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普尔历史非决定论思想产生影响探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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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下的波普尔历史哲学》一书，是谭扬芳同志在马捷莎教授悉心指导下，通过刻苦钻研写出的较优秀的博士论文。我有幸主持了她的博士论文答辩。现在，她又在我们所做博士后研究。她正式出版此书，请我写序，对我来说，几乎成了义不容辞的事。

更重要的是，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在一次全国唯物辩证法研讨会上，我有幸接触过在我国研究波普尔很早的舒炜光先生。他对波普尔的介绍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当时我即下决心要集中一段时间把波普尔的思想全面、系统、深入地了解一下，为此，我甚至仿效他的学术路子花了不少时间认真钻研了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但这种想法由于诸多原因终未能完全实现，但也始终未放弃。后来，我在先后为江苏人民出版社主编《现代世界十大思想家》和给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现代思想的冒险家们》(丛书)审读波普尔的书稿过程中又强化了这一思想。谭扬芳同志请我写序，我所以欣然允诺，也是想以此为契机，逼着自己利用这个不短的暑假至少把波普尔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等有关著作再认真研读一遍，然后在此基础上好好写一篇。当我开始这样做不久，假期已剩不多。谭扬芳同志告诉我，她的稿子出版社已排定。这样，我只好把正看着的波普尔的著作放下，赶紧把谭扬芳的书稿本身再细读一遍，写出一篇，以兑现承诺。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是不具备为剖析世界著名思想家波普尔的重要思想的著作写序的资格的。

卡尔·波普尔，批判理性主义的代表人物，当代世界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提到他，几乎没有一个学习哲学、研究世界思想的人不知道他曾提出过区分科学、非科学的界限的可证伪原则；提出过三个世界理论；还提出过以推测和反驳为中心的科学研究方法等大量大胆、新颖的思想的。由于其中有许多不完善之处，因此在国际学术界也是毁誉参半。

某个方面的领军人物，由于他的特殊的社会地位，做得好的方面，正面影响大；其错误，同样对社会负面影响也大。

波普尔在维也纳大学旁听期间，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接受了社会、共产党关于战争残酷及其所造成的危害的正确宣传，一度倾向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1919年春，波普尔还自以为自己已经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了。但不久，如他在回忆录中所写的：“在我17岁的时候，已成为一个反马克思主义者”。其实，引起这一立场上根本变化的不过是一次政治事件。1919年某天，在波普尔17岁生日前不久，在维也纳，一群赤手空拳的社会主义者，在共产党领导下举行示威游行时遭到了枪击，他们本想帮助被拘禁在维也纳警察局的共产党人越狱。波普尔对这一事件根本不作具体分析，仅从人道主义出发就得出了否定马克思的暴力革命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结论，并从此决定了他终身的思想倾向，奠定了他一生两大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的基础撰写《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作系统的分析批判。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批判自然带有严重轻率和偏见的成分。

波普尔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总的说来是站不住脚的，错误的。但毋庸讳言，这一批判在全世界产生了极大的破坏性影响。一些人对波普尔在这方面所做工作的高度颂扬即是证明。布赖恩·马吉在其《“开放社会之父”：波普尔》一书中曾讲：“我必须承认，我不明白任何具有理性的人如何能理解了波普尔对马克思的批判之后仍然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1]波普尔接受意大利记者贾恩卡洛·博塞莘采访汇集成的访谈讲演录《二十世纪的教训》中译本的导言也讲：“从绝对真理(以及各种决定论)的普遍至信，到对其根本性的质疑和警惕，这是20世纪人类思想史上一个最为重大的事件。而波普尔的学说，特别是他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等篇作中阐发的观点，对这一历史性的转折做出了无可替代的重要贡献。”[2]有的西方学者为《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出版拍手叫好，把它称之为“20世纪划时代的巨著”。

既然波普尔对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批判从总体上看并不正确，为什么这一批判还能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并在全世界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冲击波呢?分析起来，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本身的实践与理论方面。

从实践方面看，斯大林掌权后公然无视马克思、列宁等人关于社会主义的设想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在政治上不仅要消灭剥削和剥削阶级，而且要在消灭了工、农等一切阶级差别之后才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在经济方面，不仅完成了生产资料为全社会所占有，而且因此可以取消一切商品生产与交换，劳动者之间可以完全实行按劳分配了才算社会主义而斯大林把它们公然篡改为政治上只要消灭了剥削与剥削阶级，经济上只要消灭了生产资料领域的商品生产与交换，在消费领域还有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情况下就可以说是社会主义。这就是说，斯大林宣布建成的社会主义和当时世界上所有的社会主义制度，其实都还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在这种情况下，他又长期推行一系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能实行的政策，这种“左”的、脱离实际的错误路线和政策，使社会产生了一系列新的尖锐的矛盾。对此，他为了保持社会稳定，公然背弃要使社会主义比过去任何制度更自由、民主的承诺，采取一系列高压政策，加强对社会的控制，由排斥异已到社会舆论一律压制不同声音，最后直至根本无视基本人权，搞镇压，导致肃反严重扩大化这种无法无天的事。在这种情况下，权力完全失去了控制，国家权力机关官僚主义严重不说，在一定程度上，领袖甚至出现了封建专制独裁倾向，广大干部队伍也逐渐由人民的公仆变成了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不顾老百姓死活为自己捞好处的贪污腐败阶层。在这种情况下，波普尔批判历史主义所宣扬的下述错误思想认为历史主义与极权主义、专制主义密切相关。他甚至荒唐地把共产主义与法西斯画等号，认为它们在政治斗争中表现为“左”、“右”两翼，它们的理论基础都是历史主义。因此把历史主义作为社会科学的根本方法，会给人类带来不幸。这种思想在世界上受到不少人的顶礼膜拜、不胫而走，难道还有什么值得奇怪和不好理解的吗?在经济方面，社会主义各国根据斯大林模式不顾社会生产力的实际水平和人们觉悟的实际水平走计划经济之路，逐步使经济失去了竞争力，社会丧失了活力。加之后来勃力日涅夫时代的苏联把国民经济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用于军事工业和加强国防，与西方搞冷战对抗，使社会陷入了长期停滞状态，人民生活始终很艰苦。事实上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与发达资本主义的差距。所有这一切，都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名声，使当时的人民不仅对社会主义逐渐失去信心，还产生了厌恶。波普尔系统批判历史决定论的著作《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于1944年先后分别在哈耶克主编的《经济学》杂志上发表和在英国正式出版及其在世界范围内逐渐传播，正是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实践上越来越偏离马克思主义轨道的过程。而广大老百姓并不知道斯大林所搞的社会主义，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设想的和为之奋斗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根本不了解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情况下，就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本能地反感，就认为只要是批判马克思主义、批判社会主义的东西就一定是好的、正确的，就不加分析地全盘接受。

在理论方面，随着无产阶级革命先后在世界许多国家取得胜利，马克思主义包括他的社会主义历史理论在全世界获得了广泛的传播，并在前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成了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但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也被社会主义各国领导人，特别是斯大林教条化或曲解了、庸俗化了。实践明明证明马克思主义某些结论过时了甚至是不正确的，也不敢实事求是地承认。不仅如此，还要千方百计地编造各种理由去辩解。他们形而上学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歪曲为“经济决定论”或有时走向另一个极端，宣扬观念可以超越并取代“经济力量”。正如谭扬芳同志在她的著作中所正确指出的，在前苏联作为大学生和干部必读教材的，在社会主义各国也作为哲学主要参考书的康斯坦丁诺夫院士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所讲的社会历史观，就是这种教条化、曲解与庸俗化的一个典型，而其源头即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高权威自居，认为事实上只有他才拥有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和发展权的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小册子。其实，正是斯大林把马克思主义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同时还是实践的、历史的新唯物主义观歪曲成了马克思本人所坚决反对的“唯物质论”和“唯客观主义”，抽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主体能动性的灵魂，实际上是用还原论的观点说明社会历史规律，把社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完全等同于自然规律的客观性，只讲规律的决定作用，无视人的意志、目的、实际努力在社会历史中所起的作用，这就使马克思的社会历史决定论倒退到机械决定论，把社会历史规律绝对化、神秘化了。与此相联系的是，把社会历史的可预测性简单化、绝对化，完全排除了历史发展过程中偶然性的作用。在这种思想影响下，有人甚至认为资本主义的末日是“可以精确计算出来”的。这就把马克思主义本来是完全正确的历史决定论歪曲成了“宗教宿命论”。这是不折不扣的“理性盲目崇拜”，正是由于有这种“理性自负”，在社会上才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的顶峰”、一句顶一万句的“绝对真理”这类十分荒谬的东西。

波普尔批判马克思历史决定论的错误思想之所以能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还与波普尔的批判本身有关。

以往对马克思历史决定论的批判和历史发展趋势理论的攻击，往往是明显地站在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立场上，是非理性的、情绪化的。这种驳难非但改变不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反而引起了劳动者对它们的强烈不满，这决定了它们必然要被历史发展的洪流迅速吞没。而波普尔的批判不同，至少从表面上看，它是从“纯学术”的角度来分析、批判“历史决定论”的。不仅如此，他的批判还是以类似自然科学的严谨态度来进行的，他从现代科学内部现代物理学入手，由“中心颠覆‘科学定律’的绝对正确性和可靠性，然后向外拓展到历史、社会和政治的种种科学，对各种形式的绝对主义与决定论予以清算”，是以审慎的理性批判“理性自负”[3]，而且并非一点道理也没有。凡关注过波普尔的人都知道，爱因斯坦对他的一生影响最大，是他青少年时代所崇拜的思想大师中唯一一个后来未成为他怀疑、批判对象的人。1919年日全食的观测结果竟与爱因斯坦1915年发现的广义相对论并据此作出的预见一致。这件事震撼了世界科学界和思想界，也使波普尔为之倾倒。当年他还有幸出席了爱因斯坦在维也纳的学术报告会，给了波普尔极深的印象：爱因斯坦并没有把自己的理论作为绝对不变的教条，而是强调要接受实践检验。他看到爱因斯坦在人们对相对论的一片赞扬声中竟准备随时否定自己的理论。爱因斯坦的科学精神及此后他对爱因斯坦的研究，不仅使他走上了科学哲学家的道路，而且使他在坚持批判性思维和科学研究方法方面深受爱因斯坦的影响。这一研究方法也体现在他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这部著作中。正如有人曾正确地指出过：波普尔的主要思想是建立在他的知识论之上的，而他在知识论方面批判性的创见则源自他对当代科学发展的深刻洞察和阐释。在20世纪杰出的思想家中，再没有人像波普尔熟悉并如此深入地介入到当代科学内部的重要辩论，并与科学家共同体之间保持如此长期亲密的联系[3]。他不仅与罗素、卡尔纳普、石里克、哈耶克这些国际著名思想家有过思想上的直接交流，而且与爱因斯坦、玻尔、薛定锷这些20世纪最知名的自然科学家有过交往，将自己的学术思想请这些自然科学家批评并受到他们的高度赏识与赞扬。爱因斯坦早在1935年读到波普尔德文版的《研究的逻辑》就写信给予热情的支持。1936年末，波普尔在向英国学术资助委员会提出申请，并希望能在英联邦地区学术机构中得到工作机会，给他写推荐信的人中就有爱因斯坦。1950年，爱因斯坦对波普尔出色的科学研究再次给予了高度的肯定。1960年，与伯内特一起获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的梅达华也称波普尔为“无与伦比的最伟大的科学哲学家”。正是这些世界顶尖级的、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威望的、几乎被视为人类智慧代名词的大科学家们对波普尔的肯定与赞扬，使他的思想，包括他错误地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的思想，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在世界上获得了广泛的传播乃至盲目接受。

波普尔批判历史决定论的错误思想之所以影响大，还与下述情况有关：其批判锋芒所指虽然也包括真正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本身，但主要是指17—18世纪的历史决定论，特别是被教条化、庸俗化、被曲解了的社会历史发展理论。不仅如此，他对作为思想家马克思本人及其社会主义中关于人类平等与自由的道德理想不仅未批判，还抱有深深的认同。波普尔对马克思主义虽然怀有偏见，对马克思本人却怀有深深的敬意，认为马克思是一位天才的哲学家，他把自己的理论与“空想社会主义”区别开来是十分正确的，而且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在当时的确是科学的，提出了大量可被经验事实检验的预言。不过在波普尔看来，其中有许多重要的预言已经被历史证伪了。他后来在自传中还曾写道：“甚至在否弃了马克思之后的若干年内，我还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而且如果能有一种与个人自由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的话，我现在仍然算一个社会主义者。因为在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中过一种适度、简朴而自由的生活，是再好不过的了。”[4]

在我看来，波普尔反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思想所以能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并为很多人接受，还有一个更深刻的社会原因：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用辩证逻辑分析人类社会本质，揭示其发展规律和趋势的结果。它无非是说：“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但人们所预期的东西在大多数场合都互相干扰，彼此冲突，很少能如愿以偿，这就使表面上好像由偶然性支配的社会历史进程，其实“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5]，它同样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这个历史过程表现为，从现实的人出发，即从人的物质生活条件和为生活需要而进行的实践活动出发，把人类社会看做是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交互作用的产物，把社会历史又看作是在这种复杂的交互作用过程中不断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过程。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是一种并不否认偶然性作用的辩证决定论。而波普尔对历史决定论的反驳受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的影响很深。他自己就讲过：“我虽然主要关心的是物理学的方法……但多年来我也关心社会科学，特别是看到社会科学的基础不能令人满意的状态”，又说：“我的方法对于所有社会科学，包括历史科学在内，都是普遍适用的”[6]。事实上，由于在他看来，社会科学应具有与自然科学统一的科学研究方法，并且他又认为，当代自然科学的非决定论主要是由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则支撑起来的，自然科学的非决定论又给社会科学中的非决定论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因而他从自然科学的非决定论出发提出了社会科学中非决定论的历史观。他不知道，量子力学并非完全不受因果规律的支配，只不过支配它的不是那种单义的因果决定论，而是一种以统计规律为基础的决定论。这表明，波普尔用以分析批判历史决定论的主要工具还是形式逻辑。而形式逻辑是人们比较容易接受和掌握的东西，“对于日常生活”和“科学的小买卖”不仅是客观的，而且是必要的(恩格斯语)，对于复杂的社会生活它就显得不够了。而辩证逻辑是远比形式逻辑要复杂高级得多的思维形式，没有通过系统的思维训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缺乏必要的基础是很难理解和接受的。这就是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明明是正确的，却没有被人们一致认同；而波普尔批判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即他的“历史非决定论”思想从总体上来说是不正确的，不少人却反而觉得有道理的重要原因之一。这就好像托勒密的地心说由于与我们的日常经验接近容易被人们接受，而哥白尼的日心说反而让人理解起来费劲一样。

波普尔的历史非决定论从总体上讲是不正确的，但它在世界上的影响却如此巨大。在这种情况下，真正深入到波普尔历史非决定论内部，对它作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唯物主义观，帮助人们重新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成为每个信仰、研究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信仰、研究唯物史观的人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

波普尔的思想，在我国早就有人关注和介绍，他的主要著作基本上也都译成了中文，在中国得到了相当广泛的流传。仅《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一书在中国就出版过两种译本，发行近千万册，它在我国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对波普尔的思想，特别是他反对历史决定论的思想，国内虽然也发表了一些论文，但大多数仅抓住其中一个观点进行评析，且主要集中在政治批判上，能从学理上作深入分析的还不多，而能将其放到波普尔整个思想体系中作全面、深入、细致剖析的专著更是少见。谭扬芳作为一个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为自己选择了这一艰巨任务，希望能在这个重大理论问题上，在拨乱反正、以正视听方面做出自己的努力。这不仅反映出她高度的理论自觉，也充分表现了她的历史使命感、时代责任心与担当。

谭扬芳同志这部著作，在充分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紧紧围绕历史规律、历史预测、历史意义等问题，抓住波普尔历史非决定论，特别是他批驳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基本观点和主要论据，深入到他的思想逻辑的内部，把他的历史哲学的理论基础、方法论依据及基本内容等诸方面综合起来加以研究，通过长期艰苦的思索，最后从学理上充分地对它们逐一加以实事求是的剖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极有见地的独到的正确看法，从而大大深化、推进了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谭扬芳的阐述令人信服地表明，波普尔对历史决定论的非难，有许多根本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本身的内容，而是后人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教条化和庸俗化主要是针对20世纪40—60年代前后把社会规律还原为自然规律并将其绝对化的倾向；另有一些是波普尔本人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误解，是他强加到马克思主义头上的。由于波普尔对马克思历史决定论本身的分析批判大多运用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和形式逻辑的方法，使他无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因而波普尔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批判，他本人的历史非决定论思想，从总体上讲是不科学的，虽然其中也不乏真理性的颗粒，有些思想甚至是深刻而且具有启发性的。即使是对机械决定论的批判，对促使我们思考社会历史规律到底具有怎样的特点，社会历史规律到底应该如何正确认识等这些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阐述得还不够充分的方面，并促使我们继续深入研究，进一步丰富、发展它，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在我看来，本书的下述章节论述得尤为出色：如作者在反驳波普尔认为历史发展无规律可言时，对社会规律的重复性是一种本质的、必然联系的、重复性的阐述；关于历史人物、事件和过程的多样性、差异性和不可重复性，并不必然导致对历史的规律性和同一性的否定的论述；在反驳波普尔以趋势不是全称命题否定历史规律存在时，提出波普尔否定统计趋势也是规律，实质上也就否定了量子力学等现代科学在规律观上取得的巨大进展，否认了自然界规律的一种基本类型的分析；在反驳波普尔以历史过程的偶然性否定历史规律存在时，关于历史规律的社会选择性特征并没有否定历史规律存在的论述；在提示波普尔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在方法论上的错误时，认为对如何把科学哲学理论运用于对社会科学的研究上的看法不同，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和波普尔“反历史决定论”的又一根本分歧以及对“后思索法”是认识历史的重要方法的论述，等等。

作为一本学术专著，谭扬芳同志的专著还有一点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从以往我国哲学界发表的有关论文来看，对波普尔反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批判，大多停留在对其错误内容中政治上的反驳上，很少能进一步从学理上探究其错误的根源，至于说在作批判性分析的同时也实事求是地肯定，甚至努力挖掘其中的合理因素的就更少见了。谭扬芳同志在论述过程中，则多次对波普尔的合理思想作了不带偏见的实事求是的肯定。这是一个真正学者的品格，是极其可贵的。

当然，谭扬芳同志的这部著作并不能说已经彻底驳倒了波普尔的错误思想，更不能说已经很完美了。事实上，像波普尔这样的大家，何况他是在深入研究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对当代自然科学的成就有着很好把握的基础上从纯粹学术的角度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的，对他的学术思想研究的难度决定了这方面的工作还有待进一步深入。不仅如此，在我看来，这部著作本身不少地方还有待进一步斟酌、改进。如有些地方还存在未能把述和评有机地结合到一起的问题；在为论述作理论铺垫讲因果决定论、统计决定论、系统决定论时，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决定论与它们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的论述也欠充分；个别提法本身是否准确、科学，也还有待进一步推敲。当然，这些都是不能苛求于一位青年学者的。而且我相信，这些不足在她今后继续研究的过程中是不难克服的。

在要结束这篇序言时，还有一点是我要特别加以强调的：波普尔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批驳，从总体上是站不住脚的，而这一错误思想又在全世界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这一影响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对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仰起了一种解构的作用。因此，对它是不能不作认真严肃的分析和批判的。但是，同时我们又不能让情绪遮蔽了我们的理智。应当看到，波普尔在当代国际思想界所以能有这样的地位不是偶然的，不光是因为他批判了马克思主义。应当看到，他作为一位学者，是一个很有个性，具有很强的批判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他一生潜心研究，为人类思想宝库增添了许多极有价值的东西，这些都是特别值得我们中国学者认真学习和吸取的。

[摘要]作为批判理性主义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卡尔·波普尔，其一生主要的精力都放在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特别是他的历史决定论上。波普尔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驳斥，即他的“历史非决定论”思想从总体上讲是站不住脚的。但他的这些错误思想在世界上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人们中间得到了相当广泛的认同。究其原因，我认为这首先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与实践本身存在严重问题有关；其次与他批判的特点有关用貌似纯科学的方法作纯学术的批判；三是其批判锋芒所指虽然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但主要是指17—18世纪历史决定论，特别是指被教条化、庸俗化和曲解了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理论；更深层的原因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是在实践中运用辩证逻辑概括出来的，而波普尔的批判主要运用的是形式逻辑和自然科学的方法，这样的逻辑和方法是人们通常比较容易理解和接受的方法。

[关键词]波普尔；历史非决定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

[参考文献]

[1]布赖恩·马吉.“开放社会之父”：波普尔[M].南砚，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111.

[2]卡尔·波普尔.二十世纪的教训[M].王凌霄，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

[3]卡尔·波普尔.波普尔的生平[EB/OL].[2006-04-13].http：∥/data/detail.

[4]卡尔·波普尔.波普尔思想自述[M].赵月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44.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7.

[6]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上卷[M].台北：台湾桂冠图书公司，198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