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文化遗产社会学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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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4月,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等10余家国际组织或机构以及一些地方政府,正式开始实施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GloballyImportantAgriculturalHeritageSystems,GIAHS)。根据FAO的定义,农业文化遗产在概念上等同于世界文化遗产,“是农村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下所形成的独特的土地利用系统和农业景观,这种系统与景观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而且可以满足当地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1]。从旅游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农业文化遗产的特点可归纳为以下3点:①农业文化遗产是文化外延和内涵的总和。它不仅包括“土地利用系统和农业景观”、农业知识和技术等文化外延,还包括由此衍生出的传统农业价值观和生态观等文化内涵;②农业文化遗产是一种农民仍在使用并且赖以生存的“活”的农业生产系统和耕作方式[2]。它不是静态的陈列物,而是生动无比的生活,参与的主体是使用传统生产方式进行劳动的人;③农业文化遗产是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形成后延续至今的,具有可持续发展性和对现代农业的借鉴意义。它不仅是过去的存留,还是一种关乎未来的遗产。青田县的稻鱼共生系统是中国唯一一处世界农业文化遗产。稻鱼共生,即在稻田里养鱼,是一种典型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系统内水稻和鱼类共生,鱼类的粪便为水稻提供了养料,稻田里的有害生物又是鱼类的佳肴。如此将植物、动物的自然生态协调系统组合在一起,就实现了共生系统功能的完善和强化。人们使用最少量的化肥、农药,就能实现水稻产量增加、鱼类质量优良的目标。以下,笔者将以这一农业文化遗产试点为例,从旅游社会学的角度展开论述。

1用发展旅游的方式保护农业文化遗产的原因

1.1农业文化遗产需要活态保护“活态遗产”指农业文化遗产是一种活的生产方式,整个农业系统中必须有农民的参与才是一个完整的系统[3]。农民是农业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者。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现代农业的高产高效是农业的发展趋势,农村工商业的繁荣令农民眼花缭乱。而农业文化遗产中传统的生产方式虽具有生态、文化等多方效益,但这对于当地农民的生计需求来说,却显得层次过高。当地农民希望通过改变生产方式,提高生产水平,增加家庭收入。农民的发展需求与遗产保护所要求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之间产生了矛盾。只有协调好这一矛盾,农民才有可能作为遗产的参与者和保护者,保持并发展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基于此,生态旅游这个字眼进入了遗产保护专家们的视野。

1.2生态旅游使遗产保护与农民生计统一起来生态旅游是一种能够解决遗产保护和农民发展矛盾的模式。生态旅游的概念在1983年被首次提出,它并不是一个新事物。但人们将它与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结合起来,便是一个创新之举。与传统旅游相比,生态旅游强调旅游规模的小型化,将游客人数限定在环境承受能力范围之内;旅游者亲自参与其中,领会生态旅游的奥秘;生态旅游是一种负责任的旅游[4]。一方面,生态旅游的特征与遗产地所要求的保护理念相吻合;另一方面,农户能从旅游业的发展中获益,又满足了农户生计和地区发展的需求。因此,生态旅游应该成为农业文化遗产地发展的方向[4]。从实施情况上看,成为世界农业文化遗产地后,青田的龙现村吸引了大批前来参观的游客,旅游业年收入已达到200多万元[2]。这是生态旅游模式给遗产地农民的馈赠。

1.3农业文化遗产的共享性和旅游价值《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确定缔约国责任包括“鉴定、保护、保存、展出和遗传后代”等5项内容[2]。世界遗产是全人类的财富,应该为全人类所共知,它的价值体现在展示与传承之中。因此,遗产保护组织和个人不应筑起高墙守卫遗产,而当开门迎客展示遗产,这是保护遗产的必要之举。另外,农业文化遗产是一种独特、珍贵的资源,本身具有丰富的旅游价值。例如,稻鱼共生系统中蕴涵着多种旅游资源,如山水景观、农耕文化源、田鱼文化、华侨文化、民俗文化以及传统村落旅游资源[5]。依托这些文化资源,可以开发多种旅游产品,为遗产地的旅游开发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

2用发展旅游的方式保护农业文化遗产可能存在的问题

目前,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生态旅游成为遗产保护工作中最重要的方式。但是在实践中,旅游保护遗产的方式还处于较为初级的阶段,存在种种问题,分析这些问题并改善之,是当前遗产保护的要务所在。以下,笔者将从旅游社会学的角度将农业文化遗产地分为文化外延和文化内涵两类进行论述,文化外延指的是农业景观、生产系统、仪式、手工艺、饮食等外显性的遗产,文化内涵则指遗产中蕴涵的生态观、和谐理念、乡村传统美德等。

2.1文化外延商品化旅游是一种经济活动,注重投入和产出的比例和利益最大化。人们打出生态旅游的招牌,并镶上了保护环境的金边,但实质上仍然没有逃出“旅游是一种经济活动”的理论宿命。人类学家Greenwood曾说过:“旅游业只不过把一个民族的文化现实包装连同其他资源一起拿去出售,在任何地区,如果没有文化,当地人就无法生存,所以旅游业正对人类施加一种前所未有的影响[6]。以旅游方式保护农业文化遗产,人们易受利润驱动对文化遗产进行浅表开发,旅游产品倾向于有吸引力、易于获利的文化内容。一些手工艺、仪式和典礼等文化艺术会被故意渲染或简缩,以现代商业形式包装起来,将其舞台化、程序化,成为旅游者可消费的商品,这就造成了旅游地的“文化商品化”[6]。例如,青田鱼灯舞是最具地方特色的传统民间舞蹈,它高度集中了民间舞蹈艺术、民间音乐艺术和民间手工制作技艺,观赏鱼灯舞是旅游区重点推出的一项特色活动;青田鱼在世界农业文化遗产光环的照耀下,也成了非比寻常的鱼类,田鱼宴的推出是吸引游客的一大杀手锏。歌舞、饮食本为当地人淳朴的情感表达和生活方式,却为迎合游客的品味和需求,在旅游经济的大潮中被包装、被表演,渐渐演变成“为市场而生的宠儿”。在这个过程中,当地文化很可能作为一种商品被打包卖掉,这种潜在的风险是值得为人们所重视的。

2.2文化内涵异质化灯舞的绚丽夺目和田鱼对味蕾的刺激成为每位游客对青田的深刻记忆,而将稻鱼共生系统本身所蕴涵的生态观、和谐理念这些“没有趣味”和较为内化的东西抛忘于脑后,尽管这些恰恰是农业文化遗产的精华所在和本质内涵。旅游经济如同一只看不见的手推动着纷繁多样的旅游产品的产出,同时又悄然无声地将其中的“文化内涵”置于无人问津的犄角旮旯。如此发展下去,可能导致农业文化遗产越来越成为徒有光鲜外表的“空壳”,它的内涵则在旅游经济活动的冲击之下全然变质。另外,随着遗产地旅游的发展,旅游经济和游客文化共同对遗产地脆弱的文化系统发起猛烈冲击。一方面,在龙现村周边,饮食、交通、纪念品出售等一系列的经济服务越来越多,村民们纷纷置身于低成本高效率的旅游经济大潮中。长此以往,宁静和谐的村庄文化、淳厚朴实的民风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吵闹喧嚣的旅游景区,浮躁的游览基地。另一方面,外来游客大多来自城市,属于文化强势地区,他们的进入会对属于文化弱势地区的居民起到一种“示范效应”,从而使乡村的弱势文化向城市的强势文化靠拢[7]。可能导致乡村文化的“可口可乐化”,对遗产文化内涵的存续存在巨大的威胁。

2.3主体缺失的危机青田县是一个侨乡,20多万人在海外谋生。遗产项目所在的龙现村中,绝大多数农户均有家人在海外打工,务工收入是家庭生计的重要来源。经学者调查研究发现,大部分村民对于农家旅游接待不感兴趣,旅游所能够带来的收益不能够激发村民的积极性,相反他们认为安宁的生活会受到打扰[8]。由此观之,遗产保护工作中,即便专家学者做了周详完善的规划,没有当地农民这个“活体”的参与,所有的规划都只能是纸上谈兵。正如DonaldGetz[9]所言,纯商业性的娱乐活动的文化内涵和社会控制度都是最低的,而“活生生”的地方文化是以社区高度控制和赞同为基础的。社区的高度参与和旅游者追求“真实性”是旅游市场成熟的标志和走向。中国云南的丽江古城是世界文化遗产,它之所以独具魅力,关键在于居民的日常生产生活构成了独树一帜的“活”的古城文化。可如今蜂拥而至的游客挤走了越来越多的纳西人,传统真实的生活方式、居住活动正在被功利的、庸俗的商业活动、旅游文化所取代,“居民的古城正慢慢地蜕变为“游客的古城”[9]。当地社区成员既是被保护的“活体”遗产,也是保护遗产的主力军。如果不加以干预和控制,遗产主体的缺失和转移将会成为发展旅游给遗产地带来的致命威胁。生态旅游中倡导的控制游客数量是缓解这一危机的方式,但更重要的是激发村民保护遗产的积极性,这样才能在今后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中避免丽江古城的悲剧重演。

3用发展旅游的方式保护农业文化遗产的建议

3.1保护理念的转变若要更有效地利用旅游方式保护农业文化遗产,应及时转变保护理念,即秉持“大遗产地”的观念进行保护。大、小农业文化遗产的区分来源于苑利[10],他认为农业文化遗产不仅包括农业的景观和系统,与农耕生活息息相关的民间文学、传统工艺技术、表演艺术本身都是农业生产的一部分,都应该作为农业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因此,只包括农业景观和系统的农业文化遗产为“小遗产”,而包括了农业景观和系统及其衍生出的所有文化现象的则为“大遗产”[10]。正如成升魁研究员在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论坛”上所谈,要在保护中体现“大遗产地”的思想,而不是将其与所处的自然人文环境及其包含的人文现象分割开来,这是处理保护与发展关系问题的前提[11]。稻鱼共生系统是一个整体性的系统,它不仅包括稻田这一农业景观和种稻、养鱼的传统生产系统,还包括人们对“天地人稼”和谐统一的生态观、对稻神的敬畏、乡村的传统美德等内容。因此,遗产保护工作者仅把保护的眼光限定于表层的农业景观和生产系统,这是极其片面和狭窄的理念;只有重视对遗产的文化内涵、遗产地周边人文环境的保护,这样才能保证农业文化遗产的完整性与原真性。

3.2旅游模式的调整MacCannell(1976)认为,当地居民在旅游者到来时,会保护性地将他们的文化分割为后台(Back-stage)地区,在那里,他们继续保持着传统意义上的生活方式;而在前台(Frontstage)地区,他们表演着一些有限的文化活动供旅游者消费,与那些非表演性的传统相比,这只是当地社会刻意安排表演的娱乐项目。这种“舞台真实”(StagedAuthenticity)在一定程度上是必要的,当地居民可以提供当地文化的真实表现,同时还可以保证不让旅游者穿过表演的隔离墙去破坏这些珍贵的传统文化[6]。但“舞台真实”的概念存在一定限制,因为总有一些旅游者想方设法要穿过隔离墙,最终使得当地难以保持文化的完整性。MacCannell的方法对于防止文化遗产外延的商品化有一定的可行性,但其效用是短期的。近年来,国内学者引入了一个新模式来防止文化遗产外延的商品化,即“社区旅游”。社区旅游是将社区居民纳入旅游范畴,并且在旅游活动的过程中维护和实现社区居民的价值。发展社区旅游的核心是将龙现村作为一个功能齐全的社区进行开发,不刻意安排景区景点,而是将这个社区整体打造为具有独特的地域文化、优美的生态环境、浓郁的休闲氛围、完善的休闲设施和具有特殊情调的山村聚落[8]。因此,社区旅游提倡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去商品化”,即在遗产地的旅游开发中,将“景区”开发转变为“社区”开发,令整个村落在保持传统生活生产方式的同时得到良好有序的发展。这个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MacCannell概念的缺陷,是保护农业文化遗产的新方向。

3.3注重社区参与社区参与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农民的参与意愿。青田县是一个侨乡,海外打工的收入保证了农民基本生活的需要,因此他们并不迫切需要旅游业收入。因此,单纯依靠旅游的经济利益来激发农民保护遗产和接待游客的积极性是低效的,培养居民社区身份认同与自豪感才是更有效的长久之计。比利时鲁汶大学的遗产保护与旅游研究专家DominiqueVanneste教授曾说过:地方身份的增强可以增加居民对本地的自豪感,促进地方遗产的保护,这些综合起来都是发展地方旅游业的基础[11]。因此,农民拥有地方文化的自豪感和展示文化的欲望,是农民参与遗产保护的首要条件。其次,社区参与中要注重对农民进行正确的定位,农民应被视为发展的主体而非被动的参与者。采取一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规划思想是十分必要的。在充分听取社区意见,最大限度地吸收社区的合理化建议的前提下,由专业技术人员制订社区发展规划。具体可以采取社区为基础的自然资源管理(Community-basedNaturalResourceManagement简称CBNRM)的方式和分析路径。CBNRM是一种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的认可的参与方式,它强调那些受决策影响的人应该参与决策过程,从而使当地社区在识别资源,明确社区发展的优先权后,选择采用适当的技术来实现农村人口、资源与环境可持续发展[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