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文化背景下阜阳剪纸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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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阜阳地区是我国著名的“剪纸之乡”，剪纸是当地比较流行的一种民间艺术，每逢年节庆典、婚丧嫁娶、婴儿满月、老人寿庆等活动，人们都喜欢悬挂张贴剪纸作品来烘托气氛。阜阳民间剪纸题材丰富，形式多样，风格淳朴古拙而不失精巧，热烈而不失典雅，蕴含着丰富而独特的农耕文化内涵。这种丰富而独特的农耕文化的形成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其一，阜阳地区地处淮河中游，有着悠久的农耕历史，考古发现8000多年前淮河流域先民就已开始种植稻米等作物，因此很早就形成了基于农业的“天人合一，物我合一”的原始自然观；其二，阜阳地区历史上曾是儒、道、墨、法、农本等思想汇集地区，以道德伦理规范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以阴阳五行为核心的道家思想以及管仲的农本思想等都极大丰富了农耕文化内容；其三，阜阳地区历史上是一个政权更迭频繁，中原、吴、楚文化不断渗透、融合的地区，长期的渗透、融合使本已底蕴深厚、内涵丰富的农耕文化更具兼容并蓄的特征，也正因此使得阜阳民间剪纸艺术呈现出郭沫若先生所说的“其味天真而浑厚”与“玲珑剔透得未有”的南北风格融合的面貌。

一、阜阳民间剪纸艺术的农耕文化背景

（一）以天、地为本的自然观

《黄帝四经》曰：“人之本在地。”《管子•乘马》曰：“地者，政之本也。”固守土地、崇拜自然是阜阳乃至整个中原地区农耕文化的核心思想，日月星辰的运行，四季的更替，植物的枯荣，土地的肥沃与贫瘠等，不仅会影响到人们的生活，也会影响到人们的思想情感。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天地自然不仅是“本”，而且还拥有“大美”，故民间艺术自从产生之日起便表现出强烈的亲土地、亲自然的特性。余达忠先生认为：“自然作为一种背景性存在影响和决定着人们的生活与思想,对于自然的崇拜是自然而然的,尤其是农耕社会的早期,自然崇拜是一种普遍的思想观念,社会的神话、信仰、习俗、仪式、歌谣等就在这种自然崇拜中形成和奠基下来。”刘继成先生也认为：“人对自然的高度依附性,决定了观念领域对自然价值的全面肯定。正是因此,在中国古代思想中,天道自然,不管是对儒道还是墨名法,都是哲学认知的起点,‘天人合一’则是共同的价值选择。”通过对甲骨文中“艺”、“乐”和“美”字的分析，他认为这些能够反映精神特征的文字均与自然、农业有关，“后世‘艺’由农业种植发展成为雅化的技能,即‘六艺’,进而发展成精神性的‘艺术’‘；乐’由对谷物丰收的礼赞发展为普遍性的快，进而发展为表达快乐的艺术形式‘音乐’；‘美’则由视觉的胖大和味觉上的鲜,发展成为一般性的审美。这种词义的演进,一方面体现出人类从物质向精神、从实用向审美、从快感向美感进化的趋势,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农耕文明对于中国美学和艺术的奠基性。”从对土地的关注到对田间劳动力的需求，生殖繁衍便成了农耕文化中一个重要的命题，有趣的是，原本是人类生殖繁衍的问题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却与创造天地万物的阴阳观念紧紧缚在一起。天地、日月、昼夜、男女等等，在阴阳家看来世间万物皆归阴阳，即所谓“阴阳和而万物得”。阴阳观念关于事物发生、发展及相互关系的解释对古代农耕社会人们认识自然、安排农事具有重要意义，它深刻影响到民间习俗、信仰、文化、艺术的形成发展。尤其是“抓髻娃娃”、“生命树”、“葫芦娃娃”、“蛇盘兔”等这类关于生命主题的剪纸，刻意使用了许多象征阴阳两性的图像符号来表达阴阳相合孕育万物的观念，所以作品内容的释义性往往超过了审美性。对于农民来说，通过直观欣赏剪纸图像理解一种文化观念远比阅读文字来得容易，从这一方面讲，阜阳民间剪纸艺术也反过来促进了阴阳观念在民间的传播。

（二）忠义、孝悌，安土重迁的儒、道思想

阜阳地区民风朴厚，安土重迁，生活追求平淡、节俭、安稳。显然，这是与老子所倡导的“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5）的理想社会分不开的。封闭的社会生活造就了本分、知足、勤俭、朴实的农民性格，影响到民间剪纸艺术上则呈现出朴素、内敛、稳定、简约的风格。儒家所倡导的建立在家庭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道德伦理观念是阜阳地区农耕文化的又一核心要素。受其影响，阜阳民间剪纸艺术在以视觉形式播布审美文化的同时，还承担着宣传道德伦理规范的任务。唐家路先生在详细分析了传统道德伦理规范对民间艺术的题材选择、创作观念、艺术样式等方面产生的影响后，认为：“是民众普遍的道德伦理及情感要求,创造、选择了这些形象化的题材和内容,使其成为道德教化的工具和伦理情感的符号。与此相应,民间艺术健康、质朴、圆满、完美的艺术风格也常常遵循和追求美与善的统一,体现了民众广泛深沉的情感观念和道德伦理要求。”（6）

（三）兼容并蓄的多元文化

除上述农耕文化的本原哲学观念以及儒、道诸家思想以外，南北自然地理的分界、南北文化的交汇也是阜阳农耕文化保持鲜明特征的原因之一。作物上稻麦同植，交通上舟车同行，甚至在民风上“北方人的强悍和南方人的柔和也交融于淮河流域人民的习性之中”（7）。从文化地理分布看，阜阳地区地处中原文化圈的东南部边缘，东北是齐鲁文化，西南是荆楚文化，东南是吴越文化。历史上由于战争、人口迁徙、商贸往来等原因，各种文化在此不断渗透、融合，形成兼容南北、承接东西的多元文化特征，反映在民间剪纸艺术上则呈现出“既有北方的简练和粗壮有力，又有南方的精巧和秀丽多姿、粗细相间、刚媚兼备、节奏协调”（8）的独特风格。

二、阜阳民间剪纸的题材与内容

吕胜中先生说：（民间剪纸是）“劳动人民为满足自身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创造，并在他们自己当中应用和流传的一种艺术样式。”（9）以农耕为主的农村社会生活是阜阳民间剪纸艺术的创作源泉，农事以及与农事相关的民俗现象是民间剪纸艺术最常表现的题材。《管子•牧民第一》说：“仓廪食而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10）《汉书•郦食其传》云：“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11）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一生辛勤劳作，期盼的就是天下太平、仓有余粮、衣食无忧、少病少灾，因此，土地、自然对他们来说具有特殊的感情，用朴实的艺术语言将田间劳作、养鸭放牧、扬场晒粮、家禽家畜、花草鱼虫等这些生活中最熟悉的形象再现出来，是表达他们思想情感的一种理想方式。利用谐音将自然界不同事物结合起来体现喜庆吉祥寓意是广大农民对土地、自然及农耕生活情感的升华和提炼，民间艺术的创作主体及欣赏主体均为土生土长的农民，共同的生活理想和审美追求使得利用谐音表达喜庆吉祥寓意题材成为民间艺术最流行、最通俗的题材。这类题材主要有连（莲）年有余（鱼）、五谷丰登、喜鹊报春、大吉（鸡）大利、福（蝠）禄（鹿）寿喜（鹊）等。一些具有喜庆、富贵、吉祥寓意的喜字、福字、牡丹、荷花、桃、鹤、狮子、麒麟等也是剪纸常表现的题材。（图一）阜阳地区农耕文化的形成发展受儒家的道德伦理思想影响较深，几千年来，以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为核心的儒家道德伦理规范已深深植入农耕文化的土壤之中，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行为准则。从艺术方面讲，以表现忠孝、正义、善良等内容的艺术题材反映了人们对道德伦理和情感的需求，实现了艺术审美功能与教化功能的完美统一，这类题材通常来源于民间故事、神话传说，阜阳民间剪纸中最常见的题材有三娘教子、岳母刺字、钟馗捉鬼、嫦娥奔月、牛郎织女、白蛇传、木兰从军、夸父追日、关公、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图二）淮河流域是华夏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所以古老的生命信仰对阜阳地区的农耕文化传承具有深远影响，这类剪纸题材最具神秘感，蕴含着丰富的民俗文化内涵，涉及到婚丧嫁娶、祭祖崇拜、求子纳福、驱邪避祸等诸多方面，常见的有关生命信仰内容的题材主要有抓髻娃娃、疗疳娃娃、生命树、扫天婆、牵马小、奈何桥、瓜瓞连绵、老鼠吃南瓜、葫芦、石榴、鱼钻莲花、双鱼、对猴、对马、五毒等。一般来说，剪纸的功能是与题材相一致的，各个时代在剪纸功能的追求上不尽相同，所表现的题材也会有所不同，如剪纸起源时期的原始社会，先民们出于生殖崇拜的需要以雕、镂、剔、刻之法在石壁、树叶、皮革等材料上留下影像。由于剪刻的影像与原物酷似，以至于在古人看来剪纸能够摄取人或物灵魂，所以剪纸才会有了“招魂”功能，这一点可以从一些历史文献中得到证实，如《汉书•外戚传》、《搜神记》、《论衡•自然篇》、《汉书•郊祀志》等均记载有汉武帝因思念亡故的李夫人，命方士齐人李少翁以剪刻李夫人影像为其招魂之事。唐代诗人杜甫的《彭衙行》中也有“暖汤濯我足，剪纸招我魂”之句。由招魂发展到祈福纳祥，是剪纸功能的一大进步，也使得剪纸的题材得以大大拓展。唐代的剪纸在沿袭古人剪纸招魂习俗的同时，开始走入普通百姓的生活，成为节庆习俗的装饰品。如当时流行的“人日戴胜”、“镂金作胜”、“剪纸宜春”等习俗，《酉阳杂俎》记述有：“立春日，士大夫之家，剪纸为小蟠,或悬于佳人之首，或缀于花下，又剪为春蝶，春胜以戏之。”（12）李商隐的《人日即事》中有：“镂金作胜传荆俗，剪彩为人起晋风。”崔道融的《春闺二首》中有：“欲剪宜春字，春寒入剪刀。”唐代李远《剪彩》中有：“剪彩赠相亲，银钗缀凤真，双双衔绥鸟，两两度桥人，叶逐金刀出，花随玉指新，愿君千万岁，无岁不逢春。”可以看出，唐代的剪纸功能已由传统的招魂祭祀扩大到生活装饰，并且这种功能变化在经过宋、元、明、清等时期逐步呈现出多样化发展趋势，与此相适应，民间剪纸的题材也得到极大丰富和发展。“民间剪纸不仅体现民间艺人的审美理想与动机，是作者和欣赏者内心情感的宣泄与寄托，更重要的是在现实生活中有着功能上的实用性。”（13）剪纸艺术发展到今天，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人们的生活质量有了极大提高，已无须再借助剪纸等形式从事驱邪避凶、衍生护生、招魂祭祀等活动，所以美化生活、祈福纳祥成为现代民间剪纸的主要功能，传统的驱邪避凶、衍生护生、招魂祭祀等仅作为一种民俗文化现象成为剪纸艺术表现的题材之一。

三、阜阳民间剪纸的艺术特征与文化内涵

（一）阜阳民间剪纸的艺术特征

“农耕文明是深植于泥土的文明。土地不仅决定着中国的经济、政治和国家形态,而且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美和艺术的属性。”（14）阜阳民间剪纸所追求的朴实率真、火热喜庆的艺术风格以及驱邪避祸、祈子纳福的永恒主题，是当地劳动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的具体体现，是农耕文明催生的审美情感的具体体现。因此在表现形式上呈现出繁复与简约、喜庆与肃穆、张扬与抒情并存的特征，是与剪纸的内容以及思想情感要求相一致的。民间剪纸艺术是群体性艺术，创作和欣赏的主体均是民间百姓，共同的价值观、审美观造就了其特有的艺术形式。求大、求全、求满、求美是淮河两岸人民在长期生产劳动中形成的朴素的审美观，是美与善的统一。所谓“圆圆满满”、“和和美美”、“大大方方”、“实实在在”，不仅是艺术审美的标准，更是生活的标准、做人做事的标准，而建立这些标准的基础就是融儒、道、墨、法等思想于一体的农耕文化。受其影响，阜阳民间剪纸的形式多样而活泼，构图追求饱满而完整，造型粗犷而朴实，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例如，取材于现实生活的剪纸，其剪刻的刀功较为轻快洒脱，画面布局自由灵活，人或物的造型姿态悠闲，体现出农村地区恬淡宁静、幸福祥和的生活面貌；取材于喜庆吉祥寓意的题材则是采用满幅式构图，多使用牡丹、仙鹤、喜鹊、鹿、仙桃、鲤鱼、麒麟等农耕文化中的祥瑞动物、植物，画面物象造型活泼、喜庆，线条柔和多变，充满动感；（图三）而信仰类题材的剪纸，由于其特殊的表现对象和使用功能，多使用严谨的对称性构图，人物、动物的神态或威严或凝重，姿势动作夸张，具有强烈的仪式感，符号性特征明显。剪刻技法上也多使用简括的刀法，注重物象的外部轮廓特征，不做局部的精细刻画。当然，对于诸如花、蝶、仕女等一些柔美的题材也不失有细腻精巧的表现，但在人物动态处理、线条粗细变化、画面主次经营上仍不作过多修饰，以体现朴素大方的一面。

（二）阜阳民间剪纸艺术的农耕文化内涵

黄淮地区是中华民族文化思想的发祥地，历史上儒、道、法、释交汇融合，形成了以农耕为基础的多元文化特征，这种多元文化作用下产生的道德观念、价值观念、审美习惯、思想情感、行为方式等也直接影响到民间艺术的创作活动，从而使得“这种道德伦理及情感观念与民间艺术的审美观念一起,对民众的精神意识产生重要的影响,体现了民间艺术丰富深刻的文化内涵”（15）。特别是一些表现忠孝、仁义、先贤、烈女的题材能够为广大民众所传诵，说明渗透了儒、道、等精神的农耕文化所建立起来的道德观念、审美观念不仅成为人们待人处事的行为标准，也成为人们表达自己思想情感，追求理想生活的文化基础，艺术形式的圆满、大度、完美正是这种文化基础的具体体现。从文化传承的本原看，阜阳民间剪纸追求喜庆、吉祥、圆满，除了受儒、道诸家的道德观念、审美观念影响外，实质上也是驱邪避祸、求子纳福、祭祀崇拜等实用功能的延续，是对远古先民生命崇拜的继承和发展。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16）对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来说，多子不仅意味着“延续香火”、“孝敬祖先”，而且也意味着能够保持足够的家庭劳动力。从上古时代女娲造人神话到今天的遍布淮河两岸的生殖泥偶崇拜，生殖繁衍历来是民间文化传承的主题。民间剪纸中常出现的“生命树”、“喜娃娃”、“荷花仙子”、“抓髻娃娃”等题材，（图四）人物造型往往是呈正面，双手上举做蛙状，使人很容易想起远古时期的岩画和陶器中的人物形象。蛙纹造型在图像学中被认为是生殖崇拜的主要命题，反映了远古先民祈求子孙繁衍的强烈愿望。赵国华先生认为：“女娲本为蛙，蛙原是女性生殖器的象征，又发展为女性的象征，尔后再演为生殖女神。”（17）可见，民间剪纸中出现的蛙人形象是延续了远古时期的生殖崇拜的习俗。这类作品的人物造型很多都是以对称的形式出现，这种对称的形式不仅呈现出一种外在的形式美，更重要的是对称的造型形式反映了民间的一种偶数观念，一阴一阳，一正一负，成双成对，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18）。左汉中先生说：“中国人的‘偶’数观念中，反映着很强的生殖崇拜、生命繁衍意识。民间美术的造型体系中，形成了一系列的具有对应关系，潜藏着生命、生殖意识的造型规则。”（19）这种以偶数的观念来反映几千年来生生不息的生殖崇拜命题，一方面是中国道家阴阳哲学思想的具体体现；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根植于广大农村的关于生殖繁衍的朴素认知。对称手法并非只用于生殖崇拜命题的作品中，一些与生殖崇拜无关的日常生活情趣的题材中，往往也会出现左右或上下对称的人或物的造型。我们虽然不能将所有对称的造型形式都判定为阴阳交合化生万物思想的暗示，但仍然可以认为这是中国民间习俗中所谓“好事成双”的偶数观念的体现，这种偶数观念同样与远古先民生殖崇拜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人们从化生万物的阴阳偶数对称形式中发现了美的规律，一旦这种美的规律被掌握，人们自然会把它运用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阜阳民间剪纸中还有一些将动物拟人化的题材，如《猴子抽烟》、《老鼠娶亲》、《猴子拉车》、《老鼠点灯》、《蛇盘兔》、《大鸡送子》等。这类题材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这些动物形象较为常见，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另一方面可能要与远古人类的图腾崇拜以及神话意识有关。从考古出土的原始陶器上的人面鱼纹、鲵鱼纹、蛙纹等大量拟人化的造型可以看出，远古时期的先民认同了动物与人类具有某种共同的灵性，或者说远古先民之所以将人类自身与一些动物建立联系，是看中了它们的某种超常的能力，从而加以崇拜。从民俗学上讲，阜阳地区动物拟人化剪纸题材的出现是远古先民的生命崇拜意识以及万物有灵观念不断演化发展的结果。

四、结语

综上所述，阜阳民间剪纸蕴含着丰富的农耕文化内涵，圆满、美善、大全、喜庆、实在的审美追求是阜阳地区农耕文化精神传承的结果。象征性符号应用及程式化的艺术造型不仅满足了文化精神表达的需要，也是农耕文化长期积淀的结果。今天的广大农村地区生活富裕，精神面貌有了很大改变，农耕文化的传统意义已发生较大变化，驱邪避祸、求子纳福、祭祀崇拜观念仅作为一种传统民俗文化现象为人们所认识、研究，民间剪纸的审美功能取代了传统驱邪避祸、求子纳福、祭祀崇拜功能，民间剪纸艺术已成为人们表达节庆祝福、烘托喜庆气氛、美化生活环境的大众艺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