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列宁对落后国家合作社的认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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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面临的重大课题之一，是如何把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并引导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在探索和思考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列宁改变了十月革命对合作社的思想认识，创造性地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合作化思想运用于俄国农村的社会实践，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这表明列宁在晚年终于找到了东方落后国家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列宁农民合作社

农业合作化是东方落后国家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也是把农民组织起来并对他们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由之路。列宁通过六年的反复试验和曲折探索，最终提出了关于通过合作社引导农民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

这一思想作为列宁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在当时对引导俄国农民阶级走向社会主义有重大意义，而且对其他东方落后国家寻求农村社会发展道路也有重要的启示。

一、列宁合作社思想的形成

任何一种思想或理论都不是在人们头脑中凭空想像出来的，而是有其一定的形成轨迹和发展过程。列宁的合作社思想也不例外，它是列宁随着俄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在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合作化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断改进和发展先前认识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从总体上说，列宁合作社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

从历史上看，合作社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种以经商为主要业务的经济组织。在西欧，合作社最早产生于19世纪初，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不断增多。而俄国的合作社初创于19世纪60年代，到二月革命前全俄国仅有合作社约2.3万个。由于十月革命前合作社的领导权掌握在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手里，因此，列宁这一时期更多地把合作社的发展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他认为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愈高，合作社就愈发达。但是“这种合作社对富裕农民的好处很好，对贫苦农民群众的好处则很少，几乎没有，而且合作社本身也会成为雇佣劳动的剥削者。”也就是说，在列宁看来，农业中的合作社与工业中的托拉斯只是形式上的差别，“两者的社会经济内容是完全一样的。1903年，列宁在《给贫苦农民》中再一次强调:“谁要是答应用各种合作社(高价卖出贱价买进的联合组织)、各种经济改善、各种银行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使农民摆脱贫穷困苦，谁也就是在欺骗农民。可见，列宁十月革命前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农业合作社基本持否定态度。这表明那时他还没有把合作社与农民阶级联系起来，也还没有认识到推进合作社的发展对社会主义产生的伟大意义。

十月革命胜利后，工人阶级夺取了政权，掌握了全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由理论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把苏维埃俄国的农民组织起来、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对于执政的布尔什维克党来说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1920年，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明确指出:“我们曾经是而且现在还是一个小农国家，因此我们向共产主义过渡比在其他任何条件下困难得多。为了完成这一过渡，需要农民亲自参加，而且要比参加战争的人数多十倍。……我们这个现在还疲惫不堪的农民国家却必须把男女工人和农民个个动员起来。但是，对于采取什么样的组织形式把贫苦农民组织起来，同时又不会伤害农民，在十月革命后列宁一开始并没有把合作社纳人他的视野范围内。

到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期，在当时领导农民平分地主土地的回时，他提出要利用共耕制把农民组织起来，发展集体经济，减小个体小农经济。也就是说，在列宁看来，只有共耕制才是一条真正可靠、真正能够使农民群众更快地过上文明生活、真正能使他们同其他公民处于平等地位的出路，而苏维埃政权现在正竭力通过渐进的办法一步一步地来实现这个共耕制。应该如何来看待列宁关于共耕制的思想呢?这个思想是否证明他在国内战争时期即提出了引导农民激进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呢?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其理由是，列宁关于共耕制思想的产生，并不意味着他认为俄国农村的生产力水平已经达到了实现共耕制的地步，而只是由于当时战争形势的需要。当时，受战争形势的影响，农村的阶级矛盾极为尖锐，富农和农村其他反革命分子拒绝把粮食卖给国家，并且以暴动、暗杀等方式来反对苏维埃政权。只有加快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利于农村的稳定。如他在1918年底在有关会议的讲话中说:“今年夏天反革命分子掀起了暴动浪潮，……这个暴动浪潮促使农村出现了新的潮流和新的生活。接着他具体分析说，由于暴动和国内战争，农村已出现两个阵营。一个是贫苦农民的阵营，这个阵营坚决地同工人阶级一起去实现社会主义，另一个是富农的阵营。“这场斗争使有产阶级即剥削阶级彻底离开了革命，使我们的革命完全走上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轨道。”也就是说，在列宁看来，由于国内战争和农村尖锐的阶级斗争形势，才出现了共耕制这样的事物，换言之，共耕制的出现并不是农村生产力充分发展的结果。

1921年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初期，列宁就不再主张实行共耕制，相反对实践中存在的合作社给予了极大关注。在其4月写作的《论粮食税》一文中他首次表达了自己的合作社思想，指出:“在苏维埃政权下，‘合作制’资本主义和私人资本主义不同，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既然粮食税意味着可以自由出卖剩下的余粮，那么我们就必须竭力设法把资本主义的这种发展纳人合作制资本主义的轨道。从便于计算、监督、监察以及便于推行国家和资本家之间的合同关系来说，合作制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相类似。可见，列宁在这一时期虽然把合作社看作是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组织，但却高度评价了合作社在利于国家监督、调控农民经济等方面的优势。这时列宁对合作社的观点已经发展为:它是社会主义国家用来联合农民阶级的主要形式。只是由于列宁在这一时期对农民小生产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看得过重，以及还没有解决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是否能结合的问题，所以他暂时把合作社看作是可以推动农民阶级走上社会主义的一个步骤，而不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组织农民的最佳形式。

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全面实施和对采取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认识的深化，列宁对合作社的意义与作用，也认识得越来越深刻，强调得越来越突出。在1923年1月口授的《论合作社》一文中，列宁改变了过去始终认为合作社的性质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观点，确定了合作社的社会主义本质。他明确指出通过合作社可以吸引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使其最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因此，在列宁看来，合作社是东方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引导农民的最佳形式。可以说，这篇文章是列宁多年来对合作社问题有关认识的一个高度概括和总结。正是以此为标志，列宁最终形成了自己的合作社思想。

二、列宁合作社思想的主要内容

总结列宁的合作社思想，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第一，合作社必须建立在商品经济的基础上。列宁认为，在一个小农生产者占人口大多数的东方落后国家里，试图通过消灭商品货币关系，以及消灭小资产阶级和小私有者的方式向社会主义过渡是行不通的，要想在这样的国情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因此，列宁主张要按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给小农经济以发展的空间，渐近地发展小农经济并把其纳人社会主义经济的范围。这对于作为联系小农经济与国营经济的中介的合作社来说，也决定了它必然要建立在商品经济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合作社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只能是商品经济与商品市场，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小农经济的发展，进而才能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并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尽管列宁对合作社性质的看法在新经济政策前后有很大的不同，但对于合作社首先是一种商业组织形式的认识却是前后一贯的。在1918年春天，列宁曾讲道:“合作社是商店，无论什么变动、改善和改革都改变不了这一点。《论合作社》一文中，他在提到合作社时也首先称之为“买卖的合作社”。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指出，“在新经济政策中，我们向作为商人的农民作了让步，即向私人买卖的原则作了让步;正是从这一点产生了合作社的巨大意义。从以上的论述不难看出，列宁之所以将合作社与商品经济紧密联系起来，原因是要使这种经济组织形式符合东方落后国家农民经济自身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并且，在他看来，只有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之上的合作社才能有利于推动农业由自然、半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过渡，才能有利于促进农民由个体小生产向集体化大生产的转变。

第二，合作社实现了农民私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最佳结合。关于确立私人利益服从国家共同利益的合适程度，列宁认为这是过去许多社会主义者都解决不了的难题。以前的社会主义者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甚至列宁早期都没能解决这一难题。比如:苏维埃政权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推行集体农庄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过分强调国家利益而忽视了私人利益，即没有找到私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相结合的合适程度。而新经济政策的实行也仅仅是促进了农民私人经济的发展，这样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小生产的盲目性和无序性，为使这种私人经济置于国家的检查监督之下，使私人买卖的利益与国家、集体的共同利益相结合，就必须找到一种适当的经济形式。经过艰难的探索，列宁在晚年终于找到了这种合适的形式即合作社。为什么是合作社而不是别的经济形式呢?这是因为，在列宁看来，一方面农民可以通过合作社进行买卖，以实现其自身利益，从而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另一方面国家也可以通过合作社排挤私人资本对市场的操纵，收购到所需的农产品以及销售农民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及生活资料，以促进国家经济和农民个体经济的双重发展，并且国家还可以通过各种经济手段来掌握、调节合作经济的发展，引导合作社经济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所以，合作社最终实现了农民私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最佳结合。并且，合作社的这种“合适程度”，是以往任何一种经济组织所不可比拟的。这样，列宁对合作社的这一认识也就最终解决了过去许多社会主义者碰到但又解决不了的难题。

第三，合作社是苏维埃政权组织农民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最简单、易行的方法。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但是这个同盟军却是建立在落后的小生产基础之上的，这就决定了他们既保守，又落后，又不易接受新鲜事物。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在如何对待农民的问题上，必须采取简便易行、又使人容易接受的方法和政策。列宁在对比合作社与集体农庄的不同之处后认为，合作社更容易为农民所接受，更能吸引农民。首先，合作社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战时共产主义时期集体农庄最大的特点是实产品、收人的平均分配，压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合作社则不同，加人其中的农民可以占有工具、牲畜等大多生产资料，并且自己支配个人创造的劳动成果。这种初级形式的合作经济有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吸引劳动者参加。其次，农民对合作社较熟悉和了解。合作社的历史较长，在沙俄时代的农村中就已存在各种合作社，并能顽强地生存和发展起来。农民对这种经济形式从心理上来说接受较快。再次，合作社能保障农民的个人利益。通过参加合作社，农民避免了过去长期以来在买卖过程中受到的贱买贵卖的双重剥削，还能够从合作社分到红利。最后，合作社的经营层次多样、形式灵活，农民是自主经营的实体。合作社组织是生产者在流通环节或生产领域一定环节上的联合，生产过程不一定集中劳动，参加的农民在生产经营方面享有一定的自主权。并且在合作社内，农民也并不是变成不可脱离合作社的固定成员，而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同时参加若干个合作社或是自愿脱离所在的合作社。这样便产生了家庭经营、合作社经营、合作社间的联合经营等多个经营层次，实现公有经济与家庭经济的有机结合。因此，列宁在《论合作社》中精辟地指出:“在我国，人们还轻视合作社，还不了解……在采用尽可能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法过渡到新制度方面，这种合作社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三、发展合作社.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有了全体居民的合作化，也就有了落后国家建成社会主义所需要的一切，合作化对于苏维埃俄国建成社会主义无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为此，列宁深思熟虑，提出了一系列旨在发展俄国合作社的思想主张。

第一，必须根据俄国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来发展合作社。列宁认为，在苏维埃俄国要想顺利地推行合作化事业，就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根据俄国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制定出相应的合作社发展的计划、政策，绝对不能脱离实际。这是发展合作社的根本出发点和立足点。从俄国十月革命后整体生产力水平来看，生产力的布局非常不合理，大工业集中在欧洲部分的几个大城市和大的工业区，而其余广大的地区仍旧是小手工业甚至是宗法式的农业经济。列宁早在1918年5月所写的《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中，就具体分析了俄国当时存在的五种经济形式:宗法式、小商品生产、私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还认为“俄国幅员如此辽阔，情况如此复杂，社会经济结构中的所有这些不同的类型都互相错综地交织在一起，特点就在这里。到新经济政策实行后，俄国这种生产力不合理状况依然如故。在这种现实面前，列宁认为:“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面对这样的经济事实，能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呢?……或者是试图完全禁止、堵塞一切私人的非国营的交换的发展，即商业的发展，即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在有千百万小生产者存在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一个政党要是试行这样的政策，那它就是在干蠢事，就是自杀。这时，列宁已经不再把理想的社会制度作为共产党制定政策的依据，而是强调从俄国现实的经济状况出发来制定政策。正是在这一理念指导下，列宁提出俄国要发展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由此可见，在合作社成为无产阶级政党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最佳选择时，它的进一步发展也必须要依据俄国实际的生产力水平。具体来说，列宁主张发展合作社要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比如，俄国生产力水平低下地区可采取初级形式的合作社形式，而生产力水平较高地区可采取高级合作社形式。另外，同一水平的生产力地区随着发展也可以采取不同形式的合作社，这样有利于使分散的、无法形成生产力的资金、畜力、农具等形成新的生产力。

第二，必须遵循自愿原则来发展合作社。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提出的小农合作化思想中一条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在发展合作社的过程中绝对不能采用剥夺农民财产、强迫农民人社的方式，而要严格遵守自愿的原则。理所当然，这一正确原则也为列宁在发展合作社时所特别强调。列宁认为，只有那些由农民自己发起的、其好处经他们在实践中检验过的联合才是有价值的。凡是不通过自愿的道路，而是用法令和传单建立的合作社组织“一钱不值”。因此，在1922年8月由他参与拟定的布尔什维克党的第十二次代表会议决议中明文规定:“农业合作社和工艺合作社所联合的是在经济上和需要上有着各种个人特点的小生产者，所以这种合作社应当根据自愿和经济利益的原则去建立。”并且强调苏维埃政权不能采取任何强迫措施使农民走向合作社道路，“而是照顾到农民生活的特殊条件，向农民学习向更好的制度过渡的方法，决不可发号施令!”在1923年的《论合作社》一文中，列宁还明确地肯定了实行自愿原则是合作社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他说:“应当检查农民参加的情况，检查参加的自觉性及其质量—这就是间题的关键所在。那么，怎样才能贯彻好自愿原则呢?列宁认为，针对农民最讲究实际的特点，俄国共产党就不仅应从农民的长远利益着眼，而且还应考虑农民目前的切身利益，让农民从合作社中切实得到好处、尝到甜头。只有与农民的经济利益相联系，农民才会自觉自愿地接受合作社。对此，列宁举例说，当合作社工作者到农村来开设合作商店时，严格地说，农民是并不准备参加合作社买卖的，但同时，他们在私人利益的引导之下，又急于参加合作社而尝试一下。实践说明，尝试的结果如何对农民是否参与非常重要，如果合作社果真能够给他们带来好处，与其利益息息相关，他们就会自觉自愿地加人合作社。反之，如果不能给他们带来好处，那么，农民是不会接受这种经济组织形式的。

第三，必须采用各种手段来支持和帮助合作社。合作社的发展除按自身规律发展以外，最重要的是还需要有外界的支持和帮助，否则它的发展单靠自身力量是无法坚持多久的。列宁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为此他指出:“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只有在一定阶级的财政支持下才会产生。不待说，‘自由’资本主义的诞生曾花了亿万卢布。目前我们应该特别加以支持的一种社会制度就是合作社制度，这一点我们现在必须认识到而且必须付诸行动。为此，列宁还提出了苏维埃国家援助合作社的一些具体措施。

(1)财政上优待。列宁指出:“在经济、财政、银行方面给合作社以种种优惠，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对组织居民的新原则应该给予的支持。”他进一步提出:“在政策上要这样对待合作社，就是不仅使它能一般地、经常地享受一定的优待，而且要使这种优待成为纯粹资财上的支持。贷给合作社的国家资金，应该比贷给私人企业的多些，即使稍微多一点也好，甚至和给重工业等部门一样多。公务员之家

(2)法律上支持。1921年8月16日，在列宁的亲自领导下，苏维埃俄国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法令，并召开了全俄农业合作社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央农业合作社的领导机构。1922年1月，苏俄又通过了建立合作银行的法令，以支持合作社的发展。

(3)制定相应的奖励制度，奖励合作社、参加合作社的农民及合作社工作者。1921年7月，在《对人民委员会关于由中央消费合作总社组织商品交换的决定草案的意见》中，列宁指出:要“允许中央消费合作总社及其地方机构直至村商品交换点在开展业务时有较多的自由;用制度规定对流转快、流转额高的给予重奖。

(4)用征收私人商业所得税的办法来间接支持合作社的发展。列宁认为，为避免合作社在私人自由贸易的冲击下削弱或解散，除了用经济、法律手段直接支援外，还必须运用征收私人商业所得税的办法来间接保证合作社的发展。如当列宁听说斯摩棱斯克省的私人贸易压垮了私人合作社的消息后，立即质问道:“对非法贸易法办了没有?”“对私人贸易征收税没有?”等等。此后，根据列宁的建议，在1922年底，苏维埃俄国实施政策限制私营商业收益的所得税，征收了他们很大部分的超额利润，这样就保证了合作社经济的发展。

综上所述，列宁对东方落后国家合作社问题的认识与思考，大致可以概括为，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首先实行土地国有化，将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长期使用，然后采用示范的方法，根据自愿的原则，将农民逐步吸引到合作社中来。同时，国家对合作社给予大力的财政帮助，在一定的物质技术基础上和农民觉悟提高的条件下，逐渐使农民完全合作化。列宁的这一思想，是经过长期的实践逐步形成和完善起来的，它对于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国家引导小生产者，特别是引导个体农民过渡到社会主义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但是，我们在充分认识和肯定列宁这一思想的同时，也要看到它所具有的历史局限性，这主要表现在，列宁在论述合作社问题时有些说法过于绝对化。如1923年1月，他强调指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了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现在我们有理由说，对我们来说，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这种看法过于绝对。显而易见，建立合作社或实行合作社，这只是把私有农民组织起来、把小农经济纳人国营经济的一种最有效的经济组织方式，对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是一项漫长且非常艰巨复杂的庞大系统工程，不是单靠合作社的发展就能实现的，它还需要其他领域进一步发展加以保证和配合。因此，我们要用辩证的眼光来看待列宁的合作社思想。

在中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进行的农村改革，以其丰富的经验发展了列宁有关合作社的思想，从而使这次改革不仅成为推动中国城市改革的重要力量，而且也为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经验对列宁的合作社思想无疑是新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