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孔子仁学与人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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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孔子“仁”的思想的创建，使得从夏、商、周以来的“天、帝、神”至上理念，开始了逐步向发现人、重视人的方向发展。所以人们才会说孔子的“仁”学是由神到人的人文哲学，人的发现是孔子对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最大的贡献。

关键词:神;人;仁者爱人;人的发现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①“爱人”这个在今天看来极为普通的词，被孔子用来解释其核心思想“仁”，是大有深意的。它表明了在孔子心目中，凡是符合“人”的生物特征的同类，都是天地之间一切有生命的物体中最为尊贵的成员，因此，凡是人都应该拥有作为“人”的资格，也都应该享有作为“人”所应有的生存权利和平等地位;在人与人的交往相处中，每一个人要把自己当成人也要把别人当成人，不管是在上者也好，在下者也好，人人都应互相尊重、互相关爱，以“人道”待人。这种爱人思想，在我们今天看来是理所应当，可在孔子那个时代却是相当进步的，郭沫若称其为“人的发现”②，深刻、准确地揭示了孔子仁学思想的价值。

一、与神相比，人是最重要的

人类经历了漫长的进化过程。远古的原始人类在观察自身和周围世界的过程中，产生了许多的困惑，许多现象超出了他们的思维能力，于是就产生了许多的恐惧和幻觉。他们幻想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主宰着人们，并相信这种超自然的力量就是灵魂，世间万物皆有灵魂。“万物有灵”的观念催生出了原始宗教。从原始社会末期到夏、商、周，宗教的内容和形式有了一定的发展——由原始社会的自发宗教，逐渐变成了人为的宗教。从已有的文献资料记载及前人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与前人相比殷人已经建立起了一整套完备的神学政治体系，但原始宗教仍是国家的精神支柱，原始的神学观念在社会中仍占据绝对统治的地位，许多资料显示:尊神事鬼、迷信巫祝贞卜之术，是商代社会的特点。“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③“国之重事，在祀与戎。”④殷墟出土的卜辞对此也有很多记载。例如:

辛亥贞，王正召方，受佑。⑤

己亥卜，争贞，王勿立中。⑥

庚辰卜，王，余酒御于上甲，八月。⑦

庚戌卜，亘贞，王弗疾骨，王占曰:勿疾。⑧

癸已卜，兄贞，并来归，唯侑示。⑨

殷人上至“国之大事”的祭祀、战争，下到风雨的有无、年岁的丰歉、出入的吉凶、田渔的猎获、疾病的轻重、妇女的生育……可以说事无巨细，一切都求之于鬼神，询问于上帝先公先王以及自然神的旨意，然后决定何去何从。可见以祭祀为主要内容的宗教活动在商代整个国家和社会生活中是何等重要的大事，事奉鬼神也就成为了商王室的首要任务。

周革殷命，以文王、周公为代表的周初文化精英对传统宗教进行了一次深刻、彻底的反思，由此提出了一整套关注社会、关注人事方面的思想，如“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明德慎罚”和“惟人万物之灵”等。这种看法尽管还没有完全摆脱天命观的影响，但它的提出却直接开启了儒家仁学思想对“人”的最一般的价值规定和思维路径。

到西周中晚期，思想家们进一步从殷周时期原始神学观、天命观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根据自己对自然、社会、人生的理解，开始用理性的眼光去审视现实社会政治问题，从而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学说。在此基础上，孔子对传统的神学、天命观进行了改造、损益，形成了更具人文精神的仁学思想。

樊迟问知，孔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⑩这说明在孔子心里“事人”与“事鬼神”是有区别的，“人之事”与“鬼神之事”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事，“事人”必须求“知”，“事鬼神”则贵在“虔诚”。而当季路问如何事鬼神时，孔子答:“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即先要能事好“人之事”，才能事好“鬼神之事”。如前所述，在孔子所处的时代是“神”普遍受到格外尊敬的时代，孔子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提出要先人事后神事的观念无疑是对传统思想的挑战，更是对人的地位的极大提升。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中重人事、轻神事，重道德修养、轻宗教信仰的传统即深受这一思想的影响。

需要注意的是，孔子虽然重人事，但并不轻神事。在樊迟问知中，孔子用了一个“敬”字，据考证，“敬”的概念与早期巫术践中的恐惧、惊怖、景仰有着密切的关系。徐复观、牟宗三等学者强调周初之“敬”不同于将主体投身于上帝的那种宗教迷狂，而是“人的精神”的体现，即“这种敬畏之情不是表现为巫术过程的迷狂状态，而是礼乐过程的内在神圣性”。如《论语•八佾》载:“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祭”，祭先祖。“祭神”，祭外神。《八佾》的这一记载，说明在孔子心目中，对祖先、鬼神行祭礼，乃是一种心理情感的呈奉，外在的礼仪、仪式并不是最重要的，所以才说，不亲自参加，不如不祭;也说明孔子对祖先神灵的祭祀不仅赞同，而且态度十分虔诚。

总之，孔子在原始宗教信仰尚是国家重要活动、也是国人重要观念的时代，能够既保持对祖先神的敬畏但又不依赖，并进而提出要先事好人事才能后事好神事的思想，突破了殷商以来的天、神至上的观念，是对人的价值的发现与肯定，是中国人文主义的先声。

二、与物相比，人更重要

《论语•乡党》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

众所周知，孔子所处的时代是奴隶社会末期，具有现代人格意义上的“人”只是指统治者、贵族和部分平民，其他人(主要是奴隶)只是“会说话的工具”，只是统治者财产的一部分而已，与马、牛、羊、车、锄、犁等没什么两样。考古发掘的许多资料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尤其是发掘中频频出现的殉人、人牲更是这一现实的最好证明。

以安阳殷墟为例。在殷墟的发掘中，无论是生人的建筑遗址——宫殿基址、普通中小房基，还是死人的建筑遗址——墓葬中，都发现了许多的人骨与动物骨骼;在祭祀坑内其数量则更多。

例如小屯宫殿建筑遗址，在宫殿遗址乙组发掘的21处基址中有7处有奠基墓，墓中埋狗9处，埋人6处;置础墓有3处，其中乙七和乙十三均发现有8个兽坑和1个人坑，乙十六仅发现有一个羊狗坑;安门墓有6处，所用人牲多为武装侍从。另外，普通建筑中也发现有相关仪式的遗留:在苗圃北地F18和小屯村北F10发现的奠基坑内有支解的骨架和人头，而且是身首分离。据考证，在这些基址中殉狗、殉人是当时人们祭祀仪式的一种，目的是为了替房主人驱除妖魅和保护房主人的安全。

在出土的卜辞中也常见于门或于宗用人祭的占卜，如:

禽氐羌王于门寻。

升岁羌三十，卯三牢，箙，一牛于宗用。

这里的“羌”(战俘)是商代奴隶的一种，卜辞中有大量用羌人与牛、马等牲畜一齐作牺牲用来祭祀的记载，少则一两个或三五个，多则数十个，最多时用400多个。他们被称为人牲。商代祭祀祖先神灵、山川日月、祈天求雨等几乎都要用人牲。尤其是祭祀祖先中使用的人牲，数目相当惊人。例如，上甲微是商人的一个祖先，《国语•鲁语》称“微能帅契，殷人振焉”，因而受到历代商王的隆重祭祀。甲骨卜辞中，有许多为他贡献人牲的记录，武丁时曾用9—50人，祖庚、祖甲时用9—50人，武乙文丁时用3—20人。此外，另一商王武丁因使“殷道复兴”、“殷国大治”，所以，也受到隆重的祭祀，甲骨文中有“用三百羌于丁”，就是杀300个羌奴来祭祀父丁(武丁)的意思。殷墟晚期的卜辞中还大量出现了焚人以祭以求雨的占卜记录，如:

“乙卯卜，今日烄，从雨?于己未雨?”

“其烄，此有雨?”

“丁未卜，烄……母庚，有从雨?三月。”

“叀庚烄，有雨?其作龙于凡田，有雨?吉。”

甲骨文中的“烄”，就是用火烧死女奴以求雨。甲骨文中还有“沉妾”，就是把女奴投入水中以祭神，大家熟知的西门豹治邺中为河神娶妇，当属此类。据学者胡厚宣统计，在殷墟甲骨卜辞中，人祭有13025次，其中用人牲14197人。

两周人殉人祭制度继续流行。据《史记》、《左传》等史籍记载，周武王伐纣，鲁季平子伐莒，郑文公伐鄫，楚公子弃疾灭蔡，都用人祭。秦武公、秦穆公、齐桓公、宋文公、晋景公、楚灵王、邾庄公等诸侯死后，都用人殉，少则数人、数十人，多至一百七、八十人。考古所见的两周殉人墓有80多座，共殉200多人。诸侯、王和高级贵族墓一般都有殉人，一墓殉一人至数人，但总的趋势是逐渐减少。春秋末期以后，这种野蛮的习俗已经遭到社会舆论的反对，但并未完全废除。

孔子身处那个时代，正是因为认识到了人殉、人祭制度的凶残，认识到了一部分人不被当人看的严重性，而提出了“仁者爱人”的思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就是要明白地告诉所有人，要把自己当成人，也要把别人当成人;最好是先把别人当成人，自己也才能成为真正的人。如果不把别人当成人，而每每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人，那你也成不了真正意义上的人。所以，作为统治阶级一员的孔子不但反对“人殉”，甚至反对以“人俑”殉葬，他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他对“始作俑者”的痛恨，是因为殉葬制度把殉葬者不当人。把人当“人”看，承认所有人包括奴隶也拥有作为“人”的资格和生存的权力，是其最起码的要求。这种态度在孔子时代是相当进步的，古代东方的人道主义就是从这种认识开始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孔子问“伤人乎，不问马”，说明了他的价值取向是人，是包括奴隶在内的人，而不是物。也就是说，在孔子眼里，奴隶并不是物——并不是像马、牛、羊、车、锄、犁等一样的是物，是财产，而是和自己一样的，是人。“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孔子心目中之所谓‘人’，乃含融了一切人类，故仅与鸟兽相区别。”因此，他的“仁学”思想要求“仁者爱人”，即是不但要把一切人(包括奴隶)都当人看，而且相互之间还要关心爱护。

三、只要是同类，便是平等的

孔子把所有具备“人”的特征的生物都看作“人”，并不意味着他认为人与人之间没有区别。在孔子看来，人与人之间还是有区别的，如智愚之别、善恶之分等，但孔子认为，这只是教育的问题，并不是人自身的问题。所以他便说出了“有教无类”这句伟大的话。

有区别，并不意味着不平等。孔子提出:只要是人，就是平等的。徐复观在评价孔子仁学时曾说:“由孔子而确实发现了普遍的人间，亦即是打破了一切人与人的不合理的封域，而承认只要是人，便是同类的，便是平等的理念。”此说十分中肯。

从政治思想上看，孔子的最高理想就是通过推行“仁政”、“德治”，实现“有德者治天下”和“天下归仁”的政治主张。为此，他提出政治的职位，应以人的才德为选用标准，平民有德，平民即应掌握政治权力，而不应是固定的阶级继承，这一思想开辟了中国历史上平民参政之路。

与此同时，孔子还把传统的阶级上的君子小人之分，转化为品德上的君子小人之分。在孔子之前，君子是指“士”以上的有地位的人，小人是指“士”以下的下层社会的百姓，也称庶民。孔子改变了这种以阶级地位定人品的分法，他认为，有道德的人即是君子，没有道德或不道德的人即是小人。这两个名词意义的变化，使君子小人可由每一个人自己的努力加以决定，政治上的阶级地位，不再成为决定人生价值的因素。孔子由此打开了社会阶层间流通的通道，真正实现了人生价值与做人资格的平等。

另外，孔子也打破了种族之见。“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在孔子眼里，陋是出于小人鄙狭之心，于九夷并无关涉，华夷之别，乃是文化而非种族。这实际上表明，在孔子心里是怀有只要是人就是同类，就应当是平等的理念的。“四海之内皆兄弟”、“天下一家”等思想，也可以说是这种理念的最好注脚。中国历史上对少数民族的融合与同化之力特别强，和孔子的这种思想应有密切的关系。

孔子通过他的政治理想、人人平等的理念和君子小人的划分，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个与不公平的贵族等级社会迥异的“普遍的人间”。

总之，在原始宗教仍在国家、社会生活中占重要地位的时代，面对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非人举措，孔子敢于提出先人事后神事，“仁者爱人”，把一切人都要当人看等思想，无疑是中国、乃至人类发展史上的一次伟大进步。也正因如此，人们说孔子思想是对于人之为人的反思，也是对“人的发现”，是很有道理的。我们不难发现，从夏、商、周时的“天、帝、神”至上，到孔子的人的发现与“普遍人间”的建立，得益于孔子“仁者爱人”思想的发明，所以人们才会说孔子的“仁”学是由神到人的人文哲学，“人的发现”是孔子对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最大的贡献。

注释

①《论语•颜渊》。②郭沫若:《十批判书•孔墨的批判》，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82页。③《礼记•表记》。④《春秋左传•成公十三年》。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小屯南地甲骨》4130、3586，中华书局，1980年。⑥⑦⑧《甲骨文合集》7367、19809、709正、34487、32300、29990，姚孝遂主编《殷墟甲骨刻辞类纂》，中华书局，1989年。⑨李学勤等主编《英国所藏甲骨集》1948，中华书局，19⑩《论语•雍也》。《论语•先进》。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第20页。徐复观:《徐复观文集》第三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4、73、73页。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第一部，三联书店，2004年，第132页。石璋如:《殷墟最近之重要发现附论小屯地层》，《中国考古学报》1947年第2期。《殷虚书契后编》下九、四，陈梦家主编《殷墟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金祖同辑《龟卜》二•三•十一，忠厚书庄影印本，1948年。王平:《殷商人牲人殉性质新探》，《山东电大学报》2002年第4期。容庚:《殷契卜辞》，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第245页。《孟子•梁惠王上》。《论语•微子》。《论语•卫灵公》。《论语•子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