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权术与领导艺术的共同结构

导语：领导权术与领导艺术的共同结构一文来源于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若需要原创文章可咨询客服老师，欢迎参考。

【摘要】领导权术与领导艺术都是以领导科学作为共同结构，是领导能力高度升华的体现。领导权术和领导艺术所具有的科学性共同构成其存在基础，而对待信念的态度则成为其异质性的分野所在。新时代，唯有将“以人民为中心的领导思想”作为理念遵循，做到“领导为了人民，领导依靠人民，领导成果由人民共享”，才能实现领导权术向领导艺术的转变。

【关键词】领导权术；领导艺术；领导者；同构；异质无论

我们说一个领导者是精通权术也好，还是极具艺术也罢，都毫无疑问是对其领导能力的肯定。有趣的是，当我们把权术与艺术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时，给人的感觉却是大相径庭、高下立见，甚至二者简直不可同日而语。权术这一概念总是与中国古代社会的阴谋诡诈之术联系在一起，因此其内涵也从最初的“权衡之法”变成了如今所理解的“权谋之术”，通常给人的感觉是贬义的；艺术一词则恰恰相反，往往是创造性和超功利性的体现，一般多为中性的或者是褒义的。那么这样两个概念在具体转化为领导权术与领导艺术时，它们在结构上和性质上究竟存在着哪些差异和共性呢？

一、领导科学：领导权术与领导艺术的共同结构

领导权术与领导艺术都是建立在领导者对领导科学高度的领会和深层次的把握之上的，任何脱离领导科学而空谈领导权术与领导艺术的行为都是极度危险的。有不少人容易望文生义，一看到权术或艺术的字眼就片面地认为领导艺术和领导权术只是个人风格化的东西，却没有认识到领导科学构筑了二者的基本形态和架构。也正是因为领导权术与领导艺术都是以领导科学作为其共同的结构，所以二者都是领导能力的体现。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科学乃是对事物本质性和规律性的总结，并且都以系统化理论体系的方式呈现出来。领导科学当然也不会例外，这也就意味着无论是领导权术还是领导艺术的形成，都必须重视系统性的理论学习。对领导力的相关理论知识进行系统性的学习是领导者提升领导能力的基本原则和根本方法，并且有助于领导者在领导活动中树立全局意识、统筹意识和创新意识，使其能够做到见微知著、举一反三。当今时代背景下，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都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领导者每天需要面对各种纷繁复杂、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题。曾在中共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上指出：“现在，我们遇到的问题中，有些是老问题，或者是我们长期努力解决但还没有解决好的问题，或者是有新的表现形式的老问题，但大量是新出现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的领导者所做出的决策和判断能够适应新形势和新任务的需要。党的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就要求新时代的领导者必须具备科学的领导观念、系统性的工作方法和综合性的思维方式，做到权衡利弊，统筹全局。当然，科学并不是只谈理论，而是要作用于实践的。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1］292他还指出：“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1］292同样地，领导科学也不只是简单地通过理论的学习就可以掌握的，领导权术与领导艺术都是来源于领导者日常生活中领导经验的积累。片面地重视理论并不是科学性的体现，对于领导活动而言也是十分危险的。“纸上谈兵”的故事就是个最好的案例。赵括自幼熟读兵书，对兵法的熟悉程度甚至超过了他的父亲赵奢，但在之后的长平之战中，因为缺乏实战经验而不知变通，导致四十万赵兵被秦军坑杀，从此赵国江河日下。这种只知道夸夸其谈的行为绝称不上是权术或是艺术。不过，如果只是单纯地积累经验，并将理论作用于实践，那么这个人充其量也只是一个普通的领导者，还远远达不到权术或艺术的高度。那些优秀的领导者除了是理论的实践者，往往还是理论的修正者和创造者。他们或许并未对理论工作进行过最后的梳理，但一定都对理论有着自己独到和创造性的理解。这是因为，领导科学作为领导权术与领导艺术的共同结构，既重视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也注重对实际生活中领导工作和经验的总结与升华，以达至理论的第二次飞跃。说：“人类认识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理论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1］293可见，只有做到自我创造、自我实践和自我修正，理论的正确性和科学性才能得以保证；领导者也只有通过理论的学习、经验的积累和规律的总结，才能真正打开通往领导权术与领导艺术之路的大门。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科学是一把“双刃剑”，善良的人可以用它来造福人类，邪恶的人也可以用它来危害人间。领导科学同样如此，这世界上既有像诸葛亮这样极具领导艺术之人，同时也存在像司马懿这样精通领导权术之人。虽然领导权术与领导艺术都以领导科学作为基本形态，从而保证了其自身的科学性和真理性，但其在实践中所造成的结果是天差地别、完全不同的。有不少人将权术与艺术的这种差异性完全归因于某种外在因素，即领导主体的人格的好坏。这些人简单地认为只要是好人运用领导科学就是领导艺术，而坏人运用领导科学就是领导权术。这种判断无疑是不准确和错误的，它并没有从权术与艺术的内在性质出发来看待二者之间的真正区别，因此也无法真正指导我们避免领导艺术向领导权术的堕落性转化。实际上，造成领导权术与领导艺术在结果上的差别的原因是二者在根本性质上的不同。

二、领导信念：领导权术与领导艺术的分野所在

领导权术与领导艺术的本质性差异就在于领导信念的有无。信念并不只是一个固执的念头或一个固定的目标，而是某种具有崇高性和理想性的观念。当然，与一般的那种非理性的宗教信仰不同，信念是理性与感性的统一，是认识、情感和意志的融合，同时往往具有真理性。就像一位真正的艺术家在创作的过程中并不是一心想着赚钱或谋利，而是将自己的灵魂与信念倾注于自己的艺术创作之中；当我们说某位领导者极具领导艺术时，就意味着他的领导行为并不是单纯地受到权欲或利益的驱使，而是被统摄在其内心深处的领导信念之下。这种领导信念往往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领导信念意味着领导者必须有理想、有抱负。理想与单纯的目标不同，不是单纯的谋利，尤其是谋私利。理想必须具备一定的崇高性，是对真正的美好事物的向往。无论是中国古代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还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都是理想信念崇高性的体现。也正是这种信念的崇高性构筑了领导行为的艺术性，使其与领导权术脱离开来并与之对立。领导权术的驱动力正好相反，是纯粹由个人利益或小团体利益所驱动的，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战国时期的法家。无论是早期的法家代表，如倡导“势”的慎到、倡导“法”的商鞅以及倡导“术”的申不害等，还是后来融合“法”“术”“势”三家而集法家之大成者的韩非子，无不将领导者的个人意志和利益放在首位，无任何崇高的理想信念可言。在这些权谋家手里，领导之术只是统治者用来维护其自身统治的一种工具罢了，所以这些人的领导行为也只需要对自己的利益负责，而无任何真正的道德责任可言。当然，这个问题须放置在特定时代的阶级社会里去分析，才能保持论证的科学性。领导信念意味着领导者必须有责任、有担当。这是由领导信念所具有的理想性所决定的。一个人有理想就意味着他同时要有责任，对自己的理想负责，以及对自己实现理想的行为负责，否则这个人就算不上一个有理想、有信念的人。就像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愿意用自己的生命去创造或保护自己的作品一样，拥有真正领导艺术的领导者也必须在困难面前不退缩，在诱惑面前不动摇，担负起其应有的领导责任和担当。就像孟子所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也只有真正的大丈夫才配得上领导艺术这一称号。领导权术却全然不讲这些，因为没有理想，所以也就无所谓责任。而且在领导权术一脉看来，不仅领导行为中无所谓道德责任，而且这个世界就压根儿不存在所谓的道德责任。典型的代表就是韩非子：“人为婴儿也，父母养之简，子长而怨。子盛壮成人，其供养薄，父母怒而诮之。子、父，至亲也，而或诮或怨者，皆挟相为不周于己也。”［2］亲生父母，血脉相连尚且如此，这世间平常的人与人之间，又如何会有所谓的伦理道德可言呢？故鼓吹权术之人，必定同时信奉道德虚无、利益至上观念，是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者。在他们看来，所谓的道德，所谓的伦理，所谓的责任，不过都是骗人的玩意儿，甚至是一种束缚，一种影响权力运作从而获得利益最大化的桎梏。既然理想是空，责任是无，那么对于这些领导权术的拥趸来说，也就无所谓敬畏、无所谓底线了。领导信念意味着领导者必须有敬畏、有底线。什么是底线？底线实际上是一种节制，一种对自己的欲望和行为的节制。《论语》中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实际上就是一种底线思想。无独有偶，在古希腊的时候，柏拉图也曾经将节制作为社会管理者所需要拥有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德行。在柏拉图看来，“一个人的较好的部分统治着他的较坏的部分，就可以称他是有节制的和自己是自己的主人”［3］。那么我们或许可以这么来理解，领导信念中的底线思维实际上就是用理想与责任来约束自己的权欲或私利。真正的艺术家都是有底线的，他们对于艺术创作也都是抱有一颗敬畏之心的。从来没有哪个真正的艺术家会因为外在因素而放弃自己对艺术创造的标准和要求，这也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工匠精神”的体现。追求领导艺术的人也必须具备这种精神，正所谓“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对自己的理想有敬畏，履行自己的责任从而有底线，是领导艺术的重要标志和特征。反观追求领导权术的人，为了权力和欲望无所不用其极，嫉贤妒能、造谣中伤、排斥异己等行为不过都是些家常便饭罢了。正因为如此，权谋家往往也呈现为冷酷无情、卑鄙无耻的形象。领导信念并不一定是正确的。这或许会让人产生疑惑，有理想、有责任、有底线，这么多美好的品质难道还会有错不成？答案是，会！因为理想不一定是合适的理想，责任不一定是正确的责任，底线也不一定是恰当的底线。每一个时代都会出现一些有理想、有担当同时又有敬畏、有底线的领导者，但这些领导者所秉持的信念未必都是合乎历史规律的，未必都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他们的确都是领导艺术的持有者，却未必能有一个圆满的结果。领导科学只能保证手段可以实现其目的，但不能保证领导信念自身方向的正确性。就像所说的那样，“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要想让领导艺术战胜领导权术，就必须保证领导信念本身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只有找到了正确的领导信念，领导权术向领导艺术的转化才是真正可行的。

三、“以人民为中心”：新时代领导权术向领导艺术转化的必由之路

“以人民为中心”乃是正确领导信念的基本内核。只有做到“以人民为中心”，才能真正完成领导权术向领导艺术的过渡。在党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因为真正创造历史的，不是少数的英雄人物，而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如果说，“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基本内涵是“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那么同样地，“以人民为中心的领导思想”的基本内涵就是“领导为了人民，领导依靠人民，领导成果由人民共享”。从“以民为资本”到“以民为根本”的转变是“领导为了人民”的关键所在，也是领导权术向领导艺术转化的关键所在。民本思想其实古已有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早就是老生常谈了。不过在领导权术的框架内，所谓的民本不过是“以民为资本”，故而才有“得民心者得天下”一说；而在领导艺术的范畴里，人民并不是利用的对象，而是服务的对象，是理想信念的真实载体，所以人民并不是“资本”，而是“根本”。党的报告对“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做了阐述：“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可见，只有把“为了人民”纳入领导信念，领导艺术才真正具有正义性和崇高性。但是，仅仅“为了人民”还是远远不够的，这只是一个方向，理想信念的实现还需要动力，即科学的途径和正确的依靠对象。这个依靠对象就是人民。所以，领导权术向领导艺术转化的第二个关键就是依靠人民。很多信奉权谋之术的领导者刚愎自用，不敢发动群众。这些人从骨子里害怕人民，甚至瞧不起人民。他们就像马克思所说的那些被法国大革命吓坏的帝王一样，认为人民只是一群盲流，危险而又不稳定，是愚昧的。这实际上是自绝于人民，使自身成为真正的孤家寡人，而自绝于人民就是自掘坟墓。这也就是为什么领导权术总是赶不上领导艺术的境界的原因。真正深谙领导艺术的人深知“历史是人民书写的，一切成就归功于人民”，依靠人民的结果就是为人民所拥护。毕竟，个人的经验和能力是有限的，而人民群众的力量却是无限的。所以，领导权术的力量也是有限的，领导艺术的力量则是无限的。领导权术向领导艺术转化的第三个关键在于“领导成果由人民共享”。这也是由领导艺术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因为领导艺术总是超功利性的，是凌驾于个人私利和感官享受之上的，所以领导艺术的践行者也就不可能独享领导成果而不与人民分享。而且，“领导成果由人民共享”也符合消灭私有制，从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宏伟目标。马克思早就明确提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4］但领导权术就不一样了，他们只想自己获利，所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拿破仑就有一句名言：“革命队伍里有两种人，扛梯子的和摘果实的。”这些权谋家就是让人民当“扛梯子的”，而自己却充当那个“摘果实的”。这种与民争利的行为其实就是脱离人民群众，让自己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领导权术和领导艺术所具有的同构性构成了其科学基础，异质性的分野造就了其本质上的差异，只有揭示二者的本质特性和运行规律，才能结合时展脉络创造性地赋予其时代新内涵。在民主声音尤其洪亮的当今世界，要实现从领导权术向领导艺术的过渡，唯有“以人民为中心”才是可行之路径。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魅力和伟大之处，乃是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本性和宗旨使然；中国共产党人能够作为先锋模范的深层动因，就源自有强大的政治信念作为其强有力的支撑。任何执政党要实现从领导权术向领导艺术的华丽转变，不仅需要先进的理论指导，更需要依靠包括基层在内的每一个领导者躬身亲行的实践，如此才能做时代潮流的弄潮儿。

参考文献：

［1］.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韩非.韩非子［M］.北京：中华书局，2007：169.

［3］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150.

［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81.

作者:胡 超 闫瑞峰 单位:中共中央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