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分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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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新的广义世界观和创新的广义方法论哲学

首先，创新的广义世界观和创新的广义方法论是哲学与马列哲学比较最重大的特点。

当然马列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都是广义的，只有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才是狭义的。然而辞海对“广义”的注释为：“范围较宽的定义。对狭义而言”（见辞海第951页，本文所引辞海全部为1989年版一卷本）。从而可知其一，只要宽一点点都是较宽的，这样的广义在实际运用中没有什么意义的。其二、并没有要求到研究对象的直接、间接相关范围全部因素的程度。我规定创新的广义为：“范围最宽的定义”。就是要对研究对象的直接，间接相关的全部因素都必须一个不漏地考虑到。其目的是为了便于从中抓做最主要的矛盾及其相关的全部矛盾，根据因时因地等客观条件而解决之。从而可知“范围较宽的广义”与“范围最宽的广义”，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在实际运用中却有天壤之别。

这些重大观点从以下事实可以证明：

1、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是在1917年俄历10月25日，公历的11月7日，当时的时代背景正是整个资东主义世界处于经济危机的大肃条时候，和在1914年至1918年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期。这次世界大战席卷了欧、亚、非洲的33个国家参加，卷入战争漩涡的人口15亿，死伤3000余万人，从1914年6月至1918年9月共计历时四年零3个月（详见“第一次世界大战”词条辞海第2116页），极大地削弱了整个资东主义世界和沙皇俄国力量的情况下，俄国资产阶级联合俄国的无产阶级才取得了推翻俄国沙皇的二月革命胜利。在彼得堡形成了两个对峙的政权：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工兵代表苏维埃。同年四月列宁回国，发表“四月提纲”，“提出了从资产阶级民主政府过渡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经过列宁领导的苏联共产党进行了一系列宣传组织活动，工人罢工，农民起义、士兵暴动，各民族地区的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在俄历10月10日（公历10月23日）布尔什维克举行中央全会，通过了列宁提出的举行武装起义的决议案，到俄历10月25日（公历11月7日）彼得格勒的工人和起义士兵攻占了临时政府所在地冬宫，宣布了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倒台和苏联布尔什维克的胜利（详见“十月革命”词条，辞海第130页）。以列宁为首的苏联布尔什维克吸取了巴黎公社（见辞海“巴黎公社”词条第115页）革命起义失败的教训，迅速地组织和完善了无产阶级政府机关的建设和加强了军队建设，以致于能够击溃从1918年至1920年期间发生的多次外国武装干涉和本国的武装叛乱（详见：“苏维埃国内战争”词条，辞海第641页）巩固了苏维埃政权。

从以上重大历史事件的主要摘录论述，说明了苏联革命胜利的历史条件是在国际国内资产阶级都因处于经济危机之中和第一次世界大战遭受了重大打击后，力量都比较薄弱的条件下进行的，苏联工人阶级的力量是很强大的，革命是通过大城市的武装起义实现的，胜利来得相当快，从宣布武装起义到夺取全国胜利只用了半个月时间。这些就是俄国十月革命道路的主要特点。

2、中国革命的胜利与苏联比较则时间无比的漫长，斗争无比的艰辛。这是因为中国革命极端困难的条件决定了的。中国已长期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国家和人民长期积贫积弱，近代工业相当落后，产业工人的力量相当弱小，整个国家基本上都处于贫穷落后的农业国；然而国内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新兴的买办官僚集团和国际帝国主义勾结的强大力量都处于巩固、上升的发展阶段。

根据以上原因规定了中国革命不能走苏联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只能走在农村逐步积蓄革命力量由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而取得全国革命胜利的道路。

这些深含“两论”哲理渊源和传承的重大理论观点，在的《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井冈山的斗争》和“三战”（即《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和《中国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以及包括“两论”本身等著作中，都有淋漓尽致的描述。

领导的“秋收起义”如果继续去攻打长沙，依然继续走失败的“南昌起义”至“广州起义”，以及上海市的三次武装起义以攻打大城市的起义道路，中国革命是无论如何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其根本原因是中国与俄国比较国情不同，当时国内国际敌人的背景不同，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极其巨大的差异性不同。

能够独辟蹊径，独树一帜，选择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道路，在当时是相当不容易的。这是从哲学指导上提升到发展了马列哲学特点的创新的广义世界观和创新的广义方法论哲学的重大依据。

3、在“两论”中分析总结认识与实践的关系和事物的矛盾运动的层次过程都到了入细入微的程度。我通过计算发现在《实践论》中共用了50个层次的“过程”，124个层次的“认识”和80个层次的“实践”。在《矛盾论》中“矛盾”共用了412个层次，共用了事物运动的“过程”66个层次，再加上“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见《矛盾论》毛选一卷第319页）的412个层次的矛盾过程，则是478个层次的“过程”。这些分析论述对于指导人们应该如何正确认识和实践的关系，和应该怎样认识矛盾的产生和发展以及解决的条理化过程及解决办法，都论述得精细入微，精辟全面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比如：

⑴“因而能在周围世界的总体上，在周围世界一切方向的内部联系上去把握周围世界的发展。（见《实践论》选集第一卷1991版第286页）”此处的“周围世界的总体上”和“周围世界的一切方向的内部联系”上去把握周围世界的发展就包含了创新的广义世界观和创新的广义方法论哲学内容的潜在涵义。

⑵“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内部的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功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同上第291页）”。此处的“整个的事物”及其接下的论述也充分包含了创新的广义世界观和创新的广义方法论哲学内容的潜在涵义。

⑶“任何过程，不论是属于自然界的和属于社会的，由于内部的矛盾和斗争，都是向前推移向前发展的，人们的认识

运动也应跟着推移和发展。……革命时期情况的变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党人的认识不能随之而急速变化，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同上第294页）”

的这段话实在太重要了，不论从时间和空间上，或是从内容上，也不论从认识、实践和矛盾法则上说都是创新的广义世界观和创新的广义方法论哲学的最实际和最具体表现，在整个革命党需要存在的时代都是永远地适用的。因为任何事物的活动都是“过程”，要求这个“过程”，不中断地向更完善的“过程”发展进步；如果“过程”中断了，即意味着所属的时间和空间也中断了，就没有事物存在的条件了，就意味着事物灭亡了，对于政党、国家就是垮台了！过去的辉煌只能成为历史，尤如前苏联。因为事物存在需要的是延续现在和未来的时间和空间等必须的生存发展条件。

⑷“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所谓主观性就是不知道客观全面地看问题。……表面性，是对矛盾总体和矛盾各方的特点都不去看，否认深入事物里面精细地研究矛盾特点的必要，仅仅站在那里远远地望一望，粗枝大叶地看到一点矛盾的形相，就去动手解决矛盾（答复问题、解决纠纷、处理工作、指挥战争）。这样的做法没有不出乱子的（见《矛盾论》毛选一卷第312-313页）”。在此段原文中的大量举例都论述了研究事物的矛盾必须做到从“总体”，“全面”“深入”“精细”地研究。这些都是创新的广义世界观和创新的广义方法论哲学的具体表现。

⑸“列宁说：‘要真正地认识对象，就必须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媒介’。我们决不会作到这一点，……（同上第313页）”。在新的译文中是：“我们永远也不会完全做到这一点，……（同上，第338页注释16）”。然而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就是及时“完全地做到了这一点”，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中国革命就根本不可能取得胜利！因为中国革命的条件实在太困难了，如果“不完全做到这一点”，就不可能用已全部之长克敌全部之短‘乘虚蹈隙’打败敌人夺取革命胜利。

比如：在1927年领导的“秋收起义”原意是打长沙，但因敌强我弱而受挫折后，就力排众议把三湾改编后仅剩800余人的起义部队转移到了敌人力量薄弱，地形有利，群众基础好的井冈山，为全国首先树立起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大旗，为全国多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指明了道路。今年正值庆祝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80周年，回想往时往事，充分说明了如果当时没有“两论”创新广义世界观和创新的广义方法论哲学思想的渊源，是根本不可能提出和实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在关键时刻是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见《东方巨人》和电视剧《井冈山》）！

此项充分说明了哲学具有发展了马列哲学的特点

⑹在中国革命史中，在《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特别是《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中指出的关于纠正“单纯军事观点”等共八个方面的重大错误问题，与井冈山时期的、、等因世界观和方法论上和的较大差异，他们逐渐地与产生了尖锐的矛盾，以致于在“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把的“前委书记”职务都选掉了，是中央军委的指示信纠正了错误，重新恢复了“前委书记”的职务，在“红四军的第九次党代表大会”才落实了《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中八个方面的错误倾向的决议（见电视剧《井冈山》）。才有可能及时地领导扩大了中央苏区，为后步党中央在上海立不住脚了，才有迁来瑞金苏区的立足之地，是又一次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此项充分说明了“两论”哲学的渊源和实践中潜在地存在着创新的广义世界观和创新的广义方法论。

⑺在旧中国极端不民主，在政治上毫无西方的“议会道路合法斗争”可言，中国的革命主要是武装割据，靠战争解决问题。从“两论”哲学传承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等大量军事著作中，发挥我军之全部长处，攻击敌军之全部短处，兵不厌诈，乘虚蹈隙，钻敌人的一切空子，充分利用根据地、地形、地物等一切有利条件，克敌制胜，积蓄力量，坚持了“红军是完成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既要打仗，又要宣传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民兵，训练民兵）、帮助地方建立民主政权”。这点也曾经是与朱、彭、陈等大批人尖锐矛盾的一个焦点。这些都是创新的广义世界观和创新的广义方法论哲学的具体体现。依靠这些积蓄壮大革命力量，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打败了强大的敌人，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⑻我们还可以从电视剧《井冈山》和《东方巨人》中知道：在井冈山时期及其以后的瑞金时期，当时党的中央、湖南省委，从朱、彭、陈、周鲁、杜修经、刘安恭至王明、博古、李德等等人都先后程度不同地坚持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倾向，他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就是对‘世界（事物）’的看法和‘使用的方法’上与正确的创新的广义世界观和创新的广义方法论都存在重大或根本区别。在瑞金中央苏区又第二次被错误地夺权，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失。直到“遵义会议”实质上确立了为全党的主要领导人后，又第三次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4、我的研究发现，哲学著作中潜在存在着的创新的广义世界观和创新的广义方法论在中国古代距今2500多年前就有产生了。比如：孙武的《孙子兵法》是写单项事例的，最大亮点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孔子的儒学是写全面事例的，最大的亮点是“三无私（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和“天下为公”（见《四书五经》论语的礼运篇）。这个思想具有共产主义启蒙思想的品位。正因为如此这两部著作至今仍然具有重大的价值意义，其原因就在于此。

不过是集大成者，继承和发展了历朝历代中能人志士成就大事业的优秀思想。他在哲学、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含科技、诗词、书法等）、实践、事业上都有成体系的创新的广义世界观和创新的广义方法论哲学的潜在建树。

5、总之，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都是在“两论”传承的一切著作中潜在存在着的创新的广义世界观和创新的广义方法论哲学指导全党取得的。鉴于“马列广义哲学”并没有这个提法的情况下，为了写和说方便，就把如前论述的创新的广义世界观和创新的广义方法论哲学，叫着“广义唯物辩证法”哲学。简称“毛氏广义法”哲学或“广义哲学”。只是必须说明此处的广义是如前论述的创新的广义，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创新的广义世界观和创新的广义方法论。如果我的这个正确观点被全社会接受，则辞海新版时必对“广义”词条作如前论述的补充修定。如果这样必将对中国和人类的认识论水平提高一大步。

我们党所造成的失误，都是因为这种“广义哲学”还没有自觉地全面系统地总结出来，成为全党自觉地运用的思想武器所造成的。比如：在1958年的“”大炼钢铁中，全党全民总动员，农民停耕，学生停课上山找矿、大炼钢铁，红薯都大量烂在地里了。结果事与愿违，造成了重大损失。如果运用“广义哲学”对相关因素进行十分全面而透彻地深入细致分析，就会发现铁矿石不是随处都有，炼钢铁的设备和人员技术等都不是搞人海战术的群众运动就能够解决的。结论是发展钢铁事业只能依靠专业队伍，实事求是地稳步发展，不能盲目地大搞人海战术。以后在这一原则指导下我国早已成为年产亿多吨钢铁的世界第一产钢大国了。

因此，我们自觉地把“两论”等哲学著作和一切著作、实践、事业中潜在地传承的创新的广义世界观和创新的广义方法论哲学总结出来，成为全党、全民自觉运用的思想武器，使我们的事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必将具有重大价值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

这是哲学的第一个最重大特点。

二、哲学是创新的广义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的唯物辩证法哲学

我们从的“两论”和全部哲学著作中可以潜在地看出；是不赞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两个主义和三个规律”分别平行并列的。即不赞成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平行并列，只赞成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对历史观的运用；对三个规律，只赞成对立统一规律，另两个规律同样是对对立统一规律的运用；坚持“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同上299页）”。1965年在读李达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时批注：“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量质互变、否定之否定……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说明”（见《哲学批注集第505-507页》）。不同意把对立统一、量质互变、否定之否定三个规律平行并列，这个意见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对立统一规律完全可以涵盖另外两个规律的研究范畴。

在晚年更是只坚持对立统一规律，及其包含了量质互变规律的内容，说否定之否定规律可以“没有”（见中央党校教授许全兴著：《为辩护》）。我认为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

这样哲学就更

能突出事物对立统一即矛盾法则的本质和核心而简明扼要了。从历史上也证明了对革命和建设工作的指导意义更加明确而成效卓著。

这是哲学的第二个重大特点。

三、“广义哲学”全面继承了中国五千年不断代的优秀哲学传统

中华民族是全世界唯一一个五千年优秀文化不断代的国家，文化经典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博览群书，特重历史，文韬武略，遍及中外（详见《博览群书的》和《的韬略》两部书及全部著作）。比如：在“两论”中引用孙武子论军事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见毛选一卷1991年版第313页）”。和唐朝人魏征说过：“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同上第313页）”。引用古书《山海经》、《淮南子》、《西游记》、《聊斋志异》等中的故事以说明哲理（同上第330-331页）。详细引用《水浒传》上三打祝家庄的故事后说：“《水浒传》上有许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就是最好的一个（同上第313页）”。

还在他的著作中批评了董仲舒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见《矛盾论》毛选一卷第301页和第337页注释5）和“宋襄公蠢猪式的战法”（见《论持久战》毛选二卷第492页和第518页注释36）。当敌人过河一半时不打，他说“现在打不仁”，要等敌人过河完了站好队形才打，结果被敌人打得大败。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引用了大量古今中外战争中因谋略过人，指挥高超，利用好的政治动员、战略、战术、时机和地形、地物等有利因素，弱兵打败强敌和少数打败多数的军事事例，多达数十处（同上详见《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选一卷238页至244页注释索引中和《论持久战》注释毛选二卷第515页至518页索引中及《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的注释毛选二卷第437页至438页索引中）。把大量的历史书、军事书、小说既作为哲学书读、又当作军事书读和政治书读。吸取了古今中外的政治哲学和军事哲学的经验教训，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自成体系地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广义哲学”体系。

这是哲学的第三个重大特点。

四、哲学提出并论证了主观因素在一定条件下的主要决定作用

在他的“两论”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提出并详细论证了主观因素在一定条件下主要的决定作用。在他的“两论”中把“理论、方针、方法、计划、政策”和人的“努力、奋斗精神”都规定为人的主观因素。他在《矛盾论》中论述：

“革命斗争中的某些时候，困难条件超过顺利条件，在这种时候，困难是矛盾主要方面，顺利是其次方面。然而由于革命党人的努力，能够逐步地克服困难，开展顺利的新局面，困难的局面让位于顺利的局面。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失败后的情形，中国红军在长征中的情形，都是如此。现在的中日战争，中国又处在困难地位，但是我们能够改变这种情况，使中日双方的情况发生根本的变化”（见毛选一卷《矛盾论》第324页至第325页）。

又如：“有人觉得有些矛盾并不是这样。例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是主要的；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实践是主要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经济基础是主要的；它们的地位并不互相转化。这是机械唯物论的见解，不是辩证唯物论的见解。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如同列宁所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时候，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某一件事情（任何事情都是一样）要做，但是还没有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的时候，确定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也就是主要的决定的东西。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我们这样说，是否违反了唯物论呢？没有。因为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见上书《矛盾论》第325页至第326页）”。

关于人的主观因素，包含人的主观能动性因素，在一定条件下的主要决定作用的论述，充分阐述了创新的广义唯物辩证法原理，通过中国红军长征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等一切艰难困苦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这是哲学的第四个重大特点。

五、哲学特别注重理论联系实际

关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紧密地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的同时，也继承了中国文化中积极因素实际运用的优良传统。比如：儒学的“格物致知”（见《四书五经》中的《大学》篇）和经书、理学中的“经世致用”及“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等大量人伦、治世经典的积极、进步因素的实际运用（经学见辞海1310页注释，理学见辞海1367页注释）。

说：“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执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见《实践论》毛选一卷第292页）”。

在他传承了“两论”哲学原理的大量军事、政治、经济、文化著作中详尽地论述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和“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哲学思想，为推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起了开创性的重大作用，也对他创新的广义唯物辩证法哲学体系增强了巨大的实际运用价值意义。

这是哲学的第五个重大特点。

六、哲学的天才智慧和伟大实践

的天才智慧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天资聪颖，英资玉质，超凡脱俗，那个时代的长者、智者对少年是人见人爱，凡是他读过的学校都受到像湖南师范学校伦理学教员杨昌济、国文教员袁仲谦等多人的关爱，并对严格要求，精心培养，给了大量好书、进步书籍给他看。比如：“曾在湖南长沙一中读过了学期书，一位国文教员借给他一部《御批通鉴辑览》。这是一部上自远古，下至明代，共116卷的中国历代编年史。青年对这部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见《博览群书的》第八页）”。以致对《左传》、《史记》、《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等中国史书都有潜心的研究。深谙历朝历代政治斗争的经验教训。

的天才智慧来自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勤奋好学，不只是读正史，也读野史，“杂书”如“三国，水浒”等经典名书，也读经书，理学讲究“经世致用”，不但读中国的名书，还读国外名书，如：“达尔文的《物种起原》亚当•斯密的《原富》，赫胥黎的《天演论》”，还认真读过一本德国著名资产阶级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等等（见上书：第九页和六十七页）。早在少年时期就从同学萧三处借得一部介绍外国名人的书《世界英雄豪杰传》，知道了华盛顿、林肯、拿破仑、彼得大帝、卢梭等名人传记，他还对萧三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才不致蹈朝鲜，安南，印度的覆辙。并受爱国政治家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和中外杰出人物的启发，少年就饱览博收了中外知识的各类经验、教训，树立起了成就一翻大事业的伟大理想”（见上书第7页）。

的天才智慧来自于他勤奋好学博览群书，这里不再举他学哲学、马列著作、历史、诗词、书法的大量例子，仅举他学习自然科学的例子：“1964年2月6日，把李四光、竺可桢和钱学森请到了中南海，在自己的卧室，与三位科学家就天文、地质、尖端科技等重大科学问题进行了亲切而广泛的交谈。李四光回家后，对家里人说：‘主席知识渊博，通晓古今中外许多科学的情况，对冰川、气候等科学问题了解得透彻入微。在他的卧室里，甚至在他床上，摆满了许多经典著作和科学书籍，谈到哪儿就随手翻到哪儿，谈的范围很广，天南海北，海阔天空’。”（见上书第185页）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对自然科学津津乐道的的生动形象。事实上中国的整个工业事业，包含石油、钢铁等工业和航天、核弹等尖端工业都是在的关心和领导下快速发展起来的。比如：中国的石油工业就是在支持下李四光的新的《中国地质学》等理论指导发展起来的（详见《博览群书的》第183页）。

天才智慧的第三个来源就是他经历极其复杂和丰富的伟大实践活动。这在中外伟大的政治家中也是绝无仅有的。

在十五、六岁时就从读过多个私塾学校停学像成年人样干活当过两年农民，在辛亥革命前夕当过半年兵，在安源煤矿和水口山锡矿搞过“工运”

，在广东办过农民运动讲习所，在湖南搞过“农运”，从1927年领导秋收起义后，亲自带兵打仗，领导建立井冈山根据地，瑞金苏区根据地、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直到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打败反动派807万反动军队，以及领导抗美援朝等战争，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活动，时间从1908年起至1976年长达68年时间，直接领导战争从1927年至1949年也长达22年，所经历的时间之长，斗争环境条件之艰苦复杂是古今中外一切政治家中都绝无仅有的。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天才的哲学思想！

总之，的天才智慧，伟大形象，伟大人格，伟大业绩，全部光辉著作，都以成为历史，成为文化。这些就以“”为代表吧！已成为中国和世界文化的精品、极品和绝品品牌！对此，我们是事业的后继者应该加倍珍惜，应该尽快地出版发行新的《全集》，把的全部著作出版出来，供中国和世界人民学用，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资源，精神财富，同时也必将形成巨大的文化产业！对加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对推动人类进步事业前进，都将具有多个方面的极其巨大的意义！

这是哲学的第六个重大特点。

七、研究哲学特点的当代意义

1、邓小平同志继承了在“两论”等哲学著作中传承的创新的广义世界观和创新的广义方法论哲学。把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推向了新的过程。邓小平同志对当时的中国和世界作了最全面、最细致、最客观、最彻底的分析后，紧紧地抓住了主要矛盾。这就是继承了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运用的创新的广义世界观和创新的广义方法论，才找到了主要矛盾。比如：“邓小平指出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就是社会主义的不发达阶段，思考一切问题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我国现阶段所处的历史方位，只有认清这个历史方位，才能走出一条正确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都比较低，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生产力不能满足这种需要的矛盾，解决的办法首先是要大力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看社会主义制度是不是优越，看国家的经济政策是不是正确，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发展和改革都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支撑。邓小平并没有引用‘两论’的任何语录，但他的发展和改革思想，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体现的恰恰是‘两论’的精髓。邓小平理论和思想源出同一个哲学，这就是‘两论’所阐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邓小平理论没有离开思想，而是在继承的同时，把思想向前推进了（摘自邢贲思同志的文章《读懂<实践论>和<矛盾论>》见《求是》杂志2007年第17期第45页）”。

2、在邓小平同志去世以后，我们党在以和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下，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又推向了新的过程。他们都运用了“两论”传承的潜在创新的广义世界观和创新的广义方法论哲学，紧紧地把握时代的脉搏，抓做了时展的主要矛盾，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推向了延续不断的新的发展“过程”。

比如：“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我国新的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我们党又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和治党治国方略。这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创新成果，又是对思想、邓小平理论，也包括对‘两论’精神的继承和发展。时代在前进，实践在发展，理论在创新，但‘两论’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它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仍然是我们党认识世界、改选世界的基本原则，仍然是我们党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我们应当对它倍加珍惜，并加以发扬光大（摘自同上）”。

3、“两论”还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两论”作为广义哲学的基础著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具有长远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这就是它要求我们必须自觉地坚持最广义的世界观和最广义的方法论哲学，对一切研究对象和解决问题的一切直接、间接相关的一切事物，都要神机妙算地进行最客观、最全面、最深刻、最彻底地分析，在此基础上，及时抓住解决最主要的矛盾及其各个层次相关的矛盾，把各项事业（包含政治的、经济的、教育和科学研究等等）方面的各个发展过程不间断地推向前进。这就可以极大地避免人为因素的主观片面性和思想僵化而造成错折和失误的损失，不停顿地、特别是绝对不能中断地把各项工作“过程”推向前进而取得最伟大的胜利！

这就要求不只是党的中央领袖和高中级干部，还必须要使全体党员和人民大众，都要吸取“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教训，保证我们党和国家永不变色，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永不失落，必须要坚持“两论”指导，又好又快地做好各项工作。

4、研究哲学特点对发展科学文化事业的意义。在《实践论》中指出：“人类认识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理论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摘自毛选一卷第293页）”。

同志在《矛盾论》中又指出“任何过程如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摘自毛选一卷第322页）”。

人们掌握了“两论”等著作中潜在的创新的广义世界观和创新的广义方法论哲学，就能够使一切科学研究者站得更高，对研究事物看得更远、更宽、更深、更全、更透、更准到一切相关因素；然后就更能抓住最主要的矛盾及其相关的一切矛盾逐一解决，就能推动一切科学研究对象的矛盾解决，夺取科学事业的不断胜利。比如：中国晶牛集团研制的世界上最硬的红色微晶玻璃，比金钢石还硬七到八倍，就是走的《安钢宪法》道路，实质上就是“两论”潜在的创新的广义世界观和创新的广义方法论哲学指导的道路：实行领导干部、科技干部和工人相结合，进行了全方位的一切相关因素研究才成功的。用很短的时间就完成了英美帝国研究了几十年不成功的事业。我国过去许多科学事业是靠“两论”起家发展的，其实质就是靠“两论”传承的广义世界观和广义方法论哲学指导成功的。

5、“两论”对世界革命的当代意义。我们运用创新的广义哲学世界观和创新的广义哲学方法论来观察和分析当今西方世界，最主要的矛盾是霸权主义。西方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历史虽近四百年了，尽管世界各国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是，在世界占统治地位的弱肉强食的帝国意识，并没有根本改变，在哲学上叫做还没有“根本质变”。在当今世界反对以一切形式为借口的侵略战争，是最主要的矛盾。反对除以联合国组织的“维和部队”出国出兵外，反对任何国家出兵占领别国或到别国去建立军事基地，反对一切侵略战争等恐怖行动！

全世界进步的政治家和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做到各国的前途和命运应该由各国人民掌握！世界的前途和命运应该由世界人民来掌握！揭露、批判和打击霸权主义的侵略战争，构建和谐世界。建立和完善世界各国之间平等的政治秩序、经济秩序和文化秩序！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世界各国人民义不容辞的最根本的国际主义义务！

最后，我对哲学的研究结论是：我们党取得的无数伟大胜利都是在“两论”等一切哲学著作及其传承在全部著作中的创新的广义世界观和创新的广义方法论哲理为主导的指导下取得的；所产生的一切失误都是因为这种广义哲学世界观和广义哲学方法论还没有自觉地总结出来成为人们的自觉指导而造成的。

因此，把“两论”等哲学、及其传承在他全部著作中潜在的创新的广义世界观和创新的广义方法论哲学自觉地总结出来，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自觉运用的思想武器，就更能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各项工作又好又快地发展，及时发现和克服前进中的片面性而做好各项工作，就能保证我们党、国家、人民和军队的各项事业永远都立于不败之地而胜利前进！

八、后记

《论哲学的特点》正文写完了，但还话犹未尽，特向“中国晶牛思想研究会”编委或征文编审同志补充说明我的心声：

1、我认为研究哲学的特点问题，就是研究马列哲学的中国化问题。上述的前五个特点是主要内容，第六个特点是前五个特点基础性条件，当然，说是六个特点也是顺理成章的，其核心是创新的广义世界观和创新的广义方法论这个最重大特点。我这个研究成果是在1992年就发现了，我为此购阅了大量相关书籍丰富知识，并于1998年不惜个人经济损失，提前五年退休，一年写成《广义唯物辩证法》，打印成书约20万字（已作为礼品于2001年送册给贵单位）。在2001年我运用了书中部分主要观点针对《人民日报》记者采访北大黄楠森教授的一篇文章《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要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