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文化叙述艺术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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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炎黄文化的全方位再现

当代历史文化小说的表现重心，较多集中在有文字记载以后的历史时期，比如杨书案、曲春礼、孙皓晖的先秦文化小说，二月河的清帝系列小说，以及王占君的隋唐历史小说，而文字记载前的史前文化却少有作家涉及，而黎正光却匠心独运地将眼光投向了炎黄文化，开拓出新的文化表现领域。作者黎正光指出：“由于炎黄时代，是一个缺乏文字准确记载的时代，加之过去人们对史前文明缺乏考古依据，致使许多代代口传心授的人物与事件成为部分神话与传说。”①史料的缺乏、记载的缺失以及考古知识的严格要求，给试图表现这一文化领域的作家带来了重重困难，而黎正光却凭着惊人的毅力，历经二十多年的文化考察，为真实再现炎黄文化积累了大量的考古知识。“为写作，我在二十多年的文化考察里，搜集了大量有关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等考古史料，并对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医术、巫术、祭祀、星象、历法、血族群婚、对偶婚、石器、陶器、兵器、服饰、文字符号、丝绸、律吕、舟车、冶炼、丧葬等等作了一定研究。”严谨执着的创作态度最终换来了丰硕的艺术回报，《仓颉密码》如同一部五彩斑斓的炎黄文化百科全书，全方位再现了炎黄时期氏族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描绘出一幅涵盖原始氏族社会各个角落的清明上河图，凸显出厚重的远古历史文化底蕴。《仓颉密码》重点表现了炎黄时期的文字、民俗，祭祀与部落文化，成功地实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象形文字是描摹事物外形特征最原始的文字，作为中国最早的象形文字，甲骨文凝聚着华夏民族的智慧结晶，是解读炎黄时期原始氏族文化的文化密码。《仓颉密码》通过仓颉游历天下发明象形文字，生动再现了大汶口文化至龙山文化时期，象形文字的诞生、演变与发展，比如仓颉描绘一只乌龟的侧面形状发明“龟”字，观察两个人行走发明“从”字，从吃鱼肉和羊肉联想到“鲜”字等。仓颉对象形文字的思考与探究，不仅显示出作者扎实的古文字知识功底，更是抓住了切入炎黄文化内核的文化符号。黎正光深刻体会到：“作为以象形符号为基源的汉字，便是我们文明古国根基最深的文化基石。可以说，华夏象形文字的诞生，无论从时间和作用上讲，都远远超过了我们传统概念中的四大发明，象形字才是辉耀我们华夏历史的第一大发明。”炎黄时期氏族社会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古代先民对自然感到神秘而恐惧，产生了万物有灵的观念，祭祀成为原始氏族社会重要的社会活动。《仓颉密码》详尽描写了诸多氏族部落的祭祀文化，涉及到服饰、法器、图腾、礼仪、舞蹈等诸多考古文化领域。小说中仓颉和石娃深入白狼部落，偷窥白狼部落的生殖崇拜仪式：“牛角号音骤然响起，猛烈的皮鼓声也响了起来。腰系皮裙身穿皮褂的男女在崖壁前吆喝着，扭动着，跳起了原始而野性的生殖崇拜舞。头戴狼头图腾冠虎背熊腰的巴江酋长在崖壁前领舞。”在炎帝部落祭青苗仪式上，“炎帝头戴一顶牛头图腾冠，上身斜穿一件虎皮褂”，祭司则是“头戴高高皮制神帽，插有两根长长羽翎”，“雨师右手持有一根一丈来长的檀木神杖，神杖顶端镶有一个白绿相间玉石雕琢的牛头饰物；雨师左手握着一个陶制沙锤，脸上涂有红色矿物颜料纹饰，额头涂有三条黑色线纹。”在祭司主持下，部落成员装扮成野兽狂扭身躯，在旷野上跳起了祭青苗舞蹈，挥洒着野蛮强悍的生命活力。《仓颉密码》从服饰、器具、祭品、场地、仪式等诸多细节，真实再现炎黄时期丰富多彩的祭祀文化，渲染出奇幻神秘的原始氏族社会文化氛围。此外，《仓颉密码》通过仓颉游历天下的足迹，从人文环境、自然生态、地理风貌诸多方面，生动再现了具有不同地域文化特征的部落文化。仓颉首先来到的白狼部落，以狼头为图腾，以羊皮为服饰，具有粗犷奔放的草原游牧部落文化特征；炎帝部落居住的是坑屋和土屋，以农耕与驯养家禽为生存方式，祭青苗则是部落的祭祀仪式；西陵部落发明了丝绸，以养蚕织绸为劳作方式，蚕成为西陵部落的文化图腾，部落重大节日则是祭祀蚕神的活动，白象山部落、空桑部落，有熊部落也都有独特的部落文化。作者在扎实的历史考证基础上，将目光回溯到中华文明的源头，生动再现了多元的部落文化，正是不同部落文化的交流融汇，才奠定了沿承数千年的华夏文明的文化根基，成为现代中华民族国家的雏形。

二、仓颉文化人格的塑造

仓颉是远古历史的传奇人物，如何超越历史史料的缺失，真实再现远古人物形象，是绕不过的艺术难题。《仓颉密码》在吃透现有史料的基础上，加以合理地想象与揣摩，从文化心理的角度切入，紧紧抓住特定文化环境与人物性格形成的契合点，细腻表现出远古文化如何潜移默化地融入到仓颉的意识深处，从而形成特定的性格气质与言行举止，有效避免了远古人物塑造的现代化、理想化与意识形态化，成功塑造出立体真实的远古文化英雄形象。当代文化历史小说如唐浩明《曾国藩》、二月河《雍正皇帝》与刘斯奋《白门柳》，塑造的历史人物积淀着以儒家为主，间杂道、法、墨文化内涵，其文化人格塑造相对容易且有迹可循。而面对封建正统文化尚未形成的原始氏族社会，如何真实表现仓颉的文化人格、文化心理与思想情感？如何将仓颉这一传奇人物请下神坛，化作一个具有七情六欲的血肉丰满的生命个体？塑造仓颉这一传奇人物可谓困难重重，作者黎正光将仓颉放在炎黄时期部落文化交融的背景下，切入到仓颉的文化内心世界，来表现其文化人格的蜕变轨迹。少年仓颉在神鹿部落由于结绳记事丢失猎物，受到酋长神鹿氏的训斥，赌气一定要发明新的记事方法，年轻气盛的仓颉为发明象形文字踏上征程，先后来到了白狼、炎帝、西陵、女娲等诸多部落，部落女子如巴英、芹姬、涿光氏、肖玑、竹媛、绿波、绿浪被仓颉所吸引，纷纷对仓颉表示出异性的倾心爱慕，仓颉甚至沉醉于温柔乡之中不能自拔，逐渐忘却了人生的方向，其文化人格更多呈现出原始生命的本能。随着仓颉游历不同部落，目睹了不同部落的图腾岩画、祭祀巫术、丧葬礼仪、群婚野合，接触到诸多的原始氏族文化习俗，积累了丰富的原始文化知识，旺盛的情欲逐渐冷却，文化内涵逐渐提升，文化人格由浮躁凌厉走向平和淡泊，发明象形文字深化为仓颉的文化心理内核，激发着仓颉的坚韧意志，成为仓颉一生的精神支柱。然而《仓颉密码》并没有把仓颉写成完美无缺的道德英雄，以至于脱离了当时的文化环境，成为某种抽象的思想理念的演绎，作者真实地表现仓颉糅杂并存的文化人格，让原始激情从仓颉生命深处肆意地喷薄而出。由于炎黄时期民族国家、伦理道德与家庭观念尚未形成，因此仓颉身上摆脱了政治理念的束缚，也超越了伦理道德的制约，呈现出充满生命强力的原始文化人格。仓颉发明象形文字既非出自崇高的政治信仰，也非为了民族国家，仅仅是源于丢失猎物懊恼后的突发奇想，显得非常真实自然。仓颉也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道德英雄，仓颉好狠斗勇、野性冲动、贪恋女色，他每到一个部落就与女性交合，尽情释放原始的本能，仓颉也经常与部落其他男性发生冲突，动辄打架斗殴，暴露出了他性格中的鲁莽与强悍。作者并不因此对仓颉性格的负面因素进行批判，而是不动声色地将其如实再现，发掘远古先民的生命潜能，讴歌强悍有力的生命意志，从而使得数千年的远古英雄更加真实，富有鲜活的世俗气息与人性内涵，焕发出独立不羁的生命活力，彻底颠覆千百年来的封建伦理对人性的束缚。《仓颉密码》塑造的其他人物，如蚩尤、黄帝与金二伯等人物，既非传统的佛儒道文化人格，也不是现念的演绎者，而是一批充满原始生命活力与激情的远古英雄，他们张扬着独立人格与个性，丝毫没有受到封建文化思想体系的沾染，与原始氏族社会的文化氛围融为一体。黎正光将笔触深入到远古人物文化心理的深处，真实还原了早已逝去的古人心迹，使得历史人物性格发展按照自身的逻辑自然展开，与浓郁的炎黄文化氛围融为一体，显得真实自然又鲜活灵动，有效地解决了历史人物塑造过于现代化的顽疾。

三、民族文化精神的弘扬

中华民族文化精神萌生于原始氏族社会，发展于封建社会，经历了一个萌芽、成熟与传承的漫长历程，逐渐形成了以佛儒道文化为主体的思想观念体系，潜移默化沉淀在国民的无意识深处，成为数千年来薪火相传的文化精髓，也是区别其他民族文明的文化图腾。与其他文化历史小说不同，《仓颉密码》偏离了发掘佛儒道文化精神的传统模式，而是另辟蹊径将目光投向中华民族精神的原点，深入发掘远古民族文化精神。远古民族文化精神由于年代的久远与史料的缺失，较多在远古神话传说如夸父追日、女娲补天、大禹治水，或民族史诗如古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荷马史诗《伊里亚特》、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中得以表现。《仓颉密码》塑造了仓颉这一远古英雄形象，凝聚着远古先民的开拓进取精神，在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的原始社会，仓颉冲破了鬼神血亲迷信观念的束缚，敢于创新发明象形文字，无疑点燃了中华民族走向世界文明的火种，自强不息敢于创新成为远古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素质，为创造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内驱力。自小受到结绳记事之苦的少年仓颉，在丢失猎物受到训斥后，便立志发明新的记事符号，仓颉受到燃烧篝火的启发突发灵感：“这世间万物，都有形状，我何不以这天地万物之形，描画出各种不同的形状，这不同的形状，就可作为不同的象形字了。”“我将用象形的方法来描画世间万物，这描画的方法就是象形方法，所以我就给这些描画的东西取名为象形字。”为搜集各种符号发明象形字，仓颉开始游历天下各个部落，考察了无数的图腾、石刻与岩画，历经重重险阻与考验，闯入白狼部落祭祀的山洞被追杀，拒绝了炎帝的酋长权位的诱惑，经受住大隗部落美色的考验，多次在蚩尤骑兵追杀下侥幸逃生，联合轩辕与炎帝部落战胜了蚩尤部落，最终发明象形文字造福天下苍生。仓颉身上所焕发出的自强不息精神，成为远古华夏民族文化精神的缩影，象征着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精魂，寄托着作者对民族性格的思考与期望，正如黎正光所说：“仓颉身上，体现了我们华夏民族百折不挠，永远求索，不断创新的精神。”《仓颉密码》对自立自强自信的民族精神的弘扬，在西方文化无孔不入的全球化语境下，凸显出重要的价值与意义。新世纪以来，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中国传统文化遭受到西方文化的吞噬，西方国家大力向发展中国家输出自己的文化观念，借助全球化的名义实行文化侵略。另一方面，五四以来在启蒙神话与现代化浪潮的驱使下，传统文化被视作充满毒素的文化糟粕被激进否定，内外两者的双重冲击，使得千百年来承传的民族精神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信仰缺失与盲目崇外成为当下最严重的精神症候。面对拜金主义、物质主义与享乐主义等现代文明病的肆虐，黎正光以中国作家的良知与责任感，重新审视被遮蔽已久的远古文化资源，发掘出开拓进取的仓颉精神，从而激活了炎黄文化的生命力，衔接上断流已久的文化血脉，彰显出远古文化的巨大价值与现实意义，如陈寅恪所说：“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1〕因此，仓颉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发明中华象形文字，他在挫折面前表现的百折不挠的顽强精神，他在与命运抗争所激发出来的蓬勃生命激情，他在游历天下征途中所展示的独立不羁，复活了远古先民的文化心理与精神世界，反映出中华民族在远古时期改造现实环境的真实足迹，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找到了民族文化精神的坐标。

四、炎黄文化书写的艺术典范

《仓颉密码》对炎黄时期原始氏族文化的书写，从根本上说，是源于现代知识分子在全球化语境下所引发的强烈文化身份认同，以及对当下中国文化境遇的焦虑，旨在探索本民族文化传统与现代化进程的融合道路，改变当下信仰的集体缺失，以实现民族文化的重建。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下屡遭挫败之后，面临着必须接受现代化转换的历史挑战。“中国文化如何在当代西方各种强势文化的影响下进行自我定位和自我构想，这实际上也就是一个争取自主性，并由此参与界定世界文化和世界历史的问题，这反映出一个民族的根本性的抱负和自我期待。”〔2〕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打倒孔家店”到时期的“评法批儒”，近一个世纪对传统文化的激进批判导致文化之根的断裂。表现在创作实践上，现当代小说长期局囿于单一的政治经济学范畴内，在启蒙与救亡的感召下彻底阻断了与传统文化的纽带，尽管1980年代的寻根文学突破了政治的禁锢，走向了被遮蔽已久的民族传统文化，标榜以现代意识发掘传统文化之根以重塑民族文化。然而在实际的创作中，寻根文学所搜寻的文化之根，要么是在蛮荒异域展示千奇百怪的奇风陋俗，要么是走向蒙昧混沌杂糅并存的民间文化，抑或在完全虚构的乌托邦寻找精神寄托，这些对民族文化的现代化转换究竟有多大的现实意义很值得怀疑。由于创作理论与文学实践的内在悖反，文化批判与文化认同的相互抵牾，寻根文学的文化重建效果收效甚微，最终逐渐陷入困境。从这个意义上说，黎正光的《仓颉密码》在西方文化挤压本土文化的全球化语境下，延续了寻根文学未完成的任务，自觉地承担起重新发掘传统文化的使命，不仅突破了文化历史小说的僵化模式，而且祛除了寻根小说不切实际的凌空虚蹈，将原始氏族文化渲染与仓颉人物形象塑造融为一体，成为全球化语境下展现炎黄文化的艺术典范，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仓颉密码》率先将仓颉与炎黄文化作为文学表现题材。与唐浩明的晚清名臣系列、二月河的落霞系列、凌力的百年辉煌系列、杨书案的溯源中国文化系列等文化历史小说不同，《仓颉密码》的文化表述与上述作品存在着内在的差异，呈现出不同特质。如果说唐浩明、二月河与杨书案的文化书写汲取的是儒家、道家与法家为代表的封建正统文化资源，表现的是正统文化浸润下的帝王将相，那么《仓颉密码》则将目光转移到了文字发明之前的史前文明，成功塑造了仓颉这一远古文化英雄形象，表现出对正统佛儒道文化的规避与反思，以及以炎黄文化为资源重构文化书写和寻求文化身份认同的努力，揭开了长期笼罩在迷雾之中的炎黄历史真相，开拓出新的文化资源与文学表现题材。其次，《仓颉密码》的文化书写避免了文化寻根小说的艺术缺失。在寻根小说提倡者的理论宣言中，认为传统文化已经丧失生命力，应该在非规范的异质文化中寻找民族文化之根，他们将目光投向了未被现代文明玷污的蛮荒村寨，试图发掘充满生命活力的文化之根，然而事与愿违的是，寻根作家带着重塑现代文明的寻根理想，以现代的眼光烛照蛮荒异域的时候，发现的却是以丙崽为代表的文化怪胎，以及荒诞不经的原始蒙昧意识，全然丧失了寻根文化自强不息的生命力。寻根小说作家们打着文化重建的旗号来寻根，而实际效果却令人失望，理论与实践的悖反使得寻根小说迅速溃败。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黎正光《仓颉密码》对炎黄文化的探寻，很好地避免了寻根小说的痼疾，既没有对原始社会奇风异俗的展览，也不是对历史文物的把玩，更不是逃避现实而生发的思古之情，《仓颉密码》在掌握了大量的考古知识的基础上，以真实历史人物为原型，塑造了血肉丰满善恶并存的仓颉形象，避免了妖魔化和神圣化的两个极端，在仓颉身上蕴含着民族精神的深层文化积淀，寄托着作者对民族性格的深刻理解，象征着坚韧勇敢的民族精魂。第三，《仓颉密码》开创的文化寻根路径具有先导性的意义。李杭育在《理一理我们的“根”》中指出，“总而言之，我认为我们民族文化之精华，更多地保留在中原规范之外。规范之外的，才是我们需要的‘根’，因为它分布在广阔的大地，深植于民间的沃土。”〔3〕此后寻根小说的文化探寻路径多是疏离正统文化走向边缘文化，大体呈现出三种向度：一是少数民族文化，代表作品有乌热尔图的《七岔犄角的公鹿》、扎西达娃《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张承志的《金牧场》；二是走向地域民间文化，比如韩少功的《爸爸爸》、莫言的《红高粱》与张承志的《黑骏马》；三是走向乡土文化，如贾平凹的《商州》、郑义的《老井》等。《仓颉密码》则开拓出独特的文化寻根路径，率先将炎黄文化作为表现中心，发掘出创新进取的仓颉精神，避免落入民间和地域文化的窠臼，这一文化寻根路径真正触及了中华文明之根，不仅契合了海内外炎黄子孙的敬祖情感，而且极大激发起巨大的民族凝聚力，为以后文化寻根小说的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炎黄文化蕴含着丰富糅杂的内涵，不仅涵盖了星象、器物、历法、风俗与丰富的生活层面，而且渗透到人格、心理与思想等精神层面，如何真实再现炎黄历史的文化风貌，对考验作者驾驭远古历史的艺术把握能力有着极高的要求。黎正光的《仓颉密码》穿越数千年历史时空回溯中华文明的源头，勾勒出中华文明由原始部族社会向奴隶社会转型的轨迹，发掘出雄强进取的仓颉精神，成为远古历史题材小说中的艺术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