诠释传记文学理论及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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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胡适传记文学理论建设作品创作

论文提要：胡适在批判我国古代传记的缺点和吸收西方现代传记文学长处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种新的传记文学思想。他是我国最早提出和使用传记文学名称的人。从上世纪20年代初到50年代末一直都在提倡传记文学，并以创建传记文学理论和努力创作两方面的实绩奠定了其在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发展史上显著而重要的地位。

胡适是海内外著名的学者，在文学、史学、哲学等诸多学科都作出了开风气的重要贡献。在传记文学方面，胡适是我国最早提出“传记文学”名称的人。他大力提倡传记文学，开现代中国传记文学理论之先河;同时还身体力行，积极创作，为我国传记文学的写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范例。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及作品，在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上占有显著而重要的位置。研究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及创作，正确认识和评价他在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上所占的地位，对于推进我国当代的传记文学理论建设与创作繁荣有着积极的意义。本文试根据胡适传记文学理论逐步演进的特点将其分为酝酿、成型、成熟三个历史阶段，并结合其写作实践作一综合考察，借以阐发胡适对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开创性贡献。

一、“传记文学”出台前的思想准备

在我国，传记是一种古老的历史体裁。早年胡适在中国公学读书时就对传记感兴趣,1908年在《竟业旬报》上曾发表过他最早写的《姚烈士传》、《中国第一伟人杨斯盛传》和《中国爱国女杰王昭君传》等短篇传记，并明确表明其写作目的在表彰豪杰，“使大家来崇拜”师法他们。1910年胡适去美国留学后，由于受西方传记的影响，对中国的传统传记作了认真反思。他于1914年9月23日写的一则札记(《藏晖室札记》卷七第一条)，曾把中国传记同西方传记作了一番比较研究，认为中西传记存在明显的差异:“吾国之传记，惟以传其人之人格。而西方之传记，则不独传此人格已也，又传此人格进化之历史。”在列举了东西方传记的不同体例后他又具体地阐述了两者的长处和短处。从这条札记中我们可以看出，胡适对中国传统传记的否定多于肯定。其对我国传记存在缺陷的分析批评是深刻而中肯的，对于西方传记优劣的评析也是较为精当的。这种比较研究对他后来的传记文学理论构建及创作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后来之所以要提倡传记文学，到处劝老辈朋友写自传，主要动因就是对中国传统传记的不满和深感“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而另一方面他对西洋“传记文学特别发达”这一点则表示钦羡，他后来写作的传记文学也大抵是借鉴了西方长传的体例，如《四十自述》、《丁文江传》等。

虽说胡适留美时期写的这则札记与他后来的传记文学思想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但这还不是胡适提倡传记文学的开始。需要指出的是，长期以来在我国大陆和台湾学术界都有学者把这则札记看作是胡适最早提倡和使用“传记文学”名称的佐证，这实在是一个大失误。造成误解的直接原因是现在人们所看到的这条札记有个“传记文学”的标题。事实上《藏晖室札记》是胡适在留美时期的日记和杂记集，我们现在看到的“传记文学”这四个字作为分条题目，是上个世纪30年代初在这些札记交给亚东图书馆印行出版前，由胡适的朋友章希吕在帮助整理这批札记时拟加上去的。再从这则札记的实际内容看，其主题是比较东西方传记文体的差异，札记从头至尾并没有出现过“传记文学”字样，也没有对传记文学概念作任何阐释，很显然胡适当时说的只是“传记”而不是“传记文学”。而在胡适正式提出“传记文学”的名称之后写的有关文章或演讲中可以看出，他对“传记”和“传记文学”这两个概念的使用是有所区分的。因此，1914年胡适在美国留学时期还只能说是他传记文学思想的酝酿期。

二、“传记文学”名称的提出和“传记热”

在经过一个较长时期的思想酝酿，到了1930年前后胡适传记文学理论正式开始“亮相”。《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则是一个开篇。该文写于1929年末，序文开头说“传记是中国文学里最不发达的一门。这大概有三种原因。第一是没有崇拜伟大人物的风气，第二是多忌讳，第三是文字的障碍。接着通过具体分析阐述这三方面的原因，对中国几千年的传记文章作了深刻批判与否定，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他说的“新体传记”的三个条件与写作要求:一是“爱敬崇拜”伟大人物，二是“纪实传真”三是“传神写生”。这是胡适以文学的眼光来审视中国古老传记文化作出的看法。虽说“最不发达”，但明确把传记说成是“中国文学里”的一门，这表明此时的胡适已有了将传记纳人文学领域的思想，这种看法可说是超越前人的。因为传记在中国历来被认为是历史的范畴，此前他的前辈朋友梁启超倡导“史学革命”和创作的“近代传记”，“属于在历史范畴中的内容和体例上的革新”。虽说胡适在这篇序文里还没有提“传记文学”的名称，但“纪实传真”和“传神写生”这两点是他以后谈论传记文学时始终坚持的，说明胡适传记文学理论基石在这篇序言里已经奠定。

在时隔半年之后的1930年5月28日，胡适在给友人董授经先生的日记《书舶庸谭》作的序言中便正式提出了“传记文学”的书称:“日记属于传记文学，最重在能描写作者的性情人格，故日记愈详细琐屑，愈有史料的价值。这是胡适第一次使用“传记文学”的名称，也是中国最早提出“传记文学”名称的第一人。这在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前的中国文坛有传记文学之实而无传记文学之名，“传记文学”名称的提出，使传记文学名正言顺地登上了中国文艺舞台，它标志了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一个新的开端口从‘旧记属于传记文学”这一说法可以看出胡适所说的“传记文学”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日记属于非正式自传，胡适后来说过他在美国留学时期的日记“就是我的留学时代的自传”，而在西方人眼里“自传是传记文学的嫡亲或特殊形式”，后来胡适也是把自传作为传记文学重要成员大力提倡的。在这篇序文里胡适虽然没有对什么是传记文学作具体阐释，但却揭示了传记文学的两个重要特点和条件:一是能描写传主的性情人格，二是有史料的价值。这同上文说的“纪实传真”和“传神写生”这两点是完全一致的。因为“传神写生”、“描写传主的性情人格”原是文学的特长;而“纪实传真”才有史料价值。而历史与文学的结合，这正是传记文学的基本特征。值得注意的是胡适在《书舶庸谭·序》中还特别引述了日记作者做的情梦“柳丝一梦”，极富文学趣味，可见胡适对于传记文学在文学性方面的强调与重视。后来胡适在《<四十自述>自序》中又说:“我在这十几年中，……深深的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这对前面“传记是中国文学里最不发达的一门”的说法来讲，是胡适传记文学理论的一个进步。而“传记的文学”正好是对胡适“传记文学”概念的一个简明解释。这里“文学”是中心词，“传记”是修饰词起限制界定的作用，“传记文学”也就是传记性质的文学，它是一个独立的文学门类。胡适晚年在台湾作《传记文学》讲演中曾再次解释说:“今天我想讲讲中国最缺乏的一类文学—传记文学”，这是胡适把传记文学看成是一种文学门类的最直截的说明。

胡适是个实验主义者，在提倡传记文学方面，他也是一边进行理论构建，一边亲身投人创作实践。《四十自述》是他这一时期在传记文学上的又一个贡献。胡适在《<四十自述>自序》中说:“《四十自述》，只是我的‘传记热’的一个小小的表现”，而这场“传记热”的引发是:“因为深深的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所以到处劝我的老辈朋友写他们的自传。”胡适劝告朋友写自传的目的，是希望他们能用一种“笔锋常带感情”的健笔来“赤裸裸的记载他们的生活”，即写出他所倡导的“自传文学”来。那么其意义不仅可以“替将来的史家留下一点史料”，更重要的是“可以使我们的文学里添出无数的可读而又可信的传记来”。由此可见，胡适劝告友人写作自传(包括他自己写自传)，有着历史与文学的双重目的和意义，即“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这是胡适对“自传文学”创作提出的两点希望和要求，也是胡适提倡传记文学的根本目的。因为胡适对于传记文学所特有的史料价植和文学感化教育功能这两方面作用已有充分的认识和重视，所以他要大力提倡传记文学。

令胡适感到不幸的是，这班老辈朋友虽然都答应了，终不肯动笔。于是他便身体力行，于1930年6月开始写了他的第一部正式自传《四十自述》。虽说这是一部未完成的自传，但它作为胡适倡导传记文学的示范之作，体现了胡适的传记文学理想，既有“纪实传真”的史料价值，又有“写生传神”的文学特色，是值得重视和应该肯定的。关于《四十自述》的写作计划胡适在《自序》中作了说明:“我本想从这四十年中挑出十来个比较有趣的题目，用每个题目来写一篇小说式的文字，略如第一篇写我的父母的结婚。这个计划曾经得死友徐志摩的热烈的赞许，我自己也很高兴，因为这个方法是自传文学上的一条新路子。”可以看出，胡适在提倡传记文学，构想自传创作计划时是很注重“有趣味”这一特色要求的，这也是胡适在以后的有关文章和讲演中用来评判传记文学的一个重要标准。如何实现传记文学的“有趣味”?胡适认为在确保“纪实传真”的前提下，“遇必要时”可以“用假的人名地名描写一些太亲切的情绪方面的生活”，在追写传闻和某些记忆不清又没有法子证实的生活细节时也可以“用想象来补充”。因为这里出现一些人名地名的讹误和合理的想象虚构不影响基本史实的真实，相反还能够增添阅读的趣味。应该说胡适的这些想法和写作方法是可取的，而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并受到了友人的赞许。遗憾的是胡适上述的这种创作思想没有能够在自传写作的实践中坚定有力地贯彻到底，而是在“写完了第一篇，写到了自己的幼年生活，就不知不觉的抛弃了小说的体裁，网到了谨严的历史叙述的老路上去了。”刘一于这种“倒退”胡适自己是不满意的。从他本人来说，曾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是以破旧开新而闻名的;他自己动手写作自传本身具有“给史家做材料”和“给文学开生路”的双重目的、任务。因此这种“倒退”与上述思想是不相符合的，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胡适在倡导传记文学上存在着实践与理论的脱节。造成这种“倒退”和“脱节”有客观方面的凉因，最主要的还是作者的主观因素:“但我究竟是一个受史学训练深于文学训练的人。尽管如此，从总体上说胡适的《四十自述》作为他的传记文学的实验之作还是比较成功的，它为我国自传文学的创作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可资借鉴的方法，在我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笔。

三、传记文学理论的成熟和“创作无力”

在经过了30年代的郑场传记文学热之后，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已趋于逐渐定型，接下来是“退热”后长时间的“冷静”。到1953年初，已经步人晚年的胡适在台湾省立师范学院作了一场《传记文学》的专题讲演，标志着胡适传记文学理论进入了成熟阶段。演讲是他提倡传记文学的又一重要方式和途径。从他晚年的这篇演讲可以获得以下几点传记文学理论演进的信息:

一是对我国古代传记总体评估由虚无悲观变得实在客观。胡适以前哀叹“传记是中国文学里最不发达”的，并说过“二千年来，几乎没有一篇可读的传记”的偏激之言，而在这篇演讲中，虽然仍坚持认为“中国文学最缺乏最不发达的是传记文学”，但同时又从传记文学的角度对中国正史中的传记作了较为客观实在的评价:“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等，其中的传记有许多篇现在看起来仍然是很生动的。”在举例中还特别提到:《晋书》中“小说传记，给中国传记文学开了一个新的体裁”。过去胡适写《四朴自述》曾试图采用小说体裁给自传文学开辟一条新路子，但是中途给放弃了。现在直接把小说传记作为传记文学提出来，这确是胡适传记文学理论上的一种新进步。

二是拓宽了传记文学的品种领域。胡适在以前谈的传记文学对象，主要是指文学性传记，包括自传、日记，而在晚年的这篇演讲中，又把《晋书》中的小说传记也列人传记文学范围，并说“《红楼梦》也是传记文学”，这是胡适经过考据认为《红楼梦》是作者曹雪芹的自叙传而得出的结论。这一观点本身当然尚可商榷，但由此可见胡适在这里说的传记文学概念范围更为宽泛。他还说:“除了短篇传记之外，还有许多名字不叫传记，实际是传记文学的《言行录》。这些言行录往往比传记还有趣味。我们中国最早、最出名，全世界都读的言行录，就是《论语》。”从五四时代“打倒孔家店”的健将到把孔子《论语》作为传记文学而加以高度评价和赞扬，这既是胡适文化思想的一种巨大转变，也是胡适传记文学理论上的一种演进和完善。

第三，胡适在论述我国传记文学不发达的原因问题时对过去的三点看法也有所修正。主要是去掉了“没有崇拜伟大人物的风气”这一点，而改成了“缺乏保存史料的公共机关”。这样就显得较为准确客观。

晚年的胡适在传记文学理论建树方面已臻成熟，但其传记文学创作却并没有什么大的“长进”。《丁文江传》是胡适步人晚年后又一项重要的传记文学活动。它写于1955年底，是胡适所写的最长的一篇传记文学作品。该传大体上是借鉴西方长传的体例按照年代的顺序，记述丁文江一生中的几个重要阶段，既写出了丁文江献身科学的精神和他对中国地质科学所作的重要贡献，又写出了丁文江“捧出心肝待朋友”的美好品格，通过各个侧面塑造出了“一个最有光彩又最有能力的好人”形象。由于作者在作传时采用了严格的“科学方法”，尽可能地容纳了所找到的材料，使传记明显地体现出它的历史性和史料价值，但同时也因此而大大地削弱了传记文学的趣味性和可读性。这是胡适在传记文学创作上又一次与其理论的脱节，并且较《四十自述》更为严重和明显。胡适晚年在台北的另一次题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讲演中说到:“我们是提倡有心，创作无力。”拿它来作为对胡适在传记文学方面的评语，也是颇为恰当的。

回顾考察胡适在传记文学理论建设及创作实践上所经历的三个历史阶段，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一、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是在批判否定中国古代旧式传记的缺点弊病，学习吸取西方现代传记文学的经验与长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中国第一个提出和使用“传记文学”的名称，并对传记文学的概念特征、范围种类、功能作用和创作原则、要求、方法等方面都作了明确精到的阐述，从而形成了一种有着鲜明个性特色的理论系统。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在我国现代传记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贡献，对于我们全面认识我国传记文学的发展历史，指导传记文学创作，正确评价传记文学作品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二、胡适从上世纪20年代末开始直到晚年在台湾去世，一直都在提倡传记文学，可谓不遗余力。“在现代中国，各界知名人士开始逐渐形成写自传的风气，也在30年代，有关文献材料表明，这的确与胡适身体力行地倡导有关。”再有上世纪60年代台湾《传记文学》的创刊也与胡适的提倡有直接关系。这些都表明胡适提倡传记文学是“有心”而有功的。

三、胡适一生写的各类传记将近40部(篇)，但在明确提出“传记文学”概念之后，自觉按照他的传记文学理论写的并不多，而且还存在较明显的实践与理论脱节的间题，真正符合传记文学条件、称得上“传记文学”的作品则是屈指可数。从这个意义上说胡适的传记文学创作又是“无力”的。但它给史家留下了有价值的材料，为我国现代传记文学(特别是自传文学创作)开辟了新路，这一历史功绩是不能低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