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杂剧对文人创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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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杂剧中的文人气质大放异彩

一方面是戏曲演出的社会化和商业化成熟，另一方面是苦闷文人无处申诉的情怀，频繁进出瓦舍勾栏的文人终于找到了一个施展才华、表达悲愤与抗争的天地。“以抒其怫郁感慨之怀，盖所谓不得其平而鸣焉者也”。元杂剧作家对杂剧兴盛所做出的贡献是研究者们所公认的，“不少具有正义感和富有才华的文人便投身到杂剧剧本的创作中来”，“对于北杂剧在元朝之能成为一代的文学（俗称元杂剧），曾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邓绍基在《元杂剧的形成及繁荣的原因》中说道：“众多的知识分子从事或参与戏剧活动是元杂剧繁荣的又一个重要条件。”陆文圭《墙东类稿》卷五《送李良甫同知北上序》便有这样的记载：“山东兵难，衣冠转徙。士族子弟失其故业，流为吏商，降为农隶者多矣。”在这样的困境下，读书人同市井中人朝夕相处，共同面对苦难的人生，体会着下层社会的悲欢忧乐、世态炎凉。《录鬼簿》收录当时的杂剧作家152人，嗣后《录鬼簿续编》又收录元明之际的杂剧作家71人，两书合计共收录223人，可谓名家云集。钟嗣成曾在《录鬼簿》序言中写道：“今因暇日，缅怀故人，门第卑微，职位不振，高才博艺，俱有可录，岁月糜久，湮没无闻，遂传其本末，吊以乐章。曾有学者李春祥总结过，元杂剧作家们的贡献，一是编写了大量剧本，使得剧团有戏可演；二是组织杂剧书会，推动创作与演出。这一时期，有大量的才子佳人的韵事涌出，常出入勾栏瓦舍，使得这些文人“能词章，通音律”，“明曲调，善讴歌”，不仅有较高的写作水平，对杂剧业务也很熟悉，如关汉卿，会吟诗，会弹丝，会品竹，也会唱鹧鸪，舞垂手。明臧晋叔在《元曲选》序中亦说他“躬践排场，面傅粉墨，以为我家生活，偶倡优而不辞”。

二、杂剧是文人情绪的宣泄

元文人与青楼女子的关系也是一个讲不完的话题。对于纵情声色的元代剧作家来说，前代同样沉湎于温柔乡的杜牧和柳永自然成了他们歌咏的对象。在生活中不如意，而在风流场上却较为得意，这使得文人们乐在其中。白朴曾在散曲《［中吕］阳春曲·题情》里写道：“笑将红袖遮银烛，不放才郎夜读书，相偎相抱取欢娱。”他还在《梧桐雨》中，对唐明皇珊瑚枕上、翡翠帘前的风流生活作了细致的描写。关汉卿也是对风月场中的浪漫赞不绝口，他在《［南吕］一支花·不服老》中说：“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我玩的是梁园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也许这种外在的放浪是为了掩饰其内心的羞辱和不平，但是在剧作家的眼中，青楼女子不再是应当轻歌曼舞供文人雅士借酒助兴的工具，更非可以肆意玩弄的对象，而是有情有义的“人”。杂剧作者塑造了一个个独具性格的女性形象，着重表现她们的觉醒和抗争，如《救风尘》中的赵盼儿，她一反传统女性的惟命是从，文雅娴静，而是敢爱敢恨，侠骨柔肠。作者通过这个角色表现出对传统道德篱的突破，闪耀着反传统的新的思想光芒。元杂剧作者通过写历史剧借古讽今，用历史上的悲剧人物来书写自己的苦闷。例如，郑光祖《王粲登楼》中的王粲，才华横溢却无人赏识，在动乱的汉末，他奔荆州投刘表，却不被重用。羁留异乡，功名不遂，于是生不逢时、命运不济的感慨顿由心生。在一个萧条的暮秋，他登高远眺，借酒消愁，感叹“空学成补天才却无度饥寒计”、又“登楼意，恨无上天梯”。在很多历史剧中，杂剧作者一旦涉及“仕途”这一题材时，便充满了压抑悲凉的情绪，在没有科举、文人备受歧视打压的大背景下，作品中的人物都被塑造成了失意而郁郁寡欢的形象。元杂剧作者也写登科及第这样的题材，但是所表达的却是另外一个意思。这类剧目，通常讲一个文人在得志之前主要是玩味爱情，陶醉在佳人对自己才华的欣赏之中，而得志后则高高在上地占有，甚至于玩弄女性，如《破窑记》、《潇湘雨》等。文人在不得志、穷困潦倒时是别人嘲笑、侮辱的对象，一旦高中，他们又反过来对他人睚眦必报，如在《冻苏秦》、《王粲登楼》、《裴度还带》、《渔樵记》等几部杂剧中，主人公对曾经羞辱过自己的人所说过的话又一字不差地还于对方，可谓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在《举案齐眉》中甚至出现了文人当官后公报私仇的情况。这表明剧作家们想通过“报复”来纾解屈辱的生活，在剧中抒发能改变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的希望，梦想能谋得一官半职，改变现状。元杂剧给予文人增饰文采、卖弄学问的机会，文人的才学和满腹经纶在剧本里表露无遗。众多历史剧的剧本今天看来仍然熠熠生辉，正所谓“文的作用是渲染史，史的功能是点缀文”。元杂剧也正是有了这些落魄失意文人的介入，才到达了中国戏剧史上的巅峰。在每一部杂剧的嬉笑怒骂中都流露出文人的情调和寄情于史的心声。承接两宋的元杂剧，世俗化的特点更为明显，不但演出的场所在市井坊间，演出的人员是娼妓戏子，不仅在内容方面更多地反映下层人民的生活状况，而且在一些元杂剧作品中，下层人物甚至成为主角。传统文人在元代外族入侵的大背景下丧失了以往的优越地位，同时却使得他们更为接近底层人民和底层生活，“文人受到统治者的歧视和迫害，与广大人民同其命运；他们和艺人在一起，深入民间，从事《杂剧》的创作，对《杂剧》的充实和提高，起了重大的作用。”文人参与到元杂剧创作，在丰富了杂剧的形式和内容的同时，也把杂剧的艺术水准提高到了更高层次。这种世俗化的载体加上文人创作，把元杂剧推向了中国戏剧史的巅峰。

作者：孙辰晨单位：上海大学影视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