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对日本和朝鲜的医学影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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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医药传向海外具有悠久的历史。比较完整地、系统地传入，而且产生长久影响的是日本与朝鲜。中医药传入日本：在南北朝时期就有《针经》传入;唐朝以后，是大规模的医药传入;宋朝以药物传入为主;金元时期以医学传入为主。特别是《本草纲目》的传入，引起日本学者的广泛关注。近百年来，日本汉方医学虽然加入自身的研究重点，但其基本理论体系仍然承袭了中国传统医学。中医药传入朝鲜：在西汉时期已经开始，两晋南北朝时期则逐渐频繁。到了宋代，中医药则是全方位地传入，向朝鲜“送书、送药、送医”。朝鲜分裂后，韩国医学得到长足的发展，融入自己的研究成果，但仍然未脱离中医理论的基本架构。

【关键词】中医药传入日本朝鲜

中医药学源远流长，是我国文化遗产中一颗瑰丽的明珠。作为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医药学的发展自然成为世界尤其是亚洲的中心，因此，中医药传向海外也具有悠久的历史。现就传统中医药比较完整地、系统地传入，而且产生长久影响的日本与朝鲜，作一历史性的回顾。

一、传入日本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自秦汉以来，就开始了文化交流。由于汉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因此，在日本明治维新以前，单就医药来说，一直是以汉医药为主导。早在南北朝时的公元552年，我国就给日本送去《针经》一套。公元562年，吴人知聪又携带《明堂图》和其他医书164卷东渡日本，对该国后来古代医学，尤其是针灸医学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迨至公元608年，日本天皇派遣药师惠日、倭汉直福因等来华学医，并于公元623年学成回国，随船带回《诸病源候论》等重要医籍。

中日大规模的医药交流始自唐朝。武则天大足元年(公元701年)，日本制定的医药职令——《大宝律令·疾医令》，就基本以我国唐代医药制度作为蓝本。《疾医令》规定，医学生学习医药，都要以《素问》、《黄帝针经》、《明堂脉诀》、《甲乙经》、《新修本草》等中国医典为必读课本。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日本僧人荣睿、普照等随遣唐大使前来中国留学。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荣睿、普照的足迹又随小原来到扬州，当时正在大明寺里讲律的鉴真和尚，有感于他们的—再邀请，下决心东渡日本讲学。鉴真除佛学外，兼明医学，因此，有不少日本人士请鉴真诊病。其后于公元805年，又有日本医家营原清在我国学成回国，再一次把我国医药带回了日本。

宋元时期，中日两国政府文化交往虽然处于低潮阶段，但民间交流活动仍较频繁。其贸易品中重要部分就是药物，当时我国输出日本的主要是“香药”，如福州客商周文裔在公元1028年到日本献给右大臣藤原实资的方药中，就有“麝香二脐，丁香五十两，沉香五两，熏陆香二十两，诃黎勒十两”等等。这一时期，还有宋医郎元房入日本，侨居镰仓达30余年，得到北条时赖和北条时宗的知遇，担任他们的侍医，对中医学在日本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我国“金元医学”兴起后，中日医药交流更为频繁。日本学者田代三喜来中国留学，尤其崇尚东垣、丹溪学说，归国后将丹溪学说等传入日本，授予曲直濑道三，并建立“丹溪学社”，在日本传播，影响很大，逐渐成为日本医学“后世派”。公元1492～1500年，日本坡净运到中国，学习中医与仲景学说，并将《伤寒杂病论》带回日本，向日本医界介绍、传播仲景学说，受其影响，永田德本也崇尚仲景学说，而逐渐形成“古方派”，其后的名古屋玄医、吉益东洞等也属于古方派的代表。还有被称为“考证学派”者，如多纪元孝等，他们对古典医籍进行训诂学考证，其后代多纪元简继承这项工作，著有《素问识》、《灵枢识》等书。丹波元胤继丹波元简之后，广泛收集历代中医书3000余种，编成《医籍考》(现名《中国医籍考》)，刊于1831年，对整理、研究中医文献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17世纪初期以后，《本草纲目》的多种版本陆续从中国传到日本，引起日本学者的广泛关注，并出现了多种《本草纲目》的刻本。大约在公元1653年前后，名医龚廷贤的弟子戴曼公到日本，又把人痘接种术等传授给日本医界。17世纪末，《救荒本草》流传到日本后，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总之，近百年来，日本汉方医学虽然加入了自身的研究重点，但可以说其基本理论体系仍然是承袭中国传统医学。

二、传入朝鲜

中朝两国山水相连，早在公元前2世纪就有交往。西汉时期，中国与朝鲜之间医、药、卫生等方面交流已经开始，到了两晋南北朝时期则逐渐频繁。当时去朝鲜的中国僧侣顺道、阿道、墨胡子等会施医疗，出入于宫廷，边传教，边施疗。随着以施疗为主的僧医逐步增多，朝鲜曾一度盛行僧侣医学。随后葛洪《肘后方》、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中国养生法及炼丹、炼金术(朝鲜称之为“仙道术”)等也相继传入朝鲜。

隋唐时期已有高丽、新罗学生来我国留学，因新罗等国不断派弟子来中国求学，所以朝鲜国内有许多制度和中国相似。如公元693年，新罗置医学博士2人，以中国医书《神农本草经》、《甲乙经》、《素问》、《针经》、《脉经》、《明堂经》、《难经》教授学生。

到宋代，两国的医药交流达到一个新的高峰，突出的是“三送”。

一是送书。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公元1016年)和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曾两次赠送《太平圣惠方》给高丽。公元1091年，宋哲宗诏令抄录一批医药书目交与当时回国的高丽使者李资义，其中有《古今录验方》、《张仲景方》、《深师方》、《黄帝针经》、《黄帝九虚经》、《陈延之小品方》、《陶隐居效验方》、《名医别录》、《桐君药录》、《黄帝太素》等在中国已经散佚的大批书籍，在高丽却尚存有许多善本，说明中国医书传入朝鲜之多之广。公元1101年5月，高丽使臣回国，徽宗赐予《神医普救方》。11世纪中叶，高丽刊刻了许多中国医书，如《黄帝八十一难经》、《川玉集》、《伤寒论》、《本草括要》、《小儿巢氏病源》(即《诸病源候论》小儿部分)、《肘后方》、《疑狱集》等书。由于不断学习汲取，朝鲜医家还对中医中药学进行广泛深入的探讨与钻研，如金礼蒙等自1443年底起，对15世纪以前的150多种中国医籍与文献进行研究，从中辑录各医家的论述及方剂，用中文分类汇编，于1445年编成大型中医学丛书《医方类聚》。公元1611年，朝鲜医家许浚从中医医籍内选摘多种病证的病因、证候、治法、方剂、药物、经络、针灸等内容，用中文分类汇编成《东医宝鉴》，这是两部影响重大的中医文献巨著。

二是送医。公元1074年11月，扬州医助教马世安等8人受命赴高丽。1078年高丽文帝60岁，病中风，宋派王舜封率医疗团赴高丽，重要成员有翰林医官邢恺、朱道能、沈绅、邵化等。1103年6月，宋徽宗应高丽之请求，派遣医官牟介等赴高丽，设学馆于兴盛宫，充当医生与教授。至徽宗重和元年(公元1118年)，宋王朝再一次派遣翰林医官杨崇立、杜舜华、董成湘、陈宗仁等人去高丽分科教授医术长达3年，有力地推动了高丽医药与临床的发展。

三是送药。送药是比较频繁的，每次往来都有相互赠送，但最大规模的、最有价值的一次是1079年，朝廷代表团赴高丽带去100多种药材，还有牛黄、朱砂、麝香等珍贵名药等。公务员之家:

朝鲜分裂后，韩国医学得到长足的发展，融入自的研究成果，但仍未脱离中医理论的基本架构。

从上述可以清楚地看出，传统中医药比较完整地、系统地传入，而且产生影响最深的是日本与朝鲜，虽然在日本称传统医学为“汉方医学”、“东洋医学”，韩国称“韩医”、“四象医学”等，但它们的理论体系均为中医学，这是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