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我们的叙事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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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作为20世纪经典反乌托邦小说的奠基作，融科幻和讽刺于一身，其中戏剧化的情节模式、反讽的叙事手法、哥特式的美学风格也被后来的反乌托邦文学所继承，足见其艺术价值所在。《我们》作为一部融科幻和讽刺的预言小说，采用了日记体的形式，将主人公D-503的生活片段像冰糖葫芦一样串联起来。通过古屋与大一统国、“靡非”与“造福主”、“我”与“我们”的对立，表现了对个性与共性、幸福与自由的反思和透视。而这种反乌托邦的题旨亦是通过具体的叙事手法（戏剧化、反讽和哥特式因素）实现的。

一、戏剧化

大一统国中的“我们”没有姓名，而是用字母加数字的编号命名，元音是女性，辅音是男性。人物被抽象化、印象化和符号化，如主人公D-503有一双猴子般的毛茸茸的手；男性号民S-4711的身形被折成两道弯儿，形如其名；可爱的O-90全身则由一些圆组成以及两颊如鱼鳃的U等等。通过这种对人物外部特征的戏剧化、漫画式刻画，象征了人的“异化”主题。《我们》中的戏剧化色彩不仅表现在人物形象的设置上，扎米亚京还借用了悬念、发现和突转等重要的戏剧技法来推动情节的发展。主人公的悲剧命运在形成过程中，常常出现悬念、发现和突转等戏剧技法。主导的悬念有：I-330的真实身份极其接近D-503的目的，还有她在古屋的消失之谜。而所有这些悬念都在随后的发现中得到了解答：I-330是靡菲的首领，她接近D-503是因为其是“一体号”的建造工程师，希望借助他完成革命的计划。但在夺取“一体号”的计划实施中，情况又出现了逆转，D-503接到了造福主的电话，大一统国准备对所有号民进行伟大的手术———幻想摘除术，革命能否成功，主人公D-503的结局如何……所有这些又形成了新的谜。这样的精心安排和对戏剧技法的巧妙运用，使得作品扣人心弦，情节跌宕起伏，在读者的心理上产生强烈的戏剧化效果。

二、反讽

在《我们》中，反讽的叙事策略可谓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主要表现是言语反讽和情境反讽。扎米亚京被称为“语言艺术大师”，《我们》就体现了其高深的幽默讽刺技巧。小说标题的设置就颇为巧妙，“我们”既是全文的主题内容，亦是小说的反讽对象，警示了现代社会中机器和国家对人个性的抹杀、对自由的驱逐和对思想的统治。行文中作者也往往寓庄于谐、正话反说，如“一个好医生，当病人还健康的时候，他就着手治疗了；实际上病人要到明天、后天，甚至一星期以后才会生病。这是预防措施”。另外，关于幸福和自由，作者也做了另类的诠释。正是这些嘲讽的语调、反讽的语言和讥笑嘲弄的文字，揭示了大一统国理性至上的荒谬及其统治工具的残暴。从更宏观的情节与场景来看，作品中还存在着情境反讽。号民们的工作、生活严格按照作息条规执行：他们在同一时间起床、就餐、工作、散步和就寝，就连性生活也被纳入了数学的轨道，有了它特有的组织形式。另外，在选举庆典上，靡菲们投了反对票，但《大一统国报》对此的诡辩却是：“人人都明白，如果把他们的选票计算在内，就未免太荒唐了。那样做无异于把偶然混进音乐会大厅的几个病人的咳嗽声，也当做是一首恢宏雄壮的交响曲的一部分……”（122）这种啼笑皆非的言论拆解了其政治话语的价值合法性，揭穿了大一统国极权统治的真相。反讽的语言和情境是作者表现主题、组织情节结构的重要手段，它打破了读者惯常的阅读习惯，达到了消解权威历史话语的目的。

三、哥特式因素

《我们》阴郁的审美风格与其哥特式因素是息息相关的。小说利用封闭或半封闭的场景、血腥恐怖的气氛等哥特元素营造了一种阴郁的审美风格。生活在绿色长城内的号民们没有个人的姓名，只有国家颁发的号牌。为了使每个号民得到数学般的绝对幸福，他们必须以牺牲个性自由为代价来达到“理想的非自由状态”。而这种“理想的非自由状态”是需要造福主的极权统治来维持的，需要护卫局的无形监视、医务局的及时防护以及造福主的机器和“钟形瓦斯罩”。小说中号民们把祭典当做是一种物质的分化变异现象，认为“充当一件工具，充当数十万伏电压的合力，该是多么扣人心弦，令人神往。这是一项伟大的使命”。如此种种关于冷暴力的哥特式因素，将造福主暴力的统治方式推向极致，启发了读者对极权统治的反思。

《我们》作为20世纪经典反乌托邦小说的奠基作，其中戏剧化的情节模式、反讽的叙事手法、哥特式的美学风格也被后来的反乌托邦文学所继承。据称，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的创作灵感部分就得自于它，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我们》的艺术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