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们认知形象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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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鲁迅逝世后，在延安多次公开评价鲁迅，成功地塑造了延安的鲁迅形象，并使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意识形态的建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延安知识分子乃至中国革命文化的重要精神符号。

[关键词]延安；；鲁迅形象；知识分子；文化符号

Abstract：AfterLuXunpassedaway，MaoZedongpubliclyappraisedhimformanytimesinYan’an，successfullyportrayingtheimageofYan’an’sLuXunandmakingthisimageplayavitalroleintheideologicalconstructionoftheNewDemocraticRevolutionandbecomeanimportantculturalsymboloftheintellectualsinYan’anandevenoftheChineserevolutionaryculture.

Keywords：Yan’an；MaoZedong；LuXun’simage；intellectual；culturalsymbol

1936年10月19日凌晨5时25分，鲁迅先生在上海病逝。消息传出，举国同悲。当时，身在上海的冯雪峰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与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等组成了治丧委员会，了讣告。的名字也列在治丧委员会名单里。紧接着，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出3份电报：一份发给许广平，一份给南京国民政府，还有一份《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3份电文均对鲁迅作出了相当高的评价，称他为“我国文学革命的导师、思想界的权威、文坛上最灿烂光辉的巨星”、“最伟大的文学家，热忱追求光明的导师，献身于抗日救国非凡的领袖，共产主义苏维埃运动之亲爱的战友”、“对于我中华民族，功绩之伟大，不亚于高尔基之于苏联”[1]。同时，经倡议，中共中央在延安创办了以鲁迅名字命名的文化教育单位：鲁迅艺术剧院、鲁迅师范学校和鲁迅图书馆。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还代表全国人民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将鲁迅先生遗体举行国葬，并付国史馆列传；改浙江省绍兴县为鲁迅县；改北平大学为鲁迅大学，设立鲁迅文学奖金奖励革命文学；设立鲁迅研究院，搜集鲁迅遗著，出版鲁迅全集；废止一切禁止鲁迅先生生前言论、出版自由的法令等8项建议[1]。

一

随着一系列纪念活动的展开，先后发表关于鲁迅的谈话。从1937年到1942年5年的时间里，先后多次公开评价鲁迅，它们构成了的鲁迅观，使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塑造的鲁迅形象。

第一次正式评价鲁迅是在1937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当时“七·七事变”刚爆发不久，国难当头，为了抗日大业，国共两党再度携手，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此时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团结各民族、各阶层人民共同抗日，以争取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而被称为“民族魂”的鲁迅先生无疑是凝聚全国人民抗敌御侮的光辉旗帜。10月19日，应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之邀，为陕北公学学生作了一次演讲。演讲记录由陕北公学第一期学员汪大漠整理，发表在胡风主编的《七月》杂志上，题目为《论鲁迅》。在这篇文章中，给予鲁迅很高的评价，称他为“民族解放的急先锋”、“中国的第一等圣人”，他“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化的”，并着重提出了“鲁迅精神”，同时总结了它的3个特点，即“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而且最后总结道：“我们纪念鲁迅，就要学习鲁迅的精神，把它带到全国各地的抗战队伍中，去使用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2]。

1938年4月，“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成立。此前中共已开办了培训军事干部的抗日军政大学和培养政治干部的陕北公学。“鲁艺”的成立表明，中共急需培养一批新的艺术人才。亲自领衔发起创办“鲁艺”，以示对文学艺术及人才培养的重视。1938年4月28日，在“鲁艺”开学后的第18天，来到“鲁艺”，为学员作了一次演讲。在这篇讲话中，重点提出了“鲁迅的方向”，他说：“艺术上每一派都有自己的阶级立场，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劳苦大众方面的，但在统一战线原则之下，我们并不用马克思主义来排斥别人。排斥别人，那是关门主义，不是统一战线。但在统一战线中，我们不能丧失自己的立场，这就是鲁迅先生的方向”[3]。号召“鲁艺”所有学员都要遵循鲁迅先生的方向。

1938年5月，接见了徐懋庸，此时徐已来到延安两个多月。和徐懋庸主要谈了“两个口号之争”的问题。在谈到徐懋庸和鲁迅的冲突时，提出“要尊重鲁迅”，并进一步强调“鲁迅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旗手”(注：详见徐懋庸《徐懋庸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04页。关于鲁迅是“旗手”的说法，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唯一的一次。1936年4月，曾经对离开延安远赴上海的冯雪峰说：“先生是一面抗战的旗帜，一定要团结好他。”1940年1月在边区文协作《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讲演时指出，鲁迅是中共领导的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

对鲁迅最经典的一次论述出现在1940年1月9日。这一天，他在边区文协作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著名演讲：“……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注：详见《新民主主义论》(原题《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载于1940年2月15日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同年2月20日在延安出版的《解放》第98、99期合刊登载时，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出自《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8页。)。短短一段话，用了4个“伟大”，9个“最”，还有“旗手”、“主将”、“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民族英雄”、“方向”等来形容鲁迅。

1941年，延安掀起了整风运动。1942年2月8日，指出“党八股也就是一种洋八股。这洋八股，鲁迅早就反对过的”[4]。还把经他亲自审阅编定的《宣传指南》发给每个与会者，要求大家认真学习。这本小册子包括4篇文章，即《联共(布)党史简本》中讲列宁怎样宣传的部分，季米特洛夫的一个报告的摘文，鲁迅的《答北斗杂志社问》，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的一部分。在这里，把鲁迅的作品和无产阶级领袖的作品并列起来。

1942年5月2日，在杨家岭做关于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报告，他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即手里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5]。在中央学习组的报告中，又强调说：“文艺是一支军队，……鲁迅、高尔基就相当于总司令”[6]。在论述个人与群众的关系问题时，引用了鲁迅的诗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并指出，“千夫”是指敌人，而“孺子”则是指“人民大众”；在回应“杂文时代”与“鲁迅笔法”时，指出，鲁迅的冷嘲热讽的杂文笔法只适合“黑暗的国统区”，而不适合“光明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抗日根据地”；在论及“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时，引用了鲁迅的话：“……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5]。

通过这些评价，我们可以看到着力建构的鲁迅的形象：文化战线上一名坚决拥护中共领导和统一战线政策、一心为工农大众、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怀和韧性的战斗精神的革命战士。

二

从1937年到1942年，先后7次公开评价鲁迅，次数之多、评价之高，都是罕见的。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去建构鲁迅的形象?

首先，鲁迅是对抗国民党文化“围剿”的一面重要旗帜。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国民党政权的疯狂迫害和血腥镇压下，中国共产党的处境一直非常艰难。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不仅进行军事围剿，而且进行文化围剿，而鲁迅却一直不遗余力地批判国民党政府的文化政策。他的文章“像匕首一般”插入当局的心脏，成为国民党政府推行反动文化政策的极大障碍。而对于共产党，鲁迅不仅同情，而且是支持的。鲁迅与中共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都有很深的交谊。他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经多次帮助过共产党，而“九·一八”事变后目睹国民党的腐败与对日的软弱妥协以及与之相反的共产党的积极抗日，鲁迅在思想上更加向中共靠拢。1936年是鲁迅与中国共产党“走得最近”的一年。1936年春，在闻知中共东征胜利后，鲁迅不顾个人安危，与茅盾联名给中共发贺信，郑重表示拥护中共的抗日救国大计，并且高度评价红军东征的英勇斗争。他甚至高呼：“中华苏维埃政府万岁”、“中国红军万岁”[7]!1936年4月，冯雪峰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到上海面见鲁迅，希望通过鲁迅恢复与上海地下党的联系，并请鲁迅帮助在上海建立秘密电台，与救国会等爱国组织建立统战关系。冯雪峰多次与鲁迅深谈，据冯雪峰回忆，鲁迅在与他的谈话中曾经多次肯定。如4月25日夜，鲁迅曾对冯雪峰说：干革命，总是人多一点好。我想过了：M(鲁迅对毛的代称)的政策是对的[8]98。还有一次，在他们谈过中共与以后，鲁迅在沉默了一阵后，忽然说：“我想，我做一个小兵还是胜任的，用笔”[8]98!1936年夏，鲁迅发表了《答托洛茨基的信》，在信中，他怒斥了托派的言行，并且郑重表示：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9]。在这里，鲁迅所指的“为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显然是指中国共产党和。1936年秋，鲁迅又发表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在文中，鲁迅表示坚决拥护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所以这政策在我是认为非常正确的[10]。

其次，鲁迅是中共凝聚全民族抗战的重要旗帜。鲁迅生前对帝国主义恶势力口诛笔伐，他不仅“用他那一枝又泼辣，又幽默，又有力的笔，……去画出了丑恶的帝国主义的鬼脸”[2]，而且痛斥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揭露当局瞒和骗的拙劣表演以及贪官污吏发国难财的卑劣行径。他攻击浪费民族力量、阻碍民族抗战的一切黑暗和愚昧，他支援正义的学生运动，拥护中共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凸显鲁迅“民族英雄”的形象，使鲁迅的战斗精神和献身民族解放的牺牲精神深入人心，这可以使更多的人在鲁迅的影响下积极投身革命，而且还可以使中共在与国民党的对抗中占据道义的制高点。

第三，鲁迅是进行文化整合，推行新民主主义文化政策的重要旗帜。红军长征结束到达陕北后，延安涌进大量知识青年，民族文化建设的任务被提上议事日程。如何在延安进行文化建设，这是必须思考的问题。早在1936年11月22日中国文艺协会成立时，就指出：“现在我们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了，我们要文武双全。……要文武两方面都来。要从文的方面去说服那些不愿意停止内战者，要从文的方面去宣传教育全国民众团结抗日”[11]。延安时期是读书较多、著述颇丰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他广泛收集并潜心攻读马列主义的书，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原著和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的著作。同时，他还系统阅读了鲁迅的著作，但由于延安环境封闭，鲁迅的著作很少，而且非常零散，为不能系统阅读鲁迅著作而感到苦恼。1938年1月，在给艾思奇的一封信中写道：“我没有《鲁迅全集》，有几本零的，《朝花夕拾》也在内，遍寻都不见了。”[12]1938年8月，得到了一本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在上海编辑出版的《鲁迅全集》，他如获至宝，经常秉烛夜读。1940年，在大量阅读和思考的基础上，写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文，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

第四，鲁迅是改造延安知识分子的重要旗帜。1937年以后，大批青年知识分子涌向延安。据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统计，1938年5月至8月，经该处介绍赴延安的知识青年有2288人，全年共计有1万多名青年从这里获准去延安。到1943年12月为止，共有4万多知识分子来到延安[13]。而这些奔赴延安的知识分子，除个别人因名气较大由延安指名调入之外，绝大多数为一般的左翼青年知识分子，身上带有“小资产阶级的气息”，必须尽快革掉这些青年知识分子头脑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使他们尽快认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意识。为延安知识界树立的典型便是鲁迅一个“严于‘解剖’自己，自觉改造主观世界”，“由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的人。他塑造了鲁迅形象，使之成为中共文化政策乃至整个革命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

其实，鲁迅的文化品格具有复杂的内涵，所塑造的鲁迅形象，凸显了鲁迅精神的有些方面，同时也忽略了鲁迅的某些品质，至少有两点值得一提。

一是鲁迅的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鲁迅是个彻底的怀疑主义者，他曾说：“我的习性不大好，每不肯相信表面上的事情”，常有“疑心”[14]。他借“狂人”之口问道：“从来如此，便对么?”[15]在别人对传统文明大唱赞歌的时候，他怀疑传统文明的核心价值：“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阔人们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筵宴的厨房”[16]。在新文化运动先驱们大力宣传西方近代文明的时候，他质疑西方的物质文明以及“民主”、“平等”等理念：“物质果足尽人生之本耶”?“将以富裕为文明欤”?“众庶果足以极是非之端耶”[17]?“所谓平社会者，大都夷峻而不湮卑，若信至程度大同，必在此进步水平之下。况人群之内，明哲非多伧俗横行，浩不可御，风潮剥蚀，全体以沦于凡庸”[17]。他曾倾心于苏联式的革命，认为革命可造就一个新社会，但不久就对革命以及革命造就的新社会发生了怀疑：“不知道这‘新的’该是什么，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来以后，是否一定就好”[18]。尤其是在革命文学论争以及左翼文艺运动中，他看到了“革命者”“让人死而不是让人活”的霸道以及“奴隶总管”的专制，认识到任何庄重的经书都有被念歪的可能，这更加深了其怀疑与警觉。与怀疑相伴而生的便是批判。鲁迅终生都是一个批判者，他批判封建的礼教制度、家族制度、等级制度，批判传统文化的那种保守、消极、中庸、忍让、迷信的方向与精神，批判国民的劣根性，他几乎把毕生精力都放在国民性改造上。

二是鲁迅的个性主义，即个性独立、个性自由的思想。鲁迅的个性主义可以追溯到他早年的“立人”主张。“立人”是贯穿鲁迅一生的重要思想，它形成于鲁迅的青年时代，是综合吸收了多种外来思想，如进化论、自由意志说等，和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形成的一种人学思想，其实质在于追求个体生命的独立自由，即“尊个性而张精神”。在这里，鲁迅要立的“人”不是抽象的，不是国家、民族的附属物，而是具体的，是独立自由的生命个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猛烈批判奴性，批判培养奴性的传统文化，批判吞噬个体肉体和精神生命的封建制度。他自觉保持自己的独立个性和人格，警惕着成为“奴隶”的可能。这在他对“革命”的态度上有着很好的体现。他在《<阿Q正传>的成因》一文中说：“譬如一匹疲牛罢，明知不堪大用的了，但废物何妨利用呢……但倘若用的我太苦，是不行的，我还要自己觅草吃，要喘气的工夫；要专指我为某家的牛，将我关在他的牛牢内，也不行的，我有时也许还要给别家挨几转磨……”[19]他十分警惕某些“革命者”打着“革命”的旗帜来奴役别人的行径。他说：“那些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因为他们巧妙地格杀革命的民族的力量，不顾革命的大众的利益，而只借革命以营私”[20]，他认为这是一种“新奴隶主义”，而那些所谓“革命者”则是不折不扣的“奴隶总管”。

在的鲁迅形象塑造成功之前，延安存在另外两种版本的鲁迅形象：一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国际派”所塑造的鲁迅形象；另一种是以萧军、丁玲、王实味为代表的一部分延安知识分子所塑造的鲁迅形象。

王明在莫斯科得到鲁迅逝世的消息后，写了一篇文章纪念鲁迅。这篇文章题名为《中国人民的巨大损失》，后来收入《鲁迅新论》(香港新闻出版社1938年版)一书。其中，王明多次将鲁迅称为“中国的高尔基”。他说：“‘中国的高尔基’死得太早了!直到临死的这一天，他还没有遇到他想什么就说什么和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的环境，他知道在世界上有一个国家里，他可以言所欲言和行所欲行，但他为病和各种关系，直到死时未能实现到那里去参观的愿望；同时，他知道在中国境内也有了一个地方，他可以在那里享有苏联政府尊敬高尔基一样的荣誉，但他知道黑暗势力绝不让他能够到那里去。”[21]272王明还提到了世界各地对鲁迅的哀悼：“鲁迅的逝世不仅在苏联，而且在法国、美国的进步作家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巴黎全世界拥护文化协会代表全世界先进作家致电吊唁。”[21]7由此，我们看到的鲁迅是一个对苏联充满向往和憧憬的具有国际主义情怀的伟大作家。与王明有相似理解的还有萧三。萧三在鲁迅逝世一周年之际写了《纪念鲁迅》一文，该文后来也收入了《鲁迅新论》一书。这篇文章有12个小标题，其中第9～12个小标题分别是：鲁迅苏联的好朋友；鲁迅外国文学、尤其是苏俄文学的介绍者；鲁迅国际主义者、帝国主义战争的反对者、反法西斯勇士；鲁迅中国的高尔基[21]273-274。显然，萧三也着重强调了鲁迅与苏联的友谊以及他的国际主义情怀。

在延安知识分子中，以萧军、丁玲、王实味等人为代表，张扬了鲁迅的怀疑与批判精神，掀起了一股“暴露黑暗”的杂文风潮。在他们看来，怀疑与批判精神是鲁迅精神的重要一翼，而杂文则是最有力的批判武器，因此，要继承鲁迅精神，写作批判杂文是最好的方式之一。在纪念鲁迅逝世5周年大会上，丁玲提出：“学习继承鲁迅先生所使用过的武器‘杂文’来团结整齐大家的步骤，促进延安社会的进步”[22]。几天以后，她又发表了《我们需要杂文》，号召延安的知识分子不要放弃杂文这一武器。作为鲁迅学生的萧军更是在延安大力提倡批判精神，他认为只有继承鲁迅的批判精神，才会有助于“中国新文化的开展与提高”。在萧军1941年9月19日的日记中，他把“发起文艺月会，团结延安作家，提高批评风气”[23]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成就。在丁玲、萧军的影响下，以《解放日报》为阵地，很快刊出了一批批判延安社会的杂文，主要有：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萧军的《论同志的“爱”与“耐”》、《杂文还废不得说》；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嚣张录》；王实味的《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等。在这些知识分子看来，他们高扬鲁迅的批判精神，就是沿着鲁迅的道路前进。

鲁迅形象的不同，反映的是文化观念乃至政治观念的差异。要在延安建构新民主主义文化意识，要将人们的思想纳入到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轨道中来，就不得不对上述两种鲁迅形象进行改造和处理。1941年开始，发动了整风运动，目的是彻底清算长期统治党的“左倾机会主义”，并通过整顿“三风”来达到全党思想的统一。王明在整风运动中受到了严厉的批判，政治地位迅速下降，影响力越来越小。随着他在政治上的“失势”，他所塑造的鲁迅形象也就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另一方面，丁玲等人所颂扬的鲁迅精神也被否定。1942年5月，批评了延安需要“鲁迅杂文”的说法，他说：“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也需要尖锐地嘲笑法西斯主义、中国的反动派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事物，但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一样。我们可以大声疾呼，而不要隐晦曲折，使人民大众不易看懂。如果不是对于人民的敌人，而是对于人民自己，那末，‘杂文时代’的鲁迅，也不曾嘲笑和攻击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杂文的写法也和对于敌人完全两样”[5]。

经过整风运动，延安知识分子完全认同了的鲁迅形象，不遗余力地阐释这个形象。萧三曾经将鲁迅“苏联化”和“国际化”，但在1939年回到延安后，他很快便抛弃了自己的“鲁迅观”，转而积极阐释的鲁迅形象。他在延安写过多篇纪念鲁迅的文章，其最大的特点便是对鲁迅的解读严格限制在论鲁迅的框架以内。1942年鲁迅逝世6周年纪念大会恰逢运动，萧三写了《整风学习中读鲁迅》一文。萧三说，鲁迅是一个“只有正风，没有邪风、歪风的，非常正派的‘完人’”，“假如鲁迅今天还在，他无疑地是我们整风运动中的一员健将”[24]。1945年，萧三又写了《学习七大路线祭鲁迅六十五岁冥寿》一文，论证了赞扬鲁迅为“党外布尔塞维克”的正确性。徐懋庸在左联时期曾经得罪过鲁迅，遭到鲁迅的痛斥。整风运动期间和之后，他也积极地阐释的鲁迅形象，他注释了鲁迅的《阿Q正传》、《理水》、《拿来主义》等作品，他对这些作品的阐释，“字里行间无不弥漫着一种鲁迅后期创作预言了话语的真理性……的暗示”[25]。比如他注释《阿Q正传》中的“假洋鬼子”，便说“假洋鬼子”只会装腔作势，用老百姓不懂的洋话吓人，这有力地证明了的著名论断：知识分子最无知识。在他对《理水》的注释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主观主义’、‘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倾听群众意见’等喜欢并赋予了新的意识形态含义的字眼”[25]。除了萧三和徐懋庸，延安的其他一些知识分子也对阐释的鲁迅形象表现了极大热情。而这些纪念鲁迅的文章几乎都是一个模式，“到处都是‘战士’、‘民族英雄’等字眼”[26]。延安知识分子对的鲁迅形象的积极阐释，一方面进一步确立了它的唯一性与标准性；另一方面，他们也加深了对这个形象的认同，并且以此为参照，不断地反省与改造自己。

在时代，鲁迅形象是一个单一的革命文化符号。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方针的确立以及此后国家文化政策的逐步调整，随着文艺界、学术界的逐步解冻与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一符号逐步走向解体和重塑，鲁迅形象才又逐步趋于多元化。这是当代政治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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