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议国家意识与英语教育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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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外语教育在意识形态上存在重大失误

中国当前的外语教育在大战略上实行的是全民普及政策，其中主要是英语普及教育。从纯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我们搭上了以美国为首的世界经济的“顺风车”，英语普及教育有效提高了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的竞争力；但从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乃至政治学的角度来说，我们似乎有些得不偿失，搬起“金子”砸了自己的脚———从晚清到民国，我们的外语教育一直背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沉重包袱，人们来不及思考祖国的精英文化及其未来走向，一头扎进了对西方的顶礼膜拜中，加上对国粹肆无忌惮的践踏，人们突然失去了几千年的“根”基，变得轻浮和虚无。其后改革开放初期的懵懂无知又让我们在抵御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入侵上缺少足够的经验。从国际规则制定到技术性术语的定义尽为西方所掌控，我们在意识形态上几乎被西方劫持了。（一）语言与文化语言是文化的主要载体，是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根基，“语言的弱势将导致民族的弱势”。在多语言国家，小语言区（包括非主流方言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总会受制于语言问题。然而，当英语成为广大民族地区和偏远落后地区必修课，并作为升学和职场门槛的时候，“外语实质上已在某种程度上剥夺了一些人的受教育权并且影响到了其人生的发展”，更多的学生因为英语成绩被迫止步于继续深造的大门外，进一步恶化了当地本就薄弱的人才水平，并导致经济和文化的连锁反应。此外，自从文化教学理念传入中国，我们就在概念上被绑架了。汉语的“身份”和“认同”在英语中都是identity（阎嘉，2006），身份投入情景教学被认为是学习者学会适应和认同目的语文化的重要途径。问题就在于“认同”不仅仅意味“确认或承认”，更可理解为“赞同，或者是承认并接受”，包含“信任与承诺”之意。一旦学习者真的认同了目的语文化，就会努力使自我身份向目标文化中心靠拢，同时也会对原有的母语文化认同产生质疑和动摇。由于学生“对母语文化大多停留在感性认知的层面，缺少足够的理解与坚守”，被同化就势所难免。（二）语言与人“语言即人，人即语言”，语言是“民族共同的文化和共同的心理素质”，是民族认同的基础。历史上每个民族语言消失的同时，又会产生新的语言认同。德国尚且允许移民学生和外国留学生将自己的母语作为必修外语或第二外语，中国普及英语教育的同时却“容不下”自己的语言。在四川，羌族聚居地小学开设英语课和羌语课被取缔在时间上就存在重叠；藏区开设英语课的同时，国文课又被大幅压缩。教育上对少数民族语言的“歧视”和外语地位非理性的提高日复一日地蹂躏着少数民族人民的意志，他们对中华文明尚且认知不够，何谈在外语文化和国家文化间作出正确的取舍？举例来说，汶川县水磨中学从青海、甘肃借调的藏英双语教师更善于使用英语而不是国语来表达思想，而该校从偏远牧区招收的藏汉双语学生入校时对达赖喇嘛也具有一定的认可度，相反国家意识却比较模糊，虽然目前还不能确定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关联，但任其发展必将导致民族和国家认同的混乱以及意识形态的被动。（三）语言与话语力语言是哲学的语言，哲学是语言的哲学。哲学是国家和民族的思想源泉，是语言逻辑和思维模式的原始形态，哲学的倒退将直接导致民族灵魂的堕落。我们已经深陷西方哲学的囹圄，即使解读古代哲学经典也只能借用西方的术语和辩证，最后发现在西方的学术框架下，老子、荀子等都缺少严密的范畴推演和逻辑推理，尤其缺乏明确的结论———原来中国几乎没有真正的哲学———这种以“器”论“道”的“形而下”制度学派作风是典型的学术绑架，直接削弱了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力和话语权，是对五千年文明的极大讽刺。与哲学对应的是文学。过去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的文学缺乏人类学的哲学视野与普世精神，所以才迟迟拿不到诺贝尔文学奖。且不论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西方人按照西方的概念和逻辑制定了具有霸权性质的规则，我们要想参与游戏就必须遵守规则，或者凭借自己的学术权威更改规则，而后者就要求我们必须建立起自己的概念和逻辑体系，增强世界话语力。

二、外语教育的国家战略

刘跃进（2004）把语言文字看作“国家文化安全”的第一个构成要素，指出文化安全虽然包括了多方面的内容，但其中最主要的是语言文字安全、风俗习惯安全、价值观念安全和生活方式安全四个基本方面。“随着英语及其标准的输出，英语国家成功实现了文化扩张，其宗教、习俗、文学、艺术、体育，特别是青年文化，正在成为世界文化的主流，英语国家的价值观逐渐成为其他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价值取向。”自诩为文化大国的中国也正面临着这样的尴尬，我们必须对现有外语教育体系作出新的战略上的审视和调整。（一）从语言领域看西方文化入侵首先，强行推广英语普及教育有操之过急之嫌。老百姓是世俗的，他们只会把上学和个人前程联系在一起，而外语教育界之浅薄就在于过分迎合了这种功利化的需求，美其名曰市场引导教育，并直接影响了国家战略的制定。国家和民族地方之过就在于外语和民族语教育投资力度的严重不平衡，这种牺牲民族语换取世界语的做法无异于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发展，是饮鸩止渴。我们不能放任自己的理智迷失在好大喜功的虚荣和所谓的经济需求中，新的国家战略必须从类似卢晓东“三里屯”的认识中走出来，结合地区差异大的国情，将语言生态平衡纳入语言规划，并作为外语教育战略的前提条件。而在政策制定和学术研究上，我们也必须从对学术权威的迷信中走出来，更加重视基层工作者的意见———尽管这些意见有时候看起来似乎缺乏宏观视野和研究深度。其次，文化自主产品及其对大众的吸引力严重不足。图书“对欧美的逆差则达100∶1以上。2004年，从美国引进图书版权4068种，输出14种；从英国引进2030种，输出16种……2005年，对美版权贸易是4000∶24。”为什么茶文化大国出版的介绍茶文化的著作还不如西方人的热销？王银泉（2013）没有给出答案，但本文至少可以从语言产品的角度认为，问题不在书里写了什么，而在于那是足够话语力的英语国家的作品，就算作为参考文献也很有分量。学术心理的变态会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心理的变态，并在文化市场上得到连锁反应。老百姓心甘情愿地接纳了西方文化，国家语言战略和语言产品战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不能任由市场“公平”竞争，至少在语言和文化霸权面前，相关产品没有公平竞争的可能。我们应该从国家的层面加强语言产品的研发与市场运作，而不能任由文化人在所谓的市场经济中自生自灭。（二）重新审视外语教育的战略目标外语战略到底目的何在？我们必须重新回答这个基本问题。笔者对国家层面的初衷是怀有敬意的，普及英语教育，学习西方先进知识，提高国际竞争力，这是大智慧，并且在当前国际经济一体化中得到了验证。但在广大民族地区和偏远落后地区，不但走出去的可能性很低，外资外企走进来也几无可能，相反英语却成为学生升学的致命短板，让他们失去了接收更好教育的机会，继而进一步扩大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经济文化发展的差距，更谈不上获取先进知识了———无论是过去还是可以预见的将来，在这些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真正起到积极作用的只有而且只能是国语和民族语。这样的地区占据了半壁江山，而且切实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国家战略对此就不能不有所考虑。不得不说，当前外语在中国的地位已经变态了———卢晓东认为全民英语“不会影响中国人的中文水平”确实过于乐观了，前述水磨中学的情况至少在四川、甘肃和青海的藏区就有不同程度的存在。那么多殖民地国家将英语作为官方通用语也没见他们占尽先机，何况地区经济文化差异悬殊的偌大一个中国“。门修斯”（Mencius）和“常凯申”（ChiangKai-shek）事件在学术界引发的地震似乎仍然没有警醒学究与浑噩的外语教育界，看来我们只能寄希望于跨学科的研究来促进语言文化危机的觉醒，至少在全民学外语的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把握好“度”的问题，在学术概念和逻辑体系上要重新找回民族文化的根本，找回文化自信。（三）教材中的国家战略继续回到问题的出发点———外语教育的主要目标究竟是培养学习者阅读外文书刊，获取先进知识的能力，还是关注语用得体，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很显然国家更偏向于前者，但学习者和教育界似乎更关心后者，这种矛盾在外语教育教学实践中碰撞交织，并将主要矛头直指教材和教法。国家统编教材往往是根据“一般原则”和全国平均水平而设计的，可以说是一种通识教育。为了体现国家的战略目标，教材文本以语言文学和科普类内容为主，因而被很多人指责为学术性和文学性太重，实用性不强（赵洪玮，2004），远离生活体验的弊端也让学习者看不到考试之外的其他用处。而且“，由国家或地区主编的教材一般来说更新周期较长，其内容难以跟上时代的步伐”，在地区和人群适应性上存在许多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端（如叶小军，2013）。然而，即便是时下流行的各种《交际英语》教材，表面看似满足了以交际为目的的外语学习需要，但中国的学生其实并没有多少机会直接进行跨文化交际，因而也备受诟病（刘春彦，2011）。争来争去，人们始终无法达成共识，与此同时却忽略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外语教育“理解其他民族”的同时，也要“被其他民族理解”，如果我们的学生连“一国两制”“、人民代表大会”，甚至经常吃的油条、锅盔（肉夹馍）都不知道该怎么用英文表达，又怎能指望他们向世界展示中国的话语力呢？

三、英语人文教育的几点研究

英语的世界霸权地位已经确立，并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仍将得到继续巩固。既然必须要学英语，我们就应该考虑一下如何在确保国家语言和文化安全的前提下教英语。学习者往往是怀有明显的功利性目的的，但教师不能落入俗“套”，或者必须尽快从陷阱里爬出来。下面笔者就英语人文教育谈一点体会。（一）教材开发与课程设计校本课程开发早在1973年就已经被菲吕马克（FurumarkA.M.）和麦克米伦（McMullenI）提出来，中国较早的官方认定是《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发[1999]9号），然而时至今日，校本课程开发在基础教育领域仍然难以破冰。现有外语教材除了在少数民族文化上缺少足够的观照，对乡土情结和国家意识也缺乏积极引导，更谈不上支撑模块的开发了。我们在这些方面做了一些大胆的尝试：在汶川县水磨中学，我们保留了统编教材中“通识”的成分，取消了对藏族学生来说生僻难懂的单词和文化现象，融入了更多的藏族文化元素，再以英语小导游等支撑模块为基本框架，搜集了一些涉及本地餐饮、服饰、建筑、民间艺术等旅游资源的英文资料，作为扩展阅读之需。材料本身已经让学生倍感真实和亲切，而且他们还可以在街上给外国游客当小导游，学以致用，因此这些藏汉双语学生对英语校本教材的兴趣远远超过了政治课。在阿坝师专的文化教学实证研究中，笔者将英文版国务院工作报告作为《英美报刊文章选读》和《商贸英语》等课程的必读材料，随时从NewYorkTimes和ChinaDaily官网上摘选突发时事热点，着重就同一事件下两种文化的视角进行课堂学习讨论等等，在学生学习兴趣和国家意识培养上均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在配套的理论研究中，我们将“乡土文化优越感效应”升华到了国家意识的层面，也就是石坚（2012）所谓的“用中国的观点和立场，用国际接受的表述形式讲好、讲透、讲深中国故事”，这才是合作共赢。尽管如此“，一个学派无论怎样先进，也不可能在任何情况下用同一种方法都会取得相同的效果”。就教材本身而言“，一部严肃的外语教材往往是与心理学、语言学、教育学等科学研究成果相联系的”。校本教材开发不仅仅是在文本内容上盲目迎合学生甚至有些世俗倾向的需求，更重要的是要体现编者在外语教学法，乃至教育心理学、人类语言学、社会学、文化学等方面的学术思想。而就教材的使用来说，教师必须要对教材进行二次改编和开发，完成McDonough&Shaw（2004）所谓的“匹配”（matching）的过程，才能达到因材施教，因地制宜的效果。（二）评价体系国家统编教材往往由各种学术专长的专家共同编写，并有一套编前预估、试行评估、推广跟踪的评价机制，校本教材不可能做到如此精细，但还是应当有一套简单有效的评价机制。笔者认为评价体系的设计应当同时考虑对学生和教师双方的适合性，要有利于师生双方的兴趣培养和潜能激发；还要在价值观层面的基本需要和功利主义的实用性需求（这往往牵涉到学习者的动机）之间谋求平衡。中小学的校本教材应当在兼顾乡土文化和国家意识的前提下，以语言知识积累为主要目标。大学的校本教材最好能结合学生的专业需求进行，以利于学生接触更多的国际先进知识和理念。此外，教材应当同时兼具稳定性和灵活性。稳定性是意识形态和升学考试的基本需要，这一点可以从国家或地区层面解决。灵活性是对地区经济文化乃至教育发展水平的观照，可以从地区或学校的层面解决，国家、地方、学校各司其职，共同努力才有利于三级管理的课程模式建设。此外，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参考政治学和社会学的方法，以防止受编者个人学术水平和学术倾向的影响而走偏、走极端。（三）文化教学的方法有了合适的教材还要有合适的教学方法才能达成目标。实验中，我们一直将外语教学看成是对母语和母语文化的再认识、再学习，“以往理所当然的东西，在学习中被重新审视，重新认识”。虽然我们的立场未必就是客观公正的，但至少我们在谋求这样的立场，并为此提出了“语言立场”理论体系。在中西方文化的比较中，我们特别注意把握“优势比”，也就是中西方文化中各有比例相当的精华和糟粕，经常就成对的案例展开广泛讨论，例如，美国人将顺路捎人视为一种习惯，但灾难时却很少捐款，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已经纳税了。美国人到底是有情、无情亦或是过于理性，类似的结论应该是学生自己讨论得出来的，不应该由教师直接告诉他们。实验发现，以富有乡土特色的英语直觉学习代替规则讲解，这样学生就逐渐将英语作为交际的手段和获取先进知识的媒介，而不是纯粹的考试科目，而且真实亲切的乡土文化比空洞乏味的思想政治教育更能激发寻根意识。本着根在家乡，家乡在中国的基本思路，我们提出了“乡土文化优越感效应”理论。尽管国家意识很重要，但真要是把英语课上成了德育课必然会招来学生的反感，这其中润物无声的尺度把握非常重要。

四、结束语

中国当前的英语教育是急功近利的，教师往往过分相信学习者对母语文化自然习得的水平，借口课时有限将中西文化比较直接简化为西方文化背景介绍，长此以往，学生就会将零散接收的西方文化作为一种准则信条，母语的价值观和道德约束力就被大大弱化了。“教书育人”，“教书”是智育，“育人”是德育，包括外语在内的任何一个科目都应该遵守这一基本要求。虽然笔者本人也反对什么东西都上纲上线，跟政治挂钩，但国家意识不仅仅是政党政治，它关系的是民族的根，是个根本性的问题。自从外语成了求学深造和职场的门槛后，国人在外语上耗费的时间从来都不逊于国文，甚至幼儿园里外语都处于优先地位，全社会自愿的和不自愿的都一起走入了魔道，勇往“无”前。作为现代大国，外语普及教育是应该的，但应当有步骤，分阶段有序推进，而且要降低外语在升学考试中的权重，这样才能让外语教育回归到应有的理性，也才能恢复母语教育的核心价值。

作者：叶小军单位：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