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艺术基本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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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非遗”类书画艺术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和阐释，论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传统书法、绘画的关系，并从文化意蕴、历史内涵、民族特色、表现方式与审美理念等方面，对“非遗”类书画艺术的基本特征进行了勾勒。

关键词:“非遗”类书画艺术;文化意蕴;历史内涵;民族特色;审美理念

一、引言

所谓的“非遗”类书画艺术，是指渗透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里面的书法与绘画艺术。自古以来，非物质文化遗产就与传统的书法、绘画密切相关。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或多或少含有书法与绘画的元素，甚至有的“非遗”本身就是独立的抑或半独立的书法、绘画作品。例如，寺庙里的楹联就是木制的书法作品，古建筑里的木质或石质雕刻的花鸟鱼虫、山水人物等，就是木制的或者石制的绘画艺术。中国是世界上拥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是拥有“非遗”类书画艺术最丰富的国家。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只重视以纸质为载体的书画艺术研究，而忽视了“非遗”类书画艺术的研究，本文拟对此进行初步的研究并试图勾勒出“非遗”类书画艺术的一些基本特征，以求教于方家。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民族文化传统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几千年的民族文化积淀中，产生了难以数计的民族文化遗产。这些遗产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那么，在这些灿烂的民族文化遗产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其传承条件的局限性而导致其生存状态的“脆弱”性。正因为如此，其中有很大一部分的宝贵遗产永远消失在了人们的视野中。世界上每个民族都有各具特色的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特点就是民族性，显现的是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以及民族精神、审美、习俗等的“活”体。因此，它必须依托于“人”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言传身教”的方式得以延续。因此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过程来说，人的传承是最为重要的［1］。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所定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3．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手工艺。而在我国现存的大量的“非遗”样本中，尤其是传统手工艺，其传承主要是以物质的形态作为支撑的。比如:民间剪纸、刺绣、铁画、年画、木偶、皮影、木雕、石雕等等都是以物质的形态呈现与保存的。从其各自的形态和内涵来看，它们与中国传统书画艺术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姻缘关系。也就是说，他们中潜藏着传统书画艺术的影子。尽管这些书画艺术有别于作为物质文化遗产的书画艺术，但是，它们所蕴含的文化基因则是相同的，都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符号与象征，是当代社会中依然“活”着的历史文化形式。具体地表现为手工技艺、知识与艺术、风俗和情感仪式等动态的历史文化，使人们明确地感受到历史的流传。“非遗”类书画艺术虽然是实物性的存在，但都必须是“活性”的流传。它不仅是技艺的流传，而且更是一种文化形态与精神特征的延续。

二、“非遗”类书画艺术的文化意蕴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以人为本，崇德重义，具有浓厚的人文主义色彩并充满伦理道德精神，以人为贵、以民为贵、以人为本，讲求仁义道德。它的整体内涵是以“道”和“易”为核心，以儒家思想为主流，融汇诸子百家和外来文化思想的精髓。而书画艺术作为中国特有的文化称谓，应是独立于世界其他民族文化而存在的。既然如此，那么，它与中华民族以外的世界上的其它民族文化在本质上则有着很大的区别。文化因民族而异，艺术自然也就因之而不同。因此，我们对“非遗”类书画艺术的梳理，可以明确地感知到民族传统文化浓厚的气息［2］。由于大量的“非遗”类书画艺术是以物质性的方式存在，那么，这就给我们的探讨研究带来方便。首先，我们可以将其与属于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书画艺术做类比，去勾勒其基本的艺术特征。但凡艺术的产生与发展都是与其文化的环境背景相关联的，故此，“非遗”类书画作品的产生自然也脱不开其生长的文化环境。尽管它有着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但是其民族文化的根本性是不会改变的。除了在形式结构方面与传统的书画艺术有明显的“遗传”与“转化”的视觉感受外，这些“非遗”类书画艺术还包含了更加深刻的文化环境、传承载体和精神内核三个相互关联的内涵。比如，在庙宇、祠堂以及一些公共文化场所中所看到的木质楹联、石刻书法、石刻绘画等作品，都要以一定的文化环境作为“生存”的条件。为了更长久地保存这些“书画”作品，设计者们首先想到的是用纸质以外的，并可以经受风吹日晒的材料来取而代之。这种通过在公共文化场所以木质楹联等展示“书画作品”的方式，一方面保留了书画艺术的基本形式与内涵;另一方面也能够与建筑体本身融为一体。这些作品除了具备纸质书画艺术的基本审美特质以外，其更多的则是作为一种精神载体得以流传。与之相关作品的内容大都与环境要素相吻合，烘托并传递一种特殊的文化内涵。如庙宇和祠堂所呈现的书法作品，在内容上虽有很大的区别，但都是以激励、崇高、对美好情境的抒发，以及对生活中真、善、美的崇尚作为主要诉求;绘画也是以民间传说、神话故事等为题材，体现民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把很多经典的诗词名对，还有励志故事、民间传说等以雕刻的形式加以呈现，体现了中华文化历来注重让“优良传统”代代相传的美好愿望，以及追求助人伦、成教化为核心的本质功能。从其艺术形式的本身来看，它传承了传统书画艺术的基因。它们经过雕刻、火烙、铁艺焊接等手段在另一种材料上显现，不仅有一种特殊的视觉体验，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非遗”类书画作品是对另一种文化活动的视觉延伸，也是对与之相关的文化活动在形式和内涵上的拓展。因此，从这个方面上看，只要是中国的书画作品，无论通过何种形式加以表现，其文化因素的显现与关联都跳脱不开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的特征。从古建筑的碑刻书画的历史遗存到民间手工刺绣所表现的题材选择中，都可以清晰地感触到东方文化的情调和脉络。因此，“非遗”类书画艺术所涵盖的不仅仅是视觉审美意义上的物质表象，而且是饱含着深层次文化意蕴的精神故园［3］。

三、“非遗”类书画艺术的历史内涵

“历史”的狭义概念是指人类社会以往的发展过程。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内涵从远古时期的“道”和“易”，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儒、道互补，再到汉代以后的儒、释、道并列互补等，都在不断地扩充与变化中。即使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都能感受到它耀眼的光芒。如果用更加宏观的视野去观察，就可以清晰地发现，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是在不断延续与发展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出现的不同文化意识和形态，恰恰体现出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成熟与传承流变。因此，我们不应该静态地看待和描述历史，以免顾此失彼，以偏概全。相反，只有动态的追踪才可以看见历史的真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有机组成部分的“非遗”类书画艺术的产生与发展，也是相伴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而发展的。具体地说，它是伴随着传统手工艺、雕刻艺术的悠久历史而来的。早在原始社会时期，我国就已经出现了手工艺技术。除陶器、玉器外，新石器时代的其他手工艺门类也在诞生和发展的过程中。早期象牙器、兽骨器的出现，不仅有趋于完美的造型，而且还常常附加了类似于图腾、神徽等的图案饰纹。玉雕技术的出现大约是在夏商时期，兴于汉唐，精于明清，至今也有五千多年的历史了。而起源于印度的寺庙建筑是中国佛教建筑之一，从北魏时期开始在中国兴盛起来。中国道教用以祀神、修道、传教以及举行斋醮等祝祷祈禳仪式的建筑物，则始于晋以前。此外，中国的碑碣之用，也从先秦时期开始萌芽。由此可见，雕刻技术的出现，建筑艺术以及各种民族文化活动的兴起，为“非遗”类书画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这些同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书画”艺术，是相伴于手工艺、雕刻技术、建筑艺术等逐步成长起来的“活态”艺术门类。这些“非遗”类书画艺术的发展，是与时代密切相关的。它所表达的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发展状况，体现的是历史时代的文化特征。具体地说，它是不同时代民族意识的具体内涵在以书画为载体的艺术形式中的呈现。随着寺庙文化、祠堂文化、民间信仰与祭祀文化的兴起，“非遗”书画艺术作为这些特殊场所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经历了我国长期以来的历史变迁并逐步形成与发展起来的。作为精神产品，它保留了中华民族具有相对稳定的思想观念、思维模式、价值取向、道德情操、生产生活方式、礼仪制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学艺术和教育科技等多层面的内容。它是时代、思想、感情、审美观念的结晶，是社会发展形象化的记录。如果我们能站在历史变迁的动态视角上去观测，就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它们的历史发展脉络，也可以更加凸显“非遗”类书画作品所承载的历史时代价值［4］。

四、“非遗”类书画艺术的民族特色

中国文化在中华5000年的发展历程中，从诞生到发展，直至繁荣昌盛，无疑成为了人类伟大的精神财富。同时，也逐步形成了具有自己独一无二的民族特色，具体表现为文化的统一性、连续性、包容性与多样性。其内涵主要包括:1．注重人文精神。把宗教与人的生活加以分别，没有让宗教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以宗法道德的规范约束来维系着社会的稳定和秩序;2．注重和谐，崇尚中庸，不提倡个性与分别。在多民族、多地域差异性的土壤上追求民族的融合发展，所谓“和而不同，有容乃大”;3．追求稳定的生活和美感的情趣，崇尚宽厚与包容，不计得失的生活态度。因此，在这样的民族文化氛围下，无论是物质文化遗产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围绕着民族文化的自身特点展开。它们的艺术形式和所传达的精神内涵，都与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息息相关［5］。“非遗”类书画艺术同样作为精神产品，更多表现的是民族的生产生活、民族情感、哲学观念乃至意识形态，反映的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无论从古代原始时期雕刻类文物上所记录的纹饰信息来看，还是从以后各个历史时期的手工艺、雕刻等“非遗”类艺术作品所反映的内容上看，都深深蕴含着民族心理与文化的价值取向。比如在民间的艺术创作中，大众的需求往往决定着形式与内容，物用功能和审美需求并举。在古代相对封闭的农业社会中，人口就代表着生产力。由于人们对人力资源深深的渴望，生殖崇拜、祈子内容、子孙繁衍等题材就成为民间艺术中的主流，也是“非遗”类书画艺术最常见、民众最喜闻乐见的主题。在认知相对低下的古代，人们相信万物有灵，而产生对自然和宇宙力量的崇拜，艺术的主题和内涵也围绕着趋利避害、祈福纳祥的心理需求来展开。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不断进步，尤其在21世纪的当下，对于“非遗”类书画艺术来说，其传承与发展将面临一个巨大的考验。一方面，文化语境的改变，使许多“非遗”类书画艺术逐步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另一方面，城市化的环境改造与新农村建设运动的兴起，将从根本上改变人们传统的生活习惯和内在文化需求。越来越多的“非遗”类艺术形式已陷入了“围栏”式的“保护”状态中，或者被染上商业的色彩，使其失去了原本的文化意义。我们都知道，文化只有具备了民族性，才能具有世界性。因此，如何维护好文化艺术的民族性将是一个要被持续关注的话题［6］。

五、“非遗”类书画艺术的表现方式

及其审美理念“非遗”类书画作品中最为常见的表现形式是刺绣、烙刻、木刻、石雕、石刻、砖画、浇筑、焊接工艺等。从其题材上考察，“非遗”类书画艺术无论是以何种形式呈现，都必须主动适应本民族的审美情怀，突出本民族的审美特点。人类进入了青铜时代以后，民间艺术的发展开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大量的纹饰艺术可以通过浇筑工艺来批量复制，使艺术的传扬可以在更加广泛的意义上得以实现。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在工艺制作技术上也开始朝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尤其对材质的选择也更加广泛。除了传统的刺绣丝线、雕刻的竹、木、石材料以外，金属类的材料也开始大量使用，使得“非遗”类书画艺术的表现形式更加丰富多彩。尽管他们之间在艺术形式上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是艺术根脉则完全相同。他们之间不仅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而且互为影响。比如，刺绣所使用的图样，在题材和形式上都与传统的书画艺术紧密相关。在表现题材上看，也大都以民间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如中国传统的吉祥符号、花鸟虫鱼、民间故事等等作为表现对象。画面积极向上，表现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作为具有商品属性的刺绣，显然是为了迎合市场的需要，在工艺手法的处理上也因人的不同而具有独到的特点。又如传统的画像砖、雕花、铁画的工艺等，也同样讲究气韵生动、寓意深刻的艺术追求［6］。既然“非遗”类书画艺术与书画同根同质，那么，我们就可以借助其它艺术形式所固有的审美特质对其加以评判:1．强调社会意识和审美情趣与艺术的表现形式、内容相联系，借景抒情，托物言志，体现“天人合一”的和谐观。2．在创作构思上沿袭了中国画中的许多思维模式，注重艺术形象的主客观相统一。造型上不单纯执着于追求形似逼真的美感诉求，而要恪守一个“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和“不似之似”的美学理念。3．对形象的塑造要臻于传神，并以符合画家的主观情感为旨归。大胆舍弃非本质的因素，提炼重点特征要素并加以夸张表现。4．在构图上则讲求经营布局，敢于对时空界限进行突破，把处于不同时空中的对象加以主观重构。善用多点或散点透视法，构成上的自由度和灵活性得到了极大的彰显。与此同时，在构图中同样还注重虚实对比，讲求“疏可走马”“密不透风”的虚实相生的基本法则。5．尽可能对书画原本的笔墨意趣加以保留，尤其对体现中国书法的笔味、线条，尽可能还原其独特的审美价值。6．讲求诗、书、画、印的有机结合。可见，“非遗”类书画艺术也已极大限度地遵循中国传统艺术固有的原理法则与审美理念，充分体现出中华民族的独特审美意识和浓郁的民族特色［7］。

六、结语

“非遗”类书画艺术作品，除了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由于材料工艺的差别与中国传统的书画艺术有明显的不同以外，其所蕴含的民族文化意蕴、民族文化精神，以及审美特征都与传统的中国书画艺术有着极大的共通性。其传承与发展都与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紧密相关，它们都是中华民族乃至世界文化大家园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在后工业化时代的语境下，“非遗”类书画艺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其“生命”的脆弱性愈加凸显。在不断被挤压的生存空间中，要寻找到更加适合的延展空间已变得越发困难。尤其是机械手与人手的较量，使人工技艺遭受巨大的冲击。面对这样的形势，显然已经不能只靠简单的作为来达到理想的“保护”了。因此，保护“非遗”不仅形势严峻，工作任务也显得十分迫切和繁重。为了能更好地保护我们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期待有更多的专家学者投入到保护的行列中来。尽快地出台一些切实可行的保护方案，尽可能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住更多的文化记忆。同时，让我们牢记: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参考文献

［1］贺学君．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思考［J］．江西社会科学，2005(2):103－109．

［2］何星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民族现代化［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5(3):31－36．

［3］刘长焕．略论对联和桃符的文化内蕴———兼与谷向阳先生商榷［J］．贵州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5):56－59．

［4］张松．历史城市保护学导论———文化遗产和历史环境保护的一种整体性方法［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28－67．

［5］尚刚．中国工艺美术史新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14－39．

［6］李志彬．红木雕刻的艺术特点及文化内涵探析．［J］．艺术科技，2017(8):163－164．

［7］蒋国良．中国传统书画艺术“逸”的美学思想探析［J］．美术大观，2011(9):44－45．

作者:李肇瑜 单位:福州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