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表演艺术理论对策

导语：电影表演艺术理论对策一文来源于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若需要原创文章可咨询客服老师，欢迎参考。

对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张瑞芳的电影表演艺术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人们无不敬仰的总理。曾关怀过千千万万的人，也包括张瑞芳同志在内。

因在重庆的地下党时期，她的组织关系是由副主席直接领导的。亲切的关怀、教诲与伟大人格，曾强烈地激励着张瑞芳的心扉……“今天请你吃螃蟹，因为你拍了一个好戏。”新中国成立之后，张瑞芳成为专业电影演员。拍的每一部影片，不管好坏，几乎都看过，而他鼓励张瑞芳的，多是她能投身到现实生活中去，表现社会主义时期的新人形象的戏。

尽管她在表演上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但总是鼓励她说：“有点样子了，你应当再努力下去。”当她为演这样的戏感到“吃力不讨好”的时候，又对她说：“演古人比演当前的人容易，因为没人见过他们。演现实生活里的人，因为人人都能看出来他像不像……”1962年，影片《李双双》刚刚拍竣之后，由于在喜剧艺术处理和技术质量上还存在不足，它并没能得到专家或权威们的赞扬。但影片却得到和邓大姐的喜爱。五六月份，第二届电影百花奖评奖时，总理说：“今年的‘百花奖’我投《李双双》一票。”后来，《李双双》获得了第二届“百花奖”故事片大奖，同时还获得其他5项奖。同年秋天，张瑞芳随团携带着影片《李双双》第一次访问日本回到北京，邓大姐约她到他们家里去吃饭。一见到张瑞芳就说：“我今天不是请你来吃饭，而是请‘李双双’来我家吃饭”“，今天请你吃螃蟹，因为你拍了一个好戏。”吃饭时，总理又告诉张瑞芳说：“李凖的小说原来是写妇女办食堂的，现在电影是写李双双推行记工分的，情节变了，但人物性格没有变，依然个性鲜明、生动活泼，可见作家一定要深入生活，李凖要不是生活底子厚，这个电影怎么能出得来……”张瑞芳觉得自己没能达到作者对角色的希望，表演得很不痛快，这个人物应当比自己现在的处理更疯点、更傻点、毛手毛脚一点。当肯定她拍了一个好戏的时候，张瑞芳立即问：“是不是因为正好配合了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的农村政策了？”说：“你不能完全这么看，这个影片在艺术上也是有可取之处的。

你的表演也有新的东西。”总理之所以喜欢李双双这样的人，是因为她胸襟坦荡，一心为公。由于有极高的文学素养和审美品位，能从电影中看出“李双双”质朴的美、心灵的美、性格的美。在生活里，他也鼓励张瑞芳要敢讲话、讲真话……“《李双双》影片有什么问题？……把我都搞糊涂了。”1973年4月14日晚9时，在北京人大会堂上海厅，接见了即将离开北京的以廖承志为团长的中日友好访日代表团。全体出国人员共54人，既有民主人士，又有专家、教授和劳模。

而张瑞芳是其中唯一的电影界代表。这是她一生中最后一次见到，也是一生中在“”的特殊年代第一次参加这种特殊的接见。

7年不见总理了，张瑞芳发现一向光彩照人的面容明显憔悴，脸上也出现了她从未见过的老年斑，炯炯有神的眼睛也显得有些暗淡、疲乏。她哪里想到总理此时已得了严重的疾病啊！她心里有着千言万语，眼睛定定地望着，当总理来到自己的面前时，张瑞芳感到一阵心酸。

在“”中，她在失去自由的25个月里，几次在睡梦中来到中南海西花厅，见到了、邓大姐……没想到这次，就在3天前的晚上，邓大姐派车来接张瑞芳到他们家里去，那晚正巧接待外宾，没能等到总理回来……此刻，也打量着张瑞芳，连她染头发都注意到了，甚至对她未来有限的演艺生涯，也很关切。

在大家座位前转完了一周，回到中间沙发上落座。

在2个小时的谈话里，针对大家的思想实际，明确地谈出了自己的观点。

最使张瑞芳难忘的，是用相当长的时间谈到了《李双双》这部电影。不无气愤地说：“《李双双》影片有什么问题？是作者有问题？是工分挂帅？为什么要批判？它错在哪里？把我都搞糊涂了。”总理问了在座的许多人，回答得都不令他满意。

轮到张瑞芳这位当事人了，她不能不出来讲话。她说“：1962年放映的时候它是好的，如今看来它不符合样板戏总结出来的‘三突出’创作原则。按‘三突出’的创作原则，李双双算不上是英雄人物，因为她阶级自觉性不高，只能说她有朴素的阶级感情。她作风简单，时常和人吵架。

她学习文化只看识字课本，她没有学习《毛选》……”对张瑞芳的回答也不满意。他沉默了一会儿，口气缓和地说：“李双双做了很多事情，都是为公的嘛，只是她的丈夫的思想有点中间，要历史地看这个影片。整个影片的倾向是好的！现在，连李双双的歌也没人唱了。”其实，曾被郭兰英唱得风行一时的“歌唱李双双”这支歌，也会唱的。这次，在“”实行法西斯专政的情况下，公开为影片《李双双》恢复名誉，目的不仅仅是为一部影片平反，而是对中国一代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的关怀和鼓励。会后，华罗庚、郑凤荣、林丽蕴、邢燕子等同志都奔走相告，无不感到欢欣鼓舞。尽管当时大家的日子还不好过，但张瑞芳她们感到不应当消极，因为，始终是和我们站在一起的……“戏很好，你的善子给我的印象很新鲜，出乎我的意外！”1963年1月到1965年8月，整整两年零8个月，张瑞芳都在创造着同一个角色———在朝鲜话剧《红色宣传员》和根据这个话剧改编的电影《李善子》中，扮演朝鲜农村姑娘“李善子”。

此间，直接关心着这次创作。他热心地支持和鼓励张瑞芳等创作人员的积极性，他无微不至的关怀令人感动。

1963年4月25日上午11时半，时在上海开会的给张瑞芳打了电话，了解话剧《红色宣传员》的演出情况。“你们的戏演得如何，听到反映说不错嘛。”在电话中说。张瑞芳在电话中“暴露了自己的思想”“：在舞台上我演善子没问题。我觉得在银幕上我显得年龄太大了，不如年轻的演员扮演更感动人。”在电话中说：“你是不是分三个阶段呢？一开始很热情积极，后来担心年纪，演出以后又有了信心？”张瑞芳回答说：“不是。我不担心舞台而是担心银幕。舞台和观众有距离，电影虽然可以用摄影帮助，但这个角色又不宜加工过多。”继续鼓励说：“这么说，还是得要我给打气了。”在电话中还关切地询问其他电影艺术家如赵丹、黄宗英、陈鲤庭等人的近况及创作情况，还询问了张瑞芳的丈夫、导演严励和孩子们的情况。这使张瑞芳内心感到十分温暖。还关心地问张瑞芳的身体还好吧？她在电话中回答说：“年纪大了，休息不好，嗓音有时听来吃力。”总理惊诧地问：“年纪大了？”张瑞芳说：“我已经满44岁了。”总理说：“那还早呢。”当总理得知张瑞芳正在写市人代会上的发言稿，让她谈演现代题材问题、还要印出来时，总理说：“下午别写了，好好休息，晚上演戏。”4月25日晚，与中央和上海市有关领导来看张瑞芳她们演出的话剧《红色宣传员》。

闭幕后，观众热烈鼓掌，以为总理要上台接见演出人员。但总理没上台，他有事，先走了。陈家康同志上台来，悄悄告诉张瑞芳：总理很满意。陈丕显、曹荻秋同志传达总理的话，说不能来看大家。大家既兴奋，又有点失望。当晚12点半钟，给张瑞芳打来了电话，说明没有上台的原因，是忙着到那里开会。在电话中赞扬道：“戏很好，你的善子给我的印象很新鲜，出乎我的意外，和过去别的角色不一样，年轻有了，朝鲜味也有了，是像个年轻娃娃；只是过于注意了这一点，在有些地方就使你语言感人的长处发挥不出来了。还可以放开些。譬如第四场，你堵水口子大家抢救你回来，我等待着你感人的语调，可是没等到。语言的感情不够。……”张瑞芳依然认为“在舞台上我还有信心，在电影上不一样。”让她回忆一下演《国家至上》的时候，那是1940年，她真的是个小姑娘。

总理鼓励道：“现在是经过艺术加工后得到的，最感人的是第六场暗转后，四场、三场也好。

三场语言受了拘束，还可以继续努力。”当得知张瑞芳她们已演了22场时，总理夸奖说：“主席也问你们的戏了，同去的人都说好”，“你们演出的水平是高的，只是感到有些地方还不十分调和。”为此，建议张瑞芳：“你还是应当去朝鲜一下，向他们学习。

我们已经和金首相谈了，你们去要真的好好学习。好好做一下调查研究，学习他们的青山里精神。

（郑）君里说要看你们的，你们不能泄气。如果他明天回来，我打电话给他。如果我回到北京他还在，我看过人艺的演出（话剧《红色宣传员》）后再找他谈谈。把意见转告你们。”还在电话中关心地问张瑞芳：“你们没有点心吃吗？”张瑞芳说：“有的人来得及在后台吃了，我每天回家后才吃，把点心带回来……”最后，在电话里语重心长地说：“过了6月，你们下半年就可以去朝鲜了。在庄稼长出来的时候，生活一下，多多向他们学习。

在工作和生活里学习政治。”张瑞芳在电话中表示：“是。我们尽量能学到更多的东西回来。”伴随着“”前政治舞台上的阵阵风雨，在的直接关怀、爱护和大力支持下，话剧《红色宣传员》虽然出演了，然而，电影《李善子》拍成后却在的刁难和阻挠下，被无辜地锁进了仓库。对于郑君里、张瑞芳等电影艺术家来说，这不能不算是一件非常遗憾而又令人痛心的事情……离开我们已经34年了。

生前对张瑞芳的关怀与教诲，促使她想得很远很远，并激励她不断前进。而留在她心里的是对更深的敬仰与永远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