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伦理和当代伦理学形式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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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类的知识增长与其物质文明的进步总是相辅相成的。但这是否意味着作为体系化的知识学科、尤其是像诸如伦理学这样的经典人文学科，也会随着人类文明的进展而产生根本性的知识结构或知识范式的转变？对此，人们一直存在着不尽一致的看法。确切地说，人们看法的分歧并不在于是否会发生这种转变，而在于这种转变究竟是何种意义上的转变？其转变的程度或性质究竟如何？很显然，人类的知识增长与知识积累常常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不同只在于观察者或评估者所站的学术立场或理解意图。

通常说来，对于像伦理学这样的经典性人文学科来说，人们更看重其知识积累方面而非其知识增长方面。这是因为，一方面，学科知识的经典性或权威性主要源于其知识积累性效应，而道德伦理本身即是人类价值意识和价值规范的文化积淀，因而，作为以其为研究对象的伦理学知识也具有传统积累性的特性；另一方面，在人类社会的实际生活中，道德伦理本身、以及作为其知识形态的伦理学的改变，往往具有特别明显的（相对于其他文化现象和知识体系而言）文化敏感性。这就是说，人们常常容易把道德伦理和伦理学知识的改变，看作是某个时代和某个社会发展重大文化价值转型或秩序变动的重要的、甚至是根本性的文化症候。与之相对，对于像经济学这样一些现代性的社会科学和诸如技术物理一类的现代技术科学来说，人们看重的则是其知识增长效应。原因在于，现代社会和现代人对于这些学科有着远为急迫和强烈的工具性实用价值的需求。这一点正是为什么现代社会特别强调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的重要理由之所在。可是，知识技术的创新与知识本身的积累是无法断然分离开来的两个风火轮，缺其一，则无其二。这是永远存在于传统经典学科与现代技术学科之间不可忽略的源流关系。

更为重要的是，知识的门类区分并非源自知识生产本身，毋宁说知识类型学的根源在于人类生活世界和生活方式本身的多样性。知识之源在于人的生活实践。我们不能说，哪一门知识学科比其他知识学科更为重要，但生活实践本身的运行规律和价值指向，肯定会在某一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使得一些知识学科比另一些知识学科显得更为突显，因之其知识生产或增长的速度也更快一些。这种知识增长方式的变化，同样是由人类自身的生活实践需求所决定的。但是，当某一生活实践发展与之相应的知识增长突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产生对某些其他相关实践和知识条件的要求。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社会经济生活经验的迅疾增长，似乎也到了这样一种需要其他知识条件支援的时候，伦理学就是这种被需求的友邻知识学科之一。

我曾经说过，我们这个时代和社会的基本特征是经济中心、文道边缘。也许这样的描述并不确切。“经济中心”不假，但“文道边缘”则不能一概而论，尤其是当我们把所谓“文道”不只是理解为经典意义上的文、史、哲一类传统文科知识，而是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知识科学的话。比如说，经济学、法学等“文道”就非但没有被边缘化，反而是借助经济中心和社会改革的热潮而变显赫起来，成为当今文道的中心和热门。而且，当社会经济的结构性改革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即：经济自身的结构性变化不仅突破了原有的框架，而且也已经处于新的结构性重建，包括经济制度和秩序的重建的关键时期，这时候，社会法制（政治）秩序的重建就成为其能否取得最终成功所必需的制度条件之一，进而，社会道德伦理规范的重估和重整也就紧接着成为社会改革目标得以达成的充分必要条件。换句话说，社会法制秩序和社会伦理秩序是建立并确保社会经济秩序良序运转的充分必要条件。如果说，在社会经济改革初期，思想理论和道德价值观念的解放更显迫切和必要的话，那么，随着社会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彻底，它对于社会政治法制和道德伦理的条件支援或支撑的需求就会变得日益高涨和急迫。

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公共权力管理者的国家政府制定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基本国策。作为现代公共社会的治理方式，德与法既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范围、层次和功能，又具有共同的或相似的治理目标，这就是为社会的经济改革和发展、乃至为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转型重建规范和秩序。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伦理学理论或知识的研究开始发生悄悄的然而却是十分重大的范式转型。这一范式转型的重要标志和特征之一，就是作为现代规范伦理学之优先目标的社会制度伦理研究日趋突出。

依我个人的理解来看，所谓制度伦理，主要是指以社会基本制度、结构和秩序的伦理维度为中心主题的社会性伦理文化、伦理规范和公民道德体系，如制度正义、社会公平、社会信用体系、公民道德自律等等。制度伦理包括三个基本的层面：(1)以国家根本政治结构为核心的社会基本制度伦理系统；(2)以社会公共生活秩序为基本内容的公共管理——与狭义的行政管理或企业管理不同——伦理系统；(3)以公民道德——与一般意义上的个人美德不同——建设为目标的社会日常生活伦理系统。

这三大系统共同构成了社会制度伦理体系的基本内容和方面。这其中，社会的基本制度伦理系统主要是通过国家政治和法制的构成性建制、及其赖以确立的基本政治理念或政治价值而表现出来的。社会的基本制度由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体制所组成。基本政治制度首先由国家根本大法即国家宪法奠基；其次是在此基础上由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制定一系列相关的国家法律；再次是由国家政府及其所属行政部门依据宪法和相关国家法律所制定的各种行政法规、条令；最后是国家通过有关行政部门依据以上法制、法规系统具体制定的有关政策，包括某些区域性或地方性行政政策和条令等具有政治组织和政治体制化特征的规章制度。当代美国著名的政治哲学家和社会伦理学家罗尔斯曾经强调指出，国家宪法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根本，在社会基本制度体系的建构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它是确保社会和国家保持稳定的根本前提和基础，而对于政治哲学来说，“稳定性”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作为当代美国和西方新自由主义的中坚人物，罗尔斯的这一见解是耐人寻味的：如果坚持古典自由主义（如，洛克、密尔、康德等）“个人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的政治信条，那么，又如何“使宪法高于一切”的政治制度原则不与该政治信条发生冲突？在罗尔斯看来，如果说在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度里，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必须给予优先的政治考虑的话，那么，作为保障所有公民个人之基本权利和自由的根本政治制度，国家宪法同样具有神圣不可僭越的地位。不同在于，上述政治信条是相对于“每一个人”的，而国家宪法是相对于“所有公民个体”的，其间的区别正是作为权利主体的个人（生命存在单元）与作为国家主体的公民个体（社会存在单元）之不同。这也正是罗尔斯为什么既不想放弃个人自由权利优先的经典自由主义原则，又要坚持一种“平等主义的公平正义”之社会政治理念和伦理价值原则的深层原由。这是一种现实主义的现代政治哲学：只有保证和促进所有公民的自由权利得到公正平等的发展，才能真正持久地保证和促进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从而最终较为稳妥而和谐地保持社会的秩序和稳定。我相信，罗尔斯的这一思路是值得认真对待的。如果这一政治哲学的思路是真实可行的，那么，社会的基本政治制度系统的伦理维度就不难理解了：政治正义是制度正义的基础和前提，当然也是整个制度伦理的价值基础和底线。

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是某一特定社会所选择制定的经济生产的组织方式和经济生活方式体系。现代社会得以生成的基本条件之一，是它创造了不同于传统社会之自然生产方式的现代社会化、工业化、信息化的生产运作方式，其中，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都是或曾经是现代社会用以替代传统自然经济方式的选择模式。但在反复的实践比较中，人们发现，市场经济是一种比计划经济更为有效率、也更为合理的现代经济模式。因此，现代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主要是建立在市场经济模式之基础上的经济制度体系。经过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我国以宪法的形式确立了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经济制度体系，并正在不断的改革和完善之。

经济制度同样需要制度伦理的价值支撑。具体地说，经济制度的正当合法性不仅需要以其经济有效性（效率价值标准）来证明它自身，而且同样也需要以其道德伦理的正当合理性来证明它自己，从而使社会对经济制度的创制和选择具有充分正当的理由和普遍有效的社会合法性。一般说来，判断社会经济制度的合法与否或者好坏如何的第一标准是经济效率。经济制度的低效率或无效率既无经济合理性，也无道德正当性，因而是不可接受和持久的。这就是说，效率既是判断经济制度的经济价值标准，也是其价值判断的道德价值标准。然而，效率并不是经济制度唯一的道德维度，与效率相辅相成的另一个判断经济制度之正当合法性的伦理价值维度是分配正义。如果说，效率是社会经济生产的价值目标，那么，正义或公正则是社会经济利益分配的基本价值原则，两者共同构成社会经济生产方式和经济生活制度的价值基础。如果说，只有公正没有效率的经济制度不可能真正长久地保持其公正，那么，只有效率没有公正的经济制度同样也不会真正长久地保持其效率。制度伦理所确认的基本价值目标是有效率的公正和有公正的效率。这才是制度伦理在社会经济制度层面所要探究和论证的基本主题。罗尔斯在其《正义论》和《政治自由主义》两部代表作中反复强调的一个主题思想就是，对于一个值得人们欲求的现代民主社会来说，效率、公正和稳定（秩序）乃是三个既相互关联、又具有同等意义的价值目标。制度伦理的研究主题就在于，社会的制度化实践过程是如何体现、且在多大程度上体现这三大价值目标的。所以，即使是在经济制度的层面，我们也不可仅仅局限于制度的经济效率方面。在某种意义上，现代社会经济生活的制度化不单是为了减低经济生产和交易的成本，或者是为了促进和保证经济生产和经济交易的效率增长，它同时也是为了更有效和合理地协调各种社会利益关系，减少甚或消除社会经济生活中可能出现或实际出现的利益矛盾冲突，从而更有效地维护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秩序，使之能够真正维持长久的稳定和效率。

与社会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相比，社会文化制度的伦理维度要更为复杂。这是因为：首先，社会文化生活的制度化必然以某种社会意识形态为其观念导向和价值基础。其次，任何一个社会或国家的文化都是有其独特文化根源和文化传统的。与比如说经济制度不同的是，文化的传统既有其与时俱进的转型和发展，又有其民族性或地域性的文化谱系的自封性。而且，社会文化传统的转型远不如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变革来得那么直接、迅速和彻底。第三，文化制度本身的复合性和复杂性，使得文化制度及其伦理维度成为制度伦理研究主题中一个最为复杂的议题。作为一种上层建筑，社会的文化思想转变相对来说较为直接和迅速一些，但作为社会心理和文化传统的积淀，文化的制度化本身就具有社会伦理规范的特性。众所周知，所谓“道德”、“伦理”，本义是既成的社会风俗、礼仪和行为习惯的通称。文化具有生活规范和行为约束的力量。因此，社会文化的制度化过程本身就是社会伦理规范的生成过程。这一特点也正是社会道德伦理的改变为什么总是滞后于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之变革的主要原因所在。最后，由于道德伦理在整个社会文化系统中有着核心的地位和作用，有时甚至还涉及到诸如宗教信仰和社会人格的心理等深层次的问题，因而其制度化的伦理意味常常具有社会根本性和民族根源性价值建构的性质。作为长久维系社会共同体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命脉，它的建构或转型总是一件意义深远的社会事件。由于这些特点所致，社会文化制度的伦理维度就体现为社会文化认同、价值观念共识、公民道德规范等重要方面。在这一点上，我个人更倾向于当代共同体主义（或译“社群主义”）的基本立场。以罗尔斯等人为代表的当代自由主义思想家，出于对文化特殊性和人格主体化之于社会普遍伦理原则和政治原则建构的主观相对主义干扰的担心，不愿意过多地考量社会文化和道德的传统因素。但正如共同体主义思想家们所正确指出的那样，这种普遍主义的原则化约或制度简约的规范主义作法，不可避免地使现代制度伦理的建构尝试失去丰富的文化价值资源和必要的历史解释语境，人们对制度和规范本身的认同与践履将因此失去内在的美德根基。而我还以为，这种作法的后果甚至还可能最终导致抽象无根的规范主义强制和暴虐。

三、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我国，制度伦理的研究之所以会迅速发展成为当代社会伦理研究的前沿课题，根本上缘于社会生活的制度化趋势不断强化。在现代西方，制度伦理的研究直接缘于上世纪70年代初社会规范伦理学的复归，具体地说，就是以罗尔斯为思想领袖的社会正义伦理研究的复兴。在这一理论重心的转移过程中，罗尔斯在1971年发表的《正义论》一书，的确具有“轴心式转折点”（哈贝马斯语）的地位。但这一理论重心的位移，决不能仅仅被归结为某种学术观念或伦理学知识范式的转移效应。它首先是上世纪中后期西方社会生活现实的理论反映。上世纪60年代前后的美国，正值社会政治生活陷入深刻危机、社会秩序严重失序的严峻时期，反越战、反种族歧视运动、以及随之而起的青年激进“左派”思潮等等，都使得美国面临着空前严峻的社会秩序重建任务。而其时的欧洲也并未幸免于类似的社会因境。以法国为例，60年代的学生运动（如发生于1968年的著名的“五月风暴”）直接危及整个社会政治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罗尔斯曾经感叹，在社会生活如此紊乱不堪，社会矛盾如此尖锐冲突、社会秩序如此脆弱的情况下，还有什么比重建社会生活秩序更为急迫的呢？包括伦理学、政治哲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政治家有什么理由静守在语词逻辑分析的学术象牙塔里无动于衷呢？

时值今日，面临社会生活秩序建构课题的，已经不只是美国或欧洲这样一些西方国家，而是整个人类的生活世界。对于我们这个正处于社会改革开放前沿和社会现代化转型之关键时期的国度来说，这一课题无疑具有比任何国家或地区都更为急迫和显要的时代性、重要性。日见强劲的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使得当代世界呈现空前复杂的发展态势。“冷战”时代的两极张力业已消失，原有的两极均衡秩序不复存在。虽然我们仍然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和平与发展已然且依然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主题，但失却张力均衡制约的世界秩序不是更趋于稳定，而是更趋于失衡和紊乱。民族矛盾、地区冲突、各文化传统之间的差别和紧张、诸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分化、组合和冲突等等，都在加剧而非减弱。这一切都使得当今世界的生活舞台更像是一个等待重新洗牌的牌局，有待秩序的重构。在我国，社会现代化的急速转型，尤其是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经济制度转换，深刻地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生活秩序和生活观念，因之使社会生活秩序的重建成为最为急迫优先的社会工作。正是这一社会背景，让制度伦理和社会公共伦理的研究走到了伦理知识界的前台，并成为整个思想界和理论界的焦点话题。

社会生活秩序的建构基础是社会制度建设。制度伦理的第一要务就是为社会制度体系的建构提供必要的基本价值理念、道德论证和社会伦理资源。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生活的社会公共化和制度化程度日趋强化。或者说，它的生存与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社会制度资源的供应。当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多地聚集于社会公共空间而非私人领域时，也就意味着现代生活的社会化或公共性程度越来越高。社会公共生活的基本特征在于其公开、透明和秩序规范，而能够使其达于公开、透明和秩序规范的唯一有效方式，只能是社会生活的制度化。在政治伦理的意义上，制度即规范、即秩序。事实上，只要人们以社会公民的身份生活于社会公共空间，就会对社会产生秩序、安宁、关系和谐等方面的制度要求。因为只有合理良好的社会制度，才能从根本上长久地保证他们的个人权利和自由，保证他们私人生活的安宁，保证他们免除暴力、恐怖、侵犯和伤害。制度伦理的核心价值是公正，包括社会对公民个体权益的公正的制度安排、制度分配和制度保护。与其他政治方式或条件相比，比如说，与政治权威、特权保护、政治关系、集团依附相比，社会制度对公民个体权利或利益的安排、分配和保护才是真实公正和持久有效的。这是为什么现代人对社会制度的要求和依赖越来越高的根本原因。

但是，公民对社会制度的期待与信赖是建立在社会制度本身合理的前提之下的。社会制度不公，或者，社会制度难以履行其正义分配和正义保护的规范职能，不仅无法获得广泛的社会民意支持，而且会变成社会革命的直接对象。由此可见，制度伦理的核心在于正义的社会安排、规范和保护，质言之，制度正义是制度伦理的根本原则和最高目标，舍此，制度本身将失却其基本正当的伦理维度。

所谓制度正义，即社会契约和政治认同之基础上对社会全体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的正义安排、正义分配和正义保护，以及为实现此类正义所建立的各种政治规章和伦理规范。按照罗尔斯教授的研究，制度正义的价值标准，首先在于社会制度与社会普遍认可的正义原则之间的契合。这就是说，要建立正义的社会制度，必须首先达成普遍认同的正义原则。在这里，存在着一种普遍主义原则预定论的理论危险：仿佛社会是先有了一套普遍的正义原则，然后才按照这一正义原则建立起符合正义原则的社会制度。不过，这种危险仅仅是理论设想中的。事实上，任何一个社会的形成都必须从社会制度的建构开始，而社会制度的建构过程，同时也就是人们建立社会、寻求共同正义原则的过程。所以说，正义制度的建构与正义原则的达成乃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它们的建构过程必是相辅相成的社会化实践过程。

制度伦理的突显是一个现代性事件。在传统伦理文化的框架中，占据中心地位的是个人美德与人际伦理，道德的规范性并不具备严格的社会制度化特征，毋宁说，传统社会的道德规范更具有家庭—族群共同体（如传统中国）或家族—教派共同体（如西方和阿拉伯世界）的习俗礼仪式教化特性。进入现代社会后，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公共文化为基本制度特征的社会生活方式，大大提高了人们生活的社会公共化程度，以至于人们的生活角色更多地体现在他们作为社会公民而非作为个体自我的角色实践上。现代人的自我意识之所以空前强化，正是由于其所承担的社会角色要求与其自我认同之间的张力不断加深所致。这就是社会角色的辩证法：一个人对社会公共生活的参与愈深，社会角色的承担愈重，他或她对于自我独立的身份意识和个人自由的权利要求就愈强。所以，当欧洲自17、18世纪开始进入现代社会的文明进程中时，道德伦理便开始从传统的美德伦理类型向社会规范伦理甚或政治伦理的类型偏移，古典自由主义伦理学、特别是作为其成熟典范的功利主义伦理学（从洛克到密尔）的生存与突显，即是这一现象的典型反映。

然而，直到20世纪70年代，这种趋向社会规范伦理学的道德知识范式转移并没有直接促生制度伦理，相反，进至20世纪初，由于西方伦理学界对科学主义知识体系的迷崇，伦理学反而折向了专业知识科学化、逻辑条理化的技术化方向，元伦理学开始成为西方伦理知识的主流。70年代以后，以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为标志的当代规范伦理学的复兴，才使得社会制度伦理的研究成为现代社会伦理文化的合理期待和现实课题。在这一意上说，制度伦理研究的兴起可以被看作是当代伦理学范式发生新的转移的先兆。它既是现代社会生活本身的特征和发展趋势使然，也是现代性道德知识增长的一个值得注意的新的生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