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深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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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意识形态理论实质与适用范围问题是当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的焦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具有存在论与认识论双重内涵，是科学性、建设性、批判性与革命性的统一。一些国内外学者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当代西方社会微观意识形态的分析是有积极意义的，但由于他们未能深入理解宏观意识形态与微观意识形态的关系，混同了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功能，并带有明显的扩展意识形态研究视阈的泛意识形态倾向，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潮。

关键词：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理论；意识形态功能；泛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随着资本主义与全球化的发展，意识形态问题显得越来越突出，不同学者基于不同的政治与理论立场提出了不同的意识形态理论。从目前国内外意识形态研究状况来看，有两个问题成为焦点，即意识形态理论实质与意识形态适用范围问题。相当多的学者认为意识形态是“虚假意识”，它存在于人类社会的一切领域，还有学者甚至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自相矛盾。笔者认为这些观点不仅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思想，而且不恰当地应用还可能导致否定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倾向。为了进一步弄清思想，正本清源，本文试结合相关文本与观点就这两个问题作一分析，以求教学界同仁。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实质问题

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汤普森的一段话实际上道出了当代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的特点。他说：“理论见解大为殊异的许多作家都设法分析意识形态概念、意识形态形式的特点以及它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①如果说因当时条件与研究工作的需要，“因而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处理与其说是一个充分展开的理论，不如说是‘一连串的直知灼见’”②还是可以接受的话，那么如一些国内外学者所说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思想前后矛盾却是难以自圆其说的。当马克思恩格斯一接触到历史问题时，就必然会碰到两个密切相关的问题：一是如何总结历史规律，二是如何对待历史中的种种自称为“科学”的历史理论（“意识形态”概念最早由法国哲学家德斯图·德·特拉西提出，他在提出意识形态概念时就以“科学”自居）。这两个问题表面上看互不相关，但事实上密不可分。若不形成自己关于历史科学的观点，又怎能批判历史上存在的其他理论（当然自称是科学也不一定就真是科学，这个问题另当别论）？正像一些国内外学者所言，马克思恩格斯在创制意识形态概念时的确常常把它跟“虚假意识”联系在一起，但问题是马克思恩格斯为何要如此做？他们所说的“虚假意识”究竟是什么意思？通过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等经典文本的研究，笔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虚假意识”并非指所有意识形态，更非要否定意识形态这种社会存在形式，而只是指以往意识形态理论内容。由于以往意识形态主张“观念决定世界”，因而建立在这种唯心主义形式之上的意识形态内容自然就是虚假意识。不过，从逻辑上讲，要想令人信服地指出以往意识形态内容是虚假意识，首先就必须提出正确意识以及与之相关的意识形态形式。只有这样，人们才可能从不同意识形态内容的比较中区分正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科学的历史观——唯物史观是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形成的重要前提；没有唯物史观这个科学理论前提，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理论也跟“重批轻建”的解构主义没有根本区别。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正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批判并揭示以往意识形态的虚假意识内容，最终建立自己科学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另外，尽管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用意识形态指称自己的理论，但实际上他们创立的理论也有一个意识形态问题。因为，如果用特拉西意识形态概念来衡量，历史唯物主义也是关于历史的科学，那它也必然是一种意识形态。因此，当我们在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概念的时候，不能仅仅依据于他们经典文本的叙述，有时还需要把握其思想深层内涵，即意识形态从内容上看有虚假与真实之分后来，列宁公开提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的意识形态，因为它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之上并与客观现实相符）。所以，当我们在运用“虚假意识”这一意识形态含义时，一定要以坚持并发展历史唯物主义为前提。若历史唯物主义不科学了，又凭什么说由此得出的批判理论是正确的？第二国际庸俗经济决定论实际上就是在用庸俗唯物主义观点批判当时存在的种种唯心主义理论，由于这种思想在理论建构上的欠缺从而导致批判的失败与从早期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虚假意识”这个认识论角度解读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路径的产生。

在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之初，马克思恩格斯重点强调批判精神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不批判现存的种种历史唯心主义理论，他们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自然就无法被人们知晓，更无法用它们去指导人们的行动。不过，马克思恩格斯在从事意识形态批判的同时，更关注这样一个问题：以往历史理论都是错误的，但为何人们对它们深信不疑？由此，他们就进入到对这些理论的社会存在论分析。在他们看来，以往意识形态虽然错误，但由于特定历史条件的需要，它们会堂而皇之存在于一个社会之中并为其辩护。于是，马克思恩格斯就用另一个科学的术语来指称意识形态，即“观念的上层建筑”。这样，他们就把这些理论定位于一种特定的社会存在之中，并结合社会整体结构来分析它们的作用。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当时阶级斗争的需要，重点强调的是意识形态与阶级利益的关系，而对意识形态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对此，恩格斯晚年有所论述）以及意识形态与主体存在的精神向度、思维向度及其方式（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这些问题）等方面的问题没有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因而，后来葛兰西提出的“意识形态领导权”问题、阿尔都塞提出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问题以及在他们思想影响下像詹明信、伊格尔顿和齐泽克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存在论视角解读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都从某种程度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在此，我们就有必要讨论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与拉康的“主体”意识的关系。虽然这两者谈论的不是一个层次上的问题，但从方法论上看，它们有一定的联系，即都将意识形态或主体意识看成是由现实世界决定的东西；所不同的是：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意识形态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而拉康则认为主体意识是由想象界、象征界与真实界决定的。对此，詹明信作出了明确的肯定。他说：“说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都是唯物主义就是断言它们各自都揭示了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里，‘人类意识’并不是‘它自己房屋里的主人’：只不过它们各自加以非中心化的领域颇为不同，一个为性，一个为社会历史的阶级动力。……我们能够做的只是表明，这两个系统在方法上可以互相学习，因为它们各自都在本质上是一种阐释学。这么说较为谦虚，但却有较多的成功的希望。”③这也是阿尔都塞、伊格尔顿、齐泽克和詹明信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可以成功借用拉康思想分析与研究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原因。不过，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的中介与拉康所讲的中介仍有很大的区别，前者讲的是社会经济、政治等条件，而后者讲的只是语言符号等前提。尽管语言符号对主体或意识形态的构成也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语言也有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其建构的世界跟客观世界存在着一定差异，更何况语言在正处于后工业社会的西方国家因更多与媒介融合而打上不可磨灭的资本烙印），但若放弃社会经济与政治等宏观条件而只停留于语言符号之上，那么，意识形态研究就与语言和日常生活中的象征符号研究相联系，意识形态就不像被简单地当作系统的“思想”体系那样容易被理性和科学所清除。④因此主体与意识形态将永远披上语言的枷锁，无法放逐。而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经济与政治条件决定意识形态，并不是说后者无法摆脱前者的缠绕（单从这方面讲，它的确是不可能的。因为，意识形态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可能完全独立），而是指后者不由社会整体群体利益“环节”决定，只由部分群体利益“环节”决定。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讲，代表社会整体群体根本利益的意识形态是有可能建立并在现实中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