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书简艺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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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欧阳修书简的现存状况

书牍本为古代的应用文体，使书牍成为文学性很强的短篇散文体裁，是韩愈对古代散文艺术发展的重大贡献。钱穆就说：“以书牍运入文学，在汉时特太史公始创之。……而后来嗣响，仍少佳构。必待韩公出，而后书牍一体始成短篇散文中极精妙之作品。写情说理，辨事论学，宏纤俱纳，歌哭兼存，而后人生之百端万状，怪奇寻常，尽可容入一短札中，而以随意抒写之笔调表出之。……此实为韩公创新散文体之一绝大贡献。”①欧阳修复兴古文，为文学韩处多，书牍亦为其实行散新的重要文体。其内容之海涵地负，功用之多种多样，修辞策略之常中有变，均可与韩愈、柳宗元同论。再者，欧公作书作简，一如作其他文字，总爱反复斟酌、修改②，故其书简有艺术性的确不少。欧公一生所作散体书简甚多，今存亦不在少数。仅《欧阳修全集》③中的《居士集》就收有10通，《居士外集》收有46通（《代曾参答弟子书》除外），《书简》十卷收有471通，又有《补佚》辑得20通。总共547通④。加上去年日本九州大学东英寿教授发现的96通，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欧公散体书简就有643通之多。东英寿的发现，无疑会给欧阳修散文研究、特别是书牍研究增添新的内容，但其意义远不止于此。在我看来，至少在三方面对中国学者研究欧阳修深有启发。

一是促使我们思考整理欧阳修文集以何种本子为底本。东英寿所发现的96通书简，全部出于日本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图书馆收藏的《欧阳文忠公集》的《书简》（共十卷）。据他考证，这个被日本指定为“国宝”（1952年）的“天理本”，有正文153卷和附录5卷，后人补写的内容不超过23卷。“是基于周必大原刻本刊行的周纶（周必大之子）修订本，周必大的原刻本《欧阳文忠公集》于庆元二年（1196）刊行，周纶修订的工作则大约在十年后的开禧年间完成。”①他拿天理本《欧阳文忠公集》和北京图书馆收藏的南宋庆元二年周必大刻本《欧阳文忠公集》（共有25卷配明抄本）以及日本宫内厅收藏的另一种宋版《欧阳文忠公集》（仅存69卷）作对比，发现天理本《欧阳文忠公集》所收《书简》较其他版本欧集多出96通。考虑到周必大刻本最能体现欧阳修编集的意图，周纶修订本基于周必大刻本补充的文献最为丰富、可靠，今日整理欧阳修全集，当以天理本《欧阳文忠公集》为底本。像《四部丛刊》本《欧阳文忠公集》（号称元刊本，实为以明代内府本为底本的版本）、欧阳修二十七代孙欧阳衡于嘉庆二十四年编纂的《欧阳文忠公全集》②，似乎不宜作为整理欧阳修全集的底本。二是东英寿的发现揭露了欧阳修文集版本变异的一个重要现象，使欧学研究者想到一些问题。比如人们会问：周纶修订本多出的96通书简，周必大及其编纂班子见到过没有？未见到好说，如果见到过为何弃而不用？如果全是周纶补充进去的，其材料是否全部来自欧阳棐编纂的家传本欧公文集呢？人们更会问：为什么周纶以后的欧阳修文集编纂者或刊刻者没有收入这96通书简？三是通过了解96通书简的内容，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欧公书简在研究欧学中的重要作用。96通书简内容丰富、具体，真实记述了欧公逝世前10多年方方面面的情况（包括为学、为文、著作整理、社会交往、日常生活、身体状况、晚年心境等），为欧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第一手材料。如著作整理方面，有学者因欧阳修手定《居士集》收有其《集古录自序》，而推断《集古录跋尾》在欧阳修生前已编定。今96通书简中第45通《与蔡忠惠公》言“前日承惠李邕碑，字画诚佳，辄已入录”，第61通《答张仲通》言“碑文极烦费”，“贵成集录，为助之惠不细矣”，第51通《与蔡忠惠公》言“方诠次《集古录》”，实可佐证其说。又如论文，不但有论及他人之文者，还有欧公自道其诗文写作情况、传播情况以及请人修改文章或批评他人擅改其文的书简。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十一谓“欧阳公作《文正神道碑》云：‘吕公复相，公亦再起被用，于是二公欢然相约，共力国事，天下之人皆以此多之。’文正之子尧夫以为不然，从欧阳公辩，不可，则自削去‘欢然’、‘共力’等语。欧阳公殊不乐，为苏明允云：‘范公碑为其子弟擅于石碑改动文字，令人恨之。’”邵氏所说欧公言于苏洵者，即本于96通书简中第57通《与苏编礼》。原文为：“昨日论范公神道碑，今录呈后。为其家子弟擅于石本减却数处，至今恨之。当以此本为正也。”而第86通《与张续》言：“修向作范文正文字，而悠悠之言谓不当与吕申公同褒贬，二公之贤，修何敢有所褒贬？亦如此而已耳。后闻范氏子弟欲有所增损，深可疑骇。”是书称非议范碑范、吕同论为“悠悠之言（荒谬之说）”，对了解欧公何以坚持不改范碑的深层原因，也是其他文献所不能取代的。

二、欧阳修论理、言事之书的艺术特色

和韩、柳一样，书牍也是欧阳修实行散新的重要文体。一个突出表现就是以论为书，大大扩充其内容，增多其功用，提升其艺术表现水准。故其手定《居士集》，收书仅收论政、论事、论学、论文之作，但他同时又写有大量“朋旧往来”的书简，并说：“书者，虽于交朋间不以疏数为厚薄，然既不得群居相笑语尽心，有此，犹足以通相思、知动静，是不可忽。苟不能具寸纸，数行亦可。”③可见他对朋旧间叙起居、道殷勤、致问候、言及私事、感受一类书简的重视。受欧阳修的启发，周必大也将欧公论事一类的书简从其书简中剔出，编入《居士外集》，且在《书简》十卷后特别注明：“吉、绵本《书简》有论文史、问古事之类，已移入《外集》第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卷中。”这样，周氏秉承欧公之意，实将其书牍按内容和功用分为两类，一为论理言事之作，一为“存劳”谈心之作。当然，论理言事之作也有表达“存劳”之意的，“存劳”之作也会有论理言事成分，只是主次、多寡有别而已。一般说，论理言事之作篇幅较长，“存劳”谈心之作篇幅较短，但也不是绝对的。《居士外集》所收书牍就有22通在350字以下，《书简》十卷中也有4通在350字以上。如此看来，新发现的96通书简，自然应列入“存劳”谈心之作一类。论理、言事之书，可以简称为论体之书，其写法实是以论为书。艺术特征则既应有论体“论如析薪，贵能破理”、“义贵圆通，辞忌枝碎”、“要约明畅”的特点①，又应有书体“舒布其言”、“贵在明决”、“辞若对面”、“条畅以任气，优柔以怿怀”的特点②，而以论之特点为主。欧阳修的论体书作，除具有上述特点外，还有其独特之处。其独特性的形成，自与其为人禀性及特有的艺术趣味、文风取向有关，而书中所论之理、所言之事的性质和与书对象的特点却是起决定作用的两大因素。大凡欧书所论之理以学理（包括经学、史学、小学、谱牒学、金石学等）、文理（包括诗文理论和诗文批评）为主；所言之事以政事（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吏治等）、人事为主，兼及书法、学道、习文之事和个人心事等。与书对象则有君王、时相、上司、朋辈故旧、门生后学之别。由于所论之理、所言之事和与书对象有一定程度的对应性，所以探讨欧书论理、言事之作的艺术特色，可以分而言之。

其论理之书偏于对学理、文理的阐述，即使纠正对方谬误，也是博引事理，详细论述。如《答李诩第二书》，实因李诩连作《性诠》三篇，且“自谓夫子与孟、荀、扬、韩复生，不能夺吾言”而发。欧公不赞成用许多气力空言性理，故以“夫性，非学者之所急，而圣人之所罕言也”之说作答。而论述其理则遍引儒家典籍为证，既详说《易》、《春秋》、《诗》、《书》、《礼》、《乐》“不言性”，又说《论语》所载七十二子问于孔子不言性，孔子告于弟子数千言及于性者仅一言。然后两用“或有问曰”设论，一说“为君子者，以修身治人为急，而不穷性以为言”，一说孟、荀、扬三子言性“不过始异而终同”。言下之意，君子所学当“不事无用之空言”，专言人性实无必要。论述全面，点题自然、明显。《与张秀才第二书》所言道、文特点，是欧公古文理论中的重要观念，其说是借批评张棐诗赋杂文“述三皇太古之道，舍近取远，务高言而鲜事实”的毛病提出来的。所谓“君子之于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其“学”实可解读为古文之学。意谓为古文者，当知古明道，且以古道作为行己、行事的原则，而发之于文。不但说明古文要文以明道（贴近人事之道），而且要具备以古道为理论基础的艺术精神。就行文章法言，书中言此既是对“舍近取远”云云的批评，也是为了引出对道、古的阐释。释道、释古，皆一再引用孔子和圣人之语为证；说“舍近取远”之为非，则细说孔、孟之言关心当下实际生活的特点。于此可见此书继承的是儒家说理文博引圣人之言为证，且论述细密，文风平实、婉转的传统。他如《答徐无党第一书》驳徐氏“春秋起于平王”说，《与曾巩论氏族书》言曾巩所说曾氏氏族“迁徙、世次多失其序”，都是心平气和地引经据典，详证细说。《答祖择之书》借作论以道祖氏为文“所守未一而议论未精”，论述虽三用顶针句法、两用表示因果关系的连词硬转硬接，推理作论，论断迭出，且以内涵丰富、层转层深的长句作反诘之用，行文显得气促语急，势不可遏，但也是细言其理，泛言其事。所谓“一一指点，不翅倾仓倒囷以出之”。而在论述中插入“足下所为文”一段，连用三问句称美对方以舒缓语气，且在肯定其文“甚善”时指出“其病”，故其言真切樸至，仍以详赡、平易见长。其《与乐秀才书》谓“古人之于学也，讲之深而信之笃，其充于中者足，而后发乎外者光”，实与《答徐无党第一书》“学者当师经，师经必先求其意，意得则心定，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施于事者果敢”，持论相同，论证则博引经文和圣贤之文细加推阐。说“今之学者或不然”，亦是详言其事；论及对方之文，更是寓勉励之意于称美之中。风格偏于柔缓。《答吴充秀才书》借作论肯定对方文章，言为文当学道而至于至，不可溺于文之工“至弃百事不关于心”。又谓“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也是既从正面立论，又批评“世之学者之所为”。论理，或通过描叙展开来说，或以孔、孟、荀子和子云、仲淹为正反例证，或引对方议论于行文中，无不切合实际。说得从容、平和，并无严词峻语。至于《与王淑源论古碑字书》、《与王深甫论裴公碣》、《问刘原甫侍读入阁议帖》等，本是因问作答，或求教于人，自是言之娓娓，逊让之态可掬。

欧阳修言事之书，分为上书、与书两类。上书系上与朝廷或长官之书，与书多写给同级、同辈或下级、晚辈之人。欧公比较重要的上书有七通，其中《通进司上书》、《准诏言事上书》、《论河北财产上时相书》所言尽为国家大事，写法多是依次条陈其事，说古道今，不厌其详。欧公较有特点的上书是另外两种，一种是代人求人之作，如《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和《代杨推官洎上吕相公求见书》，两者都是有求于人，妙处是作者极会说有求于人的道理，不但把求人之理说得理直气壮，还能使人不能不答应对方的要求。这一点可谓真得韩愈撰写干谒之作的诀窍，即能自占地步，变被动为主动，堂而皇之地说一番大道理，使对方毫无遁词可言。一种是上书批评对方为官的不作为或作为之不当，可以《上范司谏书》、《上杜中丞书》为代表。前书作于范仲淹任司谏仅两月时，此时批评范公不作为似乎太早，欧公急欲对方“一陈昌言”，且要说得对方悚然不安，就必须“有所言说”，要讲究言事方法。如书中说“以谏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时之公议系焉”，故任其职可贺；说“坐乎庙堂之上，与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立殿陛之前，与天子争是非者，谏官也”；说谏官失职“取讥于君子”，“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惧也”；说洛之士大夫对“范君”的满怀期待和“卒未”“有闻”的疑惑；说范公“有待而为”想法的不可取，既言当年韩愈作文讥阳城居官五年而不谏的正确，又讲今之居官者任期短暂，无时可待；今之政治“清明”“无事”，待亦枉然。所说桩桩件件都“兹事体大”，颇能引起范公的惊恐不安和激发其及时进谏的紧迫感。作者言事，不但所持事理说服力强，而且说得巧妙。书中言事，受到过韩愈《争臣论》的影响，但韩文重在斥责，风格雄迈强硬；欧书貌似批评，实为忠告，行文纡徐婉切。同以婉切著称的《上杜中丞书》，批评杜衍既举石介为主簿，旋以介上书论赦而举他吏以代之，议论的中心议题是“可惜者，中丞之举动也”。细论则先说介不当罢，介之所为证明“执事有知人之明而介不负执事之知”，“若随以为非，是大不可也”。继而详说赵普举贤故事，对杜衍于介是“先审知其可举”还是“偶举之”提出质疑。再从中丞为天子“司直之臣”的特点说起，直谓杜衍“始举介曰能，朝廷信而将用之，及以为不能，则亦曰不能，是执事自信犹不果，若遂言他事，何敢望天子之取信于执事哉”。最后说荐人代介之不可取，谓其“如此，则必得愚暗而后止”。真是正说反说，进一步说，退一步说，无不落在杜衍“举动”之为非上，而行文于温顺舒缓中不时显露火焰。

欧公与书（包括答书）言事，则以平心静气、平铺直叙为主。王元启说“欧公书牍，惟《与高若讷》自云发于极愤，其他无一峻厉之辞”①。的确，《与高若讷》是欧书中火气最盛、形同戟指怒目的作品，但并不能说此外就没有气盛语激、显露峥嵘者。在写《与高若讷》前一年（1035）所作《与石推官第一书》、《第二书》，前二年所作《答西京王相公书》，及后四年所作《答范龙图辞辟命书》，就直切无隐，文气不弱。其与石介《第一书》言介书法之怪，而先斥其为文“有自许太高、诋时太过、其论若未深究其源者”，可谓知无不言，直言相告。而言其书法为何求怪求异，直谓“是果好异以取高”，言其“能使人誉者”或即“昂然自异以惊世人而得之”，而“教人为师”“反率然以自异，顾学者何所法哉”，皆为一针见血、当头棒喝之辞。《第二书》似为自己“听之未审而论之之略”使对方“未能谕仆之意”而申说之，实则针对石介两段辩词严加驳斥。一说“此皆非也”，一说“此又大不可也”，且行文中多用反诘句强调其意，或直言“此甚不可也”、“不可也”，或以通俗比喻讥斥其谬。故储欣说“较第一书尤切直”②。他如《答西京王相公书》出言自辩，严正说明献言本意，严厉驳斥对方“出位”之说，而以“直士”、“狂士”自喻，亦少婉转之言。《答范龙图辞辟命书》，作者本意乃“直以见招掌书记，遂不去矣”③，而行文温顺其外，径直其内，讽切之意显然。当然，欧公峻厉无前的言事之书是《与高司谏书》。作者“当与高书时，盖已知其非君子，发于极愤而切责之，非以朋友待之也”④，故行文极尽讥讽、挖苦、怒骂之能事。虽义愤填膺，怒不可遏，却骂得极有章法。作者怒斥高氏的中心事件，是范仲淹被贬，高氏不但不进言以救，反随而诋之，以为当黜。就此事严词诘责其人，自不可少，而除此之外，作者还用层层递进的手法说到14年中对其为人三致其疑、“然后决知足下非君子也”。而所得认识既是三致其疑的结论，又是下言其非的起点。下言其非，即“探其隐而刺之，四面攻击，直令他无逃闪之路”①。最后气涌如山，要对方“直携此书于朝，使正予罪而诛之”，还忘不了刺他一句：“亦谏臣之一效也。”需要指出的是，书中每节文字后面的怒骂之辞，都是通过正说反说或反复比较或以退为进等手法，自然而然带出来的，故读者不但觉得作者骂得痛快，还觉得骂得巧妙、骂得有理。欧公平心静气所作与书，言事多直言无隐，少用委曲、含蓄笔法，而且文字简省，出语自然。如《与黄校书论文章书》直说黄氏文章“其救弊之说甚详，而革弊未之能至”；《与谢景山书》对谢、蔡之争明确表态，直谓“与君谟往还书，不如此何以发明”，“景山不当责之而欲自蔽也”；《与杜欣论祁公墓志书》不但说为杜衍作墓志事恳切笃实，即使道及范公之子“擅自增损”欧公所为墓志、尹氏之子请人“别为墓表”，亦不大动声色；《与尹师鲁第一书》、《回丁判官书》、《与刁景纯书》更是言事如同晤谈，或袒露胸臆，或情致依依，无不真切自然。而《与蔡君谟求书集古录序书》，从“前所集录”金石文献“直以字画而传”，说到“为仆不朽之托者，在君谟一挥毫之顷尓”，自为巧思巧言；又谓“窃惟君子乐善、欲成人之美者，或闻斯说，谓宜有不能却也”，说得风趣有味，但两者都是语语平易，脱口而出，并非刻意为之。

三、欧阳修存劳谈心简札的艺术风貌

欧阳修的存劳谈心之书多为短简小札。他说过：古代“寓书于简，止于舒心意、为问好”，后世对亲近者“寓书存劳”，“宜有所款曲以亲之之意”②，使之“足以通相思，知动静”。故其存劳谈心（包括简述私事及随感）的短简小札，除传递信息、倾诉心事外，问好和抒发情意的内容必不可少。欧公短简小札内容丰富，不但是考其生平、编其年谱的第一手材料，也是研究欧阳修散文或欧学的重要文献，这是因为欧公生平各个时期的身心状况在书简中都有真实、细致的反映。除前已言及者外，短简小札（包括新发现者）说得很多的是欧公的政治活动、文化生活、人际交往和健康状况。如新发现的96通书中说到自家“体候”或“体况”，就有“衰病如昨”，“眼疾为苦”，“道中暑毒发动齿疾”，“以病足为苦”，“十余日左车牙痛”。“今髭已三分中二分白，发十分中四分白”，“患疮数日”，“疲病难支”，“百疾交攻，尤苦牙车”，“两目昏泪”，“两手指节拘挛伸皆难”，“左臂疼痛，举动艰难”，“以淋渴为苦”等语。《书简》中尚有“近以口齿淹延，遂作孽，两颊俱肿，饮食、言语皆不能”，“今又为风毒所苦，情绪萧然”，“夜夜灯下阅数十纸，目疾大作”，“手指拘挛，又添左手，两目仅辨物”。“自春首已来，得淋渴疾，癯脊昏秏，仅不自支”，“今夏病暑，又得喘疾”，“齿牙摇动，饮食艰难，食物十常忌八九”，“药毒为孽，攻注頤颔间结核，咽喉肿塞”云云。这些无疑是欧公40岁以后身体状况最真实的记录。至于欧公短简小札的思想价值，也有不可忽视者。如新发现之第32、33通，对范仲淹的评价，虽是片言只语，却能看出欧公对他的敬仰和惋惜之情。而《书简》卷七《与谢舍人》为梅圣俞鸣不平，直谓“何故见遗？可骇！可骇！由是而较，科场果得士乎？登进士第者果可贵乎？”卷七《与梅圣俞》谓“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吾徒为天下所慕，如轼所言，是也。奈何动辄逾月不相见？轼所言乐，乃某所得深者尓。不意后生达斯理也”。卷十《与十四弟》谓“昨书中言欲买朱砂来，吾不缺此物。汝于官下宜守廉，何得买官下物？吾在官所，除饮食外，不曾买一物，汝可安此为戒也”。或怒，或喜，或恨，皆能见出欧公的性情之真。就是他在26岁时两《与梅圣俞书》，反复陈说“孜孜不能默受”诸君将其列入“八老”之中而以“逸”称之的理由，希望“诸君以‘达’名我”，亦可见出他年轻时为人的意气所在和认真态度。作为著名的作家、学者，欧公的文化生活是很丰富的，比如他有许多短简小札谈他请人搜集金石文献和得到珍品“惊喜失声”的激动情状，而在记述与人唱和、评论他人诗文以及自道诗文长短的短简小札中，更有许多可视为重要文论观点或创作经验的论述。《书简》卷四《与章伯镇》谓章氏三本传记“文伟意严，记详语简，而赏罚善恶，劝戒丁宁述作之功，正为此尓”。卷七《答曾舍人》谓曾巩《为人后议》“笔力雄赡，固不待称赞，而引经据古，明白详尽，虽使聋盲者得之，可以释然矣”。卷七嘉祐元年《与渑池徐宰》说：“著撰苟多，他日更自精择，少去其烦，则峻洁矣。然不必勉强，勉强简节之，则不流畅，须待自然之至。”嘉祐二年《与渑池徐宰》说：“作文之体，初欲奔驰，久当收节。使简重严正，或时肆放以自舒。勿为一体，则尽善矣。”卷七《与王几道》谓“自古善吟者，益精益穷”，卷十《与十四弟》谓“古诗中时复要一联对属，尤见工夫”。以及新发现96通中的第10通谓“洵之文权变多端，然辞采粲然明白”，第11通谓王纮“答策语辞有深识”，第58通谓“介甫鄞县新文”及曾巩所作《唐论》“读之饱足人意，盛哉！盛哉！天下文章，久不到此矣”。都是了解欧阳修诗文创作理论、艺术特色和如何推动北宋诗新活动的典型材料。虽多为吉光片羽，却弥足珍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欧公有十余通短简小札谈到墓志、碑文写作，其中说到范仲淹碑志的就有十通（包括新发现的96通中的第57、86通），其文化意义之深广，岂仅限于了解欧公墓碑写作之策略！欧公存劳谈心简札，除具有一般简札篇幅短小、用语简直、明白、内容私密性强、写法自由灵活等特点外，还有明显的个性特征。这个特征就是和欧文纡徐宛转、平易自然、条达疏畅、情韵悠然大体一致，可以称为欧公用个人语调表现个人内心世界的个性化散文。前已言及，欧公是主张作书当“足以通相思、知动静”的。其皇祐五年《与梅圣俞》说：“数日阴闷，昏然。因作圣俞书，顿觉豁然如有所释，若遂一握手，可胜为慰也。”嘉祐二年《与梅圣俞》又说：“暑中接近文字不得，无以度日。时因作书简，得一挥毫，尚可销忧尓。”①同年《与刘侍读》则说：“承见问，不觉书多，聊代面话。”②时人苏颂说欧公简札，则云：“所遗书简，往往指事诘难，尽其底处。”“至于私家细故，亦多询其何如，故其简札丁宁委曲，虽至亲亦不过如此。”③据此可知，欧公简札的个性化艺术特征，就在于袒露情怀，丁宁委曲。所谓袒露情怀，他人作简作札，可能不掩情性，自然流露，欧公却是有意抒发情性、释放感情，喜乐悲伤、郁闷欢欣，往往溢乎言辞之外，有时甚至不吐不快，说则痛快淋漓，以致作者“得一挥毫，尚可销忧”。

书简中如说读苏轼之书的快感，新发现之第44通说对蔡襄学问长进的由衷钦佩，第70通说对圣俞之亡的无限伤感情绪，都是绝好的抒情文字。其抒情性表现为：

1．情感的真实性，即讲真话，说真感受；

2．表白的直接性，即径遂直陈，不转弯抹角或含而不露；

3．用语的简明性，语简意达，点到即止。

4．好叠用经过浓缩的语词或短句表达强烈的感受或心情。

欧公存劳谈心简札除用“呵呵”一类象声词再现其愉快心情外，还大量使用经过浓缩的语辞或短句表达强烈的感受或心情。诸如“甚慰甚慰”、“欣慰欣慰”、“不怪不怪”、“奈何奈何”、“不罪不罪”、“愁人愁人”、“悚息悚息”、“悚惕悚惕”、“多荷多荷”、“幸荷幸荷”、“多感多感”、“荣感荣感”、“感愧感愧”、“盛哉盛哉”、“取笑取笑”、“甚佳甚佳”、“甚善甚善”、“可珍可珍”、“多爱多爱”、“保爱保爱”等，简札中俯拾即是。此类词句的应用，显然符合简札语少意多、且便于表达作者情意真挚、感受强烈的要求。

所谓丁宁委曲，就是委婉曲折叮嘱以表达对对方的关心。有时为了细说事情原委或问题症结所在以开导对方，难免语多。有些写给至亲密友的简札，不但说一件事细而又细，而且同一简札说好几件事，内容之间跳跃性大，大有乘兴而言、想到那里就说到那里的样子，故作者有“聊代面话”之说。丁宁委曲也是由作者作简作札、存劳谈心，言事抒怀“辄不自外”的基本态度所带来的书写方法和艺术风貌。这样做的一个好处是：欧公不少存劳谈心的简札具有文如其人、性灵跃然纸上的特点，使人读起来觉得有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