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朱的“格君心之非”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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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与君权的关系是儒家政治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自孔子提出“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勿欺也，而犯之”（《论语·宪问》），儒家与君权之间就有着一种内在的紧张。“以道事君”就是以仁道事君，“仁者爱人”，从政治哲学上说，这是儒家的民本主义价值观。“犯之”就是对君主的“不仁”进行批评；如果君主不听谏阻，那就应该“止”即辞官而隐退。孟子继承发扬了这一思想，他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所谓“民为贵”就是以人民为最有价值，或者说，以人民为社会、国家的价值主体。就君臣关系而言，孟子反对臣对于君主的一味顺从，臣应该“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孟子·万章下》）。这里的“去”也就是孔子所说的“止”。孟子又说：“人不足与适也，政不足间也，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孟子·离娄上》）意谓对于“大人”（大儒）来说，君主的用人之非、政事之失等等尚不足以进行批评，只有格（正）“君心之非”才是最重要的。其所以最重要，是因为仁政出于君主的仁心，若君心不仁，则无以为仁政；若君心正，则“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同上）。

秦统一中国后，在法家思想的指导下建立了君主集权的政治制度。“汉承秦制”，在“秦制”之下，儒家思想一方面与其相适应，提出了“三纲”之说，另一方面也仍然坚持了先秦儒家的民本主义和“格君心之非”思想。如汉儒董仲舒主张“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繁露·玉杯》），其“伸君”即适应秦以后的君主集权而立“三纲”之说，其“伸天”则仍贯彻了民本的思想（所谓“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见《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并且欲以“阴阳灾异”来格（正）“君心之非”。在董仲舒看来，治道应该从君心之正开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王道终矣"（《汉书·董仲舒传》）。

两宋时期，程朱理学在哲学上比汉唐儒学有重大的发展，但在政治哲学上却鲜有突破，大致是伸张孟子的政治思想，甚至可以说未离董仲舒“阴阳灾异”思想的窠臼。关于程朱对君权和“三纲”之说的肯定，历来已多被强调，近现代学人也对此多作批评。本文所述，主要是程朱的“格君心之非”思想，以显出程朱理学与君权之间的内在紧张关系，并重申笔者多年来的一个看法：从民本进至民主，符合中国文化实现近现代转型的内在逻辑。

一

二程与君主政治的关系，始见于程颐早年的《上仁宗皇帝书》。他在书中说：“圣明之主，无不好闻直谏，博采刍蕘，故视益明而听益聪，纪纲正而天下治；昏乱之主，无不恶闻过失，忽视正言，故视益蔽而听益塞，纪纲废而天下乱。治乱之因，未有不由是也。”（《程氏文集》卷五）这种劝戒君主听从臣下的“直谏”，并且希望君主“召对，面陈所学”，“以臣之学议天下之事”，正是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在士人中形成的风气1。程颐指出，当时宋朝已处于危乱之势：“诚何异于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之未然（燃），因谓之安乎？……况今百姓困苦，愁怨之气上冲于天，灾沴凶荒，是所召也。”这里的“召”就有“天人感应”、“同气相召”的意思。程颐又引《尚书》所谓“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认为“固本之道，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足衣食”。但当时“国家财用，常多不足”，为充财用则“急令诛求”于民，“竭民膏血”，使百姓“往往破产亡业，骨肉离散”。“彼庶民者，饥寒既切于内，父子不相保，尚能顾忠义哉？非民无良，政使然也。”他从民本思想展开对当时政治的批判，由此批判而提出实行“王道”的主张。他说：“窃惟王道之本，仁也。臣观陛下之仁，尧舜之仁也。然而天下未治者，诚由有仁心而无仁政尔。”（同上）在此，程颐肯定宋仁宗“有仁心”，但“无仁政”，这是对当时君主政治的一种乐观看法。此后，二程便由强调君主必须“正志先立”，终至明确提出“格君心之非”是治道之“本”。

治平二年（1065），程颐写有《为家君应诏上英宗皇帝书》。此书仍强调了“民惟邦本”，“保民之道，以食为本”，但更重要的是提出了治道的“本”与“用”之分：

今言当世之务者，必曰所先者：宽赋役也，劝农桑也，实仓廪也，备灾害也，修武备也，明教化也。此诚要务，然犹未知其本也。臣以为所尤先者三焉，请为陛下陈之。一曰立志，二曰责任，三曰求贤。……三者本也，制于事者用也。有其本，不患无其用。三者之中，复以立志为本，君志立而天下治矣。所谓立志者，至诚一心，以道自任，以圣人之训为可必信，先王之治为可必行，不狃滞于近规，不迁惑于众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此之谓也。”（《程氏文集》卷五）

这段话把君主的“立志”作为最根本的急务，其精神与后来程颢写的《上殿劄子》相一致。程颢说：“君道之大……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谓定志者，一心诚意，择善而固执之也。……自知极于明，信道极于笃，任贤勿贰，去邪无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后已也。”（《程氏文集》卷一）小程和大程几乎同时提出了治道必须“君志先定”的问题，这有鉴于庆历新政的夭折以及此后的无所作为正是由于“君志”不定2。在他们看来，只有“君志先定”，才能够正确地择宰相（“责任”）、任贤臣（“求贤”）；有了这样的“本”，则“不患无其用”。反之，“顾三者不先，徒虚言尔”（《程氏文集》卷五）。

程颐的《为家君应诏上英宗皇帝书》，本是响应宋英宗的诏勅，“以比年以来，水潦为沴，八月庚寅大雨”，诏求臣僚“言时政阙失及当世利病”，代其父程珦而写。程颐在书中也趁势以“阴阳灾异”儆戒人君：

臣闻水旱之沴，由阴阳之不和；阴阳不和，系政事之所致。是以自昔明王，或遇灾变，则必警惧以省躬之过，思政之阙，广延众论，求所以当天心，致和气，故能消弭灾异，长保隆平。……今陛下嗣位之初，比年阴沴，圣心警畏，下明诏以求政之阙，诚圣明之为也。（同上）

这里说的君主因“阴阳灾异”而下“罪己”引咎之诏，听闻对时政阙失的批评，可以说是历朝的惯例。程颐在此只是更希望宋英宗出于“至诚”，而不要使其只成为“虚饰”。

宋英宗在位仅四年就病死，其子神宗继立。熙宁元年（1068），程颢向新即位的宋神宗上了《论王霸劄子》。他说：

得天理之正，极人伦之至者，尧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义之偏者，霸者之事也。……故诚心而王则王矣，假之而霸则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审其初而已。……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正志先立，则邪说不能移，异端不能惑，故力尽于道而莫之御也。（《程氏文集》卷一）

程颢从“王霸之辨”的高度来讲君主“立志”的重要。他希望宋神宗“知尧舜之道备于己，反身而诚之，推之以及四海，择同心一德之臣，与之共成天下之务”。这仍是强调君主必须先“立志”，只有君主“正志先立”，才能“任贤勿贰，去邪无疑”，从而确立“致世如三代之隆”的改革方向，以实现“王道”的理想。

在《论王霸劄子》之后，程颢又向宋神宗上了《论十事劄子》，就“师傅、六官、经界、乡党、贡士、兵役、民食、四民、山泽、分数”等十个方面提出具体的改革措施，“以为三代之法有必可施行之验”（同上）。然而，当时宋神宗正“日益信用”王安石，在熙宁二年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后，便开始了熙宁变法。是年四月，程颢曾与其他七人被派遣到各地考察农田、水利、赋役等情况。此后在颁行均输法和青苗法，暴露了熙宁变法是以“理财”为急务之后，朝臣中就兴起了“新党”与“旧党”之争。程颐在《明道先生行状》中记述：

神宗素知先生名，召对之日，从容咨访……（先生）前后进说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贤育才为先。先生不饰辞辨，独以诚意感动人主。……尝言：人主当防未萌之欲。……时王荆公安石日益信用，先生每进见，必为神宗陈君道以至诚仁爱为本，未尝及功利。……荆公浸行其说，先生意多不合，事出必论列，数月之间，章数十上。……荆公与先生虽道不同，而尝谓先生忠信。……而言路好直者，必欲力攻取胜，由是（荆公）与言者为敌矣。（《程氏文集》卷十一）

此处所说王安石与程颢的“道”不同，即王安石的改革思想是“以理财为方今先急”（《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所谓“理财”即国家如何多征收钱财，如青苗法是“官放息钱”，由国家贷钱给农民，然后收取本金和十分之二的利息），而程颢则主张实行“王道”，他劝说宋神宗“以正心窒欲、求贤育才为先”，“陈君道以至诚仁爱为本，未尝及功利”。这里的主要分歧就是王霸、理欲、义利之辨。

在颁行均输法和青苗法之后，程颢“数月之间，章数十上”。现《程氏文集》卷一载其在熙宁三年上的两道《谏新法疏》，大意如《明道先生行状》所述，批评熙宁变法“辅臣不同心，小臣与大计，公论不行，青苗取息，卖祠部牒，差提举官多非其人及不经封驳，京东转运司剥民希宠不加黜责，兴利之臣日进，尚德之风浸衰”等等。程颢力主“外汰使人之扰，亟推去息之仁”，即主张撤回督促新法施行、扰乱地方行政的提举官，停止取息牟利的青苗法，代之为“去息”的仁政。他更看重的是，由于宋神宗不能“正志先立”，以致熙宁变法汲汲于财利，当反对熙宁变法的“旧党”纷纷被罢贬之后，王安石就更多地任用“晓财利”之人，于是“兴利之臣日进，尚德之风浸衰”，这就使他所希望的宋神宗能够“任贤勿贰，去邪无疑”完全走向了反面。

程颢对宋神宗先是“独以诚意感动人主”，但是在谏止新法的《再上疏》中却不得不以“天意”儆戒人君。他说：“矧复天时未顺，地震连年，四方人心日益摇动，此皆陛下所当仰测天意，俯察人事者也。”（《程氏文集》卷一）数年之后，程颐在《代吕公著应诏上神宗皇帝书》中也以“彗（星）之为变多矣，鲜有无其应者，盖上天之意，非徒然也”，希望宋神宗敬畏“天戒”，“省己之存心，考己之任人，察己之为政，思己之自处，然后质人之言”，以己之“诚意”感动天心，消弭灾害，“奋然改为”（《程氏文集》卷五）。

熙宁变法之后，二程退处洛阳，几近十年“玩心于道德性命之际，有以自养其浑浩冲融……身益退，位益卑，而名益高于天下”（《程氏遗书》附录《门人朋友叙述并序》）。在此期间，一方面，道学的思想体系臻于完成；另一方面，二程把王安石新学视为超过释氏之害的“大患”。从学术上说，“要先整顿介甫之学”（《程氏遗书》卷二上）；从治道上说，最根本的是要“格君心之非”。二程说：

治道亦有从本而言，亦有从用而言。从本而言，惟从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若从事而言，不救则已，若须救之，必须变。大变则大益，小变则小益。（《程氏遗书》卷十五）

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天下之治乱系乎人君仁不仁耳。……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谏之。然非心存焉，则一事之失，救而正之，后之失者，将不胜救矣。格其非心，使无不正，非大人其孰能之？（《程氏外书》卷六）

从强调治道之本是“君志先定”，到明确提出治道之本是“格君心之非”，其间的思想是一贯的，但其微妙的变化却是道学家对于君主自身“立志”的自觉已感到失望（此不同于程颐在《上仁宗皇帝书》中所说“天下未治者，诚由有仁心而无仁政尔”），而“君心之非”正是道学家实现“外王”理想的最大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