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的负面效应及导向探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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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助推器“，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与富裕。尽管技术的正面效应远远大于其负面效应(这正是技术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原因)，但随着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日益增强，由技术活动所引起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社会危机以及人自身的危机等诸多负面影响也与日俱增，使现代人陷入了困境。为此，我们有必要对技术的负面效应及其根源进行剖析，进而赋予技术积极的价值导向，使技术朝着有利于社会、自然、人类和谐统一发展的方向前进。

一、对技术负面效应的审视:从技术双重属性的视角

(一)技术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辩证统一技术的发生，首先表现为人类对自然的控制、改造和利用。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技术作为人对自然界能动作用的工具和手段，一方面由技术系统内部各构成要素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所规定，同时也必然要以人对自然的认识为基础，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支配。因而技术具有第一客观实在性———自然属性。

技术的产生是为了满足社会不同的目的需要，技术作为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联系，并统一于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之中，因此技术的发展又必然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这就使得技术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具有第二客观实在性———社会属性。

技术的自然属性是由自然规律决定的，它规定了技术构成的前提和基础;而技术的社会属性是由社会规律决定，它制约着技术的具体使用和发展。“技术之所以服务于人的目的，是因为它的性质(实质)就在于:它为外部的条件(自然规律)所规定。”[1]从这句话不难理解，技术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辩证统一。

(二)技术产生负面效应的必然性与可控性技术自身的双重属性决定了技术应用效果的两重性，即技术本身是正负效应的矛盾统-体。从技术的自然属性来讲，任何技术都是一种遵从自然规律的能量转换器，只是其转换效率有高低之别。“按照热力学第二定律，把从单一热源吸收的热量完全变成有用功而不产生其他影响的机器是不存在的。因而，没有绝对安全的和100%的技术，任何技术的效率都不可能达到100%。”[2]再者，在技术的发展过程中，由于技术本身的复杂性和不可预料的因素，往往会导致技术发展方向的偏移，必将导致结果的不确定性。不难看出，技术与技术负效应具有“同存共生”性，技术的正负效应是相互依存、相伴而生的。

技术在应用过程中产生的诸多负面效应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我们能够把罪责统统归于技术本身吗?从20世纪上半叶开始，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学者以其理性的透视，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技术进行了批判反思，希望弄清技术的本质，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这对人们全面客观的认识技术，探索技术发展的合理价值导向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暴露出了一定的理论缺陷。由于他们对技术批判代替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忽视了技术的社会属性，从而离开了人的社会性、阶级性，奢谈抽象的人的个性、自由、解放，脱离社会现实而谈技术，片面的将技术的负面效应完全归咎于技术本身，赋予技术以“原罪”的性质，因此陷入反科学主义或技术悲观主义。

诚然，有些技术固有地具有某些“弊”的一面，①例如杀人武器技术、产生大量难以处理的环境污染的技术，就很容易被怀有作恶或私利目的的个人或社会集团滥用和恶用。再者，技术作为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应用的结果，是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动态过程。但任何时代的技术只能是人类认识和实践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这个发展阶段上不可避免地带有其局限性。当人类根据自身的需要应用这些技术时，因其局限性而无法预知它的全部效应以及它与其他事物的复杂联系，这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消极后果。这种负面效应可以通过技术本身的发展以及人类认识水平和实践能力的不断提高来逐步克服。

但是，技术作为工具，其造成的恶果的主要责任还在于社会和人自己，而不是技术本身。因为，技术作为人类的一种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具有社会属性，与社会制度密切相关，其作用的发挥从来不是完全独立进行的，总是受人的控制和指导。技术的正负效应，实质上是一定社会条件下人们对技术选择和应用的结果。关于这一点，科学巨匠爱因斯坦早就说过:“技术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刀子在人类生活中是有用的，但它也能用来杀人。”[3]美国《发现》杂志近来评出人类面临的20种天灾人祸中，除去人力无法抗拒、难于避免的自然灾难外，其余的都是人类自身滥用技术所可能导致和正在导致的灾害，如全球气候变暖、生态系统的破坏、生物技术灾难、纳米技术灾难、环境污染问题等等。所以，归根结底，不是技术控制、决定社会与人，而是一定社会关系下的人决定技术的发展和价值取向，技术到底对人和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带来怎样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掌握在什么人手里，用它去达到什么目的。

所以，我们认为，技术的自然属性决定了技术负效应的必然性，而技术的社会属性则决定着技术负效应的人为性及可控性。只有从技术的社会属性出发，对技术负面效应的根源进行深入的研究，才能加深我们对技术的认识，从而为弱化技术的负面效应提供理论依据。

二、技术负面效应产生的根源分析

通过对上述关于技术负面效应的审视，我们知道，技术究竟是作为生产力还是破坏力，是造福于人类还是毁灭人类，最根本的不在技术本身，而是取决于现实的社会关系以及这种关系下的人。

(一)社会根源

技术的应用总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进行的，虽然技术本身没有阶级性，但如何应用技术以及使其服务于什么样的目的，在阶级社会中却是与一定阶级和社会集团的利益相联系的。社会政治制度的不合理和经济利益的驱动是产生技术负面效应的社会根源。

马克思早在一个世纪之前就指出，产生技术负面效应的根源并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同机器的资本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不可分离的矛盾和对抗是不存在的，因为这些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因为机器就其本身来论文说缩短劳动时间，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延长工作日;因为机器本身减轻劳动，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提高劳动强度;因为机器本身是人对自然力的胜利，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因为机器本身增加生产者的财富，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生产者变成需要救济的贫民。”[4]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成果往往被资本家垄断，为追求超额利润和达到种种自私的目的，他们经常置社会公德于不顾，一次又一次用技术手段去干危害人类的事情。据英国H.鲁滨逊统计，1939年以来全世界的资源消耗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整个人类历史中所消耗的总量还多，其中绝大部分是被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所消耗。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虽然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了诸如改善劳动环境、提高社会福利等一系列措施来缓解技术带来的种种负面效应，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在其他具体的方面，由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影响，却产生了许多新的消极影响。例如世界上许多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在不同程度地“严格保护”着本国的高科技，目的就是为了形成对其他国家的技术的高端优势，通过对欠发达国家的不等价交换来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通过高新技术对其他国家形成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的威慑作用。对于当今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都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探索阶段，因此，他们各自的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也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特别表现在民主程度的不高、工作效率低下、等级意识固化等方面。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制约了技术的发展。

此外，一些国家地区从狭隘的地方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出发的政治决策，以追逐利润和眼前利益为导向的经济活动，在加上缺乏健全的道德监督和法律控制，滥用技术成果的行为往往不能收到应有的谴责和制裁，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技术在应用过程中负面效应的产生。

(二)主体的局限性

技术的负面效应，除了社会原因外，还有深刻的主体根源，这主要表现为人类认识上的不完善和价值取向的不健全。

首先，任何时代的技术，都是人类认识和实践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都是人们对于反映自然规律的相对真理的把握和运用。由于特定的历史时期，人类知识水平有限，知识结构的不完善，这就决定了人类可以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上利用它创造出预期的人工自然，但却不可能事先将这种人工自然产生的全部效应和复杂联系予以穷尽。正如恩格斯所说:“如果我们需要经过几千年的劳动才稍微学会估计我们生产行动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那么，我们想学会预见这些行动的比较远的社会影响就困难得多了。”[5]正如20世纪30年代以来，氟利昂被发达国家广泛用于制冷剂、发泡剂、洗净剂，但它却会进入大气吞噬臭氧层，致使臭氧层空洞，损害人类的免疫系统诱发皮肤癌，还会导致气温上升引发温室效应，这一切都是当时科学家所始料不及的。而当人类积极准备，期望采取措施扭转局面时，却发现由于受到人力、物力、财力的限制，尽管可能在理论上已经找到解决的办法，但实际中却无法实现。

其次，由于技术使用过程人们对待自然的态度以及错误的价值取向而导致技术负面效应的产生。英国经济学家舒马赫在谈到技术的负面效应时曾说:“出现这么惊人、这么根深蒂固的错误，与过去三、四个世纪中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在哲学上……的变化有密切的关系。”[6]与此同时，普遍存在的狭隘的科学功利主义思想和行为也是技术的负面效应得以产生和加强的又一重要原因。狭隘的科学功利主义，一方面会导致在价值认识或价值评估上只重视和追求技术的直接效应，特别是那些可“短期见效”的经济效益，而忽视和谈化技术在生态和社会等方面的间接效应;另一方面会导致在技术发展中重应用和开发研究，轻基础研究的倾向，从而使技术发展本身产生方向偏差和结构失衡，甚至是本末倒置，这既严重妨碍了技术的进步，又进一步加剧了技术的负面效应的产生。

(三)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缺失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技术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技术与人文的日益分离使技术的发展失去了人文精神的引导，背离的人的根本目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缺失也是导致技术负面效应产生的重要原因。后现代主义学者指出:技术理性从功能、效率、手段和程序上来说是充分合理的，但是它毕竟是一种以支配自然为前提的有限理性，它并不是考虑人生的意义，逝去了对终极机制的依赖，失去了对生命价值和意义的思考。人文精神则以追求真善美的高尚价值理性为核心，以人类的自由和发展为中级目标，它包含了宗教、道德、哲学等多方面的内涵。人文精神是技术理性正向发杂很难的重要引导和保障因素，从道德上指导人们的行为，帮助人们正确地理解技术的含义，确立科学精神。然而，技术的发展在一段时间内却误入歧途，将技术与人文分离，仅仅关注自身建构的精巧、理论上的突破，而忽视了它的社会应用可行度以及它的应用可能带来的各种不利社会影响，变技术为“技术的技术”而不是“人类的技术”，使技术失去了它的本质价值和意义，也为技术负面效应的产生创造了客观的历史环境，使他们在脱离人文精神之后肆意蔓延，以至最终进入自己为自己挖掘的物质、精神坟墓。[7]

三、技术发展的价值导向

技术作为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的价值目标的中介性手段，其双重属性决定了它既要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又要受到社会文化价值观和人的目的的规范。在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低下的时候，技术主要表现为“自然的”选择过程，而随着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能力的增强，技术的发展则越来越取决于人的“价值的”的选择。人的价值观则成了规范技术发展的主导力量。柴夫柴瓦兹也明确表示，要把技术置于价值观的统摄之下:“单靠技术是无法挽救我们的。但是，如果技术从属于更高层次的、更重要的价值观念，它们将是有帮助的。正如我所说的，技术不仅仅是工具，关键是可以用它们来提高诸如至善、公平、自由和正义等道德价值观。这是等待我们去完成的最重要的任务。”[8]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必须赋予技术发展正确的价值导向。

(一)生态价值观引导技术发展的正确方向

面对技术带来的诸多负面效应，有的学者提出:“人类亟需一次自然观的革命，亟需纠正对自然与人类之关系理解的错误。”[9]自然界有其内在价值，这种价值根源于事物之间的各种复杂关系，而这种关系是先在于人的，人类不过是这个关系中的一个后来者或实体，不可随意的支配自然。基于这种认识，对于技术的发展必须要以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作为根本目标，把技术放在可持续发展的坐标中去，真正重视和实现技术的生态价值。

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也为我们正确处理技术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提供了明确而现实的依据。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人是自然的人，人的生存和发展都依赖着自然，而且人对自然的各种活动必须遵循着自然的客观规律;同时，自然是人的自然，人带着自身的目的和需要改造自然，创造了日益广阔的人化自然世界。根据这种辩证思想，技术不应仅仅是人征服自然和控制自然的工具，更应成为解决人与自然矛盾的武器。这种社会和谐观念必然体现在人与自然交往的重要手段———技术之中，规定着技术发展和应用的方向，促进技术成为融洽人与自然关系的中介和工具，成为合理地改造自然和有效保护自然的武器，引导技术朝保护自然的“绿色化”方向发展。正确的技术发展观应是在生态价值观的指导下正确处理技术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著名学者利奥波德(A.Leopold)在研究生态伦理问题时，曾做出一个重要结论:“当一事物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当它走向反面时，就是错误的。”[10]根据这一观点，我们可将技术的生态价值观导向表述为:当一项技术成果的发展和应用有助于保护生态系统的和谐、平衡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应予以鼓励和推广;而当它有害于生态系统的和谐、平衡的时候，它就是错误的，应予以限制和排斥。

与传统价值观那样把自然视为“聚宝盆”和“垃圾场”的观念相反，生态价值观把地球看作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唯一家园，把人与自然看成高度相关的统一整体，强调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整体性，代表了人对自然更为深刻的理解方式;以人与自然的和谐为出发点和归宿，主张以适度的消费观取代过度消费观;以尊重和保护自然代替对自然的占有欲和征服行为;在肯定人类对自然的权利和利益的同时，要求人类对自然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最终实现技术与生态环境的友好和良性循环。

生态价值观反对不加区分地运用一切技术，反对刻意追求技术的工具效应。它对技术具有明确的价值选择，即技术的运用不仅要从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健康和完善出发，注重人的生活的价值和意义，而且要求技术选择与生态环境相容。生态价值观的确立，将使技术在人与自然之间发挥更大的调节作用。公务员之家

(二)“以人为本”是技术最终的价值所归

随着技术的发展，人类已经建立起了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文明社会，但似乎并未因此而解决人生的价值和意义问题。人文主义者发现，人们在对物的追求和向外部世界摄取过程中，常常迷失自我，丧失内在灵性。技术强大的征服力量使人也变成它所征服和奴役的对象。人在强大的技术力量面前已成为无足轻重的存在物。

那么，我我们该以怎样的态度来审视技术、发展技术呢?诚如马克思所说，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将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自然科学往后也将包括于人的科学，这将是一门科学。美国学者萨顿也强调，作为一种人为的和为人的事业，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应该是相互渗透的。此后，美国科学史专家普赖斯更是直接提出了“大科学”的概念。在他的《大科学、小科学》一书中指出:科学在巩固原有对自然世界的认识基础上，应与对社会的研究及相互关系联系起来，不仅在研究内容上进行扩展，更重要的是把技术与人类的一系列社会活动结合起来，综合研究、系统评价。可见，在解决技术所带来的负面效应问题时，要明确技术与人文的关系，建立技术与人文统一的“大科学”，真正实现“技术以人为本，人以技术为先”的良好循环体系，使得技术为人类的发展创造更多的便利，而人则为技术发展提供方向，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正确的技术发展观应正确处理技术与人的关系。坚持以人为技术的目的和中心，是预防和克服技术背离人甚至反抗人的重要原则。“这就是说，是人，而不是技术，必须成为价值的最终根源:是人的最优发展，而不是生产的最大化，成为所有计划的标准。”[11]以人本为价值导向就是要坚持科学技术的发展要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人性和人的发展服务，让科技为人类服务而不被科技控制。首先，科技的发展必须与优化人的生存环境联系起来。其次，在从事科技活动时，既要考虑技术上的可能，经济上的合理，同时，还必须兼顾到对人的身心健康是否有利。只要我们有意识地强调在技术发展和应用中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并采取有效的措施预防和阻止技术非人道的发展和应用，那么，人与技术的关系必然能回归其本然。

四、结语

随着技术的进步与人类社会生活的变迁，技术的负面效应问题在现代社会己受到从学术界到政府及社会群众的普遍关注，更是哲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有效地防范和化解技术的负面效应，需要我们构建新的价值观念，更需要我们及时制定恰当的对策并付诸实施。在我国，科学发展观以及和谐社会等发展战略和发展理念的实施正是以此为目标，克服了传统技术发展观的局限性，站在时代的高度，科学地阐释了人类实践活动要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类自身关系的基本原则，提出了技术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指明了人类实践活动的现实途径，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和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也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合理地发展和应用科技提供最重要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