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电影艺术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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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闹着玩的》是由卢卫国执导的“中原乡村喜剧三部曲”中的第二部，于2012年大年初一正式在全国放映。虽然没有轰轰烈烈的广告宣传和商业炒作，这部影片还是在第一时间吸引了很多观众迫不及待地走进影院一睹为快，这也使得这部小成本的喜剧电影在上映仅三周时间，票房收入就突破了百万。该片能够在竞争最为激烈的贺岁档电影中崭露头角，除了其新颖的故事，丰富的笑料外，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该“三部曲”中的第一部———《不是闹着玩的》放映以来所获得的良好口碑。《不是闹着玩的》(以下简称《不是》)是2010年3月上映的一部纯“河南制造”的本土爆笑电影，上映后影响巨大，被赞为“河南版”的《疯狂的石头》，创造了“小成本电影也有春天”的神话。《不是》由真实故事改编而成，主要讲述了农村电影放映员蔡有才为了使现在的孩子不忘历史，不忘国耻，带领全村人克服重重困难，最终成功拍摄《鬼子进村》的故事。《就是》的影片内容是在第一部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故事围绕获得成功的蔡有才为了圆朋友蔡宝强“上春晚”的梦想，决心要在村里举办一场农民自己的“村晚”而引发出的是是非非。相比第一部而言，《就是》采用了明星加盟和多线叙事的影视策略，但是，虽然有了更为耀眼的演员阵容和更为丰富多彩的故事内容，观影之后笔者却发现，不论是在故事的构思、情节的衔接或是笑料的安排上，《就是》都比“土得掉渣”的第一部逊色不少。以下笔者将通过对这两部作品的比较，分析《就是》的不足之处，同时就电影续拍问题提出一些自己的思考。

一、为笑而笑，缺乏真实

笑来自生活，喜剧的根基存在于现实生活之中，喜剧的生命就在于真实。果戈理曾经说过:“到处隐藏着喜剧性，我们就生活在它当中，但却看不见它;可是，如果有一位艺术家把它移植到艺术中来，搬到舞台上来，我们就会自己对自己捧腹大笑，就会奇怪以前怎么竟没有注意到它。”很多时候，我们会对某个主人公所表现出的憨痴发笑，会对剧中的混乱喧闹场面发笑，但这只是一种浅层的笑，这种笑不会让我们回味，更不会触动我们的心灵。而那些真正令我们铭记于心，甚至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却仍不断品咂的笑，往往是从生活的深层挖掘出来的，这种笑让我们感到真实，没有被欺骗和愚弄的感觉，甚至从这种笑里我们看见了自己，窥见了人生的本质。因此，能否从生活中挖掘喜剧笑料，就成为判断喜剧艺术家成就高下的一个重要标准。第一部《不是》深受观众的喜爱，得益于其非凡的“笑果”，而这“笑果”又来源于真实的生活。笔者认为，真实、清新、不恶搞、不做作、不矫情、不胡闹是它在喜剧效果上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在该影片中，所有的“笑料”都仅仅围绕着“拍电影”时所出现的意想不到的困难和如何解决这些困难这条主线。不管是蔡有才、大头等为了拉到赞助而拼命减肥，还是在拍摄中日本鬼子和地下党的扮演者假戏真做打起架来，群众对出演“汉奸”“日本鬼子”等角色的抗拒，或者用西瓜和萝卜刻出的地雷和手榴弹，等等，这些都是在拍摄过程中因为不专业可能出现的状况，所以让观众感到真实可信，从而发出源自内心的笑。而第二部《就是》虽然也能给观众带来笑声，但影片中的一些搞笑片段和包袱有刻意设置、主观臆造的痕迹，违背了生活真实，显得有些不合情理。例如，宝强为了实现上春晚的梦想穿着蜘蛛侠的衣服站在房顶上高唱《忐忑》，有才和叶子因为游泳丢失了衣服而身穿树叶在大街上暴露着奔跑，大头不知道什么是“海归”和“洗手间”而插科打诨，大妈们的合唱分不清该唱什么不该唱什么，一辆小轿车里能挤出来几十个姑娘……这些剧情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搞笑”的效果，具有一定的娱乐性，但仍染上了中国喜剧片的通病———为笑而笑，刻意追求笑料和噱头，而忘记了艺术的魅力必须来源于生活，因此有笑点而无内涵，经不住观众的品味。如果说《不是》较好地反映出了新时代农民健康的精神风貌，那么《就是》则又回到了农民装傻充愣、智商低下的原点，而这些“装疯卖傻”早已不是现实中农民的真实形象，而是为了纯粹“搞笑”的有意为之之作，是不符合生活真实的，因此在喜剧效果上也就逊色不少。

二、极尽讽刺，顾此失彼

作为一部喜剧片，能让观众在欣赏过程中酣畅淋漓地大笑，它的任务或许也就完成了，但《就是》显然不再满足于这样单纯的目的。该剧的制片人王彤称，影片绝不是一部单纯的搞笑片，而是笑中也有泪，乐中也有爱。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影片在“办村晚”这条主线上，串上了近年来的一系列社会热点问题，但由于编排上的不尽如人意，这些流行元素的加入反而使整部影片因为过分嬉闹而部分地消解了主题的意义。《就是》一片涉及的社会热点问题主要有:官僚作风问题、城管问题、大学生就业问题、农村政策问题、文艺审查问题、植入广告问题、全民选秀问题以及以《非诚勿扰》为代表的相亲节目问题等。这许多的社会热点互相穿插、纠缠、交错在一起，有些对于故事的主题起到了很好的承接作用，如由化肥厂、农药厂等赞助的蔡家庄“村晚”完全变成了广告秀，这一方面批判了当下社会商业对于艺术的挟制，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在办村晚过程中所遭遇的困难以及蔡有才宁肯不要赞助也不妥协于社会不良风气的淳朴心理等。这个社会热点问题是紧随“办村晚”的主题而设置的，对故事的发展有锦上添花的作用，因而是十分成功的。但是另外一些元素却溢出了影片主题本身，只是为了达到讽刺的效果，并没有统一或整合进整部作品之中。例如，王三平策划的“诚恳打扰”节目，明显是对当下火爆的《非诚勿扰》这类相亲节目的映射，讽刺的意义似乎有，但这个情节跟“办村晚”的主题没有多少关联，同时也没有制作出令人满意的“笑果”。《就是》第一次将农民“办村晚”这样的主题搬上荧屏，构思新颖，本可以拍成一部高质量的作品，但最终因为过于复杂的含混叙事与过多的讽刺内容而变得臃肿不堪。顾了“讽刺”之末，而失了“喜剧”之本，这也是该片的败笔之处。

三、人物转型，不伦不类

邀请明星加盟影片，以吸引更多的观众从而赚取更多的票房，是影视文化创收的重要手段。《就是》的制片方也未能免俗，在第一部《不是》名声大振的光环之下，一改全部是河南本土演员的乡土风格，转而起用了一些影视界的“名脸”。这些“名脸”的加入无形中为影片起到了很好的宣传造势作用，同时也使影片在视觉效果上显得更有失了“档次”。但是笔者认为，这种“档次”不仅破坏了影片浓郁的乡土气息，而且专为“名脸”们量身打造的故事情节也影响到了作品的完整性。由“武林新秀”杨青倩扮演的叶子和著名相声演员王彤扮演的王三平其实是剧中的“多余人”，除了带给人们视觉上的新鲜感外，对于整个剧情的发展并没有实际作用。叶子顶多算是有才身边一个可以做些辅助性工作的一般人，在影片中只是起了一个“养眼”的作用，而王三平在剧中的几次重要镜头———主持“诚恳打扰”，上厕所怕黑，在村中寻找清朝文物等，也都是为了制造喜剧效果的一个由头，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另外，由相声演员岳云鹏扮演的蔡宝强虽然是本部影片中的线索性人物，然而他的存在也让人有些捉摸不定。宝强来到村里是为了彩排，从而上春晚，成名人，为母亲在城里买房子。也就是说，宝强梦想的落脚点是通过上春晚，赚足够的钱在城里为母亲买房。但他的梦想却被有才偷偷地置换掉了，由“上春晚”改为“上村晚”，买房子的梦想也就随之被消解了。对于这样天壤之别的转换，蔡宝强是如何接受的，影片中对此未做任何交代，这显然不能令观众信服。不仅如此，对于“办村晚”的目的，这一关涉影片中心主题的重要内容，导演也同样存在着含混之处。其实就整部影片来看，不管是领导的重视，还是对全村人的发动，“村晚”的目的都不可能仅仅是为了完成某一个人的梦想。然而，影片以匆忙赶来的宝强的独唱结尾，似乎真的在告诉我们:这就是为了实现宝强的梦想而办的村晚，这就造成了该片在主题内容上的自相矛盾。

四、续拍电影，路在何方

可以想见，《就是》是创作者在第一部获得成功的基础上，试图再创艺术精品的一部用心之作，用制片人的话就是:“我们都付出了全部的心思去琢磨怎样才能把《就是闹着玩的》拍得更好，更有诚意，让观众能够感受到我们是越拍越勇，而不是狗尾续貂。”［2］显然，创作者们在第一部成功的基础上有了更高的目标，力图在演员、故事内容、社会内涵等各方面把影片做得更好，但他们却没有意识到，创作目标的改变同时也意味着创作团队要有更严谨的创作态度和更高质量的创作技巧。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导演并没有处理好原有风格和创新元素的关系，使得加入的新鲜元素类似混杂的“什锦拼盘”，同时也丢失了原有的清新和乡土风格，致使影片在最终的艺术效果上，和预期的目标相距甚远。其实，这些缺陷并不仅仅存在于《就是》这一部影片中，近年来风行的续拍电影都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如《叶问2》被评为“创新不足”［3］，《非诚勿扰2》“语言过‘贫’，反而失去了前文本中的‘清纯’‘淡雅’的品格”［4］，《窃听风云2》则被认为“格局宏大，实现打折”［5］。续拍电影的这种困境，虽然说与观众的审美疲劳和他们不断提高的审美需求有关，但更多的还是制片方自身的原因。他们或者是因为过分依赖第一部的影响和品牌优势，而放松了对续集故事的锤炼;或者是有了更高的目标，却缺少相应的创作技术和能力;或者是受到社会流行文化的影响，因有意迎合而丢失了原有的风格;或者是缺乏创新，一味重复而自拆台脚，等等。因此，究竟应该如何守护自身的独特个性又做到真正的创新，超越经典的同时又能带给观众“既熟悉又陌生”的艺术感觉，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能更进一步，对于国内续拍电影来说，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