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随想录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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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曾有学者将世界宗教分为西亚、印度、中国三大河系，我们讲到宗教时往往不自觉地将基督教、伊斯兰教一类的西亚宗教作为宗教之标本，以为若与之有异就有些不大地道。其实要归纳东西方一切信仰系统才能对“宗教”有个清晰的概念。古人以儒释道为三教，这“教”与今日之“宗教”同义。道教可说是世上最自私的宗教。基督徒会为耶稣去死，穆斯林会为安拉去死，没听说道教徒会为太上老君（老子）、南华真人（庄子）卖命——盖因其教祖只教人如何明哲保身，如何逍遥快意。道家有炼丹御如之术，旨在此生此世长生不老。佛家在印度重苦修，希冀来世灵魂解脱——流行中土后变为追求当下解脱（觉悟）的禅宗，就受了道家的影响。

在同时代的中国学人中，章太炎的视野最为辽阔，对社会学以及近代西方哲学皆曾注目。像《俱分进化论》一类的文章就受了欧洲古典社会学的影响。《建立宗教论》弘扬唯识宗的印度现象学，差不多与胡塞尔的现象学运动同步——熊十力新唯识论就是其工作的延续。章的学问源于无著的《摄大乘论》，熊的学问源于世亲系统的《成唯识论》。就经学而言，章是古文经学，赞赏荀子；熊是今文经学，倾心孟子。政治态度亦与之相应:前者是保守派，认同北洋；后者是革命派，认同广东。北伐成功后章氏即以中华民国遗民自居，他的语言学我一点不懂，听行内的朋友说成就在赵元任之上——民国时尚有黄季刚可传其学，现在也成广陵散了。在二十世纪中国文科学界只有熊十力的学问是世界性的，章太炎勉强也算得上，其余都是区域性的。

现在学界争说陈寅恪，其人领域只及魏晋南北朝隋唐一段，如何能成大家——此正俗语所谓“矮子看场，人云亦云”。

《神州》的说法只是沿袭了传教士的旧说。利马窦神父来华时身著儒服、口诵五经，时人以西儒目之。他引原儒为同调，抨击佛教以及受到佛教影响的宋明理学。像徐光启一流的士大夫所以皈依基督教，就因其形态与《诗经》、《尚书》所载之上古天帝崇拜差相仿佛——觉得信主才有可能回复纯朴的尧舜之世。信奉一神教的周人由西北入据关中，传教士还考证说这支民族就是旧约所载失踪的部落。犹太裔的汉学家像列文森等人关注儒学，亦因中国上古的一神教和犹太教非常相近。《神州》作者的心态则与徐光启一般无二，只是将作为民主楷模的美国当作现实中的尧舜之世。日耳曼蛮族颠覆罗马帝国，如同中国历史上的“五胡乱华”。罗马像发育成熟的大人，日耳曼则是天真的儿童。前者有如老成之典型——欧陆的蛮族在发育的过程中模仿大人动作，很快变成像罗马帝国一样的君主国。唯独在文明边沿的盎格鲁萨克逊人没有典型可依，遂顺天性自由发展，身躯长大而童心未泯，仍然保有很多部落的传统——北美比英伦更为明显。美国总统选举俨然塔西陀《日耳曼尼亚志》所描写的部落酋长选举之再现。联邦即部落联盟组织，汽车则取代了牧人之马匹。迪斯尼乃儿童乐园，成人游玩其间也觉其乐陶陶，可见文化之原始。他们的宗教还是华人在童年时代所信之一神教。

现在教堂逐渐冷落，社会风气也在走下坡，恐怕将来也会由尧舜时代步入夏商周。最近发生的企业执行长丑闻便是预兆——公众期之以尧舜，而其道德水准只及夏启，这在不久以前还是无法想象的。华人家族式企业传子不传贤，对外人存有戒心，反而不会出这样的问题。

北宋在应当扶辽抗金之时联金灭辽，而南宋则在应当扶金抗蒙之时联蒙灭金，最终国亡鼎迁，欲吸取教训亦不可得。政治家忧虏当下困境，每将敌人之敌人视为天然盟友。其实宿敌并不可怕，容易找到应对之方；而陌生的新兴势力一旦变成劲敌，往往让人手足无措。美国在十几年前就犯了同样的错误——当其培训圣战者对付苏俄之时，恐怕想不到会养虎为患.酿成今日之祸。为政譬如下棋，不能只看一两步。

《诗品》受到印度现象学影响，以二十四种意趣情态传达诗歌的意境与风格——其韵外之致、味外之旨有非现代文艺理论所及者。如“清奇”一品：“娟娟群松，下有漪流。晴雪满汀，隔溪渔舟。可人如玉，步尸寻幽。载行载止，空碧悠悠。神出古异，淡不可收。如月之曙，如气之秋。”诗歌之韵味极难辨识，刻意描摹反着语言文字之障。你看他只以画意比拟诗心，使人于连翩遐想中豁然领悟“清奇”之境——真个是禅宗祖师的手段。而今现象学研究不过按部就班的工匠活，殊无《诗品》灵气。

欧洲犹太人曾深受主流社会排挤迫害，马克思的叛逆性格与之不无关系，而其创立的被压迫者的宗教最终在世界范围颠覆了基督教民族的殖民帝国。欧洲因《新约》排犹，美国则因《旧约》扶助以色列——后者尚有十字军情节。然而世易时移，此时之中东早已是安拉地盘，非复所罗门时代光景。齿亡以其刚，而舌存以其柔。手中有牌，妥协会被看作善意；待到无牌，退让就是向人示弱。苏联解体的时候当是以色列寻求和解的最佳时机，已经错过了。犹太人做起生意异常精明，但政治牵动宗教民族感情，使人无法精确计算利害关系。道若委蛇，站在巴勒斯坦人一边才能真正保护以色列——像美国那样做法爱之适足以害之。犹太人不论流落何处，境遇如何艰难，都不忘经典之讲习——默默以民族文化滋润自家生命。文明能量高度密集，不像希腊化文化因广泛传播而稀释，是故他们在各方面都有出类拔萃的表现。华人则不然，只知炫耀国粹以满足虚荣，自己一无所得。暗然日彰，的然日亡，此之谓也。

每当中国历史遇到前所未有之大变局时，文化生命谨慎起见总是先造出一个大一统国家的试样，然后再依样制作其正本。秦是汉的试样，隋是唐的试样，中华民国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试样。前者皆是二世而亡，后者则有几百年的国祚。一如汉唐明清的缔造者，共产党人在夺取天下前有过统治根据地的经验，所以才站得住脚。他们在建政之后将管理农村的经验推广到都市，结果城里人也和农民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直到改革开放后才逐渐有了夜生活。中共花了二十年时间由军事斗争的生手变为熟手，又花了二十年时间由经济管理的生手变为熟手。八十年代时经济还剧烈波动，现在已经基本平稳了。台湾则相反，政党轮替后老把式换成新把式，车子马上颠簸摇晃起来。经济管理之道无他，唯手熟尔。台湾因古典文化之保存拜占庭化，最后索非亚教堂也成了清真寺；大陆则象西欧一样，在经历黑暗时代之后爆发了蓬勃的生命力。黑暗时代是一个文化养精蓄锐的休眠期，这三十年和欧洲中世纪相比只是片刻打盹而已。

印度文化在极盛时代曾奄有半个世界，两位大人物的出现改变了一切——一位是穆圣，另一位是朱子。前者使中亚和南洋群岛改宗星月，后者则使东亚获得了精神的独立。最后连印度本部也一分为二。当印巴分治成定局时，圣雄甘地感到无比的悲哀——他所热爱的印度再也不是一幅完整的图画。在个人的生命中，儒家占了六分比重，佛法则有四分，因而对印度永远有种精神的依恋。特定宗教在一个文化里是保守的象征，而在另一文化则可能是叛逆的标帜。基督教乃西洋名教，士人之心怀不满者便学禅宗.效嬉皮，放浪形骸有如魏晋名士。在美国时，我和虔诚的基督徒比较投缘，而与白人佛教徒反多隔膜——双方信仰虽同，性格则异。

儒墨乃战国之世的显学，其教团有类英国两党制中的保守党与工党。项藉亲儒，故以鲁公为爵号；刘邦亲墨，曾依墨者之法约法三章。两大流派皆源于山东的文化传统。山东人与秦人大不相同。秦人乃一发育未久之年轻民族，遵纪守法，思维机械而少变通——象山涧砾石棱角分明。山东人则是文化悠久的老年民族，腐败散漫，脑筋灵活而多权谋——如河口卵石浑圆光滑。秦始皇和汉高祖分别是两种人类的代表人物。秦简常见津法文件，山东简帛则每有哲理篇章。《史记.陈涉世家》就讲严苛的秦法如何在山东激起民变。商鞅尚法，申不害重术，可谓因地制宜。秦以后的历朝历代都是注重栓选超过了法制，盖因治理老年民族需要随机应变的措施而非一定之规。西人与华人之差别有类当日之秦人与山东人，盲目引进西洋法津必然造成适应不良的问题。法津应与治民之性情相吻，譬如量体裁衣。将本朝之法与《大清津》以及《六法全书》相比照，斟酌损益、取长补短，一以实际效用为依归，如此才有一代良法。欧化的知识分子视西人如帝天，稍有所得便慨然以启蒙为己任——既高估了自己的智商，也污辱了他人的人格。首先要向自己启蒙，培养一种对历史背景和实际状况的直感。西文为字母文字，观念每从抽象理论演绎；中文为象形文字，思维向由生活实际出发。

近代史上孙毛二公皆由整党开创新局，堪称大师。党必以坚定信念为脊梁，否则只是在政府机构上面床上叠床。对老年民族来说，理智温和的信仰才能生根，过于激烈则如飘风暴雨难以持久。可将《四书》、《老三篇》、《曾文正公全书》作为经典讲习，交流为官做人之道，展开批评自我批评，提撕一个“诚”字。党员每周自由参加礼拜，经典革命歌曲当圣歌来唱，培养一种大家庭的精神氛围。就连“为人民服务”的徽章也能起到起信的作用。意大利人腐败不亚华人，但天主教会始终屹立不摇，盖因其形成可大可久之文化传统，富有内在的吸引力。政府官员可选拔精明干练之管理人才，党务首脑则必具精神领袖气质——善于鼓舞人心，使之持续亢奋。若无信心就不会有稳定的经济增长。政府站在资方一边，党就应当站在劳方一边——两套系统和而不同，在最上面合二为一，浑然一个太极。人大、政协乃党组织联系社会之触须，并非平行机构，首脑最好由党委副书记兼任以别尊卑——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乡镇选举容易造成尾大不掉。第二高票可委任监督官，以为国家耳目。乡镇长如有不轨即时以之替换——如此则当选人必须同时兼顾民意与上意，如有芒刺在背。

在美国各族裔中，白人较亚裔真诚，黑人更比白人真诚。黑人开化最浅，心智单纯有如儿童，所以才会被人拐卖为奴。他们在舞蹈体育方面的天赋尽人皆知。摩崖画像常见舞蹈造型，此乃原始民族之特长——因其尚未发育深刻思想，故而倾向以身体语言表达感受。运动场上的黑人健儿则使人联想罗马时代的角斗士。文明人只习惯以智能相互搏击，体质已然退化，蛮人之肉搏唤醒了他们青春的活力。撒哈拉以南非洲划界为国，其实还是部族社会，根本无法适应群雄逐鹿的国际竞争。山姆大叔热心向其推广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殊不知美国正处可遇不可求的黄金时代，而非洲则须在赤铜时代和黑铁时代间做出选择——后者盖指没有秩序的乱世。真正需要的是如民之父母般开明专制的政府。唯有这样的政府才能建立秩序，强制施行计划生育，进而引导本国商界适应国际经济竞争。市场犹如大江大河，波涛汹涌。父母自己要会水性，先教孩子在浅水处划水，然后再到水深流急的深水区游泳。放任自由只会令其溺死水中。

美国文化开放进取，略类唐型；欧洲文化内向保守，则近宋型。早先西班牙殖民者追逐贵金属，聚居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东缘——足迹罕至北美腹地，因而才给后来的盎格鲁萨克逊人留下地盘。内战前美国南部与拉美在经济形态上连为一体，皆以奴隶制种植园为特征——前者乃联系市场之资本主义农场，后者则往往带有封建庄园色彩。就政治而言，美南诸州象罗马共和国，拉美则俨然罗马帝国之衰世——直到不久前还是军人专政.政变不断。南北战争之后，美南迅速盎格鲁萨克逊化；近几十年随中南美移民之涌入，拉丁文化又逐渐回潮。

《旧约》注重契约，是部资本主义经典；《古兰经》倡言社会正义，是部社会主义经典。上帝退隐，基督徒才得以发挥商业长才；安拉在位，穆斯林还象中古基督徒。很多原始民族在心理上需要父母照顾，因而选择归依伊斯兰教——唯其如此，他们始终无法长大自立，照顾自家利益。在辛巴达航海的时代，长安、洛阳、扬州、广州等都会随处可见长袖善舞的波斯胡，彼辈略类近世上海滩上的西方冒险家。信仰既深则经商天赋退化矣。现在只听说黎巴嫩人会做生意，不知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

每个社会中人皆具部落民与家庭成员双重身份——当文化年轻时前者重于后者，至其老年则后者重于前者。鲁迅小说描绘了一个毫无公德心与国家观念的病态社会，此乃衰老期之常态。其时若遇外敌入寇，、殷汝耕之流多如过江之鲫。近几十年因革命之洗礼，国人部落意识大为增强，政权传承亦由传子改为传贤。禅让而非民选，头羊领导羊群而非羊群领导头羊——在《尚书》与《日耳曼尼亚志》那里就已预示了现在东西方政治之差异。

俄国人性格粗豪，航天军工发达；日本人感情细腻，精密电子见长。二者皆属偏至性。美国人较为中和，所以样样都很在行。日本人在建造大和、武藏舰时也有粗豪的一面，后因二战之挫折性情大变，好像换了个人。战国时代的田齐也是如此。齐本“东帝”，穷兵黩武几至亡国——在田单复国后变得内向闭锁，淡出了互争雄长的国际角逐。当今安理会的五个核大国都是独当一面的角色，领袖欲强，永远不会将国家安全寄望于他人之善意。日本则不然，低调到略无自己个性。列国结伴而行，放弃核武器者必定跟在后面，而不会抢到前头。经济竞争也是如此。原来日本一路追赶美国，到了齐头并进时就不知如何领导潮流，故而又落到了后面。农人积谷备荒，牧人则逐水草而居——筷子刀叉之别就注定了日本之高储蓄率与美国之零储蓄率。美元就像当日之美洲白银，流至东亚便储存起来。明治维新时日本尚是少年，大清已然老迈年高;现在相反，中国在革命后焕发了青春，日本则步入老年，官僚保守有如满大人。这是身体发育的小周期，一朝一代即有一次轮回;还有一个精神成长的大周期，几千年一轮回——日本正当少儿，中国已至垂暮。所以无论我们的片商如何争气，也无法在动画制作上与东瀛一较高低。

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生活于概念世界，政治家和企业家则生活于现实世界，其佼佼者必有几分原始本能。政治家建立秩序，将人与人争的自然状态压制于雷锋塔下——当此之际，作为次级丛林的市场开始取代作为原始丛林的战场成为人类的竞逐之所。由元而角，由角而分，市场上的搏浪者以货币为媒介精确计算利害关系。他们有时单打独斗，有时结伙相争——后者往往以企业为单位。企业因法权之确立人格化，因而也和生意人一样贪婪不讲道义，永远都在追逐着利润。利润是其赖以为生的食物，得之则生，不得则死。企业或由创意寻到全新的利润空间，或尾随别人之后与之挤占，无利可得又债务缠身的则申请破产，象债奴一样失去了自由。部门经理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企业主管则像头脑一样齐一官感。总揽全局——决策管理无不濡染其人格特质。美国企业所以独步天下，一个原因就是高薪聘请主管，突出其个人作用。我们的国企只是官僚机器，背后没有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可以在不触动产权的情况下封建诸侯——只要按时交纳足额贡赋，受封人可以终身保有企业控制权并享受其收益——贡赋额依分封前企业营收而定。不论人事薪酬还是决策管理都由一个人说了算。中国的问题是只有一个主人翁，精力有限。应有一大批主人翁——国家只要监督这些人，他会替你监督下面的人。其人做不了英明神武的曹孟德，也会做求贤若渴的刘玄德。招聘举荐都可，野心勃勃而又脚踏实地者为上选。事业单位也可分封，于国家有突出贡献者论功行赏，如此必可激励社会人心。顾亭林提倡寓封建于郡县，甚有见地。

宪法阐明一个文化最高的政治准则，并以之为衡规范政府组织以及法津体系。《春秋》、《周礼》、《吕氏春秋》皆可看作类似宪法之王纲。当秦人行将一统天下之际，口不韦曾尝试由“制宪”羁縻这支新兴民族，最终功亏一篑。自汉始有“宪政”，麟经为根本大法。“《春秋》决事”即因子法不得与母法相违。真正的宪法铭刻在一个民族的内心深处，文本不过其借以现身的外衣。当今中国宪法与我们的文化传统多有抵触，只是印刷的文本而已，所以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春秋》大一统，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这句话没有写进宪法，但我们一直将其当作宪法遵守。近代西洋宪法则源于日耳曼传统，因与基督教相合获得了神圣感。英国社会乃征服氏族与土著居民组成的二元社会，是故《大宪章》重在调整上层贵族与国王之关系。国王代表罗马传统，议会则代表日耳曼传统，双方长期相持不下——后者最终借清教革命占了上风。与之不同，美国一开始就是一元社会，部落传统在与古代蛮族生活环境相似的蛮荒之地恢复了自我意识——宪政体制中的总统、参议院、众议院可与酋长、贵族会议、人民大会一一对应。华盛顿不以凯撒为偶像，隔着大西洋，他的心灵终于超脱了罗马文化之磁吸。

思想上的诸子时代与政治上的战国时代相应，思想上的经学时代则与政治上的大一统时代相应。西洋文明之困境就在于哲学突破没有孕育可与《圣经》媲美之经典——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西哲之论著是子书而非经书，勉强当他“经典作家”也只能各领风骚几十年。真正的经典经得起历史长河之淘洗，永远颠扑不破。诸子时代学尚论辩，经学时代学尚诠释。

文化昌盛之时，名言就象海边礁石为意蕴所淹；至其衰落之际，则随思潮之消退水落石出。语言学转向实为不祥之兆，后面往往隐伏黑暗时代。东西方都曾经历黑暗时代——欧洲因希腊古典文化而苏醒，中国因印度大乘佛学而苏醒。一思惟就不致昏昏欲睡。当此之际，没有比论学更重要的了。东西方文化在很多领域正相反对，一居阴极，一居阳极，冥冥中维系着世界之平衡。当今人类面临的危机皆因文化失衡所致。西洋文明霸占了整个太极，只有重振东方文明才能使之自我意识，逐渐返本归位——这是我们东方人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