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时空实践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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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客观时空实践时空技术规训

[论文摘要]天经地义的客观时空本身并不客观，其客观性是由生活实践一步步内在建构的，文章从实践发展的要求，时空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规训系统揭示客观时空取得统治地位的全过程，试图为重新理解时空问题打开新的理论视界。

一种外在化的具有公共效准的客观时空的观念，确实已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成为普遍的共识。但若回顾时空的历史，我们却不难发现，这种客观的时空本身并不客观，相反其客观性本身却是由生活实践一步步内在规定的，是一种被建构生成出来的“客观性”。因此在这里，我们从实践发展的要求，时空技术的进步以及社会的“规训”这三个方面系统揭示这一客观时空形成的社会实践基础，揭示其客观性背后的生活实践真义，这对我们更新传统的时空观念，为从实践哲学维度重新认识时空的本质，均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一、实践发展的要求

在原初的时空中，时空与实践是合而为一的，因此时空皆可直接用实践来表示。用实践表示时间，如“掌灯时分”、“一顿饭工夫”、“一袋烟工夫”，就是如此。像蒙古族人表示短暂的时间单位就直接源于其生活方式，如“安装蒙古包的时间(1小时多)，备马鞍的时间(2～4分钟)，挤羊奶的时间(约10分钟)，一袋烟的工夫(5分钟左右)，一顿茶的工夫(约30分钟)，等等”。同样空间用实践来表示具体体现在空间的尺寸是由行动主体自身携带的，因此最初的长度单位是以人体的某部分的长度作为标准的，如手指的宽度，脚的长度，手腕的周长等。“比如我国古老的针灸术中，一直到今天还保留着这种度量的习惯。针灸医师就以食指的第二指节的宽度作为1寸，以食指和中指的第二指节宽度之和作为2寸，以食指、中指、无名指和小指的第二指节宽度之和作为3寸。”这种时空表示方式虽笼统，欠精确，但在生活实践中却是十分有效的，不过其弊则在于受生产生活方式和地域环境的限制较明显。因此为克服地域及生活的差异，一种外在化的具有公共效准的客观时空观念的产生，就成了生活实践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

从历史情形来看，这种可测度的具有公共效准的客观时空的诞生，确实经历了一个从不客观到客观、从局域性到普适性的发展过程。

在最初的时间测定中，先民们先把时间分为白天、黑夜两部分再进行具体的细分，由于昼夜在不同的季节长短不一样，据此划分出来的时间间隔也是不相等的，这种计时方法被称之为不等时计时法。如我国的敲梆报时，把夜间分为五更五点，即一夜五更，每更五点，显然更与点的时间间隔在不同季节是不同的。古代埃及把一天的时间分为白天12小时，夜晚12小时，也属不等时计时法。因此，古埃及的漏壶在不同的季节必须取不同高度的流水量。这种计时方法传人欧洲，一直使用到公元十四世纪。从不等时计时法到等时计时法，固然需要计时技术的进步，但是人类的生产生活实践才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这是因为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粗糙的自然生产中，把时间视为间隔相等的等时计时法并无必要，只有当生产规模扩大，分工和交换进一步发展，当每一时刻都被有效地利用，不管白天抑或黑夜，时间和劳动成果都会出现某种一一对应关系时，这时一种绝对平均化、精密化的时间要求才会提上日程，并最终规定我们的社会生产生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曾精辟地指出：“工场手工业总机构是以一定的劳动时间内取得一定的结果为前提的。只有在这个前提下，互相补充的各个劳动过程才能不间断地、同时地、空间上并存地进行下去……在一定劳动时间内提供一定量的产品，成了生产过程本身的技术规律。”因此，具有等时性的客观时间的形成乃是社会实践的产物，社会实践本身提出了时间精密化的内在要求，而且这种精密化随实践的发展而日趋完善。如机械钟最初的刻度只有时针，分钟的精度都很难保证。而今天运用“核共振吸收”方法可测出10～14秒的时间误差。不仅如此，社会实践还超越了地域的局限使统一的时间标准成为可能。试想如果没有全球化，没有国际交流，把格林威治的时间确立为世界时，把全球划分为24区时还有无必要，因此全球化和国际交流才是具有普适性和统一性的时间的真正缔造者。也正基于客观时间为实践所决定，所以随实践的发展，时间总是表现为愈来愈客观化的进程，对此牛顿的解释是真正绝对的客观时间只是数学意义上的时间，与我们无关的纯粹存在，而我们的解释是客观时间只是实践所化的时间，因而实践永远创造出新的时间客观性。

与时间类似，空间的客观性也是应实践发展而形成。世界各国因政治和经济上的原因都有一个统一计量长度的问题。从政治上来说主要是税收的需要。正如鲍曼指出的：“当权者想千篇一律地对待更众多的臣民，向他们强行征收‘同样’的苛捐杂税时，总是会困难重重。这样，就必须想方设法避免和消除多样性和偶然性所带来的冲击。办法就在于强行实施标准的和有约束力的距离测量——无论是表面还是体积——而同时禁止其他一切地方性、团体或个人性的操作。”当然相对于经济因素来说，政治因素永远都是辅助性的、次要的，毕竟商品和市场交换本身就需要公正合理、统一的计量尺度。最初这种尺度的统一只限于统一国内的地区差异，像法国18世纪统一度量衡工作有一段记载：“1米在巴黎是102厘米。马赛98厘米，利尔102厘米，波尔多96厘米。”而之所以出现这种地区差异，表明其经济生活仍然是狭隘的地域性的。因此随着经济交往的扩大尤其是经济的全球化必然会导致全球性的统一的空间计量尺度的产生。事实上也是如此，以“米”为例，早在1889年设在巴黎的国际计量局就统一了“米”的标准。正由于客观的空间尺度是源于实践的要求，因而实践愈发展，空间与时间一样，其“客观性”和精密化亦进一步增强。就此，英国物理学家里德雷便指出：“米的定义随技术和理论的进步而改变。铂铱合金棒是1889年开始使用的标准；86Kr的谱线定义是1960年通过的。1983年，国际计量大会通过了米的新定义：‘米的长度等于在真空中的平面电磁波在1／299792458秒内所经过的距离’。这个以物理学常数(光速)为标准的定义，更好地满足了理论和实际的需要。”须强调的是，里德雷的这段话不仅一般性地诠释了空间的客观化以实践的发展为基础，而且这段话还涉及到了客观时空得以强化的另一个重要维度——时空技术的进步。

二、时空技术的进步

在时空客观化的过程中，时空技术本身助长了这一趋势。最早的空间测绘技术，无疑是以尺子和圆规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正是尺子和圆规的使用，即如俗话说的“没有规矩无以成方圆”，人们形成了方圆的概念，并进而产生了研究空间形式的几何学的萌芽。不过尺子和圆规对世界的客观化，还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成立，而对于整个世界来说，标出每一个地方的精确位置是不可能的，没有这样的技术手段。因此对于我们观察不到的地球上遥远的事物来说，像太阳、月亮和布满星辰的天空，人们认为那是天国，是神居住的地方，这就仍然给信仰留出了地盘。在这种情况下，纯粹的客观空间的观念显然还不占有统治地位，世界仍然是一半主观、一半客观的，即近处的是客观的，远处的是主观的、神灵的。因此，当望远镜在17世纪初被发明时，尤其是当早期发明者之一的伽利略把它对准遥远的星空时，这一技术本身一方面加速了把世界作为纯粹客观化的空间来理解的进程；但另一方面又引起了传统信仰者的敌意。“一些人拒绝相信他们的眼睛，并且断言，虽然用望远镜看地上的物体是很好的，但当它指向天体时，就变成虚妄和幻觉了。另一些人拒绝用望远镜看东西”。牧师们开始斥责伽利略和他的方法，神父卡西尼说：“你伽利略这个人，为什么要坚持凝视天国?”但天国转化为世俗的进程却是不可逆转的，望远镜以及显微镜的应用，使神话、传说和宗教的世界在真实的世界面前遁形了。在望远镜的基础上又很快发明出了经纬仪。经纬仪是望远镜的机械装置，作为测量和土木工程的基本仪器，把它水平架设在三脚架上，可以量度水平和垂直的角度。瞄准线交叉时，可将非平面的表面转绘于精准描制的网格上。经纬仪的发明大大简化了绘制各类地图、图形的测量和运算过程，使可测度的空间观念更加深入人心。与此同时，另一种测度空间距离的仪器——游标也被发明了。游标(Vernier，原为法国发明者的名字)作为一种仪器，相当于钟表的秒针，可附加到较大的仪器上，提供较精确的距离分划读数。望远镜、显微镜、经纬仪、游标等仪器的发明，无疑丰富了可测度的空间观念，使一种单质的取缔自然形状的客观空间观念，在测量中被真正建立，并在生活中取得了优势地位。

同样，时间的客观化也与时间测度技术——钟表的改进密切相关。最早的钟表是利用日影计时的日晷，但是由于日影在不同的季节中长度不太一样，这样划分出来的时间间隔显然是不均等的，具有一定的伸缩性，因此日晷只能是一种最粗糙的钟，毕竟真正的钟应该是等周期运动的东西，爱因斯坦关于时钟就下过这样的定义：“时钟是这样的一种东西，它自由地、相继地经历一系列(实际上)相等的事件(周期)。它所经历过的同样的数目(钟时间)用来作为时间的量度。”既然日晷由于其不具等时性与真正的钟差距甚远，而且它只能用于白天不能用于无阳光的晚上，它便注定被一种全天候的计时更均匀的钟所取代。这种按等时计时法发展起来的古老的钟包括水钟、灯钟、火钟、沙漏等，最常见的是水钟(又称水漏)和沙漏。水钟是以容器下面的小孔中流出的水来计算时间，但水的流速受水压、水的清浊的影响较明显，其计时的等时性很难保证，而且水钟在冬天水结冰时也就派不上用场。为克服水钟的上述缺陷，沙漏问世了，它是通过沙粒的缓慢下沉来计量时间的长度的，但沙漏的最大麻烦是须防潮。到了十四世纪，出现了重力钟，这是第一种近代意义的机械时钟。这种钟是通过一个空气制动器使一个重锤慢慢下落，再通过机械活动传动形成自身的周期运转来计量时间，这种钟比沙漏更精确，重锤落下的时间间隔也长得多。但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当重锤落下后，还需要一个操作使重锤升上去，而重锤升上去的过程，钟是不走的。以后的机械钟基本朝两个方向努力。一个方向是计时更精确。而这得益于伽利略单摆的等时性原理的发现，惠更斯据此在1659年制造出了第一台具有现代意义的摆钟。“随着单摆被用于时钟，时钟的精度越来越高，到了17世纪中叶，时钟的最小误差已由每天15分钟，减少到10秒钟。”另一个方向是与天象运动同步。这体现在钟表采取圆形的走针显示系统。走针沿圆形转动，乃是模拟天体运行轨迹的结果，其便利在于使精密的机械时间与调整昼夜的自然时间有机地结合起来，时针走的两圈不仅代表时间间隔24小时，同时也代表一昼夜，也就是说时间的标度既是时间间隔的标度，也是昼夜早晚的标度。时间与天象的结合，使时间不仅精密化，而且也因其能指导作息，也生活化了。这两个方向的努力，使由钟表支撑的可测度时间完全从自然时间中独立出来。从此，钟表显示的时间不仅是均匀流逝的，而且同时也代表了大地上日升日落的昼夜变化。尤其是后一方面，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关于时间的思考方式：我们不再依赖天象的变化，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样来安排生活，而是仅凭钟表就可以判断早晚，并确定相应的生活节奏。在这里钟表显示的时间已经完全脱离自然时间的束缚，成为独立的实体，而时间的独立、时间的客体化又促成了世界的客体化，人们甚至认为宇宙不过是一个上紧发条的大钟，其运行秩序是与人无关的永恒持续的，所以曼福德就说：“机械钟把时间从人类活动中分离出来，帮助人类建立了独立的科学世界的信念”。

时空技术的发展的确强化了可测度的客观时空观念。但须强调的是，在技术的强化作用的背后，实质上仍然是实践在起着基础作用，测度时空的尺子和钟表，是从属于社会实践的大尺度和大钟表的。这不仅在于时空技术是一定实践条件下的产物，更在于时空技术本身不过是一种实践约定的测度方式。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任何一个刚性不变的物体都可以充当尺子，任何一台匀速转动的机器或生产流水线都可视为走时准确的钟表，如果实践本身尤其是近代工业革命以来的机械化生产中，不蕴涵着一种时空精密化的内在要求，不与时空具有同质的关系，那么时空技术的发展是如何可能呢?所以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赫胥黎的话：“瓦特和史蒂文生发明铁路机车，成为时间的发明者。”三、社会的“规训”

在探讨具有公共效准的客观时空为实践所需而产生，随时空技术的发展而得到强化之后，我们认为最终确立客观时空在社会生活中占有绝对统治地位的，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社会对我们身体和活动的长期整合和“规训”(福柯语)。

这种整合和“规训”或者更通俗地说，纪律约束或训练机制，广泛出现在学校、工厂、军队、医院、监狱里，它既体现了社会对其成员的有效控制，又能使这种控制以分工的形式整合成某种现实的力量，但说到底“规训”或纪律从始至终都贯穿着一种使时空内化到我们的活动和肉体中，从而有效利用时空的艺术：

一是规训中的时空分割。规训是对其成员的纪律控制，因此它需要一种空间的分配，尤其需要一个与众不同的自我封闭的场所。这源于封闭的场所才能分解庞杂多变的因素，能对流动、混乱、模糊不明的东西加以驾驭和清理，所以规训在一定程度上使学校、兵营、工厂、医院堡垒化了，成了贯彻纪律执行的保护区。在学校尤其是大学、中学，“它们逐渐采用了修道院的模式，寄宿制变成了即使不是最普遍的也是最完美的教育制度”。随着工厂的发展，也形成了大面积的单纯而明确的工业空间。“工厂明显地类似于修道院、要塞和城堡。警卫人员‘只在工人返回工厂时，在宣告工作重新开始的钟声响了以后才打开大门’。一刻钟之后，任何人不得进入。白天结束时，车间领班把钥匙交回给工厂的瑞士卫兵，后者才打开大门(Amboise，国家档案，12，1301)。其目的在于……保护生产工具和资料，驾驭劳动力。”纪律控制除了空间的分配还有时间的切割。一种统一的步骤，统一的节奏，是社会秩序和规范化形成的重要保障，而这就涉及到了对时间的精细划分。这种精细划分一开始出现在宗教活动仪式中对节奏和有规律活动的自觉控制，后来又被军队训练广泛采用，最后扩散到学校、工厂及各级各类教育培训体制中。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形象地列举了早期学校教育和工厂的时间管理：“在19世纪初，有人建议‘互教学校’(Ecolesmutuenes)使用下列时间表：8:45班长进入，8:52，班长会，8:56，学生进入和祷告，9:00，学生就坐，9:04，听写第一块石块，9:08，听写结束，9:12，听写第二块石块，等等(Tronchot221)。工薪阶级的逐渐扩大伴随着对时间更细致的划分：‘钟声响后，若工人迟到超过一刻钟……’(Amboi-8e，第2条)；‘上班时，若请假超过五分钟……’；‘凡不准时工作者……’(Oppenheim，第7～8条)。与此同时，人们还设法确保时间使用的质量，如不断的监督，监工的鞭策，消除一切干扰。其目的在于造成一段充分利用的时间。”时空的分割一开始是有形、具体的，后来则无形、抽象化了。它由具体的单元、位置、座次、节奏、进程、步骤等等的区分，逐渐演化为层级、品类、科目、计划表、进度表、议程表等抽象的时空分类形式，以至于最后一切都秩序化、条理化、逻辑化了，时空无处不在。而且时空本身也互相渗透在一起。如计划表既是空间的规定，又是时间的规定。科目分类既有时间的分类，如历史学、考古学、未来学，又有空间的分类，如物理、地理、生物，也有二者的融合的更细的分类。如中国历史、古生物学等等。种种或具体或抽象的分类，使社会的控制或规训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体系，由此一种外在化的独立的时空观念也就通过规训在社会中趋于强势。但是社会的控制或规训不仅是消极的、封闭式的静态的分割，更重要的还是以此为基础对人们的活动、行为、生产方式形成新的组合，凝结成某种现实的整体的力量，而这就涉及到了时空的整合。

二是规训中的时空整合。规训中的时空整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实际运用型的时空整合；一种是训练机制下的时空整合。前者是由生产机制和职业功能现实形成的时空组合，这尤其以工业生产机制为典型。在工厂里，统一的生产流程被划分为若干相对隔离的单元，单元与单元之间构成了协作与分工的关系。这种协作与分工，既是时空的分割，更是时空的组合，或者说分割是为整合作准备的。一方面，分工导致了时空的相对隔离，空间被分为不同的车间、部门、位置，时间被划分为不同的阶段、工序和操作过程，在这里整个生产进程似乎被肢解、片断化了。但这仅是表面现象。因为另一方面，这种相对隔离，有利于在一个新的平台上更好地组织起来。这不仅在于能形成分工的优势，毕竟就一般意义而言，“劳动越分得细，越是分给不同的局部工人去完成，就必然进行得越快、越好，时间和劳动的损失就越少”。而且也有利于实施控制。例如：“杜桑·巴雷(ToussaintBarre)于1791年建成的最大厂房有110米长，是一座三层楼。第一层主要用于刻板印刷。整个车间分两行排列着132个工作台，有88个窗户。每个工作台有一名印刷工和一名调制和涂抹颜料的助手。共有264个人……在车间的中央通道寻视，既可以看到全局，又可以监督每一个人，可以看到工人的出勤和表现以及工作质量，可以对工人进行比较，根据其技能和速度加以分类，可以监督生产过程的各个阶段。这些系列化因素构成了一个固定的网格，从而消除了混乱。”豪无疑问，时空的既分化又整合，其直接的目的是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加强控制和监督。但另一方面这种生产中的时空分割和整合，通过机器的运转节奏，逐渐内化到从属于这一生产机制下的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和活动中。于是我们的身体活动内在地具有了一种时空特性，它具体表现为节奏的掌握、操作的辐度、身体的姿态和四肢的灵敏性，虽然这种时空特性只是为配合一定类型的生产下意识地形成的，但它的出现毕竟表明我们的身体和活动是受一种外在的客观的时空节律支配的，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我们对时空客观性的切身体认。

与之相比，训练机制下的时空整合，则有意识地在训练中对我们的身体和活动进行时空的分割和整合，即把有机的身体活动进行时间上和空间上的细致分解，然后再通过训练把这些不同的姿势、步骤、片断组合起来，形成身体的新机制。由于这种分割和整合不受具体的物质生产条件的限制，与实际运用型的时空整合相比。它对我们身体和活动的时空塑形便更具有广泛性，其典型表现便是学校和军队的训练机制。学校的训练机制是为进入生产领域及各级各类职能部门作准备的，其训练机制全面而广泛。它不仅有时间节奏的训练，例如早期某小学有如下规定：“‘当时钟敲响一个小时的最后一下时，一个学生就开始敲钟。当第一声钟声响起时，全体学生就跪下，双手合十，眼睛低垂。念完祷词后，教师将发出一个信号，让学生站起来，第二个信号是让他们赞美基督，第三个信号是让他们坐下’。”还有身体空间姿态的要求，包括标准的站姿、坐姿、步伐等等。譬如关于正确的书写姿势，便有这样的规定：“学生应该总是‘保持笔直的身体，稍稍向左自然地侧身前倾，肘部放在桌上，只要不挡住视线，可以用手支着下颌。在桌下，左腿应比右腿稍微靠前。在身体与桌子之间应有二指宽的距离……左臂肘部以下应放在桌子上。右臂应与身体保持三指宽的距离，与桌子保持五指左右的距离，放在桌子上时动作要轻’。”在这里为了一种更有效率和正确的书写习惯，全身的各部分都被进行了细致的空间编码了。相比学校，由于战争的极端残酷性，军队对士兵训练时身体和活动的时空编码则要严格规范得多。例如：“1743年的普鲁士军事条例规定，武器贴脚持立有六个步骤，握枪有四个步骤，举枪到肩部有十三个步骤。”就是对一般的步伐训练，也有对时空节奏的近乎苛刻的标准化要求：“18世纪中期，有四种步伐：‘短步伐的长度是一英尺，一般步伐、加倍步伐和正步伐的长度是二英尺，其距离是从一个脚跟到另一个脚跟。就时间而言，小步和一般步伐用一秒钟，两个加倍步伐用一秒钟。正步步伐的时间比一秒钟稍长一点’。”学校和军队这种对肉体和活动反复操练的训练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纪律和力量的结合，灵活和规范的统一。而且由于在身体和活动中树立了理想的时空标准，而训练就是对标准和精度的不懈追求，由此训练也就呈现为一种永无止境的过程，一个理想和现实不断寻求和解并最终臻至统一的过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外在的时空节律融入我们的身体和活动，内化为我们本能意识、本能反应的一部分。

又由于训练机制的广泛性以及实际运用型的时空整合的无孔不入，不论是有意识的时空内化还是无意识的时空内化，都具有普遍的意义。正是这种普遍性，使外在的时空标准通过规训，逐渐演化成为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的行为标准与行动准则。当我们每一个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受时空操纵和支配的时候，一种具有公共效准的客观时空的绝对统治，也就在全社会得以形成。尤须指出的是，与时空分割从有形到无形相类似，时空整合也有一个从有形到无形的过程。不仅是身体和活动，像智慧、文化、品德、素质也被时空编码，被分解成由浅入深、从低到高的若干阶段、若干等级。而不断的学习，便类似于不断的训练，当我们在逐级的学习(训练)中，形成精神和文化的力量的同时，同样在一次次的“过级”考核中，一种无形的时空等级意识同样植入我们心中，成为鉴定我们能力和知识水平的客观依据。至此，这种标准化的时空观念便以有形或无形的方式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以至作为一种深层的文化心理机制，它似乎成为人类心灵的一种天然倾向。

总之，从实践发展的要求，时空技术的进步以及社会的规训，我们确证了一种外在化的、具有公共效准的客观时空，其形成、发展到取得统治地位的全过程，均是由生活实践一步步内在规定的。由此时空源于生活实践的真义也就进一步彰显了。接下来思想的任务便聚焦于：如何从实践哲学的维度去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时空新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