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艺术与生命诉求关联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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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着极其丰富的民间艺术，它天生与人们的日常世俗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是民众生活的重要构成。民间社会自有其特殊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尤其是根深蒂固的农耕生命观念显现着特殊的阶层意识，深刻地烙刻和赋予在民间艺术之中，使得民间艺术成为民间社会观念的“载体”，呈现出十分独特的特征和面貌。

一、民间艺术是民间表达生命观念的载体

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的民众生活的追求是十分朴素和功利的，本质上就是对生命的热爱和对生命延续的追求——就是追求人的生物性存在。追求人的生物性存在它包含两方面内容：活动中的生命和时间中的生命。所谓活动中的生命指的是活的有机体的功能，即有机体充分完满地进行由遗传规定的分子和原子运动，其自然要求便是健全长久地活着直到生命限期。所谓时间中的生命指的是有机体的存在、消亡和更替，其自然要求便是生殖繁衍、子嗣延续，这相当于中国古人所谓的“广继嗣”。在农耕社会，生命力是生产力的象征，而生产力的多少又是生命力能否延续的保证，所以在民间多子多孙就是一个家族和群体生命力和生产力强大的证明。这就使得早生子、多生子成为民间人们生活追求的最重要目标之一，长寿和子孙满堂成为大多数人的人生目标，这种人生目标反映在日常生活和活动中就是对实现求生、趋利、避害的追求。在民间，民间艺术是民间民众生活重要的构成部分，它们渗透到了民众生活的所有角落，成为民间民众世俗生活中实现求生、趋利、避害的重要“道具”和载体。民间艺术是民间观念的物化再现，民间艺术观念的诉求亦是民间民众对生活的诉求，它们从根本上就传达着民众生活的本质追求，指向实现民众生命诉求的根本目标——生命的存在和延续。在民间，民间艺术的种类和形式是十分庞杂和丰富的，诸如剪纸、面花、炕围画、神像、窗花、香袋、木雕、泥塑，甚至纸钱、纸车、纸人、招魂蟠等等。但是它们大多数自从诞生开始就是服务于民众世俗生活的生命诉求的，在数年的发展过程中基本上不曾脱离过它们的这一“使命”。不同的民间艺术却共同地表现和肯定着民间生活对“恒常主题”的追求——对幸福生活的各种祈盼和追求，包括祈子延寿、纳福招财、加官进禄等。

二、民间艺术是表达生命诉求的一种“文化”的方式

本来人追求生命存在和生命延续，就如动物般的直接和单纯，具有本真性。原始的求生、趋利、避害的方式都是“赤裸裸”的，人们以直接的物质性获取来保障生命的存在与延续。但是这种毫无掩饰的方式，加剧了人们相处的竞争，也伤害着人们的感情，抑或使人们一直经受着过于直接的现实索取行为和活动的尴尬。于是在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过程中，借助人类特有的身、心机能，人类社会生产出了一种复杂和文明的“产物”——文化系统。这个文化系统将人的思想和行为约束在特定的规制之中。使人类追求生命存在的生物性驱动力，在人类世界的生命过程中都遭受到一种非生物性力量（文化）的作用和约束，使得它不能再以原有的方式去追求它的目标。文化成为人类与动物最大的区别之一，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的行为是一种“文明的方式”。文化系统产生以后，逐渐并最终成为人们实现原始目标的“缓冲”方式。这种变化并不意味着人的生命机体放弃了强烈而执着的肯定自身生命意向，而是在生命意向中已渗入了种种非动物性的文化因素，伴随生命的发展过程不断地在人类生活过程中建构起一个“新的二级目标”。人们透过文化因素的生命意向，把生命的内驱力约束在一个实在而无形的范式中，以一种非动物性方式塑造生命的现实存在形式。就这种意义而言，人虽然也像动物一样，追求保存个体、延续种群的目的，包括维持生命健康、繁衍后代、采集或生产食物、躲避风雨和防御敌害，但人的追求方式却是文化的方式，人类特有的“文明方式”。至此民间民众对生命的存活和繁衍的生命诉求目标不以“赤裸裸”的、直接和显露的语言或行为、活动来表达，而是以文化的方式（民俗和艺术活动）加以渗透。人们将健康、长寿、平安、生殖、繁衍、等生命诉求都依附在民间艺术活动和作品之中。例如在陕北嫁娶时，新人嫁妆上的刺绣图案，在窑洞窗户、室内、器具上贴的剪纸团花，“上头”仪式用的“儿女馍馍”面花等等，绝大多数都是“男女耦合”“早生贵子”“多子多孙”的寓意和主题。此类表达在民间艺术活动和作品中不胜枚举，如石榴寓意多子，鱼戏牡丹寓意男女之情，蛇寓意能产，鸡寓意多产等等。民间艺术种类繁杂，内容丰富，但本质上都是服务于生命诉求的，而且这种诉求是十分普遍和强烈的。但是方式却是隐晦的，大都以大量的、丰富的象征性事物来寓意。可见，民间艺术中的形象和内容是民间艺术文化以文明的方式表达民间对生命和生命延续追求的见证，显现出明显的间接性、文化性和含蓄性。

三、生命诉求的变迁对民间艺术的影响

民间艺术从诞生起就充当着民间民众生命诉求的媒介，这种身份延续了数百年，对其自身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民间艺术目的性和功利性的价值，为它们的生存建立了最为广阔的环境，使其生生不息。民间艺术生存目的的限定，使民间艺术内容的表达和形式的表现受到限定，这也是民间艺术在数百年的生存过程中，一直持有十分稳定的造型形式和主题内容的根本原因，这种限定具有积极的一面。民间艺术存在价值涵义的形式限定，使得人们自觉向其深度挖掘，沿着一个方向不断寻求与之更为恰当的载体。从更早的巫术的虚幻形式一直到今天富有自由的和实在性的形式民间艺术转变，实现了过去的那种单纯的过程形式到具有更稳定更强烈的感知效果的静态民间艺术形态。这种形态具有独特的表现品质,凝固的合目的性的“事实”，以及他对视觉的直接呈现便于人们认识，长久地静态展示便于人们感受。这种艺术形象的定型实际上就是“经典”的诞生，是民间艺术表达某种意图最为恰当的形象的确立，是对民俗文化遗产丰富性的重要构成。例如抓髻娃娃、炕头狮子、长脖子面人人、账房团花等等。但是民间艺术表达内容和表现形式上的限定，与民间艺术造型和形式多样化的可能性之间构成矛盾，这个矛盾使得民间艺术造型和形式的创造不能“离题”而难以获得自由，限定了民间艺术的发展和变革。然而随着社会和科学的发展，时代和观念的变迁，民间艺术也发生了变化。人们对待神秘世界和超验力量的认识与态度逐渐由崇拜转向审美，从由虔诚俯从转向随意自信，民间艺术的创作目的从功利性转向审美。在现代民间艺术创作主体的观念中，鬼神已不是远古时代的那种客观存在，而是以创作主体自身需要“被存在”的，这种存在是创作主体主观选择的结果，失去天然的“神秘性”。过去人们寻求神祗的保护，现在人们寻求神祗的服务，鬼神在百姓心目中日益趋向宇宙生命运动之自然力量和秩序的理解。宇宙自身不可抗拒的生命运动力量，在不断被人们认识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人们力图把握的、用以实现人生目的理想力量。尽管人们呼之为鬼神，但内涵意义和性质已日益向人生和人文方面转化。由于民间对民间艺术神秘力量信仰的解体，人们也逐渐放弃用民间艺术的方式表达功利性诉求，而民间艺术的创作也逐渐成为一种文化和习俗活动，创作主体更关注创作本身的享受和愉悦。由直接的功利需要满足转向间接的精神功利需要的满足，由宗教目的转向审美目的的观念的变化，使得民间艺术的形式，造型等元素也发生变化，呈现出另一种面目。如民间剪纸能手库淑兰晚年创作的意图发生了变化，她的剪纸不再服务于“降魔驱鬼、招福纳祥、求生祈子”目的，而是仅仅为了抒发自己审美情感，构筑自己心中的浮图。她剪了贴、贴了剪，把自己的破窑洞打扮成王母娘娘姹紫嫣红的瑶池宝地，她就是那里的主人。这种创作的心态和状态使得她获得了极大的精神自由和愉悦，而摆脱了服务于现实功利需要创作，也使得她在创作时摆脱了传统民间遗留下的种种观念造型和符号限制，她的创作从传统民俗剪纸进入了偏重纯审美的艺术创作境界。她的作品也达到了纯净的真、善、美境界，十分可贵。至此，我们看到了民间艺术冲出桎梏，翻开了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