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修辞战略剖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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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基于对逻辑经验主义者倡导的传统科学理性所陷入的困境的剖析，以及对历史主义、新历史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及后现代主义等为摆脱这种困境而走向相对主义的原因的揭示。阐述了修辞战略作为介于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一种中间战略，走进科学殿堂的可能性和合理性。此外，在科学实践中，那些成熟的、有效的和成功的科学修辞战略的具体运用。也都深刻地表明充分，有适当构成的、辩证理性指导下的科学修辞战略为我们提供解决传统科学理性困境、解决理性和非理性之问的矛盾提供了一种可选择的进路。

关键词：科学修辞；辩证法；科学修辞战略

自亚里士多德提出“人是理性的动物”以后，西方哲学都在致力于探索人类认识的理性原则，理性由此成为人类最为推崇、最多歌颂的概念，并把寻求形形色色的确定无疑的“第一原理”、“阿基米德点”作为其追求的最高目标。经过近代经验论和唯理论的论争以及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的综合思辨，理性主义无论在认识论还是方法论上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从而建立起人类理性主义的大厦。

在传统理性主义看来，科学是理性主义最典型和最值得骄傲的一项事业，通过理性，科学得到不断的累积和进步，同时也在不断推动着社会的向前发展。因此，理性的“问题”也一直是科学哲学关注的核心论题之一。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也就是历史主义学派兴起或者说非理性主义泛滥之前，整个科学哲学始终都在维系着理性的光环，尽管在不同时期，不同的科学哲学家都对理性概念给出了不同的诠释和重构，但他们都在试图从科学认识论以及科学方法论两个方面来建构着科学理性的大厦，而问题是这两根被视为理性主义最基础、最中心、最确定的支柱是否能支撑起整个科学理性的大厦。

首先，自然科学在微观和宏观的深入发展使得以逻辑经验主义为代表的传统科学理性再也无法支撑起所谓的“坚不可摧”的宏伟大厦，“可证实原则”显然已经成了当代科学尤其是物理学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传统认识论中的那些所谓的标准都已经成了没有任何意义的废话；其次。逻辑经验主义内部的矛盾日趋不可调和。尽管逻辑实证主义内部一再放宽其标准——从早期卡尔纳酱提出的“可证实原则”(confirmation)到“可检验性原则”(testability)、再到“可验证性原则”(corroboration)，最后到赖欣巴哈提出的“概率性原则”(probability)，试图通过内部的调整来寻求解决困境的出路，但由于自身的矛盾和外部的批评最终放弃了所谓的刚性的方法论标准；再次，来自外部的其他哲学派别的批评也使得逻辑经验主义难以应对，其中一方面是来自以奎因为代表的整体主义的批判以及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的批判，另一方面则是来自20世纪60年代崛起的历史主义和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消解，最终使得逻辑经验主义从科学哲学的中心舞台退出。

面对传统科学理性的困境，波普尔率先试图通过其“证伪”理论来挽救逻辑经验主义，但它和逻辑经验主义一样。都忽视了一个用经验来作为标准的致命的弱点——经验本身无法克服的私人性和欺骗性；库恩从历史的角度给出了范式理论的解决方案，但在其心理、社会因素以及不可通约性的指导下，“库恩损失”也最终走向了无标准、无进步性可言的相对主义；接着，拉卡托斯又试图通过其“科学研究纲领”的不断进化和退化的模式，来清除库恩模式中那些否认科学存在客观性、进步性的相对主义因素，但拉卡托斯这里抛开了辩证法逻辑，而完全按照形式逻辑的方法来进行简单的综合，最终成了费耶阿本德嘲笑的对象；历史学派的极端主义者费耶阿本德则把对传统理性和对传统方法的批判和反对推向了极端，并汇集了科学哲学不同学派中所有的心理主义、相对主义、非理性主义的种种因素，最终形成了一整套的非理性主义体系，如果说上述历史主义是从科学史的角度对科学的客观性和绝对性进行相对主义的消解的话，社会建构论则是从社会学角度对科学的客观性和自然本性进行社会和政治性因素的消解，但社会建构论一旦夸大社会因素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甚至把科学看成是社会建构、为金钱、权威所左右的结果的时候，则是非理性的、更是危险的；最后，后现代思潮则从语言学角度对科学的知识论和语境无涉性进行语言学、解释学和修辞学上的消解，但某些极端的后现代主义所带有的强烈的反基础、反中心甚至是反人类的相对主义特征，却最终使后现代主义走向了更另人难以接受的反科学思潮。这些形形色色的非理性主义的科学观。几乎把当代科学哲学的发展领上了一条不归之路，他们共同的观点就是反对理性、反对方法，取消科学的“限制物”。认为科学并不比任何其他的智力探索更理性，企图建立一个反对传统理性、反对传统方法论的新科学图景。

面对要么仍然固守传统科学理性的堡垒，要么放弃传统科学理性事业彻底走上费耶阿本德告别理性之路，科学哲学必须重新作出选择。无论是图尔明从认识论角度为科学修辞所做的实用论证的辩护，还是佩拉从方法论视角为科学修辞所做的功能辩护都深刻地表明，作为介于绝对理性和非理性之间的一种中间战略，科学修辞战略的合理性不仅在于科学实践中时刻存在着的对理性和非理性因素进行“决定”的要求，而且也是科学修辞学本身所具有的功能和非规则叙述的本质特征之所在；也正是在这里，理性的“理由”和修辞学的“有理由”内在地结合在了一起，同时在不同论域之间构建起了由此达彼的桥梁；理性的力量可以成为最好的修辞学的设计，而修辞学的力量能够成为最合理的理性可接受性的助力。

从理论上看。作为具有实践意义的科学修辞战略的理论指导或内在逻辑，科学辩证法是负责包括裁决科学争论及交流和表达等在内的科学话语的逻辑，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辩证法，修辞就会成为柏拉图和康德所贬低的诡辩论。事实上，在科学论辩的语境中，辩证理性是由一张包括实践、标准、思维方式、论证形式、信仰体系等要素组成的网络，它既包括由科学事实、科学理论、价值以及推理等构成的实体性要素，也包括一系列负责控制正在进行辩论的和对辩论进行裁决的程序性要素，从而形成了科学修辞语境中的辩证理性的基本框架。

比较性研究表明，与黑格尔自己考察自己的自我批判式的辩证理性不同，科学辩证理性并不是一个只强调通过自身扬弃而最终实现完善的过程，而是着眼于大科学时代背景，借鉴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辩证法优势。强调在不同科学共同体论辩语境下的辩证理性的研究，一方面克服黑格尔概念辩证法的局限性，缺乏客观性和实践性，另一方面在论辩双方形成的辩证理性更有利于把握事物的真理，有利于防止某一方形成对事物的歪曲认识，这无疑又是对辩证法在新的实践背景下的创新和发展；与逻辑经验主义的绝对理性相比，辩证理性在道义上更加宽容，因为它不是与一个特性或一组已确立的必要条件相联系，而是更正确地与自由争论的不同特性和必要条件相联系；与“怎么都行”的“非理性”相比，辩证理性更加适当，因为它保留了规范的理性概念，同时它也并不取决于权威的冲动或外在的社会因素。事实上，辩证理性的哲学魅力就在于它取决于自身的内在本性。即论证力度和效度。

可见，科学修辞语境中的话语逻辑——辩证理性为消解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之争提供了一条适当的中间之路，同时也为科学家达成科学共识提供了一个有效的交流平台。因此，我们对科学修辞语境中的辩证理性的研究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最为重要的是，在科学实践中，科学修辞战略的具体运用也充分展示了科学修辞在科学领域无可替代的在策略性和战略性上的灵活性、实用性和必要性。在科学实践中，无论是公有性战略、认识论战略、发明战略和语言战略四大宏观科学修辞战略，还是经验事实优先性战略、理论权衡战略、为前提或假设进行辩护的战略、裁决科学争论的战略、传统价值优先性战略、得到或失去结果的战略、保全性战略、保守性战略和语言修辞战略9种较为成熟的具有“实战”意义的微观科学修辞学战略，都深刻地表明论辩双方无论利用哪一种科学修辞战略总都呈现出一种总体性的“贝叶斯修辞”战略——论辩的每一方都想方设法(灵活多变的权宜性战略)来提出论据，以提高自己理论的可信性。同时降低对方理论的可信性，最终实现说服和驳倒对方的目的。同时也表明在科学修辞战略的语境中，即使是最为激烈的科学争论也应被看作是发生于一个多元的论辩语境中，在这个多元的论辩语境中，存在着一种关于基本原则的默契；在这个语境中。持不同意见者及他们的活动会得到系统的宽容；在这个语境中。甚至是最为激进、最为固执的观点也不会被随意地驱除；在这种语境下，那些相左的视角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同一硬币的两面。最终会达成共识。因此，一位出色的科学家就必须懂得，要在最佳时刻，运用最佳战略，达到最佳结果。

应当指出的是，科学修辞战略是科学家根据当下所处的具体情况而采取或发明的战略，具有明显的当下性和随意性，并不存在任何的固定模式，也并非是一劳永逸的“万能钥匙”。尽管科学修辞战略的积极意义是不容质疑的，但其局限性同时也是不容忽视的，科学修辞战略一旦离开了辩证理性的指导，就会重蹈后现代主义泛文化、泛社会之覆辙，使科学修辞战略最终导向科学的“诡辩论”立场。但无论怎样，有适当构成的、辩证理性指导下的科学修辞战略为我们提供的是一种介于封闭的形式逻辑体系和开放的怀疑主义视野之间的中间战略，并在主体与客体、理论与经验、逻辑和历史、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之间搭建起了平等对话和融合的平台。最终为解决传统科学理性困境、解决理性和非理性之间的矛盾提供了一种可选择的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