道，仁之隆也，比中而行之。曷谓中，曰：礼义是也。”[4]121-122“道”是历代圣王治理社会的根本方法，“百王之无变，足以为道贯”[4]318。此道是礼义之道，本于天理，本于人情，反映了天地万物、人类社会最本质的秩序规则，范围天地，贯通古今，“圣人知心术之患，见蔽塞之祸，故无欲无恶，无始无终，无近无远，无博无浅，无古无今，兼陈万物而中悬衡焉。授异不得相蔽以乱其伦也。何谓衡？曰：道”[4]394。无远无近，无古无今，通达于一切事理，“坐于室而见四海，处于今而论久远，疏观万物而知其情，参稽治乱而通其度，经纬天地而材官万物，制割大理，而宇宙里矣”[4]397。不会随着时间的流变，世事的变迁而改变：“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类度类，以说度功，以道观尽，古今一度也。类不悖，虽久同理，故向乎邪曲而不迷，观乎杂物而不惑，以此度之。”[4]82类不悖，虽久而同理，则古今同情，百王之道不变，“古今一度也”，礼义之统就成为制度在历史中的常道。荀子特别强调百王之所同之处：“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均平，莫不治辨，是百王之所同而礼法之大分也。若夫贯日而治平，权物而称用，使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徒有数，丧祭械用皆有等宜，以是用挟于万物，尺寸寻丈莫得不循乎制度数量然后行，则是官人使吏之事也，不足数于大君子之前。”[4]221-222具体的制度可以由“官人使吏”根据实际情况变化制定，而礼法之大分，礼法之枢要则百王之所同，不可变更，也无法变更。所以“况夫先王之道，仁义之统，《诗》《书》《礼》《乐》之分乎。彼固天下之大虑也，将为天下生民之属长虑顾后而保万世也”[4]68。先王殚精竭虑，所创设的礼义之统已经反映了人类社会秩序规则的本质，无需后代变更，礼义所规定的内容“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始则终，终则始，与天地同理，与万世同久，夫是之谓大本”[4]163。与天地同理，与万世同久，就是人类社会存在的根本。百王而无变，礼义就成为圣圣相承的传统。《荀子•成相》篇历数圣王的善言善政，历代圣王所传，百王所不变之处，在于“先王之道，仁之隆也，比中而行之。曷谓中？曰：礼义是也”[4]121-122。所传是礼义之统，是人类社会的制度本质。历代圣王，依于礼义，尚德推贤，损益以应对时变，圣圣相承，成就起人类社会根本的传统。

（二）循旧名与作新名——制度在历史中的变道

虽然非常强调历史当中“百王之所同”、“百王之无变”的常道，荀子并不缺乏对事物变化的认识。荀子对天地人世间的变化运行有着深刻的体会。“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4]308-309“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4]366，“天地则已易矣，四时则已徧矣，其在宇宙中者莫不更始矣”[4]373。天地万物本来就处于随时运行变化之中，所以说“大道者，所以变化遂成万物也”[4]541，只有在变化之中才能成就万事万物。天地万物变化所显现的时间特性，就是时世变化。“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时以序”[4]355，四时的变化迁移，即是时间的流变。时间落实到人类社会变迁中，就成为“世”。“世之衰”[4]459“世之灾”[4]458所说的都是世运变化，所以说：“尧授能，舜遇时，尚贤推德天下治。虽有贤圣，适不遇世孰知之？”[4]462“嗟我何人，独不遇时当乱世！”[4]467其所遇就是世运变化。时间落实到个人身上，就成为时遇。“遇不遇者，时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时，虽贤，其能行乎？苟遇其时，何难之有？故君子博学、深谋、修身、端行以俟其时。”[4]527人莫不有死生，“死生者，命也”，命就是不变的必然规律，但对每一个个体来说，什么时间死，则是处于变动之中。“楚王后车千乘，非知也；君子啜菽饮水，非愚也：是节然也。”[4]312王先谦注：“节，谓所遇之时命也。”[4]312楚王虽享有权势，不是因为他有什么智慧；君子虽处于穷困，不是因为其愚而不贤，而是因为“时命”。天地人世虽然处于随时变化运动之中，但是人可以把握事物运行变化的规律，“所志于天者，已其见象之可以期者矣；所志于地者，已其见宜之可以息者矣：所志于四时者，已其见数之可以事者矣；所志于阴阳者，已其见知之可以治者矣”[4]310-311。依据礼义的原则应对天地人世间的流行秩序，采取相应的行动，“修百王之法若辨白黑，应当时之变若数一二，行礼要节而安之若生四枝，要时立功之巧若诏四时，平正和民之善，亿万之众而博若一人，如是，则可谓圣人矣”[4]130。

这是一种“操术”的能力：“君子位尊而志恭，心小而道大，所听视者近而所闻见者远。是何邪？则操术然也。故千万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后王是也。君子审后王之道而论于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议。推礼义之统，分是非之分，总天下之要，治海内之众，若使一人，故操尔约而事弥大。”[4]48-49以己度人，以情度情，把握操术，“以义应变，知当曲直”[4]42，就可以据道而知天地变化，通权达变，损益因革具体的制度以应对时世变化：“若有王者起，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4]414循于旧名，则“刑名从商，爵名从周，文名从礼”[4]411。刑名为刑法，爵名为官吏制度，文名为节文、威仪，礼义之统未变；作于新名，则“散名之加于万物者，则从诸夏之成俗曲期，远方异俗之乡则因之而为通。……是散名之在人者也，是后王之成名也。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则慎率民而一焉”[4]412-414。通达于世事变化，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验名[4]411，损益因革具体制度。《荀子•正论》进一步阐释圣王如何变通以应对具体的世事：“彼王者之制也，视形势而制械用，称远迩而等贡献，岂必齐哉！故鲁人以榶，卫人用柯，齐人用一革，土地刑制不同者，械用备饰不可不异也。故诸夏之国同服同仪，蛮、夷、戎、狄之国同服不同制。”[4]329形势不同，具体的制度也就必相同，这就是制度在历史中的“变道”。因此，天地人世间虽然有时世变化，然道体常而未变，先王据道由类，而定礼义之统，礼义之本未变。所以应对时变，以常道贯之，“百王之无变，足以为道贯。一废一起，应之以贯：理贯不乱。不知贯，不知应变，贯之大体未尝亡也。乱生其差，治尽其详。故道之所善，中则可从，畸则不可为，匿则大惑”[4]318。若能应对得当，则“与时迁徙，与世偃仰”[4]85，“若是则万物得宜，事变得应，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则财货浑浑如泉源，汸汸如河海，暴暴如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臧之”[4]187。而能成大圣：“所谓大圣者，知通乎大道，应变而不穷，辨乎万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者，所以变化遂成万物也；情性者，所以理然不、取舍也。是故其事大辨乎天地，明察乎日月，总要万物于风雨，缪缪肫肫，其事不可循，若天之嗣，其事不可识，百姓浅然不识其邻。若此，则可谓大圣矣。”[4]541-542在任何时候人们都应当根据不变的大道，通达以应对时世变化，以达至天地人世的和谐。总之，荀子以礼为人类社会的制度本质，以礼为核心，构建了理想的制度世界，成为人类社会价值之所在。在人类社会的变化运行过程中，制度当中有常道，即是礼义之统，是人类社会存在的本质所在，不可变更；有变道，即是具体制度依时世变化而损益增减。制度的常与变构成了历史发展的意义之所在，荀子的历史化为制度的损益传承。

（三）法后王——当下人类社会的理想制度模式

礼义之统虽然不会变化，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具体的制度规范难以长久流传，“五帝之外无传人，非无贤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无传政，非无善政也，久故也。禹、汤有传政而不若周之察也，非无善政也，久故也。传者久则论略，近则论详，略则举大，详则举小。愚者闻其略而不知其详，闻其详而不知其大也，是以文久而灭，节族久而绝。”[4]82-83只知死守先王之道则难以应对当前的时世变化。所以荀子认为，现实中的制度应当“法后王”。首先，后代圣王的制度规范具体而完善。“圣王有百，吾孰法焉？故曰：文久而息，节族久而绝，守法数之有司极礼而褫。故曰：欲观圣王之跡，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彼后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后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犹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故曰：欲观千岁则数今日，欲知亿万则审一二，欲知上世则审周道，欲知周道则审其人所贵君子。故曰：以近知远，以一知万，以微知明。此之谓也。”[4]79-81先王后王，其统类无变，其根本的法则无变，“故百王之法不同若是，所归者一也”[4]220。法后王，同样是继承了人类社会的礼义之统，但由于其制度完备，因而在当世有更大的可行性。其次，后王制度适应时代的变化。“若有王者起，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然则所为有名，与所缘以同异，与制名之枢要，不可不察也。”[4]414-415时世的变化，必然使具体的制度需要变化更改，人要根据时世变化而更改具体的制度规范，“法后王，统礼义，一制度，以浅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万，苟仁义之类也，虽在鸟兽之中，若别白黑，倚物怪变，所未尝闻也，所未尝见也，卒然起一方，则举统类而应之，无所儗怍，张法而度之，则晻然若合符节，是大儒者也”[4]140。因此，如果要确立当下人类社会的理想制度，应当法后王而一制度，隆礼义而杀《诗》《书》，所以“王者之制：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道过三代谓之荡，法贰后王谓之不雅。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徒有数，丧祭械用皆有等宜，声则凡非雅声者举废，色则凡非旧文者举息，械用则凡非旧器者举毁。夫是之谓复古。是王者之制也”[4]158-159。王先谦注：“论王道不过夏、殷、周之事，过则久远难信。法不贰后王，言以当世之王为法，不离贰而远取之。”[4]158复古，是复三代故事，而非尧舜先王。现实人类社会中具体的制度规范要法于后王，而不必去追索远古飘渺难信的圣王礼仪。

三、客观的历史评价

荀子的历史评价仁知并重，既注重礼法的客观准则，又注重内在的道德修养，做到了“仁知且不蔽”[4]393，有较强的客观性。礼法是规范人的行为、社会运行秩序的客观准则，“礼之于正国家也，如权衡之于轻重也，如绳墨之于曲直也。故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不宁”[4]495。礼又是人内在道德修养的基础。对个人来说，“其善者伪也”[4]434，就是要通过学习和修养，节制人的本性，达到对礼的内在认同，对礼的内在认同的过程也就是内在道德修养形成的过程。以能否符合礼法的客观准则和能否形成内在的道德修养为双重标准，荀子把治理国家的方式分为四种。第一种是王。王者能够通过学习内在的认同礼，并以此出发在政治活动中遵循礼治，充分实现儒家内圣外王之道，是最高的理想模式。第二种是霸。霸者在个人修养方面“险污淫汏”[4]106，“曷足称乎大君子之门”[4]106。但是能认识到治理国家的礼法准则，不失“大节”[4]106，所以也能使国家强盛稳定，称霸天下。第三种是存，统治者在政治活动中能够遵循礼法的某些准则，勉强维持国家生存。第四种是亡，统治者不能克制自己的私欲，荒淫无度，不能遵守治理国家的客观准则，无法维系国家的存在而至于灭亡。所谓“具具而王，具具而霸，具具而存，具具而亡”[4]171。荀子认为齐桓公、管仲成就的是霸主事业。他们的行为不能从内在道德修养出发，但是能认识到在政治活动中应当遵守的准则，所以也就能达至称霸天下的客观效果。“论法圣王，则知所贵矣；以义制事，则知所利矣。论知所贵，则知所养矣；事知所利，则动知所出矣。二者，是非之本，得失之原也。故成王之于周公也，无所往而不听，知所贵也。桓公之于管仲也，国事无所往而不用，知所利也。吴有伍子胥而不能用，国至于亡，倍道失贤也。故尊圣者王，贵贤者霸，敬贤者存，慢贤者亡，古今一也。”[4]452-453齐桓公能知道用管仲之利，所以能霸天下；管仲能以德辅桓公，善变通，“‘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5]392，从功利出发遵守礼法的客观准则，“内足使以一民，外足使以距难，民亲之，士信之，上忠乎君，下爱百姓而不倦”[4]247，可以为“功臣”[4]246“贤者”[4]45“次忠”[4]254。所以，内在修养与礼法的客观准则，二者同为荀子的价值评价标准。以内在修养为标准，管仲不能由仁义出发而成为圣臣；以礼法的客观准则为标准，管仲能认识客观准则并作为行动的指导，所以能辅佐齐桓公称霸天下，成为功臣。管仲“力功不力义，力知不力仁”[4]500，“功臣”是荀子依照儒家的标准所给予的比较客观的评价。荀子对历史人物、历史事实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客观性。不因为现实人物的某些行为不符合价值标准，就否定他在其他方面行为的价值；同样，也不因为某些行为符合价值标准，就否定他还有缺陷。荀子评价历史，依据礼的客观准则与内在道德修养相结合的原则，形成了等级。所以有众人、小儒、大儒；有王、霸、存、亡；有圣臣、功臣、篡臣、态臣。

总而言之，作为先秦儒家的集大成者，荀子深入的探索了社会和自然，进一步明确了人类社会的制度本质，以礼为核心，构建了理想的制度世界，为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作出了合理的解释。在人类社会的变化运行过程中，制度当中有常道，即是礼义之统，是人类社会的本质所在，不可变更；有变道，即是具体制度依时世变化而损益增减。制度的常与变构成了历史发展的意义之所在，历史化为制度的损益传承。同时，从知性的态度出发，以能否符合礼的客观准则和能否形成内在的道德修养为双重标准，荀子历史评价具有较强的客观性，做到了仁知且不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