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山水与茶文化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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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到名山梦已新，千峰拔地玉嶙峋。

幔亭一夜风吹雨，似与游人洗俗尘。

我很喜欢陆游的这首《初入武夷》，它生抒发了一个武夷初游者的心情。然而对我，走进武夷山，已经记不清多少次了，每有不同的感受与收获，因此每次归来，总着下一次什么时候能够成行？

这次去武夷山，是在2008年的初春时节，刚过，笔者与我省文学界、新闻界的一些人士结伴同行，这些朋友熟悉并热爱武夷个个都是名山的钟情者和鼓吹者，有着说的话题。然而我们此行并非泛泛的旅游，应武夷山市《大红袍天下》创作组的邀请采风，因此“议题”惊人的一致——看的都离不开武夷茶。

武夷茶，闻名遐迩，香飘万里，中国古诗常有歌咏或论述武夷茶的名篇，如唐代徐《谢尚书惠腊面茶》，宋代范仲淹的《和从事斗茶歌》，苏轼的《咏茶》、《叶嘉，陆游的《建安雪》，清代蒋衡的《晚甘》，袁枚的《武夷赏茶》，等等。近代著家郁达夫在他的文章中指出，“闽茶半出”，武夷茶“为茶中柳下惠”（相传柳下惠“坐怀不乱”，此处比喻君子）。英国十九世纪的大诗人拜伦在他的巨著《唐璜》中甚至写道：“我觉得我的心儿变得那么富于同情，我一定要去求助于武夷的红茶”。

一种饮料能够长时间地受到中外文学界如此青睐，除了武夷茶，孤陋寡闻的我还没有找到别的，可见它的魅力之大。但是，在赞美武夷茶的时候，人们不能不说到武夷的山水与文化。我以为，武夷山水是大自然的造化，武夷文化是历史的积淀，武夷茶则是二者——武夷山水与文化的结晶。

写到这里，我忽然萌生一种假设，如果武夷山不产茶将会怎样？

我想，那将令名山失去一些魅力，游客减少几多雅兴。

当然，假设毕竟不是真的，人们无需忧虑，更何况武夷山的茶业正处在前所未有的兴旺时期。

山水的孕育

虽然我们多次来过武夷，但这里的奇山秀水依旧让大家流连忘返。游览中，无论走到哪里，随处都可见到一丛丛生机勃勃的茶树，绿满山间与水边，令人赏心悦目。

我们走进九龙窠，绵延的山涧里，武夷茶不同“衍派”的茶苗，生意盎然，犹如春天的使者。山坳里，悬崖峭壁上那六株已有几百年高龄的大红袍母树，老干新支，正在颐养天年，有关她们的许多动人故事，一直流传至今，让不少慕名者纷至沓来。

我们走过云窝，漫步在九曲溪畔，大王峰的伟岸，神女峰的妩媚，尽在眼前。许多来自海内外的游客坐在敞开的茶室里，欣赏大自然的美景，品尝香茗，或水仙，或肉桂，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面对此情此景，我忽然觉得，欧阳修《醉翁亭记》中的“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不妨改一个字，即“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茶也”

茶，是武夷山的特产。在国内外，像武夷山这样的风景名胜，既能提供超一流的山水，又能献出超一流的名茶，并不多见。这是武夷山的骄傲，也是福建的骄傲。

武夷茶，有红茶、绿茶和岩茶之分，但主要是岩茶（即乌龙茶）。

武夷茶的历史悠久，范仲淹诗曰，“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苏轼认为，两汉时武夷山就有了茶。当代著名的茶叶专家陈椽经过论证后指出，“武夷茶约在距今1500年前的南朝就已初具名度”

武夷茶的诞生离不开独特的武夷山水。

相传三千多年前，彭祖因吃了武夷山的灵芝喝了武夷山的水而长生不老。所谓长生不老自然不足为信，但不同凡响的武夷山水却乃千真万确。晋代，那位曾经拥有五色笔写得一手好诗文的才子江淹对此有了发现，他第一个给武夷山独特的大自然作了概括——“碧水丹山，珍木灵草”。朝学者顾野王更是赞叹道：“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美哉山河，真人世之希觏也”。

武夷山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为武夷茶的生长提供了优越的条件。陆羽《茶经》称茶山之土“上者生烂石，中者生砾，下者生

黄土”。考察武夷山的茶园，多数在岩壑幽涧之中，四周有山峦作屏障，土质大部分为烂石或砾，非常适合种茶，加之雨量充沛，高山幽泉，云遮雾罩，山阳多阴，年平均相对湿度在百分之八十左右，从而造就了武夷岩茶的优良品质。明代徐勃《茶考》指出，“武夷山中土气宜茶”。晚清的一位博物学家在其《闽产异》一书中也说，武夷山“岩皆挺拔，凡风、日、雨、露，无一息之背；水泉之甘又胜他山，草且芳烈，何况名柯。”意思是，生长在这样的山水自然中，连低贱的草都特别芬芳，何况灵气十足的茶。这个见解十分到位，武夷茶因此有“臻山川精英秀气所钟，品具岩骨花香之胜”的说法。还有一位诗人，形容武夷茶是：“香含玉女峰头露，润滞珠帘洞口云”，更是让人浮想联翩。

大自然确实为武夷茶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但茶人的不懈努力又进一步提升了武夷茶的品质。几百年来，他们从“菜茶”原始品种出发，经过一代又一代地不断选育，至今已培植出繁多的优秀品种。其中“大红袍”、“铁罗汉”、“白鸡冠”、“水金龟”，历史上曾有“四大名丛”之称。

文化的融入

中国有许多名山，武夷山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碧水丹山”，更在于悠久文化，这是它拥有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名录的根本原因。千百年来，以朱熹为代表的儒家和以佛、道为主的宗教，对武夷茶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历史上不乏有僧人道士种茶爱茶，更有来自四面八方的读书人喜欢武夷茶鼓吹武夷茶。朱熹的好朋友陆游，曾先后3年提举福建和江西西路茶盐公事常平，他赞美“建溪官茶天下绝”，还另有诗写道：“一见溪山病眼开，青鞋处处踏苍苔，平生长物扫除尽，犹带笔床茶灶来”，可见诗人是多么喜欢喝茶，而他喝的茶也必定是武夷产的（即建溪官茶）。

“竟尚武夷茶”的清代长乐人梁章钜（官至两江总督）对茶颇有研究，将茶品分为四等，即“香，清，甘，活”。现代作家贾平凹在《大红袍茶树记》一文中，承袭了这一说法，认为是独特的自然环境和独特的制作工艺成就了武夷茶。他称大红袍是武夷茶的象征，更是武夷茶人的精神。

历史告诉我们：武夷茶从制茶到品茶，每一个环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

唐宋时期，武夷茶制作工艺与今天完全不同，那时采取的是蒸青紧压法，外形如同一块圆饼，然后用薄纸包裹，纸上印有龙凤图案，因此又称“龙凤团茶”。这种制作工艺到了明代，改为流行至今的炒青散茶制法。

武夷茶（这里指乌龙茶）的制作方法，既不像红茶那样全发酵，又非绿茶那样不发酵，而是半发酵，因而茶的外观呈绿叶红镶边，其制作工艺从采青、晒青、做青、炒青、揉青、焙火到拣剔，环环相扣，特别复杂。对于它的形成，民间流传着种种说法，但不管是因官兵睡在茶青上致使茶青变软，还是别的原因导致茶青边缘发红，都不是人为的事先设计，而是“无心插柳柳成行”。传说是一种文化，它给武夷乌龙茶的制作工艺披上一件浪漫主义的衣，让人有了遐想的空间。实际上，乌龙茶的制作工艺是武夷茶人（其中也有闽南人，主要是僧人与茶商）长期钻研摸索而成的，它充满智慧。清代，崇安县令陆廷灿《续茶经》所引述的王草堂《茶说》，就有了这方面的初步总结：“茶后，筐匀铺，架于风日中，名曰晒青，俟其青色渐收，然后再加炒焙。……烹出之时，半青半红，青者乃炒色，红者乃焙色也。……既炒既焙，复拣去其中老叶、枝蒂，使之一色”。此后，经过不断的实践、创新，乌龙茶制作工艺更加成熟了，据武夷山的同志介绍，这种制茶工艺获得了“国家唯一的茶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有了好茶，还得善于品尝才能体现它的价值。历史上，武夷山一带斗茶之风盛行，范仲淹的《斗茶歌》写得非常生动：“……屈原试与招魂魄，刘伶却得闻雷霆。卢仝敢不歌，陆羽须作经”。他还极力鼓吹饮茶胜于喝酒与服药。他说，“森然万象中，焉知无茶星。商山丈人休如芝，首阳先生休采薇。长安酒价减百万，成都药市无光辉。不如仙山一啜好，冷然便欲乘风飞。”如今，品茶在茶文化中依然占有相当的位置，尤其是乌龙茶，对环境、心境、茶具、水质、冲泡技巧和品尝艺术都非常讲究，形成了一整套规范的程序。例如，“焚香静气”，造就幽静平和的环境；“乌龙入宫”，把上乘的茶叶放进紫砂壶里；“悬壶高冲”，让茶叶松动出味；“春风拂面”，用壶盖轻轻刮去表面的白色泡沫，使之洁净；“关公巡城”，依次来回往各杯斟茶，使茶水浓淡均匀；“鉴赏三色”，观看杯中茶水颜色；“喜闻幽香”，捧起杯嗅闻茶的香味；“尽杯谢茶”，品尝后主客双方互相致意。自始至终，体现了一种高雅的文化。现代著名作家老舍甚至写道，“品过工夫茶几盏，只羡人间不羡仙”。

笔者生活中没有太多的嗜好，既不抽烟，也不喝酒，唯独喜欢饮茶。虽然多半是一人独饮，但与朋友一起畅谈时，也少不了共饮，进行茶艺切磋而乐在其中。这次我们到武夷山采风，第二天晚上，热情周到的主人就安排了一场茶艺表演，有歌有舞，其中“禅茶”给人留下的印象最深。在美妙的音乐声中，纷繁复杂的程序，出神入化的动作，比起一般朋友之间的沏茶，要精彩得多，雅致得多，欣赏时令人眼花缭乱，叹为观止。

莺飞草长，转眼到了暮春时节，离开武夷山已经有些日子了，虽然杂务缠身，忙于应付，仍忘不了那里的山水那里的人。

正如前面说过，每一次走进武夷山，都有不同的感受与收获。这次也不例外，通过走访名胜，聆听介绍，拜读专著，笔者对武夷茶有了新的认识和感悟，发现这一名茶的诞生绝非偶然，它是大自然与文化的有机结合。正如当地人所说，武夷茶是武夷山水的骄子，是武夷文化的重要特征。

然而此行只有两三天，时间短促，来去匆匆，带走快乐，也留下遗憾，于是有了新的念头——什么时候又能走进武夷山？

我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