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难题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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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从李约瑟难题的两个重要表述的翻译问题入手，在考察李约瑟对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总体评价和分析他的“近代科学”这一概念的基础上，对难题中两个问题的原始含义作了较详细的讨论，并由此探讨了难题的深层结构。文章认为，在难题中，前一问题包含中国科学理论比较落后；后一问题中的“近代科学”指称以近代科学理论为其基本特征的理论科学，对这一点的忽视，是目前在难题的理解、转述和求解中存在误区的主要原因之一。文章最后对难题应该更名的主张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关键词】李约瑟难题/问什么

【正文】

现在，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李约瑟难题”，像“科学革命”这一概念一样，已经成为科学史领域的一个专业性概念，在这个领域内外被经常使用。与此不相协调的是，对难题的转述却呈现出多样性，在理解上亦有相当的出入。虽然近年来已有学者敏锐注意到难题的本文问题，并作了可贵的探索，（［1］，p.34），但是这个问题尚未引起学界的足够注意。我们认为，不少转述，尤其是一些流行的转述，偏离了李约瑟的原意，在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就的评价上，在难题的研究中，形成了一些误区。例如，我们从麦克米兰公司出版的《科学史词典》中可以读到：“李约瑟表明，大约在1400年以前，中国在科学、技术这两方面都比欧洲先进。他问：那么中国为什么没有像15至16世纪的欧洲那样发展出现代科学文化？”（［2］，p.295）我们要问：认为15世纪以前，中国在科学和技术两方面都比欧洲先进，这是李约瑟的观点吗？国内流行的提法是：中国古代有杰出之科学成就，何以近代科学崛起于西方而不是中国（［3］，p.728，818）？这个提法不像前者那样极端，但客观上同前一转述大同小异。回想国内曾出现过的解题热潮，不少人也是按这样的理解去解题的。

因此，无论是作为确定的专业概念，抑或是作为李约瑟研究的一个方面，甚或是为难题的求解寻找新的切入点，都有必要从李约瑟本人的原始表述入手，确定难题的准确含义。本文试图就此作一尝试，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难题的两个重要表述及其译文

李约瑟曾对自己提出的难题给出过许多不同的表述，我们现在讨论其中的两个重要表述。在1964年发表的“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一文中，李约瑟以回忆的方式给出了难题的一个高度概括的表述形式（以下先给出笔者的译文）：

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Q[,1]）

他说，在他开始对中国的科学与社会有所了解后，他认识到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

为什么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之间，在把人类自然知识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比西方文明有效得多？（P[,1]）尽管李约瑟的第一个问题提出在前，但从逻辑上考虑两者的顺序则应相反。我们用P[,1]表示第二个问题，用Q[,1]表示第一个。类似地，后面我们将用P[,2]、Q[,2]表示难题另一表述的两部分；用P、Q一般地表示难题的这两部分；难题则用（P[,1]、Q[,1]）等表示。P[,1]的原文是：

Why,betweenthefirstcenturyB.C.andfifteenthcenturyA.D.,Chinesecivilizationwasmuchmoreefficientthanoccidentalinapplyinghumannaturalknowledgetopracticalhumanneeds.

（［4］，p.16；p.190）

在作为征答论文而发表的这篇文章中，相应译文是：“为什么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中国文明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要比西方文明有成效得多？”（［3］，pp.818—819）显然，这段译文多出了“获取自然知识”这一信息，由此，P1的含义发生了很大变化：李约瑟本来只是说中国文明在应用自然知识方面优于西方，现在却变成在获取和应用两方面均优于西方的结论。我们推测，也许正是这段译文导致了前述国内的流行表述。后面我们会看到，由于P1本身是李约瑟长期考虑后所谨慎选取的一个表述，因而这段译文就确实有问题了。〔1〕

在引用难题的另一表述时，学者们关注的多是SCC第一卷中那个长长的问句：为什么近代科学，亦即经得起全世界的考验、并得到合理的普遍赞扬的伽利略、哈维、维萨留斯、格斯纳、牛顿的传统——这种传统注定成为统一的世界大家庭的理论基础——是在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而不是在中国或亚洲其他任何地方发展起来呢？（［5］，p.18，着重号为原文所有）（Q[,2]）

然而，在这个问句之前还有一段文字，与P[,1]类似，这段文字也是对中国科技成就的总体概括，因而也是难题的组成部分。但是，它几乎为人们所忽视。这段文字如下（以下给出笔者的译文）：

在这一部分结束时，我们将看到我们所面对的真是一系列惊人的贡献：科学的创始精神、突出的技术成就和思辨的洞察力。（P[,2]）

为了说明SCC大陆译本在一较重要处的误译，我们还是先给出这段文字的原文：

Attheendofthispartweshallfindourselvesfacetofacewithatruelyremarkablearrayofscientificinitiatives,outstandingtechnicalachievements,andspeculativeinsights.

（［6］，p.19）

大陆译本的相应译文是：“在这一部分的结尾，我们将会看到，我们所面对的是一系列惊人的科学创始精神、突出的技术成就和善于思考的洞察力”。笔者的译文在主句结构上的变动主要是为了避免对“惊人的”一词的修辞范围产生歧义，这样变动是否合适可以再商量。大陆译文中，状语的翻译似不太准确。依原文，与“thispart”相对应的是SCC的第三——六卷，因而主句所说的那些贡献仅在“这一部分的结尾”“处”不能“看到”，但可以“在这一部分结束”“时”看到（通过回顾前面的所有内容）。

上面所说不是我们关注的要点。我们要强调的是，“speculative”不能译作“善于思考的”，只能译作“思辨的”。“speculative”由动词“speculate”变形而来。后者的意思是：致力于一种研究、思考，以对某一事物的性质、原因等形成理论性或猜测性的看法。（［9］，p.1102）它与同类词（包括think）的区别在于：它虽然暗含推理过程，但强调或者前提靠不住，或者材料不足，因而常常把一种假定的或理论的特征附于其结论上。（［10］，p.822）所以，它应当是“思辨”的意思。事实上，人们正是把“speculativephilosophy”译作“思辨哲学”。P[,2]中肯定的三个方面也是李约瑟感受最深的，其中“思辨的洞察力”尤其准确地表述了他心目中中国自然哲学的特点。李约瑟经常把中国哲学和希腊哲学相提并论，认为两者都能够“推测”（译文如此）大自然。在作这种表达时，对“推测”一义所选的词，多是“speculate”。例如，在P[,2]的前面，在谈到编写计划的第二部分时，他还说到：“他们（中国人）在较早时期至少是和希腊人一样善于推测大自然的法则的”。这里的“推测”就是“speculate”。在第二卷的导言中他也说了类似的话：“道家对自然界的推究和洞察完全可以与亚里士多德以前的希腊思想相媲美，而且成为整个中国科学的基础”。这里的“推究”是名词，但仍然是“speculations”。如果我们再联系李约瑟对道家哲学、对中国科学观念的论述，我们就会看到，无论是道家的神秘主义、经验主义，还是它的无为思想、静观方法，无论是阴阳五行的自然主义、有机论，还是它们象征的相互联系，直觉—联想模式，以及宇宙类比说，神秘主义的命理学，《易经》的概念库，等等，从思想方法上看，都无不带有思辨特征。（［11］，第十、十一章）因此我们认为，“思辨的”一词，是李约瑟深思熟虑的选择，而不是信手拈来之笔。对中国自然哲学这一特点的定位，在他那里，既是对中国所达到的高度的肯定，同时也把它和近代科学思想区别开来。因此，对李约瑟选用这个词的认识，与对他关于中国科技成就的总体评价的理解，因而与对难题的理解，是密切相关的。所以我们认为，他所用的“specula-tive”，“speculate”和“speculations”都应译作“思辨的”和“思辨”。

对于“speculativeinsights”，台湾译本的译文是“洞烛先机的玄想”。这是名词形容词互换的译法。“洞烛先机”是否恰当暂且不论，“玄想”一词确是抓住了“speculative”的真义。（［12］，P.36）

这两个表述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它们经常被引用，而且和李约瑟的其他论述相比，它们也占有与众不的地位。（P[,2]，Q[,2]）是SCC中难题的第一个正式表述，因而是难题的经典表述。李约瑟的“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一文最初发表于1964年出版的贝尔纳纪念文集《科学的科学》一书中，同时在《科学与社会》、《半人马星座》等杂志上发表，后来又收入其论文集《大滴定》中。中国《自然杂志》社1989年举办难题征答活动，此文又被作为应约的征答论文。（P[,1]，Q[,1]）还出现在我们后面将提到的他另一重要文献［15］中，此文也同时多处发表。事实上，至此以后，在提到难题时，他多沿用这一表述。（例如［13］，p.25）因此，（P[,1]，Q[,1]）实际上是李约瑟关于难题的最后定型表述。

尽管如此，由于李约瑟本人没有明确指定难题的最终表述形式，我们所认为的这个定型表述又过于简洁，因此，要弄清难题的真正含义，就需要综合分析他的不同表述，以及它们的思想来源。下面我们将对难题的两部分分别加以讨论。

二、P表述：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究竟如何？

由于李约瑟认为P1与Q1同样重要，所以我们考察了国内所能见到的他的有关论文和著作，以寻找他关于P1的早期表述。我们发现，这个线索很快就消失在他对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总体评价的大量论述之中。但是这个考查使我们看到，他一直在寻找反映中国科学特征的准确表述，P1是其最后结果。这使我们认识到，P是Q的必要逻辑前提，否则，人们可以用问题Q对任一国家和地区发问，从而使难题消解或平凡化。更重要的是，作为前提，P规定Q的内容和解题方向，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要谈到。详细讨论李约瑟对中国科技成就的总体评价及其表述的演变，将非常有助于弄清其思想的发展，但限于篇幅，此处我们只能给出与本文有关的考查结果。

我们把李约瑟对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总体评价归纳为下面五个基本特征：（1）中国科学的发展不同于西方，自成一体，表现出独特的创造精神；（2）在自然哲学方面中国与古希腊不相上下，两者都能思辨大自然；（3）中国在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上对世界作出了绝对重要的贡献，其成就远远超过西方；（4）中国比西方更能有效地把他们关于自然的知识应用于实际需要；（5）中国在科学理论方面比较落后，一直是原始型和中古型，局限在阴阳五行说的范围内。

以上各条在李约瑟那里都有一些限制。例如，特征（2）就限制在亚里士多德以前。他认为中国没有产生亚里士多德和欧几里得，他说中国在有可能产生亚里士多德以前，阻碍科学思想进步的因素就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15］，p.147；［13］，p.111）特征（3）和（4）一般限制在公元前1世纪到15世纪。不过，这两个起迄时间变动很大。对于特征（5），我们也应注意李约瑟的另一段话：“中国的五行理论的唯一毛病是它流传得太久了。”（［11］，p.318）

上述归纳可以很好地从下面一段引文中得到印证：

广义地说，中国的科学为什么持续停留在经验阶段，并且只有原始型或中古型的理论？如果事情确实是这样，那么在科学技术发明的许多重要方面，中国人又怎样成功地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3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在理论和几何学方法体系方面所存在的弱点，为什么并没防碍各种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涌现？中国的这些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欧洲在16世纪以后就诞生了近代科学，这种科学已经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国文明却未能在亚洲产生如此相似的近代科学，其阻碍因素是什么？另一方面，又是什么因素使得科学在中国早期社会中比在希腊或欧洲中古社会中更容易得到应用？最后，为什么中国在科学理论方面虽然比较落后，但却能产生出有机的自然观？（［5］，pp.1—2）

李约瑟在此以强烈的对比提出了中国科技史上令人感兴趣的一连串问题，这些问题恰恰是他试图以难题的形式所想要包含的。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些是在序言中提出，并且是李约瑟撰写SCC的框架和主题，（［5］，p.4）那么我们可以说，这简直就是李约瑟难题注解的1954年版本！后文还将对这段引文加以说明，目前我们要指出两点：一，由此可以看到他对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评价与我们的归纳是一致的；二，特征（5）在李约瑟的思想中非常明确，对他关于中国科技成就的总体评价的理解，对难题含义的把握，以及许多转述的失当，都与特征（5）有关。因此我们尤其强调它的重要性。

现在我们说明我们为何说P1表征李约瑟对中国科技成就的总体评价、即是表征上述五个特征的。我们知道，李约瑟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成就与不足有过大量论述，但是集中到难题的表述上，他却是尽量用既简洁又全面的形式把它们概括起来，为此他尝试过许多不同的表述形式，前文所引的P[,2]是这种努力之一。对照上述五个特征，我们可以看到P[,1]恰恰是和它们一致的：强调中国在“应用”上的有效性，这既表明了中国科学的独特性（特征（1）），又突出了在“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上的优势（特征（3）），关键是，它同时也隐含了中国科学理论之不足（特征（5）），而“人类的自然知识”无疑包括自然哲学（特征（2）），至于特征（4），它本身主要是从对（1）—（3）的概括中演变而来，P[,1]是其最后形式。更重要的是，纵观李约瑟关于P的大量论述，可以看到，在李约瑟的观念中，中国最突出的成就是“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自然哲学方面中西难分轩轾，科学理论中国则明显不足，这些难以用一句话准确表达。但综合起来，P[,1]中所说的应用上的有效性恰好可看作中国优于西方之处。当我们发现这一点后，我们对李约瑟大量的、显得杂乱无章的各种P表述立刻就能理解了，并可由此窥见到他那契而不舍地探索难题恰当表述的思想轨迹。虽然这仅仅是猜测（看来也只能猜测），但下面的分析将表明它是合理的。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考查李约瑟曾提出过、并且后来放弃了的各种P表述，可以看到，它们要么不简洁，要么未能概括那五个特征。例如P[,2]就是其中之一，检查这一表述，显然，它未能概括特征（5）。在考察中，我们感到，如何使P表述容纳（5），或者说不与（5）矛盾，这是李约瑟不断变换难题表述形式的主要原因。关于特征（4），其思想在1964年以前早就有了，但表述不明确，也未被特别强调。把它改造成P1的形式是和用它表征其总体评价同步的。作为例子（这样的例子不少），在我们前面所给出的印证引文中也有一个类似的表述，但其中比较的是应用“科学”，而不是应用“人类自然知识”。这说明在把这类表述改造成P1时，他对其概念的外延是作过慎重考虑的。席文显然没有查觉这一点，他认为使用“人类自然知识”这一概念及其笼统的比较反而模糊了人们的视线。（［14］，p.90）席文的批评有道理，但遗憾的是他没有注意到李约瑟恰恰经过了一个与他的期望相反的思想过程。为了使其“升级”，使之具有更大的概括性，李约瑟不得不牺牲比较的明晰性，他是希望人们通过他在其它地方的大量论述来理解他。

另外我们还注意到，难题（P[,1]，Q[,1]）还同时出现在他的另一重要文献“中国科学传统的贫困与成就”一文中。此文最初于1963年以法文出现在巴黎的《思想》杂志上，1964年又分别被收入克罗比主编的《科学变革》和威尔斯科普主编的《古代世界史新编》中，并同时发表在英国《科学进展》杂志上。下一节我们将谈到，他在文中对近代科学给出了一个精确的定型表述。在那里，在批判许多西方人的偏见时，他的依据就是认为他们的科学、数学等概念有误。我们很难想象在这样一篇如此重视有关概念的论文中，却忽视另一重要表述中的概念变化。顺便指出，在考查中我们感到，六十年代是李约瑟思想的成熟期，他对中国科学的基本看法、难题的表述及解题的基本思路都是在这一时期定型的。

因此，我们有理由说P[,1]表征上述五个特征。其实，即使我们的猜测有误，也不影响结论。P[,1]表示对中国科技成就的总体评价，这一点应当是没有疑异的，因此我们应当从上述五个特征来理解P[,1]。在下一节，我们将论证，李约瑟所说的近代科学就是指近论科学，因此，特征（5）对于理解整个难题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三、Q表述：何谓李约瑟的“近代科学”？

现在我们要看看，当李约瑟在问“近代科学何以没有在中国产生”时，他所说的“modernscience”究竟指称着什么。

李约瑟曾对“近代科学”（另一种通常的译法是“现代科学”，本文在此不作区分，视为同义）多次给以说明。最正式、最全面的解释当是在文［15］中给出的。在这里，他为了对中世纪的科学与近代科学作出重要区分而定义了它们。后者的定义是：

当我们说近代科学只是在西欧文艺复兴时期的伽利略时代才发展起来的时候，我想，我们指的是唯独在那里才发展出了诸如把数学化的假说应用于自然界、充分理解和使用实验方法、区分主要性质和次要性质以及系统积累公开发表的科学资料等的近代科学结构的根本基础。（［15］，p.118）

我们首先可以注意到，李约瑟这里的定义不是要阐明他个人与众不同的看法。相反，他只不过是想说出公众心中早有，口中尚无的“共识”。因为显然，这里的“我想，我们指的是”（wemean,Isuppose,that）是李约瑟“猜想”公众（we）所普遍意指的。从定义中可以看到，近代科学结构的根本基础就是“诸如”之后的那四大要素。这个近代科学的定义比Q[,2]中的要明确得多。在这四要素中，（1）和（2）最重要，（3）和（4）不过是实现它们时所必需采取的步骤和方式。〔2〕据此，国内学者把李约瑟所说的近代科学概括为“与系统实验相结合的自然知识假说的数学化”。（［13］，导言，p.19；［16］，p.200）在把科学作为一种实践活动时，（2）的重要性尤其明显。如果从这种活动的结果看，即把科学作为知识来看，（1）则是载体，是四大要素的“凝结物”，是“近代科学”最后的“构成体”。并且我们马上会看到，它也包含了（2）的结果。所以，李约瑟在很多地方直接用“关于自然知识的数学化假说”或“关于自然知识假说的数学化”作为“近代科学”的同义语。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数学与科学的富有成果的结合的问题，只不过是近代科学为什么在欧洲发展起来这整个问题的另一种表述而已。”（［17］，p.154）

我们现在要指出，这种“关于自然知识的数学化假说”指向科学理论。而他的“近代科学”则是指以近代科学理论为其基本特征的理论科学。

一般来讲，在西方语言中，理论（theory）和假说（hypothesis）本来就无多大差别。当代科学哲学家们也一致同意，一个完整的假说和一个科学理论在结构上没有什么区别，唯一的区别在于后者经受的充分检验。

当然，重要的是要看李约瑟本人对这些假说的分析。为什么Q[,2]中从伽利略一直到牛顿的那个传统在上述定义中仅仅用“伽利略时代”来表示？这是因为他后来认识到：“实验数学的方法在伽利略的著作中就几乎已经以完整的形式出现了”。（［17］，p.156）由于认识到伽利略的重要性，所以，他在SCC第三卷中对伽利略构造这种数学化假说的方法给予了详细讨论，并且把他的方法与达芬奇和中世纪经院哲学家构造旧假说的方法作了比较。他把伽利略的方法归纳如下：（1）从所要讨论的现象中，选择出几个可用数量表示的特点。（2）提出一个包括所观察的各量之间的数学关系式（或与此相当的东西）在内的假说。（3）从这个假说推出某些能够实际验证的结果。（4）观察，然后改变条件，再观察——即进行实验；尽可能把测量结果用数值表示出来。（5）接受或否定第（2）步所作的假说。（6）用已接受的假说作为新假说的起点，并让新假说接受考验。

众所周知，一个科学理论具有两个重要功能，即解释功能和预见功能。李约瑟不会不知道这个早成定论的结论。从他的上述总结中可以看到，由于（2）包含了（1）的经验内容，它无疑具有解释功能。有趣的是，李约瑟对（6）给了一个脚注：“到这时，随着信心的增大，已逐渐渗入科学‘预言’的成分了”，这就是说假说具有了预见功能。（［17］，p.156）而（3）—（5）即是检验假说的步骤，所以，无论李约瑟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他所归纳的伽利略构造科学假说的方法，实质上就是构造科学理论的方法。

事实上他是意识到了的。他在这里的许多论述，都反映了他是在讨论新旧科学理论的区别与联系。例如，在讨论伽利略的方法时，在分析了假说必需是数学化的之后，他指出：“也许，最好是把伽利略的革新说成工艺实践与经院理论的结合”。这就是说，这种结合就使得旧理论转变成新理论。在给出中国和欧洲匠师们的方法后，李约瑟接着说到：“由于缺乏基本理论，工艺技能只好通过个人的接触和训练一代一代往下传”。这里所缺乏的“基本理论”看来也是指伽利略式的理论。在讨论了达芬奇思想中的中世纪的物理学概念之后，他说这帮助我们了解到，“在没有适当的科学理论的情况下能够达到多大的技术成就”。“没有适当的科学理论”无疑也是指没有用伽利略的方法所得到的科学理论”。在给出中国和欧洲匠师们的方法以及经院哲学家们的方法后，在讨论他们何以未能达到伽利略的高度时，他说到：“无论如何，就理论科学而言，事情确实是如此”。在讨论完伽利略的欧洲源流后，转到中国的情况时，他说：“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十一、十二世纪的新儒家所获得的自然知识，在理论化方面是不是不如十三世纪欧洲经院哲学家先进呢？”李约瑟这里借用的这个问句清楚地表明，他所有这些讨论，都是在讨论科学的理论化问题。

在今天的科学定义中，无论是把科学一分为三，即理论科学、应用科学和技术科学，还是一分为二，即理论科学和应用技术，理论科学都包括科学理论和与之相应的基础实验。既然伽利略的方法就是构造科学理论的方法，那么李约瑟的近代科学结构的根本基础，就是指以近代科学理论为其基本特征的理论科学。如果我们注意到他在这里是以一个较小的概念表征一个较大的概念，即以近代科学的根本基础来表征近代科学，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当他提出问题Q[,1]时，他心目中所意指的，正是我们所说的这种理论科学。事实上，李约瑟有时也直接用“理论科学”作为“近代科学”的替换概念。例如，在谈到中国的联想的或协调的思维的概念结构与欧洲因果的和“法定的”或合乎规律的思维的概念结构在本质上不同时，〔3〕他接着说到：“它并没有引起17世纪理论科学的兴起，但这并不能成为把它叫作原始科学的理由。”（［11］，p.311）

在这个定义之后，李约瑟还说到：“在本文的结尾，我打算从被看作为一个整体的自然科学及其在东西方的发展上，更仔细地考察一下伽利略突破的地位。”在这样一个整体科学的概念下，李约瑟批评了那种认为科学的精髓在于演绎几何，东方文明只有技术发展的西方人的观点，包括爱因斯坦认为不必惊讶中国何以没有产生科学那段众所周知的话。在这样做时，他的基本理由是认为他们所持的数学和科学的概念都太狭窄了。在批评他们的后一概念时他承认：“诚然，力学是近代科学的先锋，所有其它学科所极力模仿的‘力学的’范式，以及对作为其基础的希腊演绎几何的强调，至今都是无可非议的。”他所批评的只是“这和宣称几何运动学就是全部科学完全是另一回事。”他认为“科学具有许多不同于几何推理的方面。”这就是说，应该在“作为整体的自然科学”概念下来理解中国科学，同时承认近论科学是近代科学结构的根本基础。这不仅进一步印证了我们的结论，同时还使我们看到理解李约瑟对中国科学的评价的一个重要背景（这个背景随处可见）：他对中国科学的赞美之词，许多都是针对认为中国无科学的观点而发的，这和用近论科学来衡量还不是一回事。换句话说，它们多在“不同于几何推理的方面”，落在“近论科学”之内的，有，但就不是那么“辉煌”和“杰出”了。我们可以赞成、或反驳他的观点，但前提是要弄清他的观点。

既然中国古代科学在理论方面比较落后，而问题Q[,1]是问为什么近论科学没有在中国兴起，那么我们就不难理解难题的真正含义了。

四、结论与讨论：难题问在何处？

综上所述，李约瑟难题的结构在于：问题P[,1]的基础是对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总体评价，其内涵是上述五个基本特征。问题Q[,1]是问以近代科学理论为其基本特征的理论科学的产生问题。我们不太愿意把两问的难题用一问表述，即使这样表述，其含义应当是：古代中国人在创造精神上，在哲学思辨能力上，在科学技术的发现和发明上，以及在把它们应用于实际需要的能力上都表现出惊人的水平，但是在科学理论方面比较落后，那么，为什么以近代科学理论为其基本特征的理论科学没有在中国文明中产生？（P[,0]，Q[,0]）我们立刻看到，尽管这个表述对中国科学肯定了很多，但是，它实际上具有消解难题的倾向：既然中国科学在科学理论方面本来就比较落后，那么，近论科学没有在中国文明中产生就不是足以让人吃惊的了。

这只是一个表面上的问题。李约瑟的惊奇在于，既然有特征（1）—（4），中国科学就应当产生出与之相当的高水平的科学理论或理论科学。它没有出现这本身就令人奇怪。因此，他多次表示：“我相信，你对中国文明越是了解，就越是对近代科学和技术没有在那里兴起感到好奇。（［13］，p.36—37）所以，这个难题的潜台词实际上是：在与科学理论密切相关的那些科技因素方面，或者更准确地说，在与科学理论密切相关到应当使其达到相当水平的那些科技因素方面，中国都取得了杰出成就，何以近论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P''''[,0]，Q''''[,0]）如果说以上是难题的表层结构，那么我们由此不难看到难题的深层结构：（1）难题的重心在近论科学上，而这恰恰是中国科学的薄弱部分。（2）所以，难题肯定的是中国理论科学的相对落后和科学的其它因素相当杰出同时并存。（3）难题的实质是问中国理论科学与科学的其它因素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前面两节可以看作是对结构（1）和（2）的详细论证。应该说，这些论述同时也说明了（3），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愿意在此略加补充。重温前面的那段印证引文，不难看到，在它的六个问句中，前两个问句，简单地说，是问在较落后的理论下怎么保持了如此之高的科学知识水平；接着的一个问句是它们的继续：理论上存在的弱点为什么没有妨碍科学发明和技术发现的涌现；第四个问句，其中的近代科学，根据我们上一节的讨论，它应该是指近论科学，与第五个问句构成一对，问科学在中国早期容易得到应用，而为何近代科学未能在中国产生；最后一个问句则是问在较落后的科学理论状况下为什么又产生了较先进的自然观。于是我们看到，连成一串的这六个问句全部集中在理论科学与科学的其它因素之间的关系上，并且，从行文看，也的确应该按上述关系来理解这些问句，所以，它们对结构（3）是一个绝好的说明！

从难题的深层结构可以看到李约瑟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之间存在矛盾：研究中国科学的发展，却以欧洲所产生的近代科学为标准。这个矛盾是由他的比较法所引起，还是历史研究所不可避免的？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只能另文讨论了。

如果上述结论成立，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目前流行的各种对李约瑟难题的转述所存在的问题了。在麦克米兰公司《科学史词典》的转述中，“科学”与“技术”并提，因而应当是狭义的，主要指理论科学。所以这个转述否认了作为理解难题的关键因素的特征（5）。《自然杂志》社的转述虽然没有明确地否认（5），但这里的“科学”显然是广义的，它包含理论科学和应用技术两部分，因而同前一转述的实际效果大同小异。人们对这些转述的理解也几乎完全没有注意到难题的深层结构（1）—（3）。还有其它一些转述，如席文的“科学革命”表述法，由于它们回避了难题中P[,1]和Q[,1]之间的深层联系，因而更难准确表达难题原意。我国的解题热潮是在探讨近代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的背景下进行的。（［18］；［19］，结语，四）严格地说，这还不完全是李约瑟难题，毋宁说是这个难题背景下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当然值得研究，但问题在于人们又是在求解李约瑟难题这样的意识下展开讨论的。这就难以击中难题的要害了。这也许是有人认为大陆学者的解答大部分“皆大胆有余，理论不足”，“给人以缺乏严格学术训练的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19］，p.73）虽然这个评价未必中肯，但不少解答的确未能准确理解难题的含义。许多人在强调中国古代科技成就时，尽量寻找李约瑟赞扬中国之杰出的论述，而不注意李约瑟这些论述的背景和限制范围，在探讨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时，又几乎全盘否定中国传统历史和社会，因而这些原因又直接构成对特征（1）—（4）的否定。有些解答也注意到中国古代科学理论较为落后这一点，但遗憾的是解答者并未把它作为难题的一个部分，而是作为答案的一部分。这些论述就几乎成为“无效劳动”。总之，我国的解题工作未能充分“聚焦”，而呈现出“散打”状态，这不能不说与未能准确理解难题有直接联系。

有学者最近指出，“李约瑟难题”应该命名为“任鸿隽难题”（［21］，p.32）。这个问题直接与本文有关，我们愿在此提出一点粗浅看法，以就教于前辈和学界同仁。从表面上看，任鸿隽、冯友兰两位先生所提出的问题与李约瑟难题似乎一样，实则不然。首先任、冯所说的“自然科学”并非仅仅指“近代科学”，他们都认为“中国向来无科学”。所以，当他们在“说中国无科学的原因”时，是在说中国向来无科学的原因，而并非只是在说中国在近代才无科学的原因。其次，根据我们的分析，李约瑟难题不只是问题Q[,1]，而是两个问题组成的难题（P[,1]，Q[,1]）。我们在前文论证了，表述P[,1]是对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总体概括，因此，他的SCC的意义就在于确立了P[,1]表述，即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文明的科技成就，并纠正了西方人长期存在的“中国无科学”的偏见，这当然也包括任、冯等中国学者所持的同样这种观点。许多当代中国学者在接受李约瑟对中国古代成就的赞扬时，忽视他同时指出中国在科学理论方面比较落后的重要见解，而在理解他的难题时，又完全忽视他的表述P[,1]，这倒是让人费解的奇怪的事情。最后，由于有了P[,1]，Q[,1]在难题结构（P[,1]，Q[,1]）下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举例来说，如果认为P[,1]含有中国科学技术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执”了“世界之牛耳”之意的话（准确地说，应该是在“把人类自然知识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的意义上），那么Q[,1]就是问中国何以在近代没有继续“执世界之牛耳”，这就不仅仅是一个“有”、“无”的问题。同样，在任、冯的问题下解题，“中国向来没有科学”这一观点并不见其谬；在李约瑟难题中，前提就否定了这一结论。因此，P[,1]不仅是Q[,1]的逻辑前提，而且原则上规定了Q[,1]的内容和解题方向。我们认为我国的解题工作存在审题问题，原因也在于此。所以，我们不揣冒昧地说，与其说存在难题的更名问题，不如说存在对难题的理解问题。我们无意抹杀任、冯两位先生对难题的重要贡献，也不想为李约瑟树碑立传。李约瑟用他惊人的成就改变了问题的形式和内容，这也许是他说Q[,1]是最明显不过的问题，而P[,1]是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的原因。改变难题的名称，即使不会使解题工作离开现有的研究基础，退回到原来的工作背景上去，也似乎对中国科技史的研究无益。顺便说，难题的名称问题似乎也与“为国争光”无涉。直布罗陀原来被认为是世界的边缘，西班牙人曾为此感到自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再把它看作是通向新世界的出口，他们同样感到自豪。

关于逆事实陈述是否是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这是一个史学理论问题，已有专门研究。例如，H.克拉夫就认为：“不考虑逆事实的编史学，与否认作为解释基础的规律的合法性是一回事。”（［22］，p.69）我们要说的是，不仅真实问题有可能用逆事实陈述表述，逆事实陈述也有可能包含真实问题。例如，如果承认李约瑟的结论，那么“中国的科学理论一直是原始型和中古型”和“中国文明在应用自然知识方面比欧洲文明有效得多”就是真实陈述，问其何以至此，按上述理解，就是含有逆事实陈述的李约瑟难题所包含的两个重要的真实问题，它们应该可以成为科学史家的研究对象。

上述讨论无非想表明，即使着眼点不在于解题，弄清难题的结构和含义也还是必要的。需要说明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李约瑟难题值得大搞特搞，也不意味着我们持完全相反的态度。不过我们在此也想提出一点疑问：中国古代忽视理论，中国当代倾向于实际，这究竟是民族精神之特质，还是纯系偶然之巧合？

在结束本文时，我们也对难题本身提出一点疑问。根据以上的分析，难题的结构在于（P[,0]，Q[,0]），并且它暗含（P''''[,0]，Q''''[,0]）；难题主要问在深层结构（3）上。但是，李约瑟试图从社会方面寻找东西方差异的原因，这说明李约瑟对难题的设问与他的解题路线不一致。

席文指出古代技术并不依赖于理论，这是对难题的一个诘问。但是，它并不构成放弃难题的充分理由。因为，席文所说并非是一个深奥的问题，我们与其认为李约瑟不解其理，不如相信他谙知其妙〔4〕。那么问题在于，李约瑟提出其难题的意图何在呢？不过这是超出本文范围的另一个问题了。

致谢：感谢我的导师张秉伦教授对作者撰写本文的鼓励和支持，以及对初稿提出的修改意见。

注释：

〔1〕P[,1]的正确译文国内早已有之，如参见[7]，p.148；[8]，p.2，但它们均未能引起人们的足够注意。

〔2〕特征（3）、（4）并非无足轻重。这里关于近代科学的四大要素，是想说出类似于库恩的“范型”的某种东西，因而它们同样是必不可少的。

〔3〕顺便指出，大陆译本在此处又错了。原文是说两者在本质上不同（differentfrom），而译文却是“相同”。

〔4〕实际上，李约瑟在SCC第五卷中，曾就难题的合理性问题专门讨论了他与席文的区别，并对席文放弃难题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及其理论依据。［23］

【参考文献】

［1］张秉伦等，李约瑟难题的逻辑矛盾及其科学价值，《自然辩证法通讯》，199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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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李约瑟，《中国之科学与文明》，第一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年。

［13］潘吉星主编，《李约瑟文集》，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

［14］N.Sivin,WhytheScientificRevolutiondidnottakeplaceinChina-ordidn''''tit?李国豪等编，《中国科技史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中译文可参见《科学哲学》（研究资料），1984年第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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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杜石然等编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下册，科学出版社，1982年。

［20］王禹凡，浅谈中国科学史之外史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迅》199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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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JosephNeedhamandLuGwei-Djen,ScienceandCivilisationinChina,Vol.5.PartⅡ,Cambridge:CambxidgeLiniversityPress,1974,ⅩⅩⅡ—ⅩⅩ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