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析雷雨的悲剧特点及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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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幕悲剧《雷雨》，作为我国戏剧大师曹禺的代表作，一部中国式的悲剧巨作典范。李健吾称之为“一出动人的戏，一部具有伟大性质的长剧”，是一部真正意义的悲剧。

《雷雨》写于20世纪前半叶，就题材来讲是家庭悲剧，并且触及了普遍意义上的悲剧主题，如个人的孤独，分裂的自我，神秘命运观，遗传与环境决定悲剧命运，以及人生的徒劳感。然而，由于作家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差异和个人经历的差别，又独具特点。《雷雨》中体现出的因果报应观念，并且带有民族特色和时代特征。

一、故事结构和情节设置

曹禺吸取英国戏剧创作流行的“三一律”的原则，组织了《雷雨》的情节。剧本在一天的时间(上午到午夜两点)、两个场景(周家客厅和鲁家住房)内，集中展开了周鲁两家前后30年的矛盾纠葛剧中的戏剧冲突非常集中，人物都以自己为纽结点，与他人构成多向的网状矛盾关系，而且其中任何一组矛盾冲突的出现与展开，都与其他矛盾纠葛、关联。周朴园力求维护自己的尊严和家庭秩序;繁漪要留住周萍，让他永远陪伴自己;周萍则要避开繁漪逃出周公馆;周冲在追着四凤;四凤又想跟周萍结合一起走;而侍萍却要把四凤带出周公馆使她脱离险地;鲁贵想能够永远保住在周公馆的饭碗;而鲁大海则要为工人阶级的利益同周朴园进行坚决的斗争。极端复杂、极端紧张的矛盾冲突，就这样一下子交代并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一切纠葛又在一瞬间爆发，读者还来不及细细琢磨它究竟酝酿着什么，剧中的八个人全失败了，这个家庭向观众刚交代和呈现出故事，就一瞬间坍塌，死的死，疯的疯，活着的人也陷入永世不能拔出的痛苦泥沼中。

曹禺在此设置了一种悖论结构:每一个人物都在推动着悲剧的发展，他们制造了这个悲剧，可是又都是悲剧结果的承受者。在面临生与死的二元抉择中，他们只能选择其一，死去的人和生存的人。《雷雨》打破了中国传统戏剧的二元结构，用一种崭新的视角深入解读了戏剧的模式，使戏剧的结构形式走向了多样化。

二、人物性格和人物命运

《雷雨》中一共只有八个人物，每个人物都有其丰富的性格，从而构成了整部作品的冲突。繁漪的发疯虽然蕴含着美的胜利、价值的确认，但是也意味着一个完整人格的毁灭。正是根据后者而不是前者，在审美中，我们才感受到她的悲剧性，把她作为一个悲剧人物来欣赏。周萍——他的自我同样犹疑摇摆于本我型人格和超我型人格的矛盾冲突中。他有时希望自己毫无羞耻心、道德感，完全受本能驱使，但这样会受到超我人格的谴责，感到痛苦;有时又希望自己像他父亲那样成为一个有道德而无情欲烦扰的人，但这样又会受到本我欲念的诱惑。同样感到痛苦。他的悲剧性正在于因乱伦而引发的人格冲突和精神破裂。周冲，藏在理想的堡垒里憧憬着和平、真诚的社会生活。然而，父亲的专横，鲁大海的敌意，母亲的自私和歇斯底里，使他痛苦地感到幻灭的悲哀，对四风那盲目的爱使他和周围的一切极不协调。他站在梦和现实的边缘，现实的铁针一次次刺破他的理想，最终在追求中毁灭自己，死亡成为他生命的一种完成。周朴园纵是活着也只剩下一具阡悔苦痛的躯壳……

他们的悲剧性并不在于肉体的痛苦与毁灭，而在于精神的痛苦或毁灭。死亡成就了他们生命的完整，又是对生命本质的说明。《雷雨》就这样展示了人间最惨烈的悲剧，它发生于每一个普通的人，不是帝王国君(如俄狄浦斯)，也不是拯救世界的英雄(如哈姆雷特)，它是中国戏剧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平民悲剧。

三、中心思想和精神表达

在悲剧中，人的欲望、情感、意志、能力体现着人类的本质力量，但都不可避免地遭受挫折、磨难，甚至是厄运，而且不可能在现实中实现。这就构成了“历史必然的要求与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冲突”。在这种悲剧冲突中，主人公不仅要同为其造成挫折、磨难的强大外在力量搏斗，往往还要同主体的内在本质力量进行搏斗。

在《雷雨》里，无论善恶，也无论强弱，无论是谁，最后都未能摆脱其悲剧性命运，周朴园如此强悍、精明，繁漪如此热烈、执拗，四凤如此善良、美丽，侍萍如此小心、谨慎，周萍如此忏悔、自责，周冲如此天真、幼稚，但谁都逃脱不掉死亡与苦难。作者直面人生死亡，不给主人公任何苟活的机会。即使活下来的人也是灵魂死去、一如行尸。曹禺故事结构中重复着这样的内容:激隋生命在残酷的现实中要么被毁灭和消失殆尽，要么在现实中被压抑、扼杀，使得现实生命如一具空壳，处于一种麻木的存在状态，“死人抓住活人”。

《雷雨》的悲剧根源已经触及了人性的危区，季自私、趋利。有人认为它是一部命运悲剧，反映了命运对人的捉弄和人的生存困境。还有人认为则认为《雷雨》是一部社会问题剧，表现的是反封建和个性解放的主题。周扬在《论〈雷雨〉和〈日出〉》中说:“《雷雨》和《日出》无论在形式技巧上，在主题内容上，都是优秀的作品，它们具有反封建反资本主义的意义。”应该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周扬的这一论断成了《雷雨》的权威解释。

应该承认《雷雨》中有命运悲剧的因素存在。《雷雨》有着过多的巧合，人物的血缘关系也错综复杂。曹禺在《雷雨》序中这样说道:“我是个贫穷的人，但我请了看戏的宾客升到上帝的座，来怜悯地俯视着这堆在下面蠕动的生物。他们怎样盲目地争执着，泥鳅似地在情感的火坑里打着昏迷的滚，用尽心力来拯救自己，而不知千万仞的深渊在眼前张着巨大的口……在《雷雨》里，宇宙正像一口残酷的井，落在里面，怎样呼号也难逃脱这黑暗的坑。”《雷雨》的结尾，死的死，疯的疯，走的走，连最有理由活着的四凤、周冲死了，而经历了这一切又最不愿活着的鲁妈与蘩漪却偏偏活了下来，这是人的命运的非理性一面。

《雷雨》也是一部社会问题剧，它暴露了封建大家庭的罪恶，描写了封建家庭的专制蛮横和对人性的扼杀，周萍与蘩漪的乱伦跟封建大家庭对他们的压制与内心的苦闷是有关的，可以说是对封建家庭的一种畸形的扭曲的反抗，蘩漪身上也带有新女性的个性特点，曹禺还在周冲等人物身上提出了青年问题，表现了对未来社会的憧憬等。同时，《雷雨》写于20世纪三十年代初，受时代现实的影响，作者也反映了当时尖锐的阶级矛盾。在剧中，作者就揭示了以鲁大海为代表的工人阶级和以周朴园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即劳资矛盾)。《雷雨》也因此被公认为一部深刻的现实主义作品。

同时，也是作者个人生活经历的投影。曹禺幼年家庭很阔绰，但在精神上他是苦闷的:“整个家庭都是郁闷的。每天可以听到和看到许多乱七八糟的事。像周朴园逼蘩漪吃药的那类事情，从我的亲戚、朋友的口里经常可以听到”。他还说:“我对自己作品里写到过的人和事，是非常熟悉的。我出身在一个官僚家庭里，看到过许多高级恶棍、高级流氓;《雷雨》、《日出》、《北京人》里出现的那些人物，我看得太多了，有一段时期甚至可以说是和他们朝夕相处。因此，我所写的就是他们所说的话、所做的事。”他的父亲对子女相当严厉，动不动就发火，这种令人窒息的家庭生活和他所了解的很多乱七八糟的事，在曹禺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使他从小就对封建制度和上流社会感到憎恶。所以作者写《雷雨》是有许多历史事实与自身一些经历、见闻作根据才写的，可以说，他写蘩漪的“郁热”和《雷雨》中“吃药”那场戏，其中就包含了他在自己家庭中“受压抑”的真实感受，有着作者个人生活经历的投影。

总之，《雷雨》的悲剧根源绝不是单一的，只有把《雷雨》当作社会悲剧与命运悲剧的双重结合来阐释，才能深化我们对剧中人物、戏剧冲突等各方面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