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语境下文学批评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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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后现代主义哲学语境文学批评

论文摘要:本文从两个层面对后现代哲学语境下的文学批评进行了探讨。第一，后现代哲学语境下的文学作品，由于其不构格式、零散、断片化以及摧毁传统文学创作模式的先锋性特点，传统文学批评所遭遇的障碍;第二，就文学理论本身而言，面时纷繁复杂的后现代哲学思潮，传统的文学批评模式所受的影响。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自1970年以来成为一个时髦的词语，后现代的大潮汹涌大概与1968年法国学生运动失败后，由社会造反退到书斋造反(语言领域里的颠覆)有关。“它貌似激进地否定理性、整体、一致、‘宏大叙事’，而实际上由群众性宏大社会革命走向专业改良(原专业领域内的‘造反’)，恰好成为资本社会在其发展进程中所需要甚至必需的补充品和解毒剂。”后现代倡导“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是非。一切不过是在权力下的知识，充满相对性和特殊性;理性主义所力捧所构造的真理与客观以及普遍必然性不过是“假、大、空”的“宏大叙事”，只有走向并无“达话”的诗意的语言栖居，才能获得真正属于自己的个体的存在家园。因此，后现代主义所倡导的一切对于个体的精神世界，对心灵境地所造成的震撼和解放确实是空前的。

一般认为，法国的后结构主义哲学为后现论奠定了哲学基础，否定“在场”而强调表征，否定本原而关注现象，强调多元而抛弃统一，重视规范的内在性而非先验性，以及通过建构性的他者来分析现象的方法论，把后现代主义提升到了一种哲学的高度。①利奥塔和博德里拉这两个后结构主义阵营之外的“新保守主义”哲学家，一也从不同的角度对后现代主义作了诊断。在利奥塔看来，后现代就是抛弃元叙事(解放的叙事和启蒙的叙事)，它从追求共识的统一性转向差异、多元论、不可通约性和局部决定论。而博德里拉则从符号生产的角度指出，后现代社会是现代性终结的社会，即生产的社会转变为消费的社会，仿像技术逻辑统治着一切，现实被超现实所取代。

当然，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们的理论建构，在某种程度上为后现代主义文学批评奠定了理论基础。在他们发表的一系列批判结构主义或者现代性的文本中，从不同的角度对传统逻各斯主义及其规戒下的一系列现性特征与二元对立模式进行了彻底的解构。其中德里达(JacquesDerrida)“撒播”(dissemination)的指意生成过程(productionofsigni-fication)、德勒兹(GillesDeleuze)和加塔利(FelixGuattari)的欲望概念和块茎(rhizome)理论，及福柯(MichelFoucault)的权力概念等，都强调捍卫意义的扩散，反对将意义束缚在总体化、中心化的理论与系统中。正如德里达所言“意义的意义是能指对所指的无限的暗示和不确定的指定……它的力量在于一种纯粹的、无限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一刻不息的赋予所指以意义……它总是一次又一次的进行着指定和区分。”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的某些理论，不但深刻影响了后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而且在文学批评理论界也掀起了巨大风浪。就文学创作而言，大多数后现代文学家的创作依照这种理论，在拒斥现代主义的思维模式的情况下走向“后”现代。在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中，作家们力求被“解释”，《尤利西斯》的作者乔伊斯吁请象圣经一样的多种解释，而其他现代主义作家则使用隐喻的文本策略来寻求多重解读。卡夫卡的作品曾遭受“不少于三拨的阐释者们的大规模劫掠”。后现代主义文学为了摆脱这种对文学作品无休止解释的人为粗暴控制，在文本中设置多种机关为解释制造障碍。这就是后现代主义文本所要显示的文本策略。伯顿斯对这种策略也有类似的表述，他认为后现代艺术只有被而且必须被体现，而现代艺术则指涉一种隐于表面以下的意义，因而必须得到理解;后现代艺术展现自己的外观，而现代艺术则要把握出于那外观以下的深层含义。

后现代主义哲学对文学批评的影响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在后现论语境下产生的文学作品，由于其不拘格式、零散、断片化以及摧毁传统文学创作模式的先锋性特点，使传统的文学批评遭遇障碍;第二，就文学理论本身而言，面对纷繁复杂的后现代哲学思潮，传统的文学批评模式受到的影响。

首先探讨第一个层面的问题，即面对后现代哲学语境下的解中心、无确定意义、丧失了总体性与积极的人文理性关怀的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传统文学批评遭遇的障碍。

传统文学艺术之所以被无休止的评论、解释，根本原因是它们对于现实“拟真”的模仿，因为这样它才能被认为是有艺术价值的。换句话说，只有这样，有着各种不同企图的解释者们才能在文本中找到能满足自己阐释目的的意义—-哲学的、宗教的、阶级的、社会的等等，总是将文学阐释为一切社会意识形态的副产品。另外，传统文学文本所带来的主题、情节结构、人物、思想等要素的统一性与一体化，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解释者们的神经，或者是他们在这种统一性中找到了无休止解释的乐趣，或者是他们世俗而又现实地以此来满足他们晋升的欲望。如果是以上种种，那他们的“良好愿望”在后现代主义文本面前受阻，因为这些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文本似乎并不提供这一切。

关于主题，后现代主义文本似乎并不缺乏，那就是反讽、戏仿、游戏、重复、复制以及无主题变奏。这种无中心性的文本策略正是后现代主义作家们所要体现的主题。巴塞尔姆的《白雪公主》对安徒生童话的戏仿与反讽;克里斯塔·沃尔夫的《卡珊德拉》对古希腊神话戏仿;戈姆林格的诗《字》的文字游戏;德尔的诗《苹果》的拼图游戏;米兰·昆德拉的无主题变奏的音乐视角;格拉斯的《母老鼠》与纳博科夫的《微暗的火》的互文性等等。但解释者与读者能在这些主题中找到什么呢?文本的结构不停的变化，多元混杂的文本形式，语言符号在建造与拆毁中的游戏，无法确定的轮廓将许多规模宏大的素材组织在一起，这样最终导向了一个结论:“不善于被解释，也无法解释”。

卡尔维诺的《寒冬夜行人》中的10个只有开头没有结局的故事的设置，使整部小说的宏观结构模糊不清，细节掩盖了主题。不相关故事碎片的连接、人称的不断变化、相同的人名在不同故事中的交错出现以及作者不时的关于其写作的述说等反传统要素造成了文本指意的不确定性。福尔斯的《法国中尉的女人》中“多种可能性的多元并立的树形结局”，是作者对真实生活的发展趋势的不确定性的精确再现。正这一系列不确定要素绘制了一幅幅精确的图画，体现了生活复杂交织的精确性。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对生活事件的网状分布真实而又精确的描述，与传统文本主观臆造的具有某种统一性的生活真实相比，它就具有了不确定性。因此要参透文本，就只能回到文本自身的语言符号与文字中间，不需要任何强加的所谓“深度”与意义。因为这样的努力与努力参透生活一样都是徒劳，人类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总是试图揭示生活的意义，但生活的真正意义又是什么?这又与哲学的所谓“中心”与真理的探讨一样永无休止。

后现代主义文本的不确定性就如“晶体”与“镜子”等光学仪器的多面性，“每段文章都能占有一个面，各个面相互连接又不发生因果关系或主从关系。它像一张网，在网上你可以规划许多路线，得出许多结果完全不同的答案。“晶体”的各个反射面射出的光既有平行也有交织，而各种“镜子”共同构造的多面装置，使人置身其中便如进了一个曲径交织的迷宫，形象向空间的各个方向散开，有时他们是平行的，有时是重合的，而有时又是交错或倒置的，这种由多面性导致的混乱状况恰好与后现代主义文本所体现的不确定性所导致的文本的错乱性产生某种契合，而这种错乱又使解释不再可能。可见后现代主义文本的这种文本策略不但抵制了传统诗学的中心化、真理性的思维模式，而且也拒斥了被解释的多种可能。而文本语言的分散、离散与传播以及对自身环境的概括与内倾也使解释的外在表征遭遇重重障碍，语言游戏、自我指涉或者是自我写作的内在反思与述说割断了任何解释者的外部介人，而所有的解释企图在这种情况下往往显得自不量力。

总之，后现代主义的作家们反对追求绝对(绝对的意义理所当然也在他们的反对之列)，将一切置于矛盾与不确定中，文本自身说明自己，不需要任何的、外在的、附加的形式。

以上的探讨，着重论证了面对在后现代哲学影响之下产生的，本身具有后现代主义色彩的文学作品时，传统文学批评所遭遇的尴尬。下面笔者想再简单的谈一下，面对这种哲学语境，“现在”以及“以后”的文学批评将何去何从?

虽然，对“现在”与“以后”这个时间段的限定有点问题，因为当我们断言“现在”这个现时性时，就小的尺度而言，它是瞬间即逝的，所以在这儿有必要说明的是，这个“现在”所呈现的时间，与“以后”(即未来)所持续的时间应该与后现代这个与此持续的时间是等值的，因为我们所探讨“后现代哲学语境下的文学批评”问题本身限制了这篇文章所谈的时间取向。

事实上在尼采的《论道德谱系》中，尼采有关刑罚的多种解释就已经隐隐约约的给我们一个理论支点，即传统文学批评所坚持的终极意义以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批评模式是不是永远成立?文学批评所要达到的“唯一的”、“正确的”解释是否真能达到?“尼采思想的中心主题是，没有任何事物有‘和谐可言’，没有任何事物能是第一或初始原则，没有‘缘由’就像柏拉图的善之理念和莱布尼茨的充足理由原则那样。任何话语，包括科学的和哲学的话语，都仅仅是一种观点，一种世界观。;.当然尼采的哲学也被认为是后现代主义哲学最早的发展契机，它里面已经孕育了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某些特征，尽管德里达认为尼采哲学仍未逃离“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藩篱，但他本人的解构哲学理论的构建并不能否定尼采及其哲学在其中的作用。而且德里达也提出所指(意义)的不确定性，如果从这点出发再去寻找尼采，那二者的联系便不言自明。

后现代主义哲学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对总体性的质疑。“总体性”在尼采之前，在我们的观念中就象空气一样不可或缺。总体性所要求的秩序、纪律，成为我们存在生命的内在要求;它所倡导的因果式的逻辑链条几乎掌控了我们生命的种种领域，“因为……所以”以及与其相类似的因果模式在我们的话语建构中几乎无可置疑;它需要在理性轨道内进行解释说明，它需要相互连接的一环套一环的严密论证的分析。总之，总体性一贯被视作是理性器官的一面，意识的载体，我思的物理器官:它等同于头脑、思维与意识，等同于一个知识主体与理性主体。它同样控制了文学批评，只有在它的高级秩序内部，文学批评理论才能名正言顺的存在。这种总体性的源头是理性建构下的哲学逻辑思维，哲学自身的这种跨越为文学批评破除总体性神话的话语模式奠定了基础。

基于传统哲学本质、现象的二元对立，文学批评在解释作家作品的过程中也始终在寻求一种终极的、至善至美的意义与解释，这就使文学批评的历时看似“懒婆娘的裹脚”很长，但归根到底，评论家们都是在周而复始的寻求自己所认为的最最中肯的、真实的真理似的解释，一部经典的文学作品不断的被解释，就是所谓的“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

后现代主义哲学对本质与真理的清理，德里达关于“中心”与“边缘”的言说、加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视域融合”等为文学批评提供了契机。美国文学评论界以保罗·德曼为代表的“耶鲁学派”的解构批评是解构哲学思潮在文学批评领域最好的体现，比如哈罗德?布鲁姆的“强力误读”理论、希利斯·米勒的“重复”理论，以及以伊瑟尔为代表的读者反应批评等。此外，受德里达“中心”与“边缘”的解构主义理论的影响，西方出现了一系列新的文学批评，“如颠覆所指中心论观念的后解构主义，颠覆男权中心主义的女权主义，颠覆西方中心主义的后殖民主义，颠覆作家与作品中心论的读者反应理论等。后现代主义哲学理论产生以后出现的文学理论的新的发展倾向，可以充分的说明后现代主义哲学对文学批评的影响。

因此，作为后现代哲学语境下的文学批评，无论是研究后现代主义的文学作品，还是其批评的新的视角都离不开这一哲学语境。当然，作为“人”的产物，它的发展前景是不确定的，就象在这一节文字的开头所解释的，它只是一个与“后现代”这一概念的时间段相等值的时间范畴内的讨论，一旦脱离了这一语境，它将发展向何处是不可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