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民主思想探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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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大致从参加起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奋斗中，始终抱持着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的理想。由于他成为忠实的列宁主义者，他想把德谟克拉西融入苏维埃政体之中，在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体制下，国家生活、社会生活实施民主自由，共产党党内实行民主生活。他提出：党组织不要成为包办一切命令一切的“党老爷”；不能以共产党的去同国民党的相对立；党不能高踞于国家之上；党内领导的权力应在党员群众之下。的民主思想还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框架内所作的思考。然而，真诚执着地希望民主政治制度在中国实现。在中国民主思想发展史上，不应忘记的名字。

曾经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位领袖人物，他是一位造诣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思想家。他在长期的革命活动中始终不忘对政治民主原则的关怀。有关他的政治民主思想，尚少见有论述者。本文拟就此试作研讨。

一、共和国国民应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

出生成长于清末民初。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的清王朝，建立了共和制的中华民国，但是先后出现了袁世凯复辟帝制和张勋复辟清王朝，尽管当时也颁布了民主共和的宪法，但是政权仍为军阀官僚所把持。强烈地提出了“民主”、“科学”的口号。作为的积极参加者，虽然还处在学生时代，但已关注着民主共和制的真正实施。针对广大民众对政治漠不关心，连他们自己应有的民主权利都不了解，曾做过启蒙民众政治意识的工作。他撰文将民初约法中关于人民的自由民主权利条列出来，除各种自由权利之外，人民享有“请愿于议会之权”、“陈诉于行政官署之权”，“诉讼于法院受其审判之权”，“对于官吏违法损害权利之行为有陈诉于平政院之权”，“应任官考试之权”，“应选举及被选举之权”等。他提醒民众：共和国国民应该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吾们何论做哪厢（项）事情，终总要自己主张，不要服从他人。吾说应该做的做上去，不过不要溢出公认法律外就好了”。他还对平等、自由作出解说：“从前专制国家……因势利而享特权，这不是共和政治所宜有的。所以，共和政治的法律，必以万民平等为原则……无论他资格上地位上什样，公法上私法上的权利义务都是一样，就是凡为国民人格同一。”这说的是平等。关于自由，他说：“在共和时代，国家以人民组织……个人的自由非常重要，所以人权是神圣，不但不容私人的侵犯，即国家除了不得已限制外，不能滥用权力而侵害的。但是人人要自由，而以他人的自由为限”。1这里，在启发民众，要懂得和实施自己依法享有的民主自由权利，要有独立的人格去享受法律范围内的平等、自由的权利。显然，年轻的早就在宣传和呼唤民主和人权了。

五四时期，也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他运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观察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并对中国应实行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分成两步走有了初步的理解。他认为，中国社会，第一步要实行民主政治。“大家要干涉政治，具体说起来：第一，实行普通选举，选举真正代表吾们说话的人。第二，遇有什么重大问题，大家公开讨论，发表国民的主张。这是吾们第一步的办法。等到这一次的革命和振兴教育等成功了，后来再讲第二步”。第二步就是实行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所列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纲领。2从上述可知，当政治上觉醒，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之时，他即对实行民主政治非常关注，着意宣传，并认为，只有先实行民主政治，然后方可进入社会主义，实行共产主义纲领。

二、实行苏维埃的德谟克拉西

于1925年秋赴苏联留学，系统学习马列主义，后任教，亦讲授列宁主义。他自述：“学习中最感兴趣者即为列宁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与实际。第三年内，对于这门课，曾担任教课，曾加以特别研究。”3列宁主义的主要内容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对列宁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精通的。1931年他回国后先在中共中央做理论宣传工作。1933年初进入江西革命根据地，后来担任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从事苏维埃政权的领导工作。尽管当时苏维埃革命根据地和苏维埃政府均在中共中央“左”倾错误路线统治之下，但是无论从列宁主义学理出发，还是从苏维埃政权工作实践出发，或者说，正好是从这二者的结合出发，都对在苏维埃政权建设中要贯彻德谟克拉西（民主）的原则非常重视。

从理论上论证，苏维埃政权对工农大众要最大限度地发扬民主。他说道：“这一工农民主专政对于最大多数的工农民众则是最大限度的德谟克拉西（即民主主义的意思）。它真正实现了广大群众言论、集会、结社与出版的自由，使广大群众真正参加苏维埃政权，开始自己管理他们自己的国家。”4他引用了列宁的论点：“新政权是大多数人的专政，是依靠而且完全依靠在大多数群众的信任。最自由的，最广泛的，最有力量的吸引一切民众参加政权，没有任何隐藏，没有任何秘密，没有广告，也没有形式。”（一九二0年十月二十日《关于政治问题的历史》）5当时周遭弥漫着的是强调苏维埃无产阶级专政即暴力专政的气氛，而却很重视苏维埃政权要最大限度地实现劳动民众的民主，这无疑包含了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理解和认识，反映了这位学者型革命家执着追求民主的精神。

虽然在理论上说，苏维埃政权对广大劳动民众应实行最广泛的民主，但实际情况如何呢？观察到的却是许多相反的情况：“在有系统的发展苏维埃的德谟克拉西方面，我们是异常的不够，甚至在许多同志的思想与行动方面，表示出对于这一根本问题的无知与错误的了解。这主要的表现在我们苏维埃政府中工作的同志，往往只看到苏维埃政权的一方面，即是只看到苏维埃政权的权力的一方面，而不看到苏维埃的德谟克拉西的一方面，以至（致）常常发生绝不能容许的对于群众的强迫命令的现象。”中国苏维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政权。看到，“在我们党内，对于苏维埃的工作，显然还是存在两种倾向。或者是我们党的负责同志，直接下命令给苏维埃，要苏维埃执行党的命令，甚至在县苏（维埃）、区苏（维埃）的会议上，党的县委或区委的书记直接出席做报告，决定县苏区苏的工作。或者是党根本不理苏维埃的工作，把苏维埃的工作当作无关紧要。甚至把党内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都往苏维埃政府送。”6

这里所说的两种错误倾向，实际上是一回事。既然党对苏维埃直接下命令，以党代政，包办代替，自然把苏维埃看作可有可无，无关紧要，把犯过错误的同志往苏维埃送（本来是装饰品，装装样子有什么要紧），就毫不奇怪了。值得注意的是，的文中用的语汇是“许多同志”，“异常的不够”，“往往”，“常常”，“我们党的负责同志”等等。它说明，当时在江西革命根据地不是个别或少数地方，而是相当多的地方，或者普遍存在以党代政，党委包办代替政府工作的情况，而且直接从党的中央起就有这种情况。可见，这是“左”的错误路线、方针在党政关系方面的错误表现。无怪乎专门撰文批评这种违反并障碍苏维埃民主的现象了。

结合当时改选苏维埃的具体工作，提出了发展苏维埃民主的作法。他要求，“吸收每一个苏维埃的选民，参加苏维埃的选举”。“在改选之前，各级苏维埃必须向选民做他们的工作报告”，必须在候选人与工作报告中，发展极大的自我批评，揭发过去的一切错误，同官僚主义与贪污腐化等现象做最坚决的斗争。党不但不应该掩盖苏维埃过去的错误，而且应该领导这一自我批评的发展，消灭群众对于苏维埃负责同志的畏惧心理，使他们感觉到他们自己是苏维埃的主人翁，只有他们有权选出或撤回他们自己的代表。”7

是理想主义者，他文中用的字眼，如“每一个”选民，揭发“一切”错误，做“最坚决的”斗争，都是很理想化的要求，实际上当时是很难做到的。

又写道：“在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中，首先必须利用一切官僚主义的事实向群众解释官僚主义的罪恶”。这里他又用了“一切”这个词，没有为考虑照顾某些高级干部的面子或是防止产生什么“不利”的影响，在揭露官僚主义事实时要经过选择和领导机关批准手续留下余地。这恐怕又是纯学理化的思维方式。他接着写道：“在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贪污腐化也是如此）的斗争中，苏维埃的领导者必须使苏维埃的公民学习他们的召回权与改选权。关于苏维埃公民的这一召回权在苏维埃的宪法上是分明的写着，然而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告诉群众如何使用这一权力。”8事实确实如此，宪法上怎样写着是一回事，实际上怎么做着又是一回事。想使实践与学理相一致的思维，面对着的却是行动与书面不相一致的现实。不过，确实真诚地孜孜以求地想在苏维埃政权下实现德谟克拉西（民主），实现选民真正的选举权、召回权（即罢免权）、改选权。接受了列宁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后，仍然信奉着民主主义精神。在他的思想里，这二者是能统一的。

为实施苏维埃民主，还重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这里可以引用他批评报纸在反官僚主义斗争中只空喊口号而不揭露官僚主义事实的一段话。

在我们的报纸中差不多经常议论到应该反对官僚主义，甚至有些地方由于叫喊反对官僚主义把嗓子都弄哑了。然而，关于官僚主义的具体事实的记载则少到再不能少的地步。

我从《红中》（指〈红色中华〉——引者）一百0六期翻到一百二十八期，似乎只有两个关于官僚主义的事实的新闻，而且这些新闻都登在最不重要的地位，这些新闻都是拿旁观者的笔调随便写来充充报纸的篇幅的。除了空喊反对官僚主义而外，我们很难找到真正有名有姓的官僚主义者，他的官僚主义的具体表现与他的官僚主义在群众中所发生的恶果的记载。如若这样去空洞的反对官僚主义，那不但官僚主义不会受到丝毫的损失，而且官僚主义者也会双手赞成反对官僚主义，因为这种反对决不会影响到他自己的官僚主义。9

看来，在当年江西苏区就存在着报纸空喊反官僚主义而又不敢揭露官僚主义的事实及其严重危害的情况。对这种情况批评得多么深刻，讽刺多么尖锐！这反映了他对舆论工具报纸不能如实揭露党和政府的缺点错误是何等不能容忍！这反映了他对实施苏维埃民主的心情是何等真切和热诚！

三、不要成为包办一切、命令一切的“党老爷”

在共产党领导的政权下，要实行政治民主必然遇到如何看待和处理党与群众的关系这样的理论问题。按照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它代表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既然党的决定指示总是代表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什么还要强调发扬政治民主呢？或者，党的组织预先决定了的事情再经过一道民主的程序，就是走走形式吧？这就涉及如何看待和处理党与群众的关系。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施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开辟和扩大抗日根据地，迅速成为全国性的大党。如何处理党与党外群众的关系，关系到共产党能否迅速扩大革命势力和革命根据地能否扩展和巩固。专门撰文论及正确认识和处理党与非党员群众的关系，这也是他民主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

除了论述党必须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照顾群众现有的政治水平，满足群众切身的局部利益，等待和帮助群众一道前进等观点外，专门论及党与其他群众团体的关系，和党的决定须要由群众的实践来检验是否正确等问题。而这恰恰是实施民主政治的出发点。

认为：“党必须采取各种各样的组织形式去组织群众”，“同时尊重这些团体的特殊性与组织上的独立性，依靠它的主动性与积极性”。他批评有些同志“不懂得党必须经过各种各样的群众团体去实现对全国最大多数群众的领导”；“在那些党已经取得领导的群众团体中，他们却不去估计群众团体的特殊性，而一律使之‘党化’；或者不去尊重群众团体的独立性，依靠他们的主动性与积极性，而使自己成为包办一切、命令一切的‘党老爷’。他们不懂得党是群众的领导者，而又是为群众服务的公仆。”10尊重群众和群众团体的独立性，不作包办一切、命令一切“党老爷”，这是实行政治民主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还从认识论的角度论述党必须向群众学习，尊重群众的实践经验的道理，为贯彻民主原则作理论论证。他说：“没有群众的革命实践，就不会有马列主义。马列主义根据社会发展规律与革命运动规律的正确把握而预测未来，指导未来。但群众的实践是无穷的，它比马列主义所能预见的复杂得多，丰富得多。所以，党必须向群众学习，总结他们实践中一切新的经验，以丰富发展马列主义，使他们能更好的领导群众。”11不愧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明确指出，群众的实践“比马列主义所能预见的复杂得多，丰富得多”，马列主义现有的原理终归是有限的，而“群众的实践是无穷的”，如果党只管自己作决定发指示（纵然这些决定指示都是符合马列主义原理的），不向群众学习，发扬民主，总结群众实践的经验能行吗？

进一步指出：“群众的实践是测量党的领导之是否正确的最后标准。党要根据群众的实践来考验党的决定的是否正确，如果群众的实践证明党的决定是不完全正确的，那党必须根据群众实践的经验来校正或修改党的决定；如果群众的实践证明了党的决定是错误的，那党必须抛弃过去的决定，根据群众实践的新的经验，来重新采取新的决定。”12勇敢地从认识论的角度分析，党的决定有可能不完全正确，或是错误的，那时要由群众实践的经验来校正修改党的决定，或是“党必须抛弃”错误的决定，采取新的决定。这里涉及决策的科学性与决策的民主程序的关系问题。那种认为党的决定天生地或永远地是正确的（正像后来所说：“有些人以为只要党决定了的东西就一定是正确的。”13），无须发扬民主，尊重群众意见的观点，无疑是极端错误的。

论述尊重群众和群众团体的独立性，不作包办一切、命令一切的“党老爷”，和要由群众实践经验来检验党的决定的正确与否，从实际工作程序和认识论两方面论证，为实施政治民主提供了理论基础。

四、不能以共产党的去同国民党的相对立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新四军），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改称中华民国特区。原先的苏维埃政权改为抗日民主政府，设置了参议会。为了保证边区政府中有一定比例的非共产党员成份，中共中央还规定过实行“三三制”政权。但是，中国共产党内部存在一些“左”的思想和作法。指出，在党与党外关系方面，在政权建设方面，当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左’倾危险，表现在民主精神的不足与党包办一切的工作作风”。在党领导的地区，“既然党领导整个工作，那党就应该包办一切——这就是这些同志的‘哲学’，因此对于各种民主制度的建立，他们也就表示了消极。”他分析说，没有民主，统一战线就无法存在，“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没有民主主义的工作精神与工作作风是不可能的。统一战线就是各党各派无党无派的人们的合作。既然是合作，那一切事情就要经过共同商讨，共同决策，共同遵守，共同实行，谁也不能包办。既然是统一战线，那参加统一战线的各党各派无党无派的人们的地位，就应该受到尊重，他们的意见就应该受到注意，他们自己就应该积极的参加各方面的工作，而不允许一党一派的包办。”14他批评说：“党包办一切的办法好像是‘最革命的’，甚至似乎是在发扬高度的‘党性’，其实这是一种使党脱离群众的一种‘左’的关门主义。因此，这种倾向必须适时纠正。”15对实行民主，是统一战线的基本条件，不能由一党包办的道理，分析得非常清晰明白。

那么，在统一战线党派合作中如何实行民主呢？指出：基本原则“就是一切要取决于大多数，经过大多数。参加统一战线的各党各派无党无派的人们，可以有各种各样不同意见，但经过共同讨论之后，最后的意见必须是大多数人的意见，也只有为大多数人所采纳的意见，才能经过大多数而见诸实行。”共产党提出主张，“必须采取提议的商讨的方式，而不采取强迫人家接受的方式”，同时“欢迎其他党派其他人们的其他提议、其他意见，而且一样郑重的讨论他们的提议与意见。”这里最要紧的是，不能认为共产党提出的主张都是对的，其他党派和党外人士提出的主张都不好。说：“如果在讨论中我们发现我们的主张中有不好的地方，我们就应修改。如果发现其他党派的意见中有很好的地方，我们就应该采纳。务使大多数最后所通过的决议不是一党一派的意见，而是各党各派无党无派所有人们共同的意见。”16这种尊重其他党派和无党无派人士，按照大多数意见办事的主张，浸透着真正的民主主义精神。

最警辟的观点是，共产党反对国民党，但自己也不能搞。他说：“民主主义的工作精神与工作作风，在我们的一切工作中均应加以贯彻。我们一方面向国民党要求民主自由权利，另一方面应该自己做出实行民主的模范，首先在我们自己领导的地区内……处处表示我们拥护民主、尊重民主、实行民主。”他特别提醒：“我们不是拿共产党的去同国民党顽固派的、一派专政对立。在我们领导的地区，凡是我们向国民党所要求的一切民主权利，我们都应该首先自己实行起来。”17要求实行民主政治的思想是彻底的，因而也是非常真诚的。

统一战线中还包括党外的无党无派人士。要做好党派合作和与无党无派人士合作，首先要解决正确看待党外人士的问题。在抗日战争时期从对人要有伟大胸怀和气魄，要有宽宏大量待人的态度，规劝共产党人要正确看待党外人士。他说：“决不要把党派的偏狭成见去看待无党无派的人，似乎除了本党本派的人之外那些无党无派的人都是不中用或不好的人。这种态度显然是完全不正确的。”“一党一派所吸收的优秀分子究竟有限，而人民大众间有才干与有用的人却是无穷的”。“如果人们的眼光，只限制在现时自己党派内的几个人身上，只相信这些人是可靠的，甚至想以这些人来包办一切，甚至‘包而不办’亦在所不惜，那我们可以说这些人是决然不能成就什么大事业的”。18只有这样具有宽阔胸襟和有容乃大的气度，才能对党内偏狭关门主义和垄断政治的错误倾向作出如此深刻的批评，说出这样正大光明磊落无私的话来。而宽大胸怀和包容气度正是实施政治民主所必需的文化心理素质。

五、党不能高踞于国家之上·党内领导的权力应在党员群众之下

在中国共产党掌握国家政权后，从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体察到实施民主的重要性，对发扬民主问题作过深刻的思考和精辟的论述。其内容非常丰富，这里只能撮要介绍几点警妙的见解。

警觉地认识到，共产党执政后最容易犯，也是最危险最致命的错误是脱离群众，党（同时还有国家机关）的领导干部容易将自己与人民群众之间应为勤务员与主人的关系“颠倒过来”，“似乎群众有义务服从他们的领导和指挥，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发号施令”。从这一根本点出发，他提出要“充分发扬人民的民主”。19“吸收人民参加管理……发展各种形式的自下而上的监督”。20

在党与政府关系方面，他提出：“党领导国家，但它本身不是国家”。“党不能超过国家，高踞于国家之上”。21由此，他提出，要“尊重人民代表大会的组织形式”，“照人民代表大会的规则办事”，不能把它“当作无关紧要的可有可无的组织形式”。22当然，也不能把人民代表的会议只当作形式，关键还在于它的内容。他指出：“人民代表会要能开得好，必须发扬民主……让到会代表自由大胆地发表意见……没有丝毫顾虑”。“干部要由人民代表来选举”，人民有权“清除那些贪污蜕化分子”，“可以将他撤换”。23

在党与社会团体方面，认为，“决不能把党的领导等同于党包办代替一切。党包办代替一切，（就）把国家、工会、青年团的单独工作给否定了”。他认为，“党领导一切……必须经过各该组织的党员……说服群众接受党的指示”。“如果各该组织中多数人坚持他们的意见，党也不能强迫群众服从党的决定”。24他还提出重要论断：“集中统一下的民主...容许在国家生活、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方面采取多种形式的完全自由”。25

感受最深、思索最多的，是共产党内发扬民主问题。在贯彻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方面，他重视发扬和扩大党内民主，重视民主在民主集中制中的基石作用。他提出了党的领导权力，包括党的中央机构的权力“应该在党员群众之下”26的论断，道出了民主集中制的真谛。他强烈感到，党内应该创造民主气氛，允许发表不同意见，应该实行集体领导。针对50年代后期起“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27的情况，深感忧虑。他就提出学习海瑞精神的说法，发表意见说：“海瑞精神固然要提倡，但更重要的是要造成民主空气，使人敢于说话而不害怕”。281959年庐山会议上，他又针对的话说：“主席常说要敢于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问题的另一方面，是要领导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29当时，连、这样中共中央领导核心（政治局）的成员都感到：中央内部有些问题不好提，集体领导搞不起来。30后来总结说：“每个党员，不论其职位高低，在党内都有发表不同意见和相互批评的平等权利。”31他并针对用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压制发表不同意见的作法，提出：“许多思想上的矛盾，产生于认识上的差别”，“即使两个马列主义者，对同一事物的认识也不能完全一样，而常常不一样，从而发生争论。这种争论当然不能说是阶级斗争。”32有关党内批评，他指出：“领导者对于下级同志和下级机关，不应该提出过高要求，否则就谈不上‘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党内常常出现的知而不言，言而不尽的情况，同党内那种言者有罪，闻者不戒的家长作风、军阀作风有直接的关系。”33他的论断是：“居于领导地位的党员，必须勇于负责，但是我们所要的是集体领导，而不是个人专断，不是一个人说了算。”34

对党内民主问题感受最为痛切，论述亦最透辟。但他从实际生活中也清醒地认识到，真正实施政治民主并非易事。他说：“听反面意见，是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一个重要条件。关于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讲话，我认为是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真正要培养这种作风不容易。”35他又写道：“无产阶级民主……要在长时期内经过不断斗争，才能逐步实现。”何以如此呢？他分析，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共产党对实行民主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对实行民主还缺少经验”。36转六实施民主是的政治理念

大致从参加开始的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奋斗中，始终抱着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的理想。由于他成为忠实的列宁主义者，他想把德谟克拉西融入苏维埃政体之中，在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体制下，国家生活、社会生活实施民主自由，共产党在党内实行民主生活。身上浸透着追求民主的顽强精神，心中树立着实现民主的坚定理念。他真诚地执着地希望民主政治制度在中国实现。

当“左”倾错误思潮竭力强调列宁主义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就是暴力镇压，就是共产党专政，就是对全部社会生活实施强力控制，在一切领域包括上层建筑思想意识领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每一个基层，将列宁主义民主集中制曲解为脱离民主的绝对集权制甚至领袖个人独裁制（以领袖讲的每一句话都作为“最高指示”，若稍有异词，就要全党全国共讨共诛）的时候，却在列宁主义那里寻求民主原则，从学理上加以论证。在他的思想里，民主制与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相容的，能够统一的。他在晚年读列宁著作时体悟到，应“容许国家生活社会生活方面多种形式的完全自由”，应吸收人民参加管理，发展各种形式自下而上的监督等。37他是努力将列宁主义学说与中国社会实际、中国历史文化相结合的。他从列宁谈到对苏维埃政府实施监督，中央监察委员在实施监督时，要想出特别巧妙的办法来掩护自己的行动时，联想到中国古代大官化装微服私访。38在共产党人中，是一位在中国实施民主的不懈思考者。

的政治民主思想渊源于西方民主主义的思想影响。自1917年他进入南京河海工程学校起，就接受了高举民主、科学大旗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新青年》启发了的思想觉醒。从此，“他对中国旧社会的一切发生了怀疑与反抗，而景仰欧美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与生活”。39积极投入五四新文化运动，宣传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通晓英文，能阅读和翻译外国论著和文学作品，视野开阔，通晓西方历史文化。他到过日本，特别是在美国生活工作了一段时间，体察过西方的生活、制度和文化。他从阅读、翻译西方作品和自己的文学创程，观察社会，剖析人生。在他的思想深处，种下了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种子，“永远追求着的只是真理和正义”。40因此，与其他许多共产党人不同，接受西方民主主义思想的浸染薰陶较深，当他成为列宁主义者后，心灵深处仍然埋藏着民主主义思想的底蕴。

的民主政治思想基于他的人民本位观念。他反复强调的是，人民群众是主人，党和政府的干部是勤务员，党不能超过国家，党不能高踞于国家之上，国家要由人民群众当家作主。这使人联想起古代以孟子论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为代表的民本思想。41深深挚爱人民，为了人民的疾苦，他顶着压力、冒着风险在庐山会议上发言，反对浮夸冒进，反对个人专权。他反对党的干部骑在人民头上作“党老爷”。在党内不拉帮结派，对党外也主张不要以共产党的与国民党的相对立。他是真正毫无偏狭私心胸怀博大的共产党人。在这样的共产党人身上和思想里才真的达到了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

是位学者型革命家，他的民主政治思想似乎不免带有理想主义色彩。他要求在苏维埃政权下实行最广泛的民主，人民对政府干部除了有选举权，还有“召回权”（罢免权）、改选权，报刊要揭露官僚主义的真相；他主张尊重群众团体的自主独立性，尊重国家生活社会生活的自由；在党内，党的领导权力应该在党员群众之下；他要求领导者对于一般党员和下级组织提出的批评即便是完全不正确也要虚心倾听等，距离实际生活显然相当的远。但他关于国家生活、党内生活民主的各种原则，无疑是民主政治应有的轨范。事实上，正如前述，从切身体验和晚年冷静思索中清醒地认识到，实现政治民主还要经过长期不断的斗争，他在所处历史环境里感到共产党对实行民主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从这一方面看，还是个现实主义者。

总体而论，的民主政治思想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框架之内所作的思索，是他所处时代的思想成果。他许多有关政治民主的论述还是以党的领导、群众路线这样的角度作出发点的。他对民主的思考有时还只限于要求营造民主气氛（允许人们发表不同意见），希望领导人发扬民主作风，能容忍发表反面意见。他还不可能像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从制度上考虑政治民主问题，提出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实现高度民主这样的目标。这些无疑是民主政治思想的历史局限。但这无损其政治民主思想的理论光辉。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像这样对实施民主政治不倦思索、作出理论思考，并提出那么多精辟见解的，尚罕见其匹。

为实施自己应有的党员民主权利和党的领导核心成员应有的政治权利遭受过打击迫害，无疑他是民主政治实践的失败者。但关于民主政治的思想，直到今天仍然可以作为探讨政治民主问题的思想财富而给人启示。从这一点来说，又是民主政治理想的胜利者。在中国民主思想发展史上，人们不应忘记的名字。转注释：

1：《中华民国平民注意（评论）》，1919年7月22日，引自《早期文集》，选集传记组、故居、北京大学图书馆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第6－8页。

2：《社会问题》，1919年8月19日－22日，引自《早期文集》第24页。

31928年填写的《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教员班登记表》，引自程中原著《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100-101页。

4：《二次苏大会的改选运动与苏维埃的德谟克拉西》，1933年8月1日，《文集》第一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出版（《文集》第二、三、四卷出版版次均同），第394页。

5同上，第393页。

6同上，第394-396页。

7同上，第399页。

8同上，第398页。

9：《关于我们的报纸》，1933年12月1日，《文集》第一卷，第423页。

10：《略谈党与非党员群众的关系》，1939年11月7日，《文集》第三卷，第31-32页。

1112同上，第32页。

13：《衡量党的路线政策的最高尺度》，1973年1月8日，《文集》第四卷，第496页。

14《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左”倾危险》，1940年8月10日，《文集》第三卷，第105-106页。

15同上，第109页。

16同上，第106-107页。

17同上，第108页。

18《论待人接物问题》，1938年7月16日，《文集》第二卷，第431页。

19《人民群众是主人》，《文集》，第四卷第476-478页。

20《读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新经济政策论述的批注》，《文集》第四卷，第418页。

21《正确建立党和国家的关系》，《文集》第四卷，第508-509页。

22《人民群众是主人》，《文集》张四卷，第479-480页。

23《革命胜利后的干群关系问题》，《文集》第四卷，第124页。

24《社会主义若干经济理论问题》，《文集》第四卷，第369页。

25《读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新经济政策论述的批注》，《文集》第四卷，第418页。

26《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文集》第四卷，第505页。

27《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18－819页。

28萧扬：《忆庐山会议前后的同志》，引自《在庐山会议的发言》一书，选集传

记组编，北京出版社，1990年，第32-33页。

29《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文集》第四卷，第337页。

30萧扬：《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第36页。

31《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文集》第四卷，第502-503页。

32《不能把阶级斗争扩大化》，《文集》第四卷，第486页。

33《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文集》张四卷，第502-503页。

34同上，第503页。

35《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文集》第四卷，第338页。

36《人民群众是主人》，《文集》第四卷，第481页。

37《读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新经济政策论述的批注》，《文集》第四卷，第418页。

38同上，第419页。

39《洛甫自传》，1941年1月14日，引自张培森主编《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9页；又见《1943年整风笔记》，引自程中原《传》修订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第18-19页。

40《早期文集》，第542页。

41《孟子·尽心》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