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知识和责任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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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哲学是对智慧的追求。智慧至少应包含知识和责任两个方面。一个聪明的人知道对知识的责任。哲学的知识是为理解世界的实在和人生的意义服务的，而人生的意义和道德的原理需要由哲学知识来论证。传统的形而上学尽管有种种缺陷，但它们作为理性论证的世界图式曾为这种论证做出过重大贡献。后现代主义在批判形而上学的时候，把哲学的这种责任也抛弃了，这是导致当代哲学和道德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

关键词：哲学知识；智慧；形而上学

Abstract：Philosophymeanspursuitofwisdom.Andwisdominvolvesbothknowledgeandobligation.Philosophicknowledgeaimsatunderstandingoftheexistenceoftheworldandthevalueoflife，andthevalueoflifeandtheprincipleofmoralscallforphilosophicknowledgetotheorize.Leakyinmanywaysasitwas，thetraditionalmetaphysicsasarationallytheorizedpatternoftheworldmadesignificantcontributionstotheorizationofthistype.However，whenitcriticizesthetraditionalmetaphysics，postmodernismdiscardsthisobligationofphilosophy，whichisoneofthekeyfactorsleadingthemoralcrisisincontemporaryphilosophicconsideration.

KeyWords：philosophicknowledge；philosophicobligation；wisdom；metaphysics

一

自古希腊起，哲学就确立了追求智慧的理念。什么是智慧呢?在我看来，智慧至少应包含知识和责任两个方面。一个智慧的人懂得对知识的责任。哲学家作为一个追求智慧的人，不仅应该懂得如何获得知识和运用知识，而且还应该懂得为什么要获得知识以及对知识所产生的结果承担责任。

自希腊起，就出现两种称呼自己为哲学家的人。一种是意识到对知识的责任的哲学家，以苏格拉底为代表，他们认为“善”、“正义”与知识是统一的，他们从事哲学工作的目的是为了追求真、善、美，他们通过学习哲学知识明确人生的目标，并投入到伦理的实践中去。另一种是没有意识到或不想对知识承担责任的所谓的哲学家，以诡辩学派为代表，他们从事哲学工作的目的是为了牟利。他们教别人如何能把假的说成是真的，把非正义的说成是正义的，把丑的说成是美的。这样，学会这些知识就能在法律诉讼等社会活动中牟利。我们可以把前者称为真正的哲学家，而把后者称为伪哲学家。整个哲学史充满着真正的哲学与伪哲学的斗争，它的胜负关系到人类的进步和希望。

德国哲学家胡塞尔在其《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中充分论述了西方哲学史上追求普遍科学的理念的真正的哲学与怀疑论、相对主义和诡辩论的哲学的斗争，论证由于实证主义、相对主义和怀疑论的泛滥使得欧洲的科学和人的存在陷入危机，论证哲学家不仅要追求知识，而且要对人类的存在承担责任。他写道：

我们时代的真正唯一有意义的斗争是存在于那些已经崩溃的人与那些还保持着根基、并为了这一根基以及新的根基而拼搏的人之间的斗争。这种欧洲人的真正的思想斗争表现为哲学的斗争，即表现为怀疑论的哲学，或毋宁说非哲学(因为它只保持了哲学的词语而丢掉了哲学的任务)与那种真实的、依然生气勃勃的哲学之间的斗争。[1]16

作为一个哲学家，在我们内在的个人的工作中的这种对我们自己的真正存有所负的责任中，同时也承担着对整个人类的真正的存有的责任。人类真正的存有是追求理想目标(Telos)，从根本上说，它只有通过哲学，——通过我们，如果严格地说我们还是哲学家的话，才能实现。[1]19

可惜的是，胡塞尔在20世纪初叶所描述的这种哲学陷入危机的情况，至今仍在延续，而且变本加厉。胡塞尔对哲学家的责任的呼唤，现在听起来更加切中时弊。

当代哲学危机的一个重要症状是这种伪哲学泛滥。试问，在当今哲学界，还有多少人真正把哲学的真理和哲学的责任当作一回事情。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玩世不恭的态度在今天的哲学界蔓延流行。哲学的知识被当作像商品那样可出售的东西来对待。谁有权、谁有势、谁有钱，“哲学家”就为谁做论证。就像古希腊时期的诡辩学派一样，“哲学”成了为那些本来没有理，而想成为“有理”的人服务的工具。只要谁能出好的价钱，“哲学家”就使谁的主张言之成理。这有点像那些为了钱而替人打官司的律师一样。不过，律师是直接地为那些个体的人和团体作辩护，而哲学是间接地为那些更大的利益集团作辩护。如果说，律师是用某条法律为某个当事人作辩护的话，那么“哲学家”是在为有利于雇用他的利益集团的法律条文本身的“合理性”作辩护。我经常遇到这样一些哲学家，他们今天可以为绝对真理作辩护，明天可以为怀疑论作辩护；今天可以为自由主义作辩护，明天可以为极权主义作辩护；今天可以为普遍主义的价值观作辩护，明天可以为相对主义的价值观作辩护。不论哪一种类型的基金会，只要能给钱，就为它们所立的项目效力。御用文人成了基金会所雇用的文人。哲学论文成了“基金”购买的商品。基金会提供的钱越多，炮制出来的“哲学论文”也就越多。

“哲学家”为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所中意的作辩护，并不会感到有多大困难。在哲学史上已经存在为各种各样的观点进行论证的论据，你只要隐去不利于某种观点的论据，多找一些有利于它的论据，你就能够为该观点论证。正如历史成了一种记忆(一些历史事件)和遗忘(另一些历史事件)的技巧一样，哲学成了一种掩盖(一些哲学论据)和彰显(另一些哲学论据)的技巧。这样，真正的历史没有了，真正的哲学也没有了。哲学和历史都成了为政治和经济利益集团效劳的工具。

由于这样的哲学不是在追求真理，不是在弘扬真善美，因此，它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就可想而知了。现在，普通人是不喜欢读哲学著作的，这不是因为它们深奥，而是因为它们似是而非。就连哲学家自己也懒得读他们自己写的文章，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无非是为了项目费、为了评职称而写作的。这样的哲学论文成了没有人看的垃圾，它们浪费了时间、精力和纸张。哲学说到底不是因为其无用而在现代社会中受到冷落，而是它太想被别人利用而丧失了其信誉。

二

哲学为什么会沦落到这种地步的呢?这既有外部的社会原因，也有内在的哲学自身的原因。我们先从外部的社会原因谈起。

当代社会是商品经济的社会。商品经济的交换和买卖关系渗透到一切领域，就连大学教育和学术研究也打上了商品经济的烙印。学生到大学读书，被理解为购买知识；教师教书，被理解为出售知识。学术论文也被当作商品。一篇学术论文有助于直接或间接地提高生产效率，企业或社会的有关职能部门就愿意出钱“购买”它。这或者表现为购买专利，或者表现为科研开发提供资助。在当代大学里，人们也用商品交换的眼光看待哲学。一方面，哲学被认为无用，很少有人愿意出钱来购买哲学知识；另一方面，“哲学家”为了能够出售哲学知识，就把哲学这种本来不是商品的东西制作为像商品一样的东西出售。这就降低了哲学的品位，使得哲学变质为伪哲学。哲学要表现自己的使用价值，就说自己虽无小用而有大用。时下，经济哲学、管理哲学、政治哲学、科学技术哲学流行。“哲学家”鼓吹，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科学技术的理论只是在小的方面提高经济、管理、政治、科学技术的效益，而哲学能从根本上极大地提高它们的效益。我不否认哲学具有大用。但是这种以用为至上的哲学难道不是偏离了哲学的本性吗?在这种只顾兜售自己的目的的驱动下，哲学本来所具有的那种社会批判的义务完全丧失了。

的确，哲学家也是现实商品经济社会中的人，哲学教师也是一种职业，哲学家也食人间烟火，也要为自己的生计着想。但是哲学家比起其他的人来，更应意识到要超越于这种商品经济关系的必要性。哲学家是社会的良心，哲学家要从这种社会的良心出发，反思现实的社会现象，进行社会批判，弘扬社会正义。

柏拉图曾设想，在一个理想国中，哲学家应过一种没有私人财产的集团生活。他认为，只有当人摆脱了私欲，才能看清楚哲学的真理。他在那时就意识到把哲学当作一种谋生职业的危害性。然而，柏拉图的理想国是无从实现的，我们也没有看到过哪一位哲学家是在这种理想的纯净状态中被培养出来的。在我们的现实世界中，哲学职业也像其他职业一样，处于商品经济的关系中。这样，哲学家始终处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之中。为使哲学不至沦落为伪哲学，哲学家必须在尘世的现实性中获得某种超越。哲学家更要注意自身的修养。

现在让我们来考察当代哲学陷入危机的内在因素。这与近半个世纪以来哲学本身的发展有关。可以说，哲学在当代迷失了自己，哲学自己否定了自己，哲学自己宣告了自己的终结。这是哲学在当代陷入危机的内在原因。

当代哲学常被标志为“后形而上学”或“后现代主义”。这两个名称本身就包含迷茫的色彩。似乎，我们现在除了用否定的方式来刻画当前哲学的情景外，再也不能用肯定的方式来刻画它的特征了，即我们除了能说出它是在形而上学之后、在现代主义之后外，就说不出它究竟是什么了。在16至18世纪，我们能以肯定的方式把当时西方的两大主流哲学描述为英国的经验论和欧洲大陆的唯理论。在18世纪我们能用“唯物主义”、“启蒙哲学”来刻画法国哲学的主要特征。在19世纪我们能用先验唯心主义、思辨唯心主义来刻画德国哲学的主要特征。在20世纪上半叶，我们能用逻辑实证主义、存在主义来刻画那时西方哲学的主要特征。不论这样的刻画是否确切和全面，它们都是以肯定的方式表达的。但是20世纪后期以来，我们实在找不出以一种肯定的方式来刻画现在的哲学了。现在的哲学只知道否定，不知道肯定；只知道解构，不知道建构；只知道批判，不知道弘扬。我们读他们的著作，所能看懂的只是他们试图表明别人所说的都不对，但看不清他们自己所说的究竟对在什么地方。他们以彻底打倒形而上学而洋洋自得。他们宣称，以往的哲学在打倒一种形而上学之后，自己建立一种新的形而上学。现在，在他们打倒形而上学之后，不会再有新的形而上学建立起来。因为他们不是以一种新的体系哲学来批判一种老的体系哲学。他们在进行否定的时候，不从任何肯定的东西出发；在进行怀疑的时候，不依据任何确信的东西；在论证别人的系统不融通的时候，自己从来不阐明融通的思想。这就是所谓后现代主义的话语。在这样的话语中，理解成了不可能的事情，相对主义、怀疑论成为时髦。这样的哲学给公众造成极坏的印象。难怪在他们眼里哲学成了一种毫无结果的文字游戏。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哲学在当代陷入危机的内在原因。

三

什么是形而上学以及它在我们生活中的意义何在?这是当前哲学争论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后现代主义者已经把形而上学搞成为一个贬义词。我认为，为了使当代哲学摆脱危机，必须重新认识形而上学的积极作用。

传统的形而上学固然有很多缺点。确实，没有一种哲学体系是牢不可破的。但是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各种各样的科学理论不也都有被推翻的可能性吗?哲学理论要把各种各样的知识贯通起来，自然更容易被找到漏洞。正如科学理论都有可能被推翻，不等于说不可能建立新的、更好的科学理论一样，任何哲学理论都可能被指出问题、被反驳，不等于说不可能去修补它们，或去建立更完善的哲学理论一样。固然，哲学不能代替科学知识，也不能脱离科学知识光凭自己的哲学玄想构造包罗万象的知识体系，但这不等于说我们不可能、也不需要建立一个得到理性论证的世界图式。

在我看来，哲学是一种得到理性论证的世界图式。哲学与常识的世界图式、宗教的世界图式的区别就在于它是得到理性的论证的。人活在世上，总会有一种世界图式。人从有关世界的总看法中获得对自己人生的看法，指导自己的行为。有关宇宙起源、自然秩序、生物演化的观点总是影响到对人生的观点。放弃了形而上学就意味着让常识的世界图式或宗教的世界图式来取代经理性论证的哲学的世界图式。

常识中包含着世界图式。但是常识中所包含的世界图式并不总是合理的和健康的。举例来说，大鱼吃小鱼、狼吃羊、狗咬狗，是常识，这里包含弱肉强食的人生观。母亲爱小孩、见孺子入井而施以援手，也是常识。孟子从中得出人皆有恻隐之心，提出人与禽兽之辨，建立了他弘扬仁义的儒家哲学。可以说，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弘扬仁义的儒家哲学在中国思想界占据主导地位，就不会有两千多年灿烂的中华文明。当然也有那些为弱肉强食的人生观提供论证的哲学。在这种情况下，就产生哲学与哲学之间的斗争。哲学斗争是靠论证来进行的。哪一种哲学能够(在哲学的意义上)获胜，就在于它是否能够提供更好的论证。

宗教也是一种世界图式，并且也是一种提供希望的世界图式。哲学与宗教的区别在于，哲学以一种理性的方式为世界图式提供论证，而宗教用一种形象化的语言表述世界图式。由于宗教的世界图式常常是用隐喻来表述的，这就存在对这些隐喻进行解释的问题。哲学可以为宗教中所包含的有关人类的美好理想、人与人之间的友善的关系提供理性的论证。正因为这个道理，宗教解释学总要用到哲学。同时，哲学应从宗教中学习有关什么是人类的美好希望和理想，并设法用理性的概念来“翻译"宗教的隐喻。另一方面，由于宗教主要关注的是理想而不是现实，着重的是信仰而不是理性的论证，宗教容易产生狂热和偏信。哲学的理性论证对于宗教的狂热来说是一支清凉剂，并能起到纠偏作用。

有关哲学的世界观与宗教的世界观的关系，一直高举理性主义大旗的哈贝马斯近来也承认这两者在本质上有相通的地方：

有关理性与启示的哲学讨论的一个纽结点是一个一再浮现出来的想法：反思的理性追到深处就发现它自己的起源来自于另一个东西。它如若不想陷入一种自相矛盾的死胡同而失去理性的导向的话，它就必须承认这另一种东西的命运攸关的力量。理性经由理性，用尽自己的力量，达到一种皈依，或至少引起一种回转。这或表现为反思认知和行为的主体的自我意识(如在施莱尔马赫那里)或表现为反思自己的生存的自我确认的历史性(如在基尔凯郭尔那里)或表现为反思伦理关系的那种令人愤慨的撕裂。理性在一开始并不带有神学的目的，但当它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时，就转向另一面：不论它表现在一种与宇宙融为一体的包罗万象的意识中，还是表现在一种对拯救的信息的历史结果的捉摸不定的希望中，抑或表现在推进对劳苦大众的同情和绘制实现拯救的蓝图中。所谓包罗万象的意识，传说中的远古事件，没有异化的社会，无非是后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中的匿名的诸神，它们对于神学而言是一眼就能识破的东西。它们可以被破译为三位一体的人格的上帝的假名。[2]

哲学、日常经验和宗教都能提供世界图式。哲学所提供的世界图式不仅更加精致，而且它提供了一种对世界图式进行公共讨论的平台。由于哲学对世界图式提供理性的论证，它的语言是主体间的、可理解的，那么这种世界图式就是可公共讨论的。有关各种各样的世界图式的缺点、问题都会在哲学的讨论中暴露出来，从而使对它们的改进成为可能。哲学把不同意见引向公共的讨论。通过讨论，达成一定的共识。哲学把一切论点、论据、论证的过程都公开化了。哲学使人看到真相，哲学以理服人。哲学本身就是民主的。哲学也是民主的政治生活的一个必要的环节。哲学使人在进行民主表决之前，明白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抉择。

宗教的世界图式依赖于信仰。常识的世界图式来源于日常的经验、传统和习惯。哲学的世界图式立足于理性的论证。因此，相对于宗教的和常识的世界图式，哲学的世界图式是最容易服从理性的论据而改变的。依靠宗教信仰建立起来的世界图式是不会轻易改变的。常识的世界图式是经年累月慢慢形成和慢慢改变的。哲学的世界图式则会依据新的、更有说服力的论据而迅速改变。哲学最不惜改变自己。因此，总有新的哲学宣告诞生，总有新的哲学起来批判旧的哲学。因此，哲学常常担当思想革命和社会革命催化剂的角色。新的哲学思想会逐渐渗透到宗教和常识中去，引起宗教的世界图式和常识的世界图式的慢慢改变。

哲学的世界图式、宗教的世界图式，就其内容而言，往往是交叉重叠的。我在这里所说的内容是指：世界是实在的还是虚幻的?在世界的多样性中有无统一性可言?世界有无秩序，其变化有无规律、有无发展方向?对世界的这些看法势必会影响对人生和人类历史的看法。这就是所谓世界观、人生观、历史观的统一性。不同的宗教对这些问题有不同的回答，不同的哲学对这些问题也有不同的回答。很可能其中的一些哲学与一些宗教在这类问题上有类似的看法，因此它们能够互相支持。常识通常倾向于认为世界是实在的，但常识并非是固定划一的。由于每个人的生活环境和日常经验不同，他们的常识的世界图式也会有所不同。哲学的世界图式在内容上并不一定不同于宗教的和常识的世界图式，但它们的论证方式是不同的。因此在哲学的世界图式、宗教的世界图式和常识的世界图式之间，不存在其中的一种世界图式战胜另一种世界图式的问题，它们处在一种互相影响和水涨船高的关系之中。

世界观和人生观是统一的。哲学以理性的方式论证世界图式，同时也为人的伦理原则进行论证。人为什么要认可和遵循伦理的原则呢?这就要追问伦理原则的合理性的问题。哲学要为它所支持的伦理原则的合理性提供论证，而这种论证要以对世界和人生的总看法为基础。我们不能强迫人们遵循伦理原则。要人们自觉遵循伦理原则，就要提供合理的论证。这样，哲学教育就成为一种伦理教育的方式。每个人自己学习哲学是一种自我教育和自我修养的方式。通过学习哲学，明白做人的道理，并自觉地按照这种道理来做人。

哲学的论证具有目的论的维度。哲学不仅问现实怎样，而且问目标是什么。哲学追问什么是理想的社会，什么是人类所希望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样哲学既不脱离现实，又超越于现实。由于哲学的这一特性，哲学对现实社会具有引导和批判的功能。哲学从人类的远景和社会正义的原则出发，批判现存社会的不合理现象，引导它向着人类希望的方向发展。

四

20世纪初叶，德国现象学家胡塞尔意识到，实证主义等现代哲学对形而上学可能性的怀疑，使得哲学陷入危机，而这反过来也使得事实科学陷入危机。胡塞尔写道：

由此必然导致整体思想发生一场特殊变化。哲学自身变得成问题了，并可以理解这首先表现在形而上学可能性的问题上。我们以前已经说过，这蕴涵地涉及整个理性问题的可能性和意义。至于实证科学，初看起来它是完全可靠地屹立在那里。然而，形而上学的可能性问题归根到底也涉及事实科学的可能性问题，因为在哲学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中事实科学有其关系意义，有其作为真理对于存有者的纯粹领域而言的意义。在认识的理性规定什么是存有者的地方，难道理性和存有者能分开吗?[1]12

20世纪中叶，胡塞尔有关哲学与实证科学关系的看法也在英美分析哲学家中得到某种响应。彼得·温奇(P.Winch)在其《社会科学的观念及其与哲学的关系》中反对把哲学视为“清除一些知识道路上的垃圾”的“小工”的实证主义的观点[3]4。他认为：

科学家探求特殊的实在事物和过程的本性、原因和结果，而哲学家则关心实在本身及其一般意义上的性质。……哲学家追问“什么是实在”，这涉及人与实在关系的问题，这使我们超越了纯科学。“我们要问，人的心智是否与实在有什么关联，如果有，这种关联会对他的生活产生怎样的改变”。……哲学根本不是一个经验性的问题，而是一个概念性的问题，它必定涉及实在的概念的力量。[3]9

分析哲学中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斯特劳逊(P.F.Strawson)也主张不能对形而上学采取一概拒斥的态度，要承认历史上的许多形而上学起过积极作用，并且至今仍然有必要研究形而上学。在斯特劳逊看来，形而上学无非是有关我们的整个知识的最基本的概念体系或概念纲要(ConceptualScheme)。我们的知识是要使用概念的。这些概念与概念之间有无互相联系呢?如果有的话，把它们互相联系的方式和关系揭示出来就是形而上学的一项任务。早期的分析哲学家主张，建立概念体系是科学家的工作。哲学家的任务是分析概念，澄清语词的意义和句子的逻辑结构。斯特劳逊认为这样的研究范围太狭窄了。我们不仅要询问我们实际是如何使用这个或那个语词和句子的，而且还要寻找语词与语词之间，以及句子与句子之间的相互联系的普遍规则和基本特征。各种科学理论都有其特殊的概念和对象领域，而哲学要找到它们之间的共同的东西和揭示出我们的思想结构的最一般的特征。他写道：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哲学上最好的、并且也是唯一稳当的方法依赖于对语词的实际用法的细致考察。但是我们以此方式所能作出的辨别和所能确立的联系，还不够普遍和深入，还不足以满足智性的形而上学的全部要求。因为，当我们询问我们是如何使用这一或那一表达的时候，我们的回答尽管在一定的层次上进行了揭示，但有作出假定的倾向，而不是揭示形而上学家所想要揭示的结构的那些一般的成分。形而上学家所寻求的结构不是显而易见地表现在语言的表面层次上，而是潜藏在深层。当那一个唯一稳当向导不能带领他到达到他所希望到达的如此远的地方去的时候，他就必须放弃这个向导。[4]

到了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越来越多的西方哲学家看清楚了实证主义、后现代主义一味反对形而上学的做法所带来的消极后果。就连曾是后现代主义阵营中重要代表人物的理查德·罗蒂(RichardRorty)近来也起来反叛后现代主义。他在2004年夏天来复旦大学做报告时宣告：后现代哲学一味解构，不搞建构，不提出新的乌托邦，不解决实际问题。后现代主义不是一条出路，后现代主义多半是破坏性的，没有什么正面的建树。(注：参见张庆熊《西方技术文化时代的问题和出路——思考罗蒂在复旦大学讲演的深层意义》，《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第89-93页。)

实证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思潮曾是现代西方哲学的主流。他们反对哲学史上所出现过的形形色色的形而上学学说，固然有其正当理由，但是他们在反对这些具有各种各样问题的形而上学学说时，把一切对世界图式进行理性论证的哲学都当作无经验根据的和无意义的东西加以抛弃，这就造成当今哲学和人的生存的危机。试问，当这样的哲学(形而上学)不复存在的时候，哲学如何能为伦理提供论证，如何能进行自觉的道德教育和道德学习，如何能起到社会批判和社会引导的作用。我觉得当代哲学陷入危机的一个内在原因是哲学家忘记了哲学的责任。哲学知识不是一般的知识，而是具有责任的知识。只要哲学家记住哲学的责任，他们就不会只解构不建构，就不会只把哲学当作文字游戏来玩弄。哲学家决不能忘却哲学文字的千斤重任。

[参考文献]

[1]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验现象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2]JüRGENHABERMAS，JESEPHRATZINGER.DialektikderSkularisierung，überVernunftundReligion，VerlagHerderFreiburg2005，S.29.

[3]彼得·温奇.社会科学的观念及其与哲学的关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4]STRAWSONPF.Individuals：AnEssayinDescriptiveMetaphysics[M].London1959：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