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西方合唱艺术转变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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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漫长的抗日战争历程中，人民大众掀起的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热潮遍及全国。抗战全面爆发后，武汉立刻成为了全国抗战文化的中心，群众抗日救亡歌咏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但是随着1938年武汉沦陷之后，这个抗战文化运动中心也就瓦解了。与此同时，中国南方的又一个抗战运动文化中心桂林，正在悄然兴起。抗日救亡群众歌咏运动开始在桂林轰轰烈烈、波澜壮阔地开展起来，成为桂林抗战文化艺术中最普及、最活跃也是最受欢迎的形式。众所周知，合唱艺术20世纪初从西方传入中国，而中国最初的群众合唱从“学堂乐歌”开始。合唱在中国民间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南方很多少数民族中都存在多声部民歌合唱。然而西方合唱这种音乐形式从传入中国的那一天起，就遭遇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政治斗争、社会变革最为激烈的时期，所以中国合唱的发展在题材、内容和形式方面开始了一条顺应中国国情、为抗战服务的中西结合式的发展道路。在抗战文化中心广西桂林，西方合唱艺术从群众歌咏运动开始蓬勃发展起来。

一、大规模频繁的演出

从1936年桂林初中歌咏团公开出版抗日壁报演奏抗战歌曲开始，到1944年桂林文化界抗战工作队到前线慰问为止，桂林的群众歌咏运动持续了漫长的8年时间，这是国统区其他任何一座城市都没有的。在规模宏大的抗战歌咏运动中，桂林举行了多达几十次的群众歌咏集会。据史料记载,比较大规模的有以下几次：1938年1月8日晚上，在桂林市公共体育场举行的“万人火炬公唱大会”。这是抗战期间桂林举行的第一次大规模群众歌咏集会。据说美国福克斯公司驻桂记者把这次歌咏集会拍成电影，影片传到美国总统罗斯福那里，他看后对中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大为赞赏。1939年5月7日，在桂林市公共体育场举行的广西省会国民基础学校儿童抗战歌咏比赛。1939年7月8日举行的7•7抗战建国两周年纪念歌咏大会。1940年4月7日举行的桂林歌咏界劳军大会唱。1941年、1943年分别举行的广西省会社教扩大运动周大会唱等。1944年4月4日至6月初，进行为期两月的规模宏大、人数众多的音乐活动。

二、大批爱国进步音乐家抵达桂林

抗战时期的桂林,很多学校、工厂、政府部门以及社会团体都成立了歌咏队。这些团体用自己的喉咙持之以恒、积极热情地排练演出抗战救亡歌曲，来动员、教育、组织民众，极大地推动了歌咏运动的发展。与此同时,包括满谦子（1935）、吴伯超（1938）、陆华柏（1937）、张曙（1938）、林路（1938）、胡然（1938）、任光（1938）、舒模（1938）、章枚（1939）、孙慎（1940）、薛良（1940）、王义平（1940）、刘式晰（1940）、姚牧（1941）、甄伯蔚（1941）、李凌（1942）等一批爱国进步专业音乐人士也都在这一关键时期陆续抵达桂林。环境的变化使音乐家们追求的音乐重心也发生了变化。在国难当头时，他们以满腔的爱国热情身践力行地投身到以抗日救亡歌咏为主的音乐文化活动之中，同时还培养了一大批后方的音乐师资队伍，为抗战时期的音乐文化运动作出了重大贡献。

三、抗战合唱作品陆续诞生,音乐家身践力行指导

由于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抗战时期桂林的音乐创作始终与崇高的爱国主义思想紧密相连。在此期间，诞生了一批以抗日救国为内容的合唱作品，这些音乐作品格调高雅，思想内涵丰富，深受群众欢迎。它们围绕神圣抗战建国主题，融入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团结一心、不惧牺牲的强大心声。这些歌声鼓舞了人民斗志，提高了民族凝聚力，是中华儿女强大的武器。当时比较有名的音乐作品有吴伯超创作谱写的《国殇———祭阵亡将士诔乐》（混声合唱曲）及《冲锋歌》（四部合唱）。此外，吴伯超还创作了一首混合四部合唱曲《中国人》，其钢琴伴奏采用西班牙舞曲《包列罗》的节奏型，合唱在中国调式的基础上大胆使用西方音乐伴奏。该合唱曲的创作形式在当时大胆新颖，演出气氛热烈,非常受群众的欢迎。这是我国第一首借鉴欧洲古典器乐谱的曲，整首作品不仅曲子优美，歌词也写得漂亮，情绪上气势雄伟、高昂，充满了自豪和自信，整部作品听后令人振奋，萦绕脑海难以忘怀。美国总统罗斯福特使居里听后，称此曲“足以象征中国伟大的民族精神”，叫美国驻华大使詹森灌制成唱片寄给罗斯福总统欣赏。

还有诞生于桂林的唯一一部多乐章大型声乐作品套曲清唱剧《汨罗江边》。该剧由诗人伍禾先生作词，作曲家陆华柏先生作曲，描写和歌颂了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的光辉形象，唤起人民的抗日救亡热情。全剧共分六个乐章，其中有三个乐章都用到了合唱。该剧形象刻画准确，激奋的爱国情绪贯穿整个作品，在旋律伴奏的烘托下，更加感人。《保卫大西南》也是由陆华伯先生创作的一首优秀的合唱作品，写于昆仑关战役酝酿之际，“伟大的胜利就在眼前”的响亮歌声在桂林城上空久久回荡，成为一首流传广、影响大、深受群众喜爱的合唱作品。这批音乐家除了谱写大量的抗日救亡音乐作品外，也从技术和理论上对歌咏活动进行了指导。吴伯超在桂林报刊上发表了《歌咏队的指挥法》；陆华柏发表了《怎样写抗战歌曲》、《略谈合唱》、《歌唱的常识》、《评判发音与呼吸的感想》、《指导儿童歌咏队的经验谈》；薛良发表了《声音的基础训练》、《呼吸原理和训练方法》、《歌曲的研究与演唱》；黄钟发表了《怎样在岩洞教民众唱歌》；等等。这些文章的发表，有针对性地指出了当时歌咏队的一些问题和弊病，从专业角度为提高歌咏队的演唱水平提出具体意见和改进措施，使桂林抗战时期音乐文化运动的整体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广西的合唱艺术形式开始了规范化的发展之路。西方合唱艺术在桂林抗战歌咏运动基础上，从最初的萌芽到相互交融发展并快速发展，与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分不开，与吴伯超、陆华柏等爱国专业作曲家的默默付出分不开。这些作曲家都是以创作高雅合唱艺术歌曲闻名乐坛的音乐大师，他们创作的合唱作品在谱曲上吸收了西方作曲的复调对位、和声色彩等技法的同时，揉进了中国调式与元素，歌词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中华民族声振环宇、气吞山河的抗战面貌。桂林抗战时期的音乐创作就是在这些正确理论的指导下一步步向前迈进,在奇山秀水间呐喊着，为夺取抗战最后的胜利发挥自己的巨大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