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小说流派对传统坝实主义昀礼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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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新写实”小说传统现实主义发展

论文摘要：“新写实”小说可以从“新写”和“新实”两方面进行理解和阐述。“新写实”小说仍然是一个现实主义小说流派，但又不完全是原来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它是在传统(经典)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思潮的对峙中，采取现实主义直面现实的精神和再现生活的方法，同时又接受了现代主义思潮的某些影响而形成的一个新的现实主义小说流派。

关于“新写实”小说，有人认为它是由传统现实主义注重对生活选择、主题提炼还原到对生活的纯客观的描写、主题意识的消解。实际上，作家的主观思想感情不可能完全与作品内容无缘。首先，作者在选取素材的时候就已掺人了自己的情感，如池莉的《太阳出世》就是源于她在当妇产科大夫时的感受；表面看，“新写实”小说描写的大多是吃喝拉撒睡等生活琐事，但作者实际上是通过这一角度，透视生活中平凡人物的生存观和生存状态、行为动机等。也有人认为“新写实”小说的最大特点应该是“主观真实的表达性”，但这也不尽然。“新写实”小说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之处在于它从作家主观真实到生活真实的过程中，不是一种表达，而是一种拒绝介入。这种“拒绝介入”是作家有意识的，而非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中那种主观真实的隐含。关于“新写实”小说的特征界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钟山》所作的如下定义：“所谓‘新写实’小说，简单地说，就是不同于历史上已有的现实主义，也不同于现代主义‘先锋派’文学，而是近几年小说创作低谷中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学倾向。这些新小说的创作方法仍然是以写实为主要特征，但特别注意观察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虽然从总体的文学精神来看，‘新写实’小说仍可划归为现实主义的大范畴，但无疑有了一种新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善于吸收、借鉴现代主义各流派在艺术上的长处。”

笔者认为，“新写实”小说可从“新写”和“新实”两方面对它进行理解。如果从“新写”的角度来看，有三个方面的“新”：

一是在表现手法上博采众长，从现实主义和现代派那里汲取营养，以平民化的视角介入创作，冲破了文学史上的种种既定“主义”和“原则”的束缚，成为一种真正属于中国现实，最能引起读者共鸣又富有现代色彩的小说形式。

二是在叙述视角上，“零度写作”至少是作家的一种追求，强调作家持局外人的冷眼旁观的态度，即不褒贬、不介入、不评判。正如范小青所说的“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对生活做出评价”。作家们是“以纯粹的客观对生活原始发生状态进行完满的还原”，“尽力保留生活的色蕴”l2]。也就是说，作家是以“零度的感情”来对待他们所描绘的生活和生活中的人物。不带任何主观好恶感情，不问生活以及人物行为的是非曲直，成为“新写实”小说重要的叙事特征。

三是它还一改传统现实主义作品那种居高临下透视生活的方式，吸取了在此之前的小说家们为追求“现代”而过于注重形式，忽视读者的欣赏习惯，以致于使小说失去读者的教训，尽可能贴近生活，即回到叙事亦即小说的本原。如果从写实的角度来看，它又具有“新实”的特点，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新”：

一是作家在处理日常生活经验的立场方面，与传统的写实小说有着明显的判别，即两者在处理小说世界与日常生活的经验世界的关系问题上有不同的把握方式，或者说，两者都试图真实地描写生活，摹写日常经验。但由于两者的“真实观”不同，因而也就既存在着摹写程度的不同，也存在着摹写的性质和方式的不同。前者关注并追求“本质的”真实，对生活经验的日常性面目未必给予充分的重视，而后者的“新”则恰恰在于对生活经验日常性的关注，对于未经严格的理性梳理的、松散的日常生活状态倾注更高的热情，力图还原“生活原生态”。

二是在表现内容上，“新写实”小说拒绝和放弃了传统现实主义文学对叱咤风云的英雄形象的塑造，在作品中频频出现的是处于生活底层的普普通通“小人物”形象。因此，他们关注的也仅仅是一些庸常的生活现象，且只把这一类生活现象视为生活的本原，视为当代中国人的一种“生存状态”，即所谓的“生存之实”。在创作中，他们也力求把“好酒般浓稠的汁液体”，也就是原始的“生存状态”呈现给读者，让读者自己去体会、品味。如方方就说：“我的小说主要反映了生存环境对人的命运的塑造。”诚如有的评论家所说的，“新写实”小说中的那些“庸碌凡人群像，他们几乎与我们没有多大差别，也忙于吃喝拉撒，也困于油盐酱醋，衣食住行有时会使他们感到沮丧灰心，而升迁提拔也时常燃起他们的私心与权欲”[4]。关注普通人的这种“生存状态”、“生存本相”，塑造普通“小人物”的凡人群象是“新写实”小说的又一重要特征。

综上所述，“新写实”小说以其特有的话语方式，对传统现实主义的补正，具体体现在艺术空间、小说人物、叙述态度、表达技巧等方面。以下分述之。

1．艺术空间：“新写实”小说开始有意识的关注市民形象和市民文化心态．关注普通大众庸常的世俗化生活，即从“精神幻想世界”到“世俗生存世界”新时期以来，作家的思想逐步解放，小说创作也逐步挣脱僵化观念的束缚，现实主义不断向“五四”新文化传统回归与深化，在此消彼长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等文学思潮中显示了巨大的生命力。但直到“新写实”小说创作思潮诞生以前，小说创作才开始有意识地关注市民形象和市民文化心态。这种关注体现在以刘心武为代表的“市井小说”与陆文夫的“小巷文学”以及王安忆、程乃姗等人的创作中。在这些作家的作品中，市民形象开始以主角的身份登场。如刘心武的《如意》、《立体交叉桥》、《钟鼓楼》，邓友梅的《寻访“画儿韩”》、《那五》、《烟壶》，陆文夫的《小贩世家》、《井》、《美食家》，王安忆的《流逝》，程乃姗的《女儿经》等。值得重视的是，作家在文化意识而不是纯粹的政治意识的支配下，更宽容、更驳杂地摄取市民的生活内容，文化意识的渗透使作家更深入、更公正地表现市民文化与市民心态的复杂性与独特性。

“新写实”小说产生后，由于中国社会的转型，“市民”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随之发生了重大转变，同时转变的还有作家的主体性立场以及文化价值观念，而且突出地表现为市民与“市民化”的工人、干部、知识分子形象占据了文本的主导地位，知识分子成为受教育、被嘲弄的对象；对精神主体的放逐，对自我的放逐，使作家从精英意识立场退却，而同一种趋于凡俗化的市民意识达成共识，并成为这一意识的代表者，作家传统的批判立场和社会责任感悄然隐退。

因此，传统小说文本中被大多数作家认定为“小市民”的市民形象开始堂而皇之地占据了文本的中心，油然而生的主人翁感使他们敢于暴露自己的处世哲学、人生态度，并同知识分子的生存观、价值观分庭抗礼。池莉的《不谈爱情》中以庄建非为一方，以吉玲为另一方在家庭关系中的对抗是意味深长的。以清高自许的庄教授夫妇不得不放下架子，亲自到小市民亲家的门上去拜访、去道歉。用吉玲母亲的话来说，“自古抬头嫁姑娘，低头接媳妇”，但在花楼街吉家这一“抬头”一“低头”演绎的已不仅是一个家庭故事，而是一场社会正剧。它标志着市民力量作为主角开始登场，表明小市民在生活中开始同知识分子争抢支配权，在价值观上试图向知识分子的优越感挑战，结束总被别人命名的历史。

2J、说人物：“新写实”小说着重塑造普通人物形象。即由“英雄”的放逐到对平民的关注

根据恩格斯关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原理，以塑造新的英雄形象为中心，是相当时期内我国现实主义小说创作大体一致的人物塑造的准则。虽然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邵荃麟提到过写“中间人物”的问题，但很快遭到批判而销声匿迹。英雄形象成为一个时期小说创作的主流追求。这样也就难免出现对人物的拔高甚至任意捏造的现象，而导致“三突出”畸型人物的成灾。“新写实”小说作家基于自己对现实生活的切身感受和观察，同时也基于有意识地对此前小说人物观念的有意回避，而率先以群落意识放逐了英雄形象和所谓的“新人”形象，代之以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新写实’小说中的人常常是真正的普通人。生活平平淡淡，没有大波大折、大喜大悲。性格也善恶难分，既非大奸大恶之徒，也非大忠大孝之辈。说不上好，也谈不上坏，就和生活在我们周围的人一样普普通通。”如《烦恼人生》中的印家厚、《风景》中的七哥、《一地鸡毛》中的小林、《单位》中的公务员、《狗日的粮食》中的农民等等，都是一些普普通通的人物形象。

值得注意和思索的是，从总体上说，“新写实”小说兴起之初，几乎没有塑造出代表新兴市民阶层的政治、经济、文化利益和价值观，具有开拓进取、精明、务实品格的中产阶级形象，相反却成就了一批反传统、反体制、反文化与道德规范的流氓无产者和司汤达笔下的于连式的人物形象，比如人所共知并广遭诟病的王朔笔下的“痞子”形象群体。在人物性格上，它虽不像传统现实主义的那样精雕细刻，而是着重凸现人在某种环境的生存态度、生存策略(或称之为“活法”)。《风景》中的七哥是一种“活法”：在那个恶劣、卑琐的最底层的环境下长大的他，采取的是一种以恶抗恶的手段以达到其生存目的；《单位》中的小林又是一种“活法”：在来自各方面压力的夹迫下，采取随波逐流的态度来争得自己生存的位置；《烦恼人生》中的印家厚则又是另一种“活法”：在各种人生烦恼面前学会t7理自慰以求得精神的安宁。从艺术表现来看，这些作品凸现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个性形态，而是某种生存形态。不过，这也正好构成了如前所述在社会转型时期由于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两方面都存在着积累不足的情况下，所暴露出的社会问题的最形象化的表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人们观念的逐步更新，这些问题肯定会逐渐减少。

3．叙述态度：“新写实”小说坚持让作者退出。努力使小说返回它的故事形态。即由“劝诫者”到价值判断的“缺席”由于强调和推崇文学的教育功能，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家往往具有强烈的“教化者”、“劝诫者”的角色意识，极力强调其在小说中对人物和故事的价值判断。即使在新时期，这种价值判断也很容易被读者意识和感悟到。“新写实”小说作家则对此表现出不以为然的态度。他们坚持让作者退出，努力使小说返回它的故事形态，以“生活流”的状态凸现故事的自在、自发性质。在叙述视角上，表现为知识分子的缺席与被审。

在故事人物悲剧命运与小说叙述语言冷峻的强烈反差中，刘恒是最具代表性的“新写实”作家。如他的《伏羲伏羲》以极其平静的笔调讲述了一对乡间男女在传统伦理禁锢下为追求而终致惨败的撼人心魄的故事。从杨天青把与自己年龄相差无几的婶婶菊豆迎娶到叔叔家起，他就对菊豆倍受折磨的处境产生了“惺惺惜惺惺”式的同情。当这种同情不断积聚终至膨胀到挣破“人伦”的羁绊时，天青与菊豆的悲剧命运也就发生了。整个故事的叙述，从菊豆受虐、天青窥视，到男女主人公媾合、儿子出生成人，直到菊豆与天青的尴尬挣扎，最后天青自溺身亡，都是在一种纯客观的冷漠的笔调中娓娓道来。作者的价值判断完全隐去，他所作的只是关于性的故事的陈述。再如方方在《风景》、《落日》中对亲情人性厮咬的描写，对现实人性的丑陋、自私、狠毒、低俗的描写都采取了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只有真实描写，不作任何臧否评判。只显露‘真’，不再标举‘善’’’。『6池莉的《烦恼人生》从文本结构来说，也没有价值观上的评判。小说在写到印家厚收到同学江南的来信后，尽管现实与理想有短暂的交锋，在他几乎麻木的心灵上引起一波动荡，但他也只是把这种动荡隐忍在心灵中，消解于Ii,灵中。小说写到：“少年的梦总是具有浓厚的理想色彩，一进入成年便无形中被瓦解了”，他认同了自己粗粗糙糙、泼泼辣辣的老婆，“尽管做丈夫的不无遗憾，可那又怎样呢”?他只能安慰自己所经历的一切烦恼就是一个梦。这里，作者其实放弃了自己作为知识分子叙述人自我张扬和价值评判的权力，自觉认同了人物的价值观。

4．艺术技巧：“新写实”小说流派融合了某些现代主义的艺术技艺技巧。即由“守旧”到“多元杂揉”在20世纪80年代末众多的文学现象中，“新写实”小说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因为它是在整个文学思潮呈现出日新月异的迭变景象的总体背景下相对“守旧”的一个，不论翻“新”到何种程度，“写实”则似乎是与这一时期文学总的方向与趋势格格不入的。然而不管怎么说，新写实小说与旧式的现实主义小说，特别是“十七文学”和“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亦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却无论如何也不能绑到一块，根本原因在哪里?这无疑要归结到写作观念的巨大变化，即传统现实主义写作的认识论基础是唯物主义或狭义化和庸俗化了的唯物主义与阶级论观念，它是为主流文化甚至是主流政治而写作的。而“新写实”的认识论基础则更靠近“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哲学观念，它是为最基本的生存单位——个人而写作的；在前者那里，作者所信奉的是具有普遍意义、“本质”概括力量的“典型”形象，而在后者这里，作者所看重的则具体的人的心灵与活动。没有先于存在的本质，没有大于现象的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写实”思潮同传统的现实主义有着极大的区别。不过，应该指出的是，如前所述，新时期涌人中国的西方哲学思潮，如存在主义等虽在某些方面影响了“新写实”作家的创作意向，但“新写实”小说家们并没有全部认同这些思潮。因为他们所面对的现实尽管存在着许许多多的不合理现象，但毕竟和萨特所面对的现实有所不同，所以他们即使写到境遇的难以忍受，却不是体现为一种对抗，而是体现为一种充分的理解——对沉重的历史和现实的承受和理解。

此外，在小说的结构形态方面，“新写实”小说可描述为“生活流结构”。所谓“生活流结构”是指中国新时期的小说创作在以“意识流”结构对情节结构、对小说的叙事连贯性、因果性体例进行反叛的同时，还有一部分作家尝试以纪实的态度以还原生活本相为宗旨进行创作。这种小说在组织与结构原则上似乎呈现出一种非人为性、非阐释性，让生活自然呈现、自然流淌的还原论取向。如《烦恼人生》、《太阳出世》、《艳歌》、《行云流水》等“新写实”小说，不仅在叙事经验上向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形态靠近，而且日常经验的组织方式也向日常生活形态靠拢。吃喝拉撒、上班下班、结婚生子等日常生活经验被作家漫不经心地组织在“流水账”一样的时间与空间平台上，叙事单元在线性的时间坐标上被铺陈、展示。如《烦恼人生》所叙述的是一个普通工人一天的日常生活。其时间单位是一天，空间则是从家里到工厂，再由工厂到家里。每个叙事单元(或事件)以非因果的关系排列在一天这一时间纵轴上，因此，看上去就像是一个人一天生活的“流水账”。“新写实”小说所依据的结构原则主要是时间关系而非因果逻辑关系，是对生活散乱元的客观化临摹。

因此可以说，这是对传统情节结构、对人为编织故事并赋予它以因果关系的经院式哲学的思维方式的否定，它是一种温和的背叛。它是对将丰富多彩的生活强行纳入因果论、逻辑化的解释机制的“情节结构”的一种否定，但又不像某些“先锋小说”那样为颠覆因果机制与决定论思想在时间具体的人的心灵与活动。没有先于存在的本质，没有大于现象的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写实”思潮同传统的现实主义有着极大的区别。不过，应该指出的是，如前所述，新时期涌人中国的西方哲学思潮，如存在主义等虽在某些方面影响了“新写实”作家的创作意向，但“新写实”小说家们并没有全部认同这些思潮。因为他们所面对的现实尽管存在着许许多多的不合理现象，但毕竟和萨特所面对的现实有所不同，所以他们即使写到境遇的难以忍受，却不是体现为一种对抗，而是体现为一种充分的理解——对沉重的历史和现实的承受和理解。

此外，在小说的结构形态方面，“新写实”小说可描述为“生活流结构”。所谓“生活流结构”是指中国新时期的小说创作在以“意识流”结构对情节结构、对小说的叙事连贯性、因果性体例进行反叛的同时，还有一部分作家尝试以纪实的态度以还原生活本相为宗旨进行创作。这种小说在组织与结构原则上似乎呈现出一种非人为性、非阐释性，让生活自然呈现、自然流淌的还原论取向。如《烦恼人生》、《太阳出世》、《艳歌》、《行云流水》等“新写实”小说，不仅在叙事经验上向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形态靠近，而且日常经验的组织方式也向日常生活形态靠拢。吃喝拉撒、上班下班、结婚生子等日常生活经验被作家漫不经心地组织在“流水账”一样的时间与空间平台上，叙事单元在线性的时间坐标上被铺陈、展示。如《烦恼人生》所叙述的是一个普通工人一天的日常生活。其时间单位是一天，空间则是从家里到工厂，再由工厂到家里。每个叙事单元(或事件)以非因果的关系排列在一天这一时间纵轴上，因此，看上去就像是一个人一天生活的“流水账”。“新写实”小说所依据的结构原则主要是时间关系而非因果逻辑关系，是对生活散乱元的客观化临摹。

因此可以说，这是对传统情节结构、对人为编织故事并赋予它以因果关系的经院式哲学的思维方式的否定，它是一种温和的背叛。它是对将丰富多彩的生活强行纳入因果论、逻辑化的解释机制的“情节结构”的一种否定，但又不像某些“先锋小说”那样为颠覆因果机制与决定论思想在时间机制上进行大胆的革新。在叙事方式和语言风格上，形成一种介乎”先锋文学”和”通俗文学”之间的一种模糊文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