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伯格的技术价值观理论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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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中技术代码、技术民主化、机动边缘和次级工具化等术语蕴含了丰富的技术价值观理论。芬伯格认为技术代码是占霸权地位的技术价值观的凝结,社会力量借助主体的技术价值观介入技术发展的内核;技术民主化赋予其他参与者技术价值观的社会位置,为社会利益主体参与技术活动提供契机;机动边缘显示技术价值观的反作用;次级工具化为技术价值观提供运行的空间。芬伯格运用社会建构论的方法论,使他的技术价值观充斥着社会建构论的色彩。

关键词:技术代码;技术民主化;机动边缘;次级工具化;技术价值观

Abstract:Feenberg''''stheoreticalcriticismscontainplentifullythevaluesoftechnology,suchastheideasabouttechnologicalcodeanddemocratization,marginofmaneuverandsecondaryinstrumentalization.Inhisopinionsthetechnologicalcodeisnothingelsebutacondensationofpredominanceoftechnologicalvaluesbywhichthesocialpowerentersintothekerneloftechnologicalgrowth.Technologicaldemocratizationgivesotherparticipantstoexpresssociallywhattheythinkofthetechnologicalvalues,thusprovidingopportunitiestothesubjectsrepresentingsocialintereststotakepartintechnologicalactivities.Themarginofmaneuverindicatesthereactionoftechnologicalvalues,andthesecondaryinstrumentalizationisdefinedasaspacewherethetechnologicalvaluescanactivatethemselves.Feenbergappliedhismethodologytothetheoryofsocietyconstructionthatfeaturedinhistechnologicalvalues.

Keywords:technologicalcode;technologicaldemocratization;marginofmaneuver;secondaryinstrumentalization;technologicalvalues

任何技术都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体。自然属性表现出技术作为自然界的物质、能量和信息转换的过程和手段,它要遵从自然规律;社会属性表现出技术作为实现人的目的和需要的手段和方法,它负载了人的价值取向。技术的社会属性就是它的价值属性。任何技术目的都是生活于特定社会中的人所赋予的,无论是技术的设计、发明、改进还是应用,都是人的社会活动,是人类自我表达的一种形式,负载了人的价值因素,而许多技术可能产生的重大社会后果也往往是整个社会最初所难以预料和想象的。在技术实践中,技术价值观既起着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具体技术活动与人的需要关系的作用,又起着根据其所反映的人的内在尺度内容,对该具体价值关系的效果作出肯定或否定的评价作用。芬伯格作为当代美国新一代技术批判理论家,他的技术批判理论秉承了传统法兰克福学派的基本思想,又借鉴了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新成果,揭示出技术价值观在技术发展中的作用。本文拟从技术价值观的视角,对芬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中的几个基本概念作出解析,以揭示他的理论的技术价值论思想。

一、技术代码:占霸权地位的技术价值观的凝结

芬伯格认为,现代技术体现了一种特定的工业文明的价值,特别是那些靠掌握技术而获得霸权的精英们的价值,即技术体现着精英们的技术价值观。那么,他们的技术价值观通过什么体现出来呢?芬伯格在技术批判理论中提出了“技术代码”的概念,认为合理的工艺和机器的设计在用于特定的目的之前,特殊社会体系的价值及其统治阶级的利益已经融入其中了。他的技术批判理论表明了技术代码是如何在无形之中将价值和利益沉淀到规则和工艺、设备和产品中去的。他强调技术代码反映了盛行于设计过程中占统治地位的价值和信仰的那些技术的特征,所以,我们说,技术代码是技术价值观的沉淀,它体现着技术主体中占主导的霸权的技术价值观。

芬伯格在《技术理性批判》中认为代码同时完成两项功能:①分清允许的或禁止的活动;②将这些活动与用来解释第一点的一定的意义或目的联系起来。“技术代码是最基本的规则,在这种规则之下,技术选择得以根据保持操作自主性的需要而作出。……组织为了存在,必须将它们的技术基础转换成代码。”[1]93在社会组织结构中,占统治地位的技术主体的技术价值观以“技术代码”的形式规范技术主体的活动,约束其行为。在技术活动中,技术代码严格地定义客体与它所要求的社会意义相符合。每一个客体都是根据反映特殊社会价值观的代码从一系列待选择的对象中被选出。“在解释的代码没有普遍适用于共同体成员的地方,那些没有获得解释代码的人就必须服从那些掌握了解释代码的人的领导。”[1]163所以,技术代码的统治地位源于其他主体对占霸权地位的技术价值观的服从。

技术价值观活跃于技术代码之中。芬伯格认为,技术是由效率标准和许多其他利益所“决定的”。各种利益的介入并不必然降低效率,而是可以根据更广泛的社会纲领将效率的成果偏向某个方向。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和不同的价值观中,任何一种配置都可能成功。其成功的根源在于部分主体的技术价值观上升为技术代码,“技术代码在一种情况下利用工人的技能,在另一种情况下则去除工人的技能,这反映了工人和管理者的不同利益”[2]163。不同利益代表着不同的技术价值追求,从而导致技术的不同配置。技术价值观是在设计选择中发挥作用的许多因素之一,它通过技术代码规范技术行为,实现技术的选择。所以,技术代码与从事技术设计和发展的参与者,技术的权威解释者以及社会的相关媒介的兴趣、设想、价值观有关系,正是他们融入技术代码才成全了它的权威地位。芬伯格强调:“现在作为理想或价值而出现的目标在一个把这些目标融入到社会的技术代码中的社会将呈现为一种完全不同的形式。……事实上,技术不是僵化的,而是通常能够适应变化的条件。有时技术适应新的短缺或发现,有时适应新的文化价值的出现。”[1]179同时,技术代码需要将应用于霸权的目的结合起来,因为科学和技术可以并入许多不同的霸权秩序。这将会导致新技术威胁现有的统治群体的霸权,直到新技术从战略上形成代码,这种威胁才会消除。它说明主体的技术价值观只有凝结于技术代码中才能发挥作用,获得主体需要实现的技术现实价值。

技术价值观的变化将导致技术代码的改变,技术代码不是一经形成就不再改变,“某种程度上讲,技术代码天生具有权威性,它必须是自下而上的改变,它要求公民积极的参与”[3]106。当处于霸权地位的技术代码不能适应社会的普遍需求时,来自于其他利益阶层的技术价值观获得机遇,要求改变技术代码,所以芬伯格认为技术的进化不能再被认为是一种自主的过程,而必须根植于利益和社会力量。这种利益和社会力量指的是持有技术价值观的其他主体,在技术活动中,他们拥有表达自己价值的诉求,“正如电视评论员将他们自己的解释强加在他们观看的节目上,使用者可以重新表示,甚至更改他们使用的设备,与他们自己的代码和价值观相一致”[3]107。所以,其他主体的技术价值观影响和改变统治者的价值观的过程就是技术代码改变的过程,近年来,妇产科医学已经认可了分娩培训、配偶或辅导者进入产房和母乳喂养等,这一切都是因为来自妇女社会运动的压力。在这些案例中,技术代码都因为考虑到新的要求而被修改。

我们看到,技术价值观通过技术代码,作为一种规则,从技术活动内部规约技术主体的行为,它引导我们从关注技术的外部过渡到瞩目技术的内部研究,这也是社会建构论的理论趋向。“塑造我们生活的技术代码反映着特殊社会兴趣,我们拥有这种力量去决定我们在哪和怎样生活,我们吃哪种食物,我们怎样交流、娱乐、治疗等等。”[3]131这种特殊社会兴趣即属于技术价值观。技术主体在技术活动中,是带着价值意识参与技术过程的,他们融合了自己关于技术价值的看法,即嵌入了自己的技术价值观。芬伯格把技术价值观作为技术活动的软件,使人类依赖技术价值观认识、评价、取舍技术。他以社会建构论思维方式说明了技术的进步依赖于一种强大的社会基础,社会力量通过主体的技术价值观介入技术发展的内核,规约技术应用与发展的方向。

二、技术民主化:确定其他参与者技术价值观的社会位置

技术代码既然体现着占霸权地位的技术主体的技术价值观,那么,其他主体的技术价值观在技术活动中如何展现并发挥功能呢?芬伯格的技术民主化理论说明了这个问题。他认为技术的民主化要优先考虑那些被排斥的价值和表达这些价值的公众,即给予其他技术参与者表达自己价值追求的机会。

技术的民主化开始于技术设计,芬伯格认为公共干预实际上可以在技术设计中提高技术,注重被既得利益者所忽视的问题。技术设计反映的不仅仅是个别技术客体的社会意义,而且由更广泛的社会价值观构成。通过技术民主化,技术设计过程更多地体现了其他主体的技术价值追求,技术设计是许多参与者之间共同协调的结果。设计过程是这样一种空间:身在其中对发展技术感兴趣的各种社会行动者一开始就获得了发言的机会。业主、技术专家、消费者、政治领袖和政府官僚,通过提供或控制资源,通过确定他们所需要的设备的目的,通过把它们纳入适合他们自己利益的现有的技术秩序,通过把新的方向强加给现有的技术手段,从而对技术设计施加着各自的影响。技术民主化为其他主体的技术价值观提供了存在的意义和发挥功能的机会,因为它使技术发展接受更广泛的价值的影响,这个过程是一项需要广泛的民主参与的技术规划。技术的民主化的过程就是解决不同群体的价值冲突并使之达成共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其他主体的技术价值观获得存在的价值。因此,“创新的对话和参与设计成为一个基本的解决普通层与专家冲突的办法。长期以来,技术通过创新的对话不断地修正和进步,将反映更广泛兴趣和更多民主景象的不同价值观整合”[1]125。

没有技术民主化,其他主体的技术价值观就会被忽视和践踏,从而有可能造成技术霸权主义的恣意妄为,使技术发展偏离方向。同时,技术价值观也是民主选择的一种依据。技术民主化的实现离不开技术主体的参与,主体是带着价值判断参与技术选择的,在技术活动中,不同主体有着关于技术价值的不同认识和诉求。所以,“病人、家庭电脑的使用者、具体劳动的参与者、污染工厂的邻居是技术系统的参与者,这是支撑技术民主化诺言的一种处(机构)”[3]105。技术主体在技术活动中,通过技术民主化一方面发现现有技术的缺憾;另一方面,提出新的技术需求,“对以技术为中介的制度的民主控制是在技术进步的新方向中产生利益的一个条件”[1]187。

实现技术民主化,需要为其他主体参与技术的设计和变革提供可能性,使其他主体的价值追求在技术民主化的过程中获得支撑。“劳动、教育和环境遭到贬黜的根源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控制技术发展的反民主的价值观。”[3]202为此,在技术活动中,需要唤醒主体追求“民主”的价值意识和可能性。那么如何唤醒呢?芬伯格认为知识体制要根据下述两个目标发生一种根本的变化:①使整个劳动力而不仅仅是一小部分精英获得有效参与管理和政治的资格;②提供为了利用技术选择所需要的大量的智力资源,这些技术选择比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更加依赖技能和知识。第一个目标使主体获得参与民主化的机会,第二个目标使主体获得参与民主化的能力,使其他主体的技术价值观在技术民主化的过程中获得恰当的位置。例如,反映了发明者技术价值观的在线教育,在产生的初期,它不被广泛的大众所接受。20世纪90年代后期,因为越来越多的主体的参与,大学的行政主管认识到为满足学生和政府、工厂的要求,他们面临着财政预算的短缺和设施的挑战,在此前提下,在线教育被用来解决大学的经济、组织问题。参与和讨论在线教育的主体越来越多,他们的价值追求推动了在线教育模式和教育技术的发展。

可见,技术民主化激活了其他参与者的技术价值观,能够使技术的正效应充分实现,因为它使“一个单一的聪明地考虑周到的机械装置符合许多不同的社会要求,一个结构符合许多功能”[4]。技术的发展离不开技术的民主化,技术的民主化为其他主体的技术价值观参与技术建构提供了具体的途径,他们作为新价值的重要承担者在技术领域中以内在的反抗彰显自身存在的价值,把一种新的形式加在技术体制的过程中,促进技术朝着有利于人类利益追求的方向进化。技术民主化为社会利益主体参与技术活动提供了契机,它使人类在研究技术时,更多地关注技术选择背后的社会联盟的导向作用,通过社会建构改变技术发展的方向并可能消除敌托邦式的危机。

三、机动边缘:价值观在技术发展中的作用

为什么其他主体的民主参与能够促进技术的进化呢?芬伯格提出了“机动边缘”的概念。他认为就像操作自主性是统治的结构基础一样,被统治者也赢得了一种不同类型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与体系中的游戏规则共同发挥作用,以便重新定义和修改游戏的形式、节奏和目的。他把这种反作用的自主性称为“机动的边缘”。机动边缘是技术进步的催化剂,技术主体通过机动边缘推动技术的发展,普通人是技术过程的内在参与者,他们可以通过扩大他们在加入到技术网络中时已经享有的机动边缘来转化技术。那么,主体通过什么实现这种反作用呢?这需要我们从技术价值观的角度分析。

“机动边缘”的反作用表现为适应主体的价值追求从而修改技术代码和促进技术的革新与进步。正如芬伯格所说:“技术传统的两重性的应用完全依赖于保持和扩大机动的边缘,这种机动的边缘是用来改变在劳动分工和技术中形成了代码的战略的。”[1]219同样,技术的革新也与机动边缘息息相关,大多数主要的革新都创造了民主化的可能性,但是这种可能性能否实现则要取决于被统治者的机动的边缘,即技术的革新与进步的程度受机动边缘的制约。革新的样式还将随着民主管理提高了机动边缘而发生变化,这使得雇员可以根据他们的喜好而改变“游戏的规则”。在新的管理体系下,就有了新的标准来判断提议出来的革新。雇员的价值追求决定他们的喜好,可见,机动边缘与技术价值观联系密切。

机动边缘的反作用与技术价值观的反作用相得益彰,“作为主体,人体是一个要求话语权利的道德—法律实体”[1]194,人的技术价值观支配着他的话语权,技术主体通过对技术器物的价值认识、技术行为的价值认识、技术观念的价值认识完成对技术的选择。在选择的过程中,由参与技术网络的人类行为者行使其技术价值观,他们在权衡价值得失的过程中完成“反作用的自主性”,不断创造新颖的技术形式,纠偏不合时宜的原有技术形式,体现这种“机动边缘”,所以芬伯格认为特殊的知识分子是在与技术领域相关的机动边缘中活动的,目的是为了转化在这一领域中所建立的代码。技术价值观的作用还体现在自动化教育中,芬伯格认为,技术主体节省成本的价值追求促进了自动化教育的发展,“管理者希望应用新技术来巧妙地化解过高的教育开销所要面临的危机。自动化的在线教育被认为能在节省传输成本的同时提高教学质量。虚拟课堂中的学生是不需要新的停车设施的。另外,课程还能被包装和推向市场,这样一来,不需追加投资就可以产生连续不断的收入”[2]115。这种反作用也是机动边缘的反作用,它导致自动化教育新技术的产生和被公众接纳。

芬伯格的机动边缘论证了作为社会力量的技术主体参与技术活动的机制,即通过自主的反作用规约技术价值的取向,所以,一定的人造物总是相对于特定的社会群体而存在的,说明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人工物的意义由社会决定或抵制。

四、次级工具化:技术价值观运动的过程

上述理论的最终根源在于芬伯格对技术本质的崭新解读。他认为技术本质是一个内含双层结构的架构,即初级工具化和次级工具化。初级工具化展示了基本的技术关系框架,这种技术关系必然产生一个系统和装置。技艺必须被整合到自然的、社会的、技术的环境以支撑它的功能。技术的非决定性为社会的兴趣和价值观留有空间并参与这个过程。正如非背景因素被结合,这些兴趣和价值观分配技术的功能,确定选择技术的方向,保证技术与社会的和谐,所以,技术的本质包括第二个层面次级工具化,它由四个方面构成:系统化、中介、职业、主动性。

技术的次级工具化的过程内含着技术价值观活动的过程,即次级工具化的存在为技术价值观提供了活动的空间。它们源于技术的社会属性,也印证了技术的社会属性。之所以说在技术的次级工具化过程中,运行着主体的技术价值观,原因在于技术不仅仅是物质的装置,还融合在特定的社会价值观中。技术总是合并到社会结构中,它反映社会的要求。技术设计吸收了社会的约束,凝结了技术与社会的联系。技术功能是连接因果现实和使用者主观意图的链条,所以也是人工物与社会的链接。芬伯格认为技术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有不同的意义,同一个技术在另外一种文化关系中会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技术,原因在于不同文化有不同的技术价值观。芬伯格用艾滋病和迷你电话的案例证明,“技术精英们把他们的‘进步’概念强加到技术设计中,但是他们的使用者的抵制,使另外层面的功能成功地加入最初的设计中”[3]219。这说明不同技术价值观在技术活动中的冲撞,导致技术应用的不同结果,这个过程就是技术的次级工具化过程。

技术在次级工具化的运动过程中,通过技术与人类、自然环境的整合,它的次级工具化征服了初级工具化,所以,基于适应环境的、人道的、民主的、安全的工作和扩大社会交流的要求,价值观能够导引技术的发展,创造人类美好的未来。技术价值观在介入技术的设计和使用过程中,“映射狭窄的利益范围的装置和系统的具体化形式,作为非理性、非效率,被它们领域之外的其他主体所抵制。在现实中,这些抵制是对自然和社会生活压制的技术的反映。个体必须通过民主的理想化设计防止这种现象的发生”[3]222。在这个过程中,“重建次级工具化角色的特殊类型的社会制度将决定技术发展的不同类型,其中,传统的技术价值观可能被一种新的方式表达”[3]223。即重建次级工具化伴随着技术价值观的重建,新的技术价值观使技术在次级工具化的过程中,满足技术主体的价值需求,技术成为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实在。

芬伯格的次级工具化理论为社会利益主体参与技术实践活动提供了运动的区间。在次级工具化的过程中,利益主体能够充分发挥技术价值观的功能,使一种社会力量深入到技术系统内部,从内部重建技术的价值方向,为技术哲学的微观研究提供理论的可能性。

技术代码、技术民主化、机动边缘和次级工具化是芬伯格技术批判的理论精髓,芬伯格从社会功能与技术功能的结合点来界定技术设计、应用及未来发展。他强调了主体的技术价值观在技术的社会建构中的地位。技术代码、技术民主化、机动边缘和次级工具化的功能印证了主体的技术价值观在技术系统中的重要地位,为芬伯格进一步提出改造技术,走向一个可以选择的现代社会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芬伯格的技术价值观理论充斥着浓浓的社会建构论色彩[5],他系统地运用了社会建构论的方法论,不仅批判了技术决定论,也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技术价值观理论提供了深入探索的空间。

参考文献:

[1]安德鲁·芬伯格.技术理性批判[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安德鲁·芬伯格.可选择的现代性[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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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朱春艳,陈凡.社会建构论对技术哲学研究范式的影响[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6,22(8):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