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修身思想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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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是强调“修身”的文化。儒家的“修身”思想底蕴相当深厚，内容十分丰富，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完备的思想理论体系。本文试就儒家的修身思想体系作一些初步探讨，以就教于方家同仁。

一、儒家修身思想的人性论基础

儒家修身思想作为一个完善的文化体系，是以人性理论为其立论依据和思想基础的。儒家关于人性的讨论历史久远，贯通古今，其人性理论集中在人性善恶、品级及二种人性等问题上。

1．性分善恶。

孔子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孟子在此基础上对人性的性质进行了厘定，在孟子看来，人性是善的，他说：“人性之善也，犹水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上》）人性善的本质是先天的、与生俱来的。孟子从性善论出发，指出人应加强后天修养以使先天的善性得以扩充和发挥。荀子则不同意孟子的性善论，认为人性是恶的，提出了“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的命题。他说：“今人之性，生而离其朴，离其资，必先而丧之。用此观之，然而人之性恶明矣，所谓性善者，不离其朴而美之，不离其资而利之也。”（同上）荀子虽然认为人性是恶的，但是“可化”。他说：“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待礼义然后治。”（同上）“性也者，吾所不能为也，然而可化也。”（《荀子·儒效》）荀子根据性恶论，强调人们应该通过后天的道德修养来改变先天的恶性，“化性起伪”。

汉代扬雄从调和孟、荀人性善恶之争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人之性也，善恶混”（《法言·修身》）的命题。扬雄认为人性之中兼具善恶两种品性，“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同上）扬雄根据善恶相混说，认为应加强后天的修养，以为善人。进入唐代以后，李翱继承和发展了其师韩愈的人性理论，提出了性善情恶的观点。他说：“人之所以为圣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苦、怒、哀、惧、爱、恶、欲七者，皆情之所为也。情既昏，性斯匿矣，非性之过也。”（《复性书》）性是善的根源，情是恶的根源，性无不善，情有善有恶。人之所以有恶乃情所为，情迷乱了性。“情本邪也，妄也，”（同上）所以要“忘情”、“复性，”通过后天修养，恢复、扩充人的善性。

2．性分品级。

汉儒董仲舒的人性理论很具代表性，他提出了“性分三品”的学说。他说：“圣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筲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春秋繁露·实性》）“圣人之性”是上品，纯善无恶；“斗筲之性”是下品，恶而无善；“中民之性”是中品，“待渐于教训而后能为善。”（同上）可见，董仲舒的性三品说注重通过后天的修养和教化使人向善。

宋明理学的先驱韩愈也认为性有三品，他说：“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而已矣。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下焉者，恶焉而已矣。”（《原性》）韩愈的性三品说与董仲舒没有本质的区别，同样认为上品人性善而无恶，下品人性恶而无善，中品人性通过后天教化可导善恶。

3．性分二类。

张载首先提出把人性分为两类的观点，他说：“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正蒙·诚明篇》）“天地之性”是天地共同的本性，纯一至善；“气质之性”是气聚为形而后具有的属性，气有清浊之分，故性有善恶之别。所以必须努力做“善反”的修身功夫，变化气质之性，回复到天地之性。宋明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在张载、二程人性论基础上进一步论证和完善了两类人性的理论。他说：“论天地之性则是专指理而言，论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之。”（《朱子语类》卷第四）天命之性是气质之性的本然状态；气质之性则是无命之性受气质熏染发生的转化形态，是对每个人直接发生作用的现实人性。形而上的天地之性是至善的，形而下的气质之性是可善可恶的。人应加强后天的修养，祛除“污染”，修身向善。

二、儒家修身思想的核心和判断标准

儒家的修身思想主要是围绕“仁”来展开的，所谓“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中庸》）孔子就强调：“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可谓仁乎？”（《论语·雍也》）“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论语·阳货》）在孔子看来，博施济众，行恭、宽、信、敏、惠五者于天下，这就是仁德，也是修身思想的核心内容。孟子发挥了孔子的思想，提出了以仁义核心的修身思想。他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孟子·告子上》）“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上》）人心是仁，人路是义，内心修养达到了仁义境界，仁就会充塞于心中。

进入宋元明清时期，张载、程颢、朱熹、王夫之等人在孔孟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向前发展了以“仁”为核心的修身思想。张载提出了“民胞物与”的泛道德主义，强调以人心之“仁”泛爱天地万物。程颢认为先秦儒家的仁学强调博施济众、克己复礼的道德修养，这还不是“仁”之体，而只是“仁”之用，道德修养应以“仁”之根本为重。明清之际的王夫之说：“‘立人之道，曰仁曰义，’在人之天道也。”（《思问录·内篇》）仁义是圣人之德，人之修身主要是行仁义，不违天道，与天合德。

“仁”是一种主观的道德修养，是一种内在的道德自觉，为仁由己不由人。但是这种主观的道德修养何以可能？孔子认为要达到“为仁”的自觉性，必须把“礼”这种外在的约制，通过“仁”的德性修养，完全变成一种内在的、自觉的道德规范。“礼器，是故大备；”“制礼以节事。”（《礼记·礼器》）礼的功用是用来调节人的行为，使人修养成器，使人完备。要求“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人们的一切行为都要度于礼，立于礼，约之以礼，节之以礼，齐之以礼。这便是达到了仁。孔子要求治理国家是不但要“导之以德，”同时也要“齐之以理。”（《论语·为政》）孔子在教育弟子学习时，虽然首先要“博学于文，”但也要“约之以理。”（《论语·雍也》）在孔子看来，任何修养都必须以“礼”为规范，才能真正修成恰倒好处的德性，不然，这种德性就会转化为偏执的过错了。所以他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论语·泰伯》）荀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将礼看作人们言行的标准，“礼者，节之准也”（《荀子·致士》），礼是“法之大分，类之纲纪”（《荀子·劝学》），礼也是治国之根本，“隆礼重法则过有常”，“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荀子·修身》）。

儒家认为“礼”是衡量一个人修养好坏的唯一标准。“人藏于心，不可测度也。美恶皆在心中，不见其色也。欲一以穷之，舍礼何以哉？”（《礼记·礼运》）一个人修养的好坏、内心的善恶，都只能以“礼”来衡量，除了“礼”，还能用什么呢？《礼记》中还指出夏禹等六君子，“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常，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礼记·礼运》）这是说夏禹等六位国君无不谨慎地以礼行事，按照礼来彰明大义，考察诚信，明察过失，提倡仁爱，讲求辞让，向人们显示做人的常道。

三、儒家修身思想的基本模式和主要内容

儒家十分注重个人的自我修养和道德自律，即“修己”，并以此作为修身的基本模式。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修己功夫做得好，内可以持敬，外可以安人、安百姓。孔子认为，修身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一个人毕生坚持不懈的事情。《中庸》云：“君子不可以不修身”。“修身”乃为“天下国家九经之首。”（《中庸》）只有“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大学》）更何况“治国、平天下”呢。这就是说人只有提高了自己的品德修养，而后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从天子至百姓，一律要把自身的修养作为根本。不修己，就不能整治好家族，甚至不能行于妻子。

孟子从他的“性善论”出发，提出了一整套“尽心”、“求放心”的修己思想。“尽心”就是尽心官能思的特点，去发现、去扩充内心固有的善端。“求放心”就是要力求找回因不能“寡欲”而丧失的“善性”。可见，“尽心”、“求放心”都是讲究人的内心修养，即“修己”。荀子从“性恶论”出发，提出了“化性起伪”的修己方法。他说：“故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荀子•性恶》）强调通过人的主观修养和伦理道德的实践，“起礼义，制法度”，使先天之“恶”变为后天之“善”，从而转化人的“恶”的本性，使之符合道德规范。

成熟于先秦的儒家“修己”思想在汉代、宋明时期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尤以宋明理学家最具代表性。如:二程“损人欲复天理”的思想，朱熹“革尽人欲，复尽天理”的思想，陆九渊“修其本心、存心去欲”的思想，王守仁“去人欲，存天理”的思想。这些思想无不强调自我修养和道德自律的重要性。具体地说，儒家修身思想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内心修养和道德践履两个方面，具体包括“博学”、“正己”、“尚义”、“中和”、“多思”、“慎独”、“重节”、“重行”等方面。

一是“博学”。《论语》首句即为“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孔子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孔子所讲的学，是要求学好礼节，方能立身做人。否则，仁、智、勇、直、刚等品格就要流入弊端。孔子认为人要上进，就必须博学，做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论语•述而》）孔子还提出了“学而优则仕”的主张，“使之四方，不辱君命。”假如一个人“授之以政，不达；使之四方，不能专对”，（《论语·子路》）就不能为官。孟子提出了“先富后教”的思想。他认为民众富裕之后，还要“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孟子·离娄上》）教化人民，目的是使民众从内心“明人伦”，只要“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孟子·滕文公上》）政局自当安定，人心自当安宁，社会自当和谐，百姓自当乐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