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宗教政策50年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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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关心的是50年来中国宗教政策之演变。“演变”是有的，但长期稳定的政策主要有两条：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坚持独立自主办教。有朋友问，主张无神论的共产党执政，尊重宗教信仰自由是真实的吗？在扩大对外开放的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办教还有必要吗？欲答此问，就不能不涉及作为这50年的“历史文化背景”或“准备阶段”的前50年；不能不研究在中华民族积贫积弱、备受欺凌，奋起抗争、翻身解放，改革发展、争取复兴的百年历史进程中，中国宗教如何走过它的百年行程，如何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完成其自身的变革。在这个背景下考量宗教政策的根据、得失，较为客观和公正。

两个特征

回首千年，中国宗教的特征不止两个。例如，在世界四大古文明（埃及、古巴比伦、中华、印度文明）中，唯有中华文明从未被外来文化中断，中国宗教特别以爱国为荣；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全国性的政教合一政权，中国宗教习惯以社稷为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中国宗教自然以“和合”为贵；中国是礼仪之邦，中国宗教大都以伦理为重。

但回顾百年，中国一度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半封建”使中国宗教凸显“封建宗法性”特征，“半殖民地”则使中国宗教突显“洋教”特征。

这里所论及的“中国宗教”，包括中国本土产生的道教，也包括先后传入中国，已有悠久历史，并为中国文化所接受和包容的世界三大宗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Christianity，国内习惯分为基督教[Protestantism]和天主教[Catholicism]）。至于“宗法性传统宗教”、“儒教（孔教）”、民间信仰、新兴宗教等，是否属于“宗教”或“主流宗教”范畴，历来争议甚多，见仁见智，应作“中国宗教”之特例而非通例，另予专题讨论。

这里所论及的“中国宗教”，也不涉及港、澳、台宗教。香港作为“一国两制”下中国的特区，作为开放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其宗教的特征如何判定，香港的学者自有高见。香港的宗教与社会相适应的经验，值得内地比较研究和参考。故也须另予专题讨论。

站在20世纪门槛的中国传统宗教带着“封建宗法性”特征。中国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政治制度和社会体制??宗法制，源远流长。中国人对万物和人生本源的基本看法是“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礼记》），基本信念是敬天法祖，报本答愿的方式是祭天祭祖，由此演化出一套统治制度和伦理秩序。到了封建社会，就形成了封建等级社会固有的“封建宗法性”特征。这个特征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政治、制度层面，包括维系封建统治的“神权”制度；二是伦理、文化层面，包括维系社会关系的礼仪习俗。费正清认为这种“制度和文化的持续性，曾经产生了体现为气势澎湃和坚守既定方针的惯性”。马克斯?韦伯把中国形容为“家族结构式的国家”，把儒学列为“清醒的宗教”，把中华民族称为“未醉的民族”，认为中国宗教“就其意义而言是面向今世的”。梁漱溟则认为中国“以宗法组织社会，以伦理代替宗教”。在这种强大的惯性中，中国文化以儒学为支柱，中国宗教“儒释道”相浸染，都打上了“敬天法祖重社稷”的烙印，强调维系现存世界，并理性地适应现存世界。具有“封建宗法性”特征的文化，对外来文化“食而能化，化而能食”。外来宗教也只有尊重和适应这种特征，才能在中国立足。

佛教在传入的初期，曾有过“沙门不敬王者”的傲骨。但很快发现，不敬天法祖、敬重皇权，行不通，遂强调佛教信徒要忠君孝亲，做“顺化之民”。

基督教长期影响和塑造了西方的社会和文化，但在中国竟然“水土不服”。康熙时期，因罗马教廷不允许中国教徒“尊孔祭祖”而爆发“礼仪之争”，导致“百年禁教”。

正如潘光旦说：“同一为外来宗教，何以基督教不生根而佛教生根了呢？”这是“因得土地之宜，其滋生发育也就比较的自然。”“这不一定指基督教自身是一股祸水；不过说，一个种子??也许是好种子??种得不得水土之宜，就结成恶果了。”

“宗法性”使宗教突出了入世性、世俗性和伦理性，有其文化的意义；但“封建宗法性”却使宗教沦为封建制度的卫道士，却并非都结“善果”。在西藏，藏传佛教与封建农奴制结合形成的政教合一制度，残酷野蛮。在西北，“万物非主、惟有真主”的伊斯兰教，与地主制度结合形成的“门宦”制度，却产生了若干对教民有生杀予夺大权的“教主”。

随着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宗教又多了个“洋教”特征。中国在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屈辱中走进了20世纪，面临着天崩地解的大变局。“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中国传统宗教在国难当头和中西文化冲突的夹缝中挣扎，这时基督教（Protestantism）和天主教（Catholicism）却大规模传入中国。一个本来是传播福音的宗教，却不幸成为侵略者的工具，“如来佛是骑着白象来到中国的，耶稣基督却是骑在炮弹上飞过来的。”（蒋梦麟语）一个宣扬爱人如己的宗教，却倚恃“治外法权”的庇护走向了它的反面。“一切传教士都从鸦片战争和随着中国的失败而签订的诸条约和法令中，获得了利益和好处。”（鲍特?怀特语）有的传教士竟然参与贩卖鸦片，掠夺地产，借教肆虐。而教民则“以入教为护符，尝闻作奸犯科，讹诈乡愚，欺凌孤弱”。被欺压的百姓欲告官问罪，但“外国人因享有治外法权而不受中国法庭的处理。”（刚恒毅语）“凡教中犯案，教士不问是非，曲庇教民；领事亦不问是非，曲庇教士。遇有民教争斗，平民恒屈，教民恒胜。教民势焰愈横，平民愤郁愈甚。郁极必反，则聚众而群思一逞。”（曾国藩语）百姓愤言：“不下雨，地发干，全是教堂遮住天”！终于忍无可忍，爆发“教案”，据统计，近代以来达600多起。到了20世纪20年代，这种抗争又在知识阶层以理性的、有组织的方式持续展开，如非基督教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运动、收回教育权运动等。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具有这两个特征的中国宗教，曾经被统治阶级控制和利用，起过消极作用。国内封建地主阶级、领主阶级以及反动军阀和官僚资产阶级，主要是控制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的领导权；外国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势力，则主要是控制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教会。

革新尝试

对“封建宗法性”特征的挑战，始于“”后一代代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首当其冲是针对其政治、制度层面，力图摧垮宗教天命论对“君权神授”的维护。他们引进西方的自然科学和人文学说，其中包括启蒙宗教学说，来审视中国的封建社会及其传统文化和传统宗教，从而逐渐兴起各种“新学”。他们认识到，如欲救亡图存，必需变法图强；欲革封建君权，必革封建神权。“五四”时期的蔡元培，还提出过要“以人道主义去君权之专制，以科学知识去神权之迷信”的主张。他们苦心孤诣的呐喊，有如“更残漏尽，孤雁两三声”。但在寻求民族独立和复兴的神圣祭坛前，呼喊与抗争之声始终不绝于耳。人们听到了弘一大师“念佛不忘救国”的怒吼，看到了茅山道士“上马杀敌，下马学道”的身影，以及回民支队纵横驰骋英勇抗日的壮举。

对“洋教”特征的挑战，始于中国天主教和基督教中的有识之士。在“”中，津、沪等地的爱国神父、教徒和教会学校学生提出了改变中国天主教会殖民地体制的要求。马相伯等人主张由中国主教主持教区教务，反对在修院教育中轻视中国文化的倾向。此后，罗马教廷不得不批准中国教团采取了一些将天主教“中国化”的措施。

基督教发起了“本色教会运动”，“一方面求使中国信徒担负责任，一方面发扬东方固有的文明；使基督教消除洋教的丑号”（诚静怡语）。“跟着这个口号同时被提出来的，就是‘自治、自养、自传’”（吴耀宗语）。1903年，上海牧师俞国桢主张“有志信徒，图谋自立、自养、自传……绝对不受西教会管辖"；1906年，他依靠中国信徒创办中国耶稣教自立会。一时间，各省华人基督徒纷纷响应，要“为国家争人格，为教会争人格，为基督徒争人格"。（《生命》第五卷第九期，1925年）一些普通信徒也痛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若有爱国之心，就应该自立"。（1928年《中国基督教会年鉴》）

天主教的“中国化”和基督教的“本色教会运动”，从文化层面来讲，都企图寻求与儒学的共同点，“洗刷西洋的色彩”，进行所谓“儒化基督教”、“孔子加耶稣”的尝试。但深受殖民主义压迫的中国人民，对作为殖民主义附庸的“洋教”深恶痛绝。这些革新尝试就于大局的改观无补，“时代是不许可这个运动得到多大成功的。”（吴耀宗语）

中国宗教的新生，有待于整个社会翻天覆地的变革。

走向新生

1949年新中国建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终结。蓄势已久的中国宗教的自我革新，在新中国、新社会再度爆发了。

基督教、天主教走上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河南洛阳解放后，信徒“真像是如鱼得水，如鸟腾空的欢欣鼓舞，立刻再起来提出自立”。（《天风》242号，1950年）上海刚解放，就有教徒投信报馆，要求“把那些以传教为名，以侵略为实，挂羊头卖狗肉的宗教贩子赶出中国去”，主张“中国教徒应自行以民主的方式，组织国人自治教会。”（上海《大公报》，1949年6月17日）

1950年春，吴耀宗等组团访问各地教会后，与京、津部分教会人士谒见政务院总理，三次长谈。当吴耀宗等把多年来基督教所提倡的“自治、自养、自传”理想告诉时，周欣然支持，强调中国基督教会必须肃清其内部的帝国主义的影响和力量，“让宗教还它个宗教的本来面目”，“使自己健全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使基督教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观感一新”。中国基督教抓住历史的机遇，做出了正确的抉择。1950年7月，《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公开信发表，提出要继承中国基督教早就提倡、但未能实行的“自治、自养、自传”传统。在四年时间里，全国基督徒的2/3，约40多万人在公开信上签名。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随之在全国广泛展开，吴耀宗称之为“中国基督教的新生”。

中国天主教界的神长教友们也不甘落后。1950年11月，四川省王良佐神父率先发表《三自爱国革新宣言》。1951年1月，天津市的教友首先成立了“天津市天主教革新运动促进会筹备会”。1957年2月，中国天主教召开了为期40多天的教友代表会，正式确立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方针。

伊斯兰教、藏传佛教进行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改革的内容包括废除宗教的一切封建特权，如废除寺庙私设法庭、监牢和刑罚，干涉民事诉讼，擅自委派部落头人、阿訇，私藏武器，干涉婚姻自由，压迫歧视妇女以及干涉文化教育；废除寺庙和清真寺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和高利贷、无偿劳役等剥削制度；废除寺庙带有封建色彩的管理制度；废除伊斯兰教门宦制度中的“放口唤、放阿訇、教主继承制”等。改革总体上是和平、谨慎地推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