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艺术比较中可比性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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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有关设计比较的研究越来越被学术界重视，从宏观的设计文化的比较到具体的设计物的比较，都已经取得了相应的研究成果。但是，通过对设计艺术比较文献进行分析，笔者遗憾地发现：为数不少的研究仅仅停留在对现象的简单描述层面，缺乏对设计艺术规律的揭示，更有甚者，有些研究者为比较而比较，只要有一点相似的地方就拿来比，曲为比附，以达己意。这种表面相似、东拉西扯的牵强比附使得设计艺术比较研究浅层次化、庸俗化，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设计艺术比较的健康发展。产生浅度比附的关键原因在于比较之前没有对其可比性进行分析。黑格尔曾说:“假如一个人能见当下显而易见之异，比如，能区别一支笔与一个骆驼，则我们不会说这个人有了不起的聪明。同样另一方面，一个人能比较两个近似的东西，如寺院与教堂，而知其相似，我们也不能说他有很高的比较能力。我们所要求的，是要能看出异中之同，或同中之异”。设计艺术比较的研究对象应该是具有异质性的设计现象或设计观念，但这些设计现象或观念还必须具备类同性，而且还要潜藏着有价值的设计艺术规律。可见，要想开展设计比较研究，进行可比性分析至关重要。

一、设计艺术比较中可比性的概念

设计艺术比较的可比性，是指设计艺术比较研究的课题所隐含的潜在可能性或研究成果所达到水平的一个衡量尺度。可比性作为一种价值判断往往在两种情况下进行:其一是在比较研究的选题阶段，判断所选课题是否具有可比性；其二是对已完成的比较研究成果进行可比性判断。可比性是一种潜在的价值，其外在形式可能是显形的，也可能是隐形的、不容易捕捉的，有待于人们去发掘。具有类同性的设计现象之间的联系，往往是显形的，它们就像兄弟子女一样，呈现出容易辨识的相似处。尽管不是所有具有类同性的设计现象都易于辨识，但是只要研究者能够细心考查，追根溯源，通常都会有所发现。至于无类同性和因果联系的设计现象之间的可比性，就不那么简单了，它不可能用考据求证的办法来认识和捕捉。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难题。对于这个问题比较文学界曾经提出过一个很有启发性的观点。孙景尧、卢康华在他们合著的《比较文学导论》中认为：“把问题提到一定范围之内，也就是提出一个特定的标准，使不同类的现象之间具有可比性，从而进行比较。”例如，中国的独轮车，仅从工艺、材料、性能等内部因素来看，是无法与日本的“子弹头”列车相提并论的，是具有差异性的，但是它们在突破时空条件局限、体现创造力方面是一致的，因而两者具有基本的可比性。

二、设计艺术比较中可比性研究的客体

设计艺术比较是对研究对象之间以及研究对象内外部“关系”的研究，换句话说，设计比较关注的不是设计的好坏，而是设计是否受到其它因素的影响。例如，罗可可艺术风格受到中国清代装饰的繁缛纤细风格的影响，那么罗可可的风格特征与清代的装饰风格就存在着一种“关系”。设计艺术比较就是对这些不同视域设计艺术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又如中国汉代的装饰形式受到西方风格的影响，具有中西风格混合的特征。那么对汉代这种具有西方特征的装饰形式研究，就是设计艺术比较的研究任务。设计艺术比较的可比性就是围绕这一“关系”是否具有研究意义和价值而展开的研究。当然，研究对象之间要既有同又有异，这样的“关系”才有比较的基础，如果研究对象完全相同，便没有比较的必要；如果研究对象完全不同，便无法或者说很难找到联系。但是，不是说研究对象之间有了异同关系，就一定具有可比性了，世上万物都是有联系的，而且也都是有差异的，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因此我们要进行的比较应是有价值有研究意义的，不是为了比较而比较。可比性是一个复杂的、具有多义性的范畴，在进行比较时不能停留在事物表面的同或异。把设计现象之间的相似之处看作可比性而加以硬性罗列，这是一种误区。设计现象表面的相似，可以作为揭示可比性的窗口与切入点，但是，类同性并不等于可比性，从类同性到可比性，其间还有很大的距离，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考察。比如，这是一些什么意义上的类同?是具有根本意义的，还是表面上的?从这些类同之处中能不能寻求到某种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它们在具有类同性之外，还有哪些差异?只有当这种异同关系处于一个合理的区间时才称得上有可比性。

三、设计艺术比较可比性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

如前所述，设计艺术比较就是用系统的方法研究跨视域条件下的设计事象之间的异同关系。这种异同关系，主要是在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阐发研究这三种研究方法中得以逐渐明确。通过这三种研究方法，对比分析设计系统各要素间的动态平衡关系，求同辨异，用辩证的视角总结设计规律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进行设计艺术比较的可比性研究，其实质就是使这三种研究方法得以有效实施，从而在学理上揭示艺术设计的内在规律。

(1)可比性与平行研究平行研究是将不存在事实联系的国家或民族相似的设计现象或设计观念作平行对照，以找出其中的同中之异或异中之同。不难看出，平行研究中的平行关系，是在不同国家或民族这一“异”中找寻设计现象和设计观念之间的“同”，所以，“类同性”研究就成为平行研究的可比性基础。

(2)可比性与影响研究影响研究主要是研究那些经过消化、吸收之后，与自身设计互相渗透、融合的外来影响。如中国隋唐石窟装饰图案就受到波斯丝织联珠纹的影响。影响研究关注的是不同设计现象之间的“同”。所以，“同源性”就成为影响研究的可比性基础。

(3)可比性与阐发研究由于设计艺术比较是跨越不同文化圈所进行的研究，因而不同的文化背景必然因文化的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的设计形态和设计思想。当不同文化圈的设计研究者在研究“他者”的设计艺术时，往往是站在自身的文化背景运用自己的设计理论，阐释他者的设计理念、设计形态以及设计思潮等；或者用它者的设计理论来研究本国的设计艺术。这种跨越不同文化背景在阐释中辨析异同、加强沟通与交流的设计研究工作，我们称之为阐发研究。在阐发研究中，所比较的对象必须处于同一关系中，在相同的话题下进行比较。因此，阐发研究的可比性研究基础可称做“专题性”，即在一定的话题或空间内，把不同时空的设计事象作专题性比较。

四、设计事理学方法论的引入

长期以来，由于对设计比较的理论和客观规律缺乏系统的研究，导致大量的设计比较研究只停留在现象差异的呈现阶段，无法揭示出深层的事理逻辑。站在主观的立场上，用简单的比附和模仿，是不能够最终揭示设计存在与演化过程对于突破时空条件限制的特殊意义的。如果将研究视野扩大至与物相关的人和事及其情境、文化等等，分析前因后果、来龙去脉，那么事理逻辑便会渐渐显现出来，这样其可比性就一目了然了。事理学由著名设计家柳冠中先生带入国内并得到系统的阐述和挖掘，最终形成了设计事理学理论。这一理论包括形而上的、方法论层次的理论思考。这种理论反对浅尝辄止式的思考，对事件的内在价值予以充分关注，这种研究方法抓住了设计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这一核心理念。设计事理学认为：“物”的背后，是一件件的“事”，如饭是物，做饭、吃饭则是事。服装设计、餐具设计、建筑设计、汽车设计，实际是在研究衣、食、住、行这些“事”。“事”是“物”的存在状态，也是人和“物”发生关系的行为状态。而透过“事”又可以看到“物”合理存在的关系脉络，这就是“理”。这里的理主要讲得是情理，强调从人们生活的情理出发，通过注重用户的需求，进行适用的设计。举个例子，人们洗衣服，最终目的不是洗掉脏东西，而是穿干净衣服。要穿干净衣服，是否一定要用洗衣机？众所周知，生产洗衣机要耗费大量的资源与能源，摆放在房间里还占据着不少的空间，从能源角度、从环境角度来看，洗衣机要耗费大量的稀缺资源——水。那么怎样才能既节省能源又能穿干净衣服呢？洗衣服的目的是把污垢洗掉，如果衣服不脏，还为什么要洗呢？如果我们致力于改变纺织材料，生产出不会脏的衣服，那就再也不用洗衣服了。从设计事理学的角度出发来理解和进行设计比较研究，这是一种很适宜的角度，能够将人们的生活方式很贴切地融入设计比较中，只有从我们生活的事物情理中去感受和理解，才能不拘泥于物的限制，另辟蹊径——对于洗衣机的设计，仅仅停留在洗衣机本身，无法从更深层次探求人们购买使用洗衣服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洗衣服，而是为了穿干净衣服。正如柳冠中先生所言：“注重需求目标，而不是功能；注重事而不是物；注重结构关系而不是元素；注重过程而不是状态；注重理解而不是解释。”基于这样的理解，在设计比较中，笔者认为应该遵循这样的法则：把设计现象放到具体的事中去，看其是否合情合理。只有具有这样的视野，我们才能跨越古今中外设计物的表面形式障碍，揭示设计比较的潜在可能性。可比性研究消化、吸收设计事理学的研究成果，就是试图将设计艺术比较研究提升到复杂系统的层面，揭示潜藏于繁芜纷杂设计事、物之后的理，即设计存在与演化的系统联系，从而在较高层次衡量可比性。以桥为例，拱桥、廊桥、拉索桥在材料、技术、性能上存在着差异，但是我们不能仅从这些方面进行比较，还要考察与社会结构、民风民俗密切关联的造桥目的、地域特征、历史条件等，这样才能理解当时当地桥的设计的根本动因乃需求满意度和限制突破度。只有具有这样的视野，我们才能跨越古今中外设计物的表面形式障碍，揭示设计比较的潜在可能性。

五、结论

综上所述，可比性是客观存在的，同时又是需要我们去发掘的。如果不进行可比性考察，那么设计比较只能是表面相似的、东拉西扯的牵强比附，是没有研究价值的。为了正确认识和把握好可比性，我们首先要树立从客观实际出发而不是从主观印象出发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而且要善于透过表面现象，将研究的视阈透视到双方内在的深层结构中，从事物的本质方面来提出问题，从一定的范围来考察设计现象之间的各种关系，切实捕捉到可比性。设计艺术比较作为一门新兴的研究领域，其根基可比性问题也需要我们进一步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