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古代时期城郭筑造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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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夏商周时期是中国古代城郭的初建时期，主要目的是为了保卫君主和民众的安全并抵御外族的入侵。在选择城址时，注重居址周围生态环境的优化，以便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建造城郭时，一般会选择夏天、秋天收获之后和初冬时节。夏商时期城郭规模有限，至周代则猛增，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的都城面积远远大于周王城，甚至数倍于后者。

关键词:夏商周时期;城郭;城址选择

我国在夏代甚或更早时期已经出现了城郭。《吴越春秋》载:“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又《淮南子•原道训》:“夏鲧作三仞之城。”考城郭之起源，当始于原始社会氏族部落中的聚落。如陕西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其聚落已建有半地穴式住房、窖穴及“大房子”，外围再周以防卫性深沟。①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聚落由立于水际的干阑式建筑组成。②山东日照县半城山龙山文化遗址，在聚落之外已筑有夯土之围垣。③以后聚落由小而大，建筑数量及类别也逐渐增加，最终发展成为人口众多、体制完备的城郭。夏商周时期是中国古代城郭的初建时期，当时在城郭筑造中遵循什么样的原则?何时修建城池?城郭的规模如何?本文拟通过文献和考古材料进行详细的考察。

一、夏商周时期城郭筑造的原则

1.“城以卫君，郭以守民”

为什么要筑造城郭呢?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守君卫民，防止外敌的入侵。关于此一问题的研究论著比较丰富④，篇幅所限不再赘述。质言之，“城以卫君，郭以守民”已经成为夏商周时期城郭筑造的原则和思想。至少从商代起，已逐渐形成了构筑内外两重城垣的制度，并且成为以后中国古代建筑的重要与不移原则。⑤

2.城址须具备良好的生态环境

城址的选择也是城郭筑造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原始社会聚落时期，人们选择居住在离水不远的地方，以便取用。进入阶级社会后水源仍然是城郭选址的重要因素，而且扩大到了生态环境的层面。李民先生在探讨盘庚迁殷时就注意到了生态环境的破坏对迁都的影响作用。“盘庚时期，殷人的社会矛盾已日趋激化，贵族夺取了大量的土地，聚敛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但他们只知奢侈淫乐，不管民众死活，人民厌倦生产，从而造成了土地肥力失效，土质变坏，生态环境恶化，使得民众的生产、生活、居住条件恶劣，以致在当时频仍的水灾(包括久雨积水和河水泛滥)面前逐渐丧失了起码的抵御能力。”“盘庚这次迁都的重要原因是由于人为的因素影响了生态环境，而生态环境的破坏又反过来加重了社会因素。如此恶性循环，才迫使盘庚迁都。”⑥这样的例子远不止一个。周人在营建辅都洛邑之时，即经过了反复考察。《史记•周本纪》载，周武王曾说“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詹有河，粤詹洛、伊，毋远天室”，初步确定了营建洛邑的方案。后来周公又反复进行过具体选择。据《尚书•洛诰》记周公之语:“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他的这种卜宅，实则是对建都地望及其周围生态环境的反复观察和慎重思考。春秋时期，晋国的一次迁都更说明了生态环境对于城址选择的重要性。《左传•成公六年》载:“晋人谋去故绛，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之地，沃饶而近盐，国利君乐，不可失也。’(韩献子)对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浅，其恶易觏。易觏则民愁，民愁则垫隘，于是乎有沉溺重腿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浍以流其恶，且民从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泽、林、盐，国之宝也。国饶，则民骄佚。近宝，公室乃贫，不可谓乐。’公说，从之。”这一场围绕迁都问题的辩论，更多地注意到了生态环境对社会生活的直接影响。

二、修建城池的时间

三代时期，人们通常在什么时间从事修造城池的工作呢?《左传•隐公七年》载:“夏，城中丘。书，不时也。”杨伯峻注曰:不时者，谓既非国防之急需，而又妨害农工。《左传•隐公九年》:“夏，城郎。书，不时也。”杨伯峻注:此年建丑，周正之夏，当夏正之春，正农忙季节，若非急难，不宜大兴土功，故云不时。《左传•定公十五年》载:“冬，城漆。书，不时也。”杨伯峻注:修筑城邑，除非特殊情况，一般应在农闲时。此时以秋城漆，但不敢于秋日修筑城时告祖庙，故意迟至冬闲始告祖，故经书“冬城漆”。从以上杨伯峻先生的注文来看，春秋时期，修建城池、大兴土功的活动当在农闲时节，以免影响农业生产。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墨子也认为“春则废民耕稼树艺，秋则废民获敛”。看来，春、秋两季不宜动土功，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共识。但笔者在翻阅《礼记•月令》时，却发现略有差异。杨宽先生认为:“《月令》当是战国后期阴阳五行家为即将出现之统一王朝制定行政月历，分月记述气候与生物、农作物之生长发展变化，相应制定有关保护、管理生产之各种政策措施，并规定天子每月应办之大事，原则是‘凡举大事，毋逆大数，必顺其时，慎因其数。’”⑦《月令》中有关于城郭和宫室修建时间的记述如下:

“孟春之月”，“毋置城郭”。“仲春之月”，“毋作大事，以妨农之事”。“季春之月”，“周视原野，修利堤防，道达沟渎，开通道路，毋有障塞”。

以上三条材料都明确指出在春天之时，不要从事土建尤其是城郭的修造，以免妨害农业生产，而应将精力放置在农业生产和农田水利的筑造上。那么秋天能否从事城池的修建工作呢?“孟秋之月”，“完堤防，谨雍塞，以备水潦，修宫室，坏墙垣，补城郭”。意思是在孟秋七月，要完善堤防，检查水道有无雍塞以防止水潦，修缮宫室，修补毁坏的城墙和城郭。“仲秋之月”，“可以筑城郭，建都邑，穿窦窖，修囷仓”。意思是在仲秋八月，可以修建筑内外城郭，建造城邑，挖掘圆窖方窖，修建圆仓方仓等一些储存粮食的窖穴。“孟冬之月”，“坏城郭，戒门闾，修键闭，慎管籥，固封疆，备边境，完要塞，谨关梁，塞蹊径”。

以上关于孟秋和仲秋的两条资料让人很是费解，秋天正是秋收秋种之时，此时修建城池不妨碍农事吗?是不是《月令》的记载有误?细加考察后发现秋收和修建城池并不矛盾。“孟秋之月”，“是月也，农乃登谷。天子尝新，先荐寝庙。命百官始收敛”。“仲秋之月”，“乃命有司趣民以收敛，务畜菜，多积聚。乃劝种麦，毋或失时”。进入秋季后，国家已经留出了专门的时间用于收获庄稼。收获之后，大批的粮食晾晒之后需要入库，对以往的仓库进行检查修缮是理所应当的。同时，秋天收获之后，还要严防外敌的入侵，对宫室城郭进行筑造和修缮是必要而紧迫的。因此，在孟秋七月和仲秋八月，民众们一边继续收获未完的庄稼，一边抽出人力物力进行城邑的建筑和修补。综上可知:三代时期，城邑的修建时间会避开春耕时节，主要是在夏天、秋天收获之后和初冬时节，一方面不误春种秋收，另一方面又能防御外敌的入侵。

三、城郭的规模

三代都邑的考古资料，总体面貌较清楚的要算商代早期。商代早期的都邑，至少可分两个层次，首先是商王朝的都城，其次是方国的城邑。商代早期的都城以郑州商城为代表，城址平面略作长方形。近年在郑州商城的南、西两面还发现一道夯土城墙，有的学者推测是“外郭城墙”。城内东北部一带是宫殿区，在约6万多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了大面积的夯土台基和大型房址。其中有一座房基(C8G15)，东西长约65米，南北宽13.6米，可复原为四周围以回廊、中间有九室的重檐顶大型殿堂。城垣外分布有制铜、制陶、制骨等手工业作坊，以郑州商城为中心，总面积约25平方千米，俨然是一座大都邑的规模。商代早期方国城邑的考古资料，较为清楚的是湖北黄坡盘龙城。城址平面近方形，城内面积7.5万平方米，有城墙、城门和护城壕等设施及手工业作坊。宫殿基址坐落在城内南北中轴线上，其中Fl、F2组成为“前朝后寝”的建筑布局。Fl宽39.8米、进深12.3米，比二里头遗址一号宫殿基址的殿堂还要稍大一些。⑧

周代城郭的等级，大体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周王都城(称为“王城”或“国”);第二类是诸侯封国都城;第三类是宗室或卿大夫的封地都邑。《左传•隐公元年》载:“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国三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也就是说，诸侯之城分为三等:“大都”(公)之城是天子之国的1/3，“中都”(侯、伯)为1/5，“子都”(子、男)为1/9。此外，文献中亦有定天子之城方九里，诸侯城则方七里(公)、五里(侯伯)、三里(子、男)以及卿大夫方一里的记载。这说明周代各级城邑的严格等级关系，但是这种制度是否能够执行，不得而知。就目前所知资料，还不能充分反映上述情况。自东周以降，周王室权威日渐衰微，各地诸侯势力不断膨胀，于是出现了所“礼崩乐坏”的混乱局面。因此各地诸侯的城邑筑造，就更加不受规定的约束而任意自行发展了，这里仅就周王城与各诸侯国的国都面积作一比较。

周代早期都城丰、镐早已湮没。在周王城洛邑发掘中由于叠压情况复杂，从目前的出土情况来看，此城形状大体呈方形，面积约10平方千米。⑨

鲁曲阜城:周武王封周公旦之子伯禽于鲁国之都城，遗址在今山东曲阜，旧有面积为今曲阜县城之六倍，面积约为10平方千米。齐临淄城:周初武王封师尚父于齐，先构都于营邱，公元前894年始迁临淄。临淄由大、小二城组成，大城面积约为17平方千米。魏安邑城:在今山西夏县西北，系魏国前期都城。安邑城整体平面大体呈矩形，面积约13平方千米，建造时间为战国前期。郑、韩故城:位于今河南新郑市，平面形状甚不规则，南北最长处达4.5千米，东西最广距离为5千米。楚郢都:楚国都城，位于湖北江陵市北5千米纪山之南，又称“纪南城”。此城平面大体呈矩形，面积约16平方千米。秦雍城:秦国早期都城，位于今陕西省凤翔县南境雍水以北，始建于秦德公元年(公元前677年)。此城城址平面呈不规则之方形，面积约10.6平方千米。

总体看来，周代的城郭规模不断扩大。当时的小城占地约1至5平方千米，大城10至30平方千米，面积已大大超过了西周时的礼制规定。如楚原封子爵，依制都城“方三里”，约合1.15平方千米，而春秋时期楚都郢(湖北江陵纪南城)的实测面积是16平方千米，为规定的14倍。已知周王城面积10平方千米，齐临淄、韩新郑之面积均约20平方地，秦雍城与鲁曲阜则约10平方千米。它们都大大超过封建城制的规定。

通过考古与文献资料的对比，可以看出:在夏商周三代，是我国城郭的初建阶段，城郭的主要功能是保卫君主和民众的安全，并抵御外族的入侵。在选择城址时，人们已经开始注重居址周围生态环境的优化，以便有利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筑造城郭时，一般会避开农忙，不误农时，选择夏天、秋天收获之后和初冬时节。一方面不误春种秋收，另一方面又可有效防范外敌的入侵。夏商时期城郭规模有限，周代城郭面积猛增，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的都城面积远远大于周王城，甚至数倍于后者。

注释

①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第121页。②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省博物馆:《河姆渡发现原始社会重要遗物》，《文物》1976年第8期。③张学海:《试论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城》，《文物》1996年第12期。④如李自智:《东周列国都城的城郭形态》、《略论中国古代都城的城郭制》，《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3期、1998年第2期;又见赵赟:《〈管子〉“城郭不必中规矩”探析》，《管子学刊》2009年第1期;等等。⑤刘叙杰:《中国古代建筑史》第1卷，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年，第175页。⑥李民:《殷墟的生态环境与盘庚迁殷》，《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⑦杨宽:《杨宽古史论文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页。⑧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湖北省博物馆盘龙城发掘队:《盘龙城1974年度田野考古纪要》，《文物》1976年第2期。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汉魏洛阳故城城垣试掘》，《考古学报》198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