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编史学变迁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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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简要介绍了和达尔文相关的历史研究从思想史转向社会史、文化史，到语境论的科学史的发展过程，讨论了这一过程中史学思想和研究方式的转变，重点评介了历史学家约翰•格林和罗伯特•杨的主要工作。

关键词：思想史、社会史、文化史、语境论的科学史、约翰•格林、罗伯特•杨

Abstract:ThispaperintroducesthedevelopmentofthehistoryaboutDarwinfromintellectualhistorytocontextualismbriefly,anddiscussesthechangesinhistoriography.John.CGreeneandRobertYoungaretwoimportanthistoriansinhistoryofbiology.Theirmainworksarereviewed.

KeyWords:IntellectualHistory,SocialHistory,CulturalHistory,ContextualistHistoryofScience,John.CGreene,RobertYoung

在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科学史的研究中，对达尔文的历史研究一直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尤其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科学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个是和达尔文相关的生物学的发展，另一个就是卡尔文勋爵（LordKelvin）和麦克斯韦（JamesClerkMaxwell）对物理学的贡献。[1]但随着科学史学家们的工作由思想史转向社会史、文化史，到目前的语境论的科学史，把什么作为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事实，怎样编撰这些历史事实，以及如何对它们做出符合情理的历史解释，对这些史学问题的回答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科学从整体上被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加以考虑，而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则更加注重对社会和文化语境的考察。相应地，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科学史的研究领域在不断扩大，研究工作也变得更为深入细致，这从与达尔文相关的历史研究的发展，如何解释与评价达尔文的工作的演变中就可以看得出来。

一

在20世纪60年代中叶以前，科学史的研究主要是延续和发展由拉夫乔伊（ArthurO.Lovejoy）和柯瓦雷（A.Koyré）开创的思想史的传统，与达尔文相关的研究也不例外。科学史被叙述为独立于人类社会生活之外的思想演变过程，其中对于科学伟人的思想研究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科学的变革通常就是由于他们思想的力量而得以完成。而当时他们对手的思想则被认为是“错误的”，或者被认为在科学史中没有太大意义，不值一提，即使偶尔提及这些人的思想，也只是为了描述一场真理战胜谬误的战斗。至于那些科学伟人生活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通常被看作对他们的思想形成没有多大影响，即使有所描述，也常常被作为接受正确的科学理论的障碍。科学史学家们感兴趣的是内在于科学之中的思想观念的发展，这或多或少仍然被他们作为某种知识和事实不断积累的过程，并独立于当时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状况而存在，于是思想上的联系和断裂不可避免地成为他们考察的核心。可以说，思想史是某种类型的哲学史，类似于德国哲学传统中的精神史（Geistesgeschichte）或观念史（Ideengeschichte）。[2]它的叙述相当清晰明了，但也正因为它的清晰明了，就不得不把历史中参差纷杂的思想作一番挑拣和精炼，自然会是某种或强或弱的辉格史。

自从二十世纪初综合进化论承认和接受了自然选择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在生物科学中获得了胜利，逐步确立了自身在该学科中的统治地位。首先，仍然是一批科学家出于教学的方便，开始编写以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为主导的生物学史，借用历史的方式阐明科学概念，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也建立起一套学术继承的渊源，确立科学研究的传统，进而树立自身的正统地位。为了纪念《物种起源》出版一百周年，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在1960年出版的三卷本的《达尔文之后的进化论》（EvolutionafterDarwin）就是这一类书籍中的集大成者。该书从1956年开始筹备，共挑选了五十五位在生物学、人类学、心理学、天文学、医学、植物学和地质学等诸多领域的顶尖科学家，请他们著文讨论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在过去一百年间对他们各自所从事的学科发展的影响。并于1959年邀请这些科学家召开学术会议，作为在芝加哥大学举行《物种起源》出版百年纪念活动的一部分。[3]可以说，此时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在科学界中已赢得了全面胜利。

受达尔文在自然科学中取得的胜利的影响，历史学家们也开始重视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的研究，到1959年《物种起源》出版百年纪念时，已经有了相当数量的以达尔文为主导线索的生物学史研究著作。该年出版的《达尔文的先驱们》（ForerrunnersofDarwin:1745-1859）就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部。它收录了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观念史俱乐部成员的15篇文章，其中拉夫乔伊的文章就有六篇之多。他的文章梳理了在达尔文以前的思想家诸如布丰、康德、赫尔德、冯贝尔（VonBaer）和叔本华等人对进化论思想的贡献，其他人的文章也都是相当有分量的生物学思想史研究。[4]然而仅仅从文集的标题《达尔文的先驱们》就可以看出，这种梳理是用现代生物学的胜利作为真假判定的依据，拿与达尔文相关与否作为历史研究的选择标准。历史学家的史学立场完全受生物学家的影响，与后者相一致，认为达尔命才是进化论历史的核心，正是由于达尔文的工作把整个生命界纳入了客观科学的研究领域，所以其他思想的重要与否都是由和它之间的关联程度来决定的。

另一部相当重要的著作是约翰•格林（John.CGreene）的《亚当之死》（ThedeathofAdam:EvolutionandItsImpactonWesternThought），也是为了纪念《物种起源》出版一百周年由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出版社赶着出版的。[5]其中尤为有趣的是约翰•格林本来还没有准备好写达尔文，但出版社为了凑百年纪念的热闹，要他加上了关于达尔文的论述。约翰•格林的这本书一出版就引起了重视，现在也已经成了科学思想史中的名著。这本书考察了从17世纪的约翰•雷（JohnRay）到19世纪的达尔文和华莱士的二百多年间，机械自然观是如何取代了“静态自然的观念”（thestaticconceptionsofnature），并进而和“进步的观念”（thenotionsofprogress）结合起来，成为对自然的主要理解方式。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是这一过程发展的顶点，他在进化的过程中引入了或然性的作用，并把整个人类，不论是肉体还是精神都归入了自然之中，使之统统服从于自然法则。[6]后来，在1961年，约翰•格林又出版了一本小书《达尔文和现代世界观》（DarwinandtheModernWorldView），收录了他在莱斯大学的三次演讲。书中讨论了达尔文对于基督教思想的影响，以及他对现代社会理论，尤其是社会进化论的影响。[7]

由于思想史的研究深受“历史的伟人观”（thegreatmantheoryofhistory）的影响，把历史看作是伟大人物的思想传记，着力于对思想本身作哲学分析和历时性研究，所以它的长处在于阐明这些思想，以及它是如何发生与演变的，而对于说明这些思想为何这样发生和演变则往往显得力不从心。进化论思想史的研究也面临着类似的棘手问题：为什么是达尔文奠定了进化论的基础？换句话说，为什么是达尔文提出了自然选择学说？自然选择学说是达尔文思想中最为独树一帜的地方，在他自己看来，他的进化论思想和他的自然选择是不可或缺的。达尔文思想能够成为现代综合进化论的渊源，关键在于现代生物学家们普遍同意和接受了自然选择学说。然而，在维多利亚时期像华莱士、钱伯斯、斯宾塞、赫胥黎等人都是不同意自然选择学说的，至于他的前辈布丰、康德、赫尔德等人更是连想都没有想过，那么达尔文思想的核心部分就似乎是天才的独创，既没有前人可追溯，又没有同仁欣赏。但问题在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在当时何以能够成功，他又怎么会成为当时科学的代表？再进一步，则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为何是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产生?

对这些问题的比较满意的回答，需要摒弃历史研究中由来已久的“历史的伟人观”，认识到伟人并不是独立于历史之外，把自己的思想或行动强加于历史，而恰恰相反，他自身就是历史进程中的产物，是当时的社会环境所孕育出来的。同时，他的思想和行动并不是像柯林武德所假设的思想支配行动那样简单，可以轻易地孤立出思想而不用考虑他的行动和生活，而是处于一种变幻不定、难以琢磨的关系中，与当时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状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要求在历史的解释中，把个人作为社会的组成部分加以考察，研究他与其他社会成员彼此之间的关系，引入对种种社会力量相互作用的分析，简而言之，就是需要一种类似于社会学的解释模式。[8]对于科学史来说，则意味着需要进一步摆脱辉格史观的束缚，拓宽科学思想史的视野，还需要引进社会史的研究视角。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英美史学界中，历史研究的重心开始发生转移，传统的政治史和伟人传记的历史写作方式日渐式微，许多历史学家纷纷著文强调社会史和经济史的重要性，以及需要重新发现普通人在历史中的地位，并且用具体的历史研究亲身实践他们的史学立场。[9]社会史和经济史在六七十年代成为历史研究中的主流。同一时期，科学史中关于内在论和外在论的争论也开始了，这场争论在整个六七十年代一直是科学史学的核心问题，影响着整个科学史的发展方向。[10]受这种大小气候的影响，这一时期研究生物学史的历史学家们也开始引入了社会、文化的分析视角。首先是在思想史研究的内部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松动，某些过去不会被考虑的社会、文化因素被纳入到研究中。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约翰•格林在1981年出版的《科学、意识形态和世界观》（Science,IdeologyandWorldView:EssaysintheHistoryofEvolutionaryIdeas）一书。该书共收录了从1957年到1981年期间，他考察进化论思想史的六篇文章。他通过对孔德、斯宾塞、达尔文、赫胥黎和达尔文主义的历史研究，表明实际上很难在科学、意识形态和世界观之间做出明确划分。这几篇文章把进化论思想放到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下来考察，从而在传统的思想史研究内部打开一个缺口，为后来的进化论历史研究指引了方向。这本书和《亚当之死》一同影响了随后整整一代的进化论史学家。在1987年为了纪念约翰•格林的70寿辰，向他在进化论史研究中的贡献致敬，由詹姆斯•摩尔（JamesR.Moore）编辑了《历史、人性和进化》（History,HumanityandEvolution）一书，收录了13位研究进化论史的主要学者的研究文章，代表了当时进化论史研究的最高水准。[11]

虽然约翰•格林的后学们从他对科学、意识形态和世界观彼此间紧密交织、相互作用的论述中得到启发，不再将它们分离开来加以考察，然而约翰•格林本人作为一位受拉夫乔伊影响颇深的思想史家，他的哲学立场就总体而言却仍是保守的。在他看来，世界观是某一历史时期的思想中最基本的前提假设，意识形态是一些使社会活动和价值判断合法化的思想观念，世界观是可以意识形态化的，意识形态也可以变成某种世界观，但是科学仍然是截然不同于意识形态或者世界观。科学着重于描述和发现自然现象之间的关系，虽然它也是一种人类活动，但它更强调观察的重要性，本身是价值中立的。正因如此，他虽然承认自然选择学说的提出与英国的社会环境和思想状况有联系，但还是坚持认为自然选择学说作为科学理论，源自于达尔文的“真正的科学的洞察力”，而不是当时英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12]

二

英国历史学家罗伯特•杨（RobertYoung）就不同了，他的史学思想和研究方式与以前的美国历史学家像拉夫乔伊和约翰•格林等人有着根本的区别。正如他所说的，“历史学家也是自身时代的产儿”，[13]他的史学思想和研究方式的转变与当时英国历史学界的风气有密切的联系。概括而言，六七十年代的英国史学界有两个主要特征：第一、由E.H.卡尔（E.H.Carr）掀起了以社会史为中心的改革运动，其批评和改革的目标直指以巴特菲尔德(HerbertButterfield)为代表的剑桥历史学界。社会史很快赢得了青年一代历史学家的广泛支持，迅速成为历史研究中的主流。[14]第二、以E.P.汤普森(EdwardPalmerThompson)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占据了历史研究活动的中心，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makingoftheEnglishworkingclass）一书影响了整整一代历史学家对历史的看法，激进的史学思想主导着当时的英国史学。[15]

正是在这一时期，罗伯特•杨开始就读于剑桥大学历史系，随后在那里从事历史研究工作。他逐渐不满于剑桥科学史研究工作的现状，仅仅关注科学思想内部；而且在他看来，库恩的工作对于科学史而言，并没有意味着太多的新东西。受正在兴起的社会史研究路径的影响，他开始考虑在科学史的研究中引入对社会、经济和政治语境的分析。同时，他也不满于当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工作，认为他们的社会史、政治史、经济史和文学史的研究忽略了对于科学和科学自然主义（Scientificnaturalism）影响的考察。他希望能够打破科学史与其他专门史之间的隔膜，把科学活动放回到整个文化之中，考察它与其他人类活动之间的联系。

罗伯特•杨对传统科学思想史的研究展开批判，指出它有两个假定，首先是科学观念和科学发现可以摆脱自身的文化背景而被清晰地分离出来，其次就是非科学的思想对于科学观念的发展影响甚微。在他看来这两个假定都是有问题的，历史与这两个假定恰恰相反。科学活动作为人类活动中的一种，不可避免地与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相纠葛，不可能从广泛的文化背景中完全剥离出来。某一时期科学的、经济的、宗教的、社会的、哲学的、政治的诸种思想是交织在一起的，构成了一个共同的语境。它们彼此之间是相互构成的，没有那一个可以脱离其他而独立存在。因此，应该把科学史和经济史、社会史和政治史等其他专门史结合起来，发展出既考察经济、社会和政治因素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又考察科学因素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中作用的综合史来。[16]

罗伯特•杨认为科学史研究的当务之急是克服科学和社会的两分，解决内在论和外在论之间的争论。受雷蒙•威廉斯（RamondWilliams）文化研究的启发，他提出了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方法。他重新考察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模式，认为必须摒弃庸俗马克思主义的那种单向的和线性的决定模式，而应该充分研究社会经济因素和科学理论之间复杂的相互关联，进而提出某种关于社会经济因素和思想生活之间的媒介理论。他认为在思想史的研究中，对于观念本身以及这些观念是如何制度化的，两者都要重视，不能只是关注前者。研究这些观念时，必须注意它们在当时的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的影响，分析它们是如何维持当时的社会经济关系，并使其合法化的。[17]简而言之，就是要在历史的研究中侧重分析科学思想是如何作为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

从1969年到1980之间，罗伯特•杨发表了六篇关于达尔文、进化论和科学史学的文章，充分展现了他的激进的史学思想和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方法。在1985年，这些文章合集为《达尔文的隐喻》（Darwin’sMetaphor:Nature’sPlaceinVictorianCulture）一书出版。通过这些文章，罗伯特•杨叙述了一场在维多利亚时期展开的关于“人在自然中的位置”（man’splaceinnature）的争论，它涉及到了关于生物学、地质学、心理学、马尔萨斯人口论、自由放任主义、功利主义、自然神学、社会政治改革的种种讨论，而生物学家和地质学家关于进化论的争论只是它的一部分。所有这些讨论共同构成了一个“自然化”（naturalism）和“世俗化”(secularization)的过程；达尔文自然选择式的进化论挑战了人在世界中的特殊地位，把人类降到了与自然中其他动物相等同的位置；地质学则把地球以及动植物种的产生都看作一个自然的过程，而不是上帝创造的结果；自然定律开始被运用于人类社会，灾荒、瘟疫、战争和死亡被马尔萨斯看作像科学定律一样在调节人口增长中发挥作用。罗伯特•杨进而指出当时的英国正在从田园式的、贵族统治的农业社会向城市化的、激烈竞争的工业社会转型，新兴的中等阶级也开始和旧贵族们争夺文化上的霸权，与此相应，由国教教士所掌控的旧意识形态自然神学也就逐渐地为新的意识形态进化论所取代。[18]

对于以前的进化论思想史研究感到棘手的那个问题，既为什么是达尔文奠定了进化论的基础，为什么是达尔文提出了自然选择学说的问题，罗伯特•杨也初步给出了解释，并为进一步讨论这些问题指引了方向。在“马尔萨斯和进化论者们：生物学理论和社会理论的共同语境”（Malthusandtheevolutionists:thecommoncontextofbiologicalandsocialtheory，1969年）一文中，他通过构建生物学理论和社会理论相互交织的共同语境，叙述了从“和谐的自然”向“斗争的自然”的思想转变，从而揭示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和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之间的联系。而在“达尔文的隐喻：自然选择吗？”(Darwin’smetaphor:doesnatureselect?,1971年）一文中，他讨论了人工选择和自然选择之间的类比在达尔文思想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它对达尔文进化论在思想界中传播的影响，表明了当时的科学、自然神学和哲学之间的相互构成的关系。

罗伯特•杨对维多利亚时期科学史的许多论述，现在已经成了科学史学家普遍接受的历史常识，而他的许多猜想也由后来的历史学家作了仔细的研究。例如，科学史中的胜败双方都曾对科学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所以要重视非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家；要分析自然神学和科学思想之间的共生关系，不能简单地把它们描述为真理与谬误之间绝对的对立；应该研究颅相学在维多利亚时期的地位和作用，考察进化论在普通大众中的接受和传播等等。许多目前研究维多利亚时期科学史的重要学者，像詹姆斯•摩尔（JamesMoore）、伯纳德•莱特曼（BernardLightman）、彼得•鲍勒（PeterBowler）、罗杰•史密斯（RogerSmith）、罗杰•库特（RogerCooter）等人都或多或少的受到他的影响。[19]而且罗伯特•杨的影响并不局限在19世纪的科学史研究，研究其他时期科学史的史学家们也纷纷效仿他的研究方式。科学史学家们未必同意罗伯特•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但大都认可了他强调科学的社会语境和政治语境的史学思想和方法。正如约翰•格林所说：“近些年来，科学史更多地转向了由罗伯特•杨激动人心的文章所指引的方向，重视考察科学的社会语境和政治语境，而不是那些由库恩和吉利斯俾所建议的方向。”[20]

三

到了19世纪80年代，英美史学界开始借鉴人类学、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等领域的研究成果，而不再把社会学作为主要借鉴的研究方法，女性史、性别史和文化史逐渐替代了社会史成为主流，在历史研究中出现了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21]与此同时，在科学史中也发生着相类似的变化。随着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发展，以及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等新的思潮涌入科学史之中，科学史的研究领域被重新划分，以往确立的历史事实受到了质疑，曾经的历史结论一再被解构，过去处于边缘的研究开始进入科学史研究的中心地带。科学史研究的语境变得更为丰富多样，出现了像阶级语境、性别语境、帝国主义语境、语言学语境等诸多新的研究方向。对于进化论史的研究也是如此，一方面是把达尔文放到了诸多不同语境的显微镜下作一番考察，另一方面就是重视对非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家像拉马克、钱伯斯等人的研究。

然而随着对达尔文的语境研究越来越深入细化，以及逐渐复原了其他进化论思想家在历史中的地位，科学史学家却发现诸多不同语境下的研究彼此之间难免有冲突，要想把它们统一起来，构成一致完整的历史叙述变得越来越困难。在这种处境下，人物传记的历史写法又重新受到重视，科学史学家们发现它不失为一种把科学融入文化背景的好方法，可以在对科学家一生的描述中，将种种不同的社会语境联系起来，考察它们与科学之间的互动。[22]阿德里安•德斯蒙德（AdrianDesmond）和詹姆斯•穆尔合著的《达尔文传》（Darwin）就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本。作者在对达尔文一生的详尽叙述中，把他和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联系起来，植根于英国文化之中，刻画为维多利亚时代的产物。[23]

从诺拉•巴洛（NoraBarlow）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编辑达尔文的著作，对达尔文和进化论史的研究已经持续了七十余年，这期间如何解释和评价达尔文的工作，怎么写进化论史，都有了相当大的变化。现在的科学史学家已经不再受现代生物学家的影响，简单地围绕着达尔文来叙述进化论史。达尔文不再有以往科学革命伟人的形象，那场达尔命也被质疑是否曾经发生过。而进化论的思想也是多种多样的，它们与当时的神学和哲学紧密交织在一起。为了考察科学与文化的其他部分之间的联系，科学史学家分离出一个又一个的语境来，对越来越细微的事件知道的越来越多，然而整体的历史图景却因此变得模糊。语境论的科学史研究使达尔文和进化论日益丰富多样，但也让人做出某种评价和概括更为困难。也许这正是历史的意义所在，不断地丰富和深化人对过去的理解。

[参考文献]

[1]BernardLightman,ed.,VictorianScienceinContext,Chicago: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97,p.3.

拉夫乔伊所开创的历史研究传统，更确切地应该称为观念史（thehistoryofideas）。在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他选用了观念史的名称来标明他特有的历史研究路径，即从复杂的学说和理论中提炼出构成它们的观念单元（unit-ideas），进而研究其在历史中的演化和变迁。通过他的众多学生，以及他在1940年创立的学术刊物《观念史》（JournaloftheHistoryofIdeas），他的研究方式影响了该领域几乎整整一代的历史学家。本文一概称为思想史，一方面是为了行文方便，另外也有其他方面的考虑。从语义上讲，思想史自然可以涵盖观念史，但它更强调了自身关注的是人类活动的一个方面——思想活动，就像经济史、政治史关注的是人类的经济活动或者政治活动。这样就避免了通常对观念史的一些批评。目前该领域的历史学家大多采用思想史来界定自己的工作；另外，就历史研究本身的发展而言，拉夫乔伊以后该领域的历史学家们在继承他衣钵的同时，不再把思想研究的对象限定为观念单元，并且加进了对于社会、经济和政治等因素的考虑。但他们往往认为这些因素对思想活动的影响极为有限，对于思想史的解释来说并不重要。

[2]JulietGardiner,ed.,WhatisHistoryToday?MacmillanEducationLtd,1988,p.106.DavidCannadine,ed.,WhatisHistoryNow?PalgraveMacmillanLtd,2002,p.117.

[3]SolTax,ed.EvolutionAfterDarwin,VolumeI,TheEvolutionofLife,Chicago: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60,p.v.

[4]BentleyGlassandOwseiTemkin,ed.,ForerunnersofDarwin,1745－1859,Baltimore:TheJohnsHopkinsPress,1959,p.v.

[5]JohnC.Greene.TheDeathofAdam:EvolutionandItsImpactonWesternThought,Ames,Iowa:TheIowaStateUniversity,1959

[6]JamesR.Moore,ed.,History,HumanityandEvolution,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89,p.26,p.355,p.406-407.

[7]JohnC.Greene.DarwinandtheModernWorldView,BatonRouge:LouisianaStateUniversityPress,1961,p.vii.

[8]E.H.Carr.WhatisHistory?PALGRAVE,2001,p.39,p.46-49.DavidCannadine,ed.,WhatisHistoryNow?PalgraveMacmillanLtd,2002,p.2,p.113-115.

[9]E.H.Carr.WhatisHistory?PALGRAVE,2001,p.xxxvi-xxxviii.PeterLambertandPhillippSchofield.ed.,MakingHistory,Routledge,2004,p.109-113

[10]StevenShapin.“DisciplineandBounding:TheHistoryandSociologyofScienceasSeenthroughtheExternalism-InternalismDebate.”HistoryofScience,Vol.30(1992),p.333-369.

[11]JamesR.Moore,ed.,History,HumanityandEvolution,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89,p.vii-viii.

[12]JamesR.Moore,ed.,History,HumanityandEvolution,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89,p.3-9.

[13]RobertYoung.Darwin’sMetaphor:Nature’sPlaceinVictorianCulture,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5,p.171.

[14]E.H.Carr.WhatisHistory?PALGRAVE,2001,p.xxxviii.DavidCannadine,ed.,WhatisHistoryNow?PalgraveMacmillanLtd,2002,p.4.PeterLambertandPhillippSchofield.ed.,MakingHistory,Routledge,2004,p.143.

[15]PeterLambertandPhillippSchofield.ed.,MakingHistory,Routledge,2004,p.182-183.

[16]RobertYoung.Darwin’sMetaphor:Nature’sPlaceinVictorianCulture,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5,p.23-24.

[17]RobertYoung.Darwin’sMetaphor:Nature’sPlaceinVictorianCulture,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5,p.202-219,p.237.

[18]RobertYoung.Darwin’sMetaphor:Nature’sPlaceinVictorianCulture,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5,p.240.

[19]FrankM.Turner.“ReviewedWork:Darwin’sMetaphor”,Isis,Vol.77(1986),p.727-728.

[20]JamesR.Moore,ed.,History,HumanityandEvolution,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89,p411.

[21]DavidCannadine,ed.,WhatisHistoryNow?PalgraveMacmillanLtd,2002,p.viii-ix.PeterLambertandPhillippSchofield.ed.,MakingHistory,Routledge,2004,p.144-145.

[22]JulietGardiner,ed.,WhatisHistoryToday?MacmillanEducationLtd,1988,p.79.DavidCannadine,ed.,WhatisHistoryNow?PalgraveMacmillanLtd,2002,p.7-8.

[23]AdrianDesmondandJamesMoore.Darwin,London:W.W.Norton&Company,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