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丝艺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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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美国文坛著名的黑人女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妮•莫里森(ToniMorrison)在半个世纪的文学创作生涯中，相继推出了以《宠儿》(Beloved，1987)、《天堂》(Paradise，1998)为代表的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八部长篇小说。莫里森在小说创作中取得的辉煌成就足以说明她是一位具有强烈民族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她的小说具有鲜明的“民族叙事”和“种族话语”的特征。莫里森立足于黑人女性的立场，以独特的女性视角，以新颖的现代艺术手法，营构出了自己独特的艺术世界。她的小说始终把对黑人民族，特别是对黑人女性生存状态的关注作为一以贯之的主题，把对她们前途和命运的思考作为一条鲜明的思想主线，把对她们形象的塑造和刻画作为自己小说创作的主要目标。在她的笔下，众多的黑人女性形象，形成了系列化、多样化和典型化的特点。《宠儿》中的女主人公赛丝就是其中的一个具有独特人生经历和思想性格的艺术典型形象。本文拟集中对赛丝这一艺术典型形象的性格特征、思想内涵及认识价值做一简要的解析。

一、痛苦倔强的灵魂

莫里森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形象具有系列化的特征，其中有老一代黑人女性形象，如《宠儿》中赛丝的婆母贝彼•萨格斯；更多的是中年黑人女性形象，如《最蓝的眼睛》中佩科拉的母亲波莉，《天堂》中以女修道院院长康索拉塔为代表的女性形象；还有年轻一代的黑人女性形象，如《最蓝的眼睛》中的女主人公佩科拉及其同伴克罗迪娅，《宠儿》中赛丝的女儿丹芙等。这些女性有些不同的人生经历、不同的思想性格，在作者笔下都被刻画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而在这一人物形象系列中，称得上艺术典型的则是《宠儿》中的女主人公赛丝。莫里森笔下的赛丝这一黑人女性形象是源于生活，同时又高于生活的艺术典型。所谓源于生活，是指作者塑造这一形象并非是空想杜撰出来的，而是有事实依据和人物原型做基础的。莫里森在成名之前，曾在兰登书屋做高级编辑，担任《黑人之书》(TheBlackBook，1974)的编辑任务，在此期间，她接触到美国黑人长达百年争取平等的斗争史料，并为其中一些“非同反响的妇女”…的故事所深深吸引。其中有一份1851年的剪报记载了一位名叫玛格丽特•加纳(MargaretGarner)的女人，她带着孩子从肯塔基州逃到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当追捕她的奴隶主赶到时，她说：“我不能让我的孩子再像我一样生活”，于是就奔向一间木屋，用一把斧头杀死了自己的孩子们。她这样做是因为不让自己的孩子们再度承受她曾遭受过的苦难，“与其那样活着，不如死去”的好。这一令人触目惊心、骇人听闻的故事给作者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激发了她强烈的创作欲望。赛丝这一艺术形象就是在玛格丽特•加纳这一原型的基础上，经过拓展、充实、艺术升华而塑造出来的。作者通过这一艺术典型的塑造，展示了她的苦难遭遇和不屈的抗争，从而勾画出了小说的主人公赛丝“痛苦而倔强的灵魂”。赛丝生活在民族压迫的环境中，深受种族和性别的双重歧视，奴隶主无情地加于她肉体和精神上的摧残是极其惨烈的。她在“甜蜜之家”被奴隶主“学校教师”残忍地用刀刺划她的背部，留下了累累伤痕，她背上形如“苦樱树”的伤疤像“高低不平的洗衣搓板”，已失去了疼痛的知觉。奴隶主从不把她当人看待，对她精神上的摧残更是无以复加。

双重的歧视，双重的摧残，给她带来了难以忍受的沉重的精神痛苦。在作者笔下，赛丝的这种精神痛苦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作为女性应有的身份被剥夺而带来的痛苦。我们说，作为一个女性在小时是父母的女儿，成人后为丈夫的妻子，生子之后为孩子的母亲。作为女儿、妻子、母亲这些女性应有的身份应该是人性的一种具体表现，也是天经地义的，然而却被奴隶主所践踏和剥夺。在襁褓中时，赛丝就被狠心的奴隶主剥夺了母亲对她喂养的权利和应得的母爱。童年时，赛丝只见过母亲几次，母亲的模样她模糊不清，其母被奴隶主吊死之后，她完全变成了一个孤苦伶仃的孤儿。赛丝和她的丈夫黑尔，不能过上正常的夫妻生活，平日连起码的眼神交流机会也不多，只有在星期天，才能在阳光下彼此相见，她完全丧失了妻子的身份。塞丝作为母亲抚育子女，这是别人无法替代的责任，也是女性的一种本能，然而“学校教师”的两个侄子却野蛮地抢走了她育子的奶水，对一个女人最神圣的母爱进行疯狂践踏。在奴隶主“学校教师”追捕她的危急关头，出于一种抗争，她被迫以极端的行为杀死了不到两岁的女儿，致使她背上了难以辩解的“凶手”罪名。二是作为母亲丧失了子女而带来的巨大痛苦。中外不少经典作家，在表现女性悲惨生活和精神痛苦方面，大都以人性为切入点，写出了她们的失子之痛。我国伟大的文学家鲁迅，在他的小说集《呐喊》中的《明天》里，写了一个守寡的城市平民单四嫂子的贫苦生活。单四嫂子“靠着自己的一双手纺出棉线来，养活她自己和她三岁的儿子”，这个被称为“粗笨”的女人，在孤寂的生活中和她的宝儿相依为命。然而天公却不作美，宝儿得了难以救治的疾病，多方求医无果而死去，单四嫂子最终陷•入了极度的寂寞、孤独、痛苦的深渊之中而不能自拔。小说含蓄地表明，宝儿是单四嫂子的希望所在，宝儿的死亡意味着她失去了希望的“明天”。人们耳熟能详的《祝福》中的祥林嫂，被卖到贺家坳与贺老六成亲后，生下了儿子阿毛。丈夫因病死亡后，她只得和儿子阿毛相依为命，然而更为凄惨的是阿毛又被山坳里的野狼吃掉。祥林嫂失去了阿毛，她难以倾吐的精神痛苦，只能伴随着“我真傻，真的”的自我悔恨而深深震撼着读者的心灵。塞丝失去女儿的缘由与祥林嫂和单四嫂子相比则又显得格外“另类”。塞丝失子是奴隶主一手造成的，因此她痛苦的精神内涵就显得更为复杂，其中包括她的自我谴责、自我悔恨、自我拷问的强烈的思想感情。塞丝的失子之痛如影随形，使她终生难以消解。三是表现在作为女性在自我救赎中带来的精神痛苦。

我们知道，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也有自我救赎的举动，她怀着对地狱的恐怖，为免除“两个死鬼男人”在“阴司”把她锯成丽半的“罪孽”，用自己“历来积存的工钱”，到“土地庙里去求捐门槛”。她的这种自我救赎蕴含的精神痛苦，只能使人意会而难以用语言倾诉出来。塞丝杀婴之后，也同样有自我救赎的举动，这种救赎伴随着无尽的精神痛苦，比如为了求得心灵上的慰籍，以出卖自己的肉体为代价，让石匠给宠儿立了一块石碑。至于18年后宠儿还阳来到塞丝身边来索爱，这又为她提供了自我救赎的难得机会。塞丝一面在饮食起居方面悉心照顾宠儿，一面又忍受着宠儿向她索取母爱的折磨。为了达到自我救赎的目的，塞丝逆来顺受，忍受折磨，使她陷入心力交瘁，痛苦不堪的境地。作者就是这样，着眼于不同的思想层面，层层深入地揭示出了主人公塞丝痛苦的精神世界，写出了一个女性痛苦的灵魂。作者在塑造塞丝的艺术形象时，在着力表现她痛苦的精神状态的同时，更集中笔墨表现了她那强烈的求生欲望、坚定的生活信念和倔强的抗争精神的主导性格，而这正是塞丝区别于《最蓝的眼睛》中的波莉和《天堂》中的康索拉塔为代表的中年女性的性格的不同之处，从而成为其中独特的“这一个”(黑格尔语)。在这里，作者有意选取了塞丝人生道路上一段不平凡的经历，一路写来，紧扣塞丝的出逃——跋涉——杀婴三个故事的关节点，凸显出了人物的思想性格。塞丝生活的南方奴隶主庄园，并非是所谓的“甜蜜之家“，而是苦难的深渊。奴隶主“学校教师”像牛马一样地驱使她，竭尽对她的肉体和精神加以摧残之能事。在这种环境下，她并非逆来顺受，任人宰割。强烈的求生欲望支配她选择了脱逃，从而表现出了她的胆识和勇气。塞丝踏上逃亡之路，更是她人生道路上的一段惊心动魄的人生苦旅。一个拖着身孕的妇女，孤身一人，跋山涉水，昼伏夜出，披荆斩棘，苦不堪言。然而，雪上加霜的是她又遇到了分娩，陷入了九死一生的绝境，幸得好心白人姑娘的救助，才化险为夷。这段经历把塞丝坚韧不拔的毅力、百折不挠的意志，表现得淋漓尽致。塞丝好不容易来到辛辛那提蓝石路之家，仅与家人团聚28天后，又遭遇到奴隶主的追捕，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不得以杀婴相抗，在此把塞丝的倔强抗争的性格推向了极致。综上所述，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作者笔下的塞丝具有黑人民族传统的思想品格和黑人种族的文化根性，是一个具有独特思想性格内涵的黑人女性艺术的典型。在这里，她与作者笔下的另一个中年女性波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波莉在自人主流文化的侵蚀下，一味地迎合白人的价值观、审美观，倾心追求白人的生活方式，置家庭和儿女而不顾，最终导致性格变异，人性扭曲，完全丧失了黑人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固有的民族品格，在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上，她与塞丝的形象大相径庭，迥然不同。

二、人物形象的思想价值

恩格斯对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曾有一个经典的定位，他指出，“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代表。”_4《宠儿》的主人公塞丝这个被压迫、被侮辱、被损害黑人女性的艺术典型形象所体现出的思想倾向性、认识价值和现实意义是极其深刻的。当然，人们从不同的思想角度出发，对其性格内涵，作出这样或那样不同的解读。然而，有两个基本方面是可以得到认同的。其一，塞丝的形象具有思想启蒙的价值。我们知道，托妮•莫里森与我国伟大的文学家鲁迅生活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民族和国家及历史时期，然而在小说创作上表现出的思想倾向性却有相似或相同之处，这就是他们在小说创作中所体现出来的思想启蒙的价值取向。鲁迅出于改造国民性的需要，在小说创作上坚持“必须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的启蒙主义主张，他小说中的人物“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通过对他们形象的刻画，“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J。莫里森以《宠儿》为代表的小说创作，也表现出了一定的思想启蒙的倾向。黑人在美国主流社会中是弱势群体，而且处于边缘化地位，长期生活在民族压迫、种族歧视的环境中。在白人强势文化的侵蚀下，民族记忆在淡化，民族性格在消解，他们不愿回忆过去悲惨的遭遇，也不敢直面现实，具有严重的“民族失忆症”。因此，莫里森把疗救黑人“民族失忆症”作为她小说创作的重任之一。她曾说：“长期以来，对于黑人民族有疗治心结的艺术形式是音乐，然而，那种音乐不再是我们的专利……所以需要另外一种艺术形式，那就是小说。在我看来，我们美国黑人比历史上以往任何时刻更需要小说。”《宠Jb)中，塞丝这一艺术形象，是出于作者对黑人民族思想启蒙的需要而塑造的。作者把百年来黑人遭受民族压迫、种族歧视的血泪史和艰难困苦的抗争史高度集中，熔铸在塞丝的思想性格中，聚焦于她的精神世界里，使其成为黑人民族自我审视、自我反思的一面镜子，让塞丝的形象走进千百万黑人的心灵，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使自己的苦难同胞在精神上得到洗礼和净化，激发她们潜在的精神动力，冲破白人强势文化设置的思想牢网，使他们惊醒、振奋起来，自强自立。在这位具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黑人女作家看来，黑人民族痛苦的历史记忆是一份难得的精神财富，不应该弃之不顾，而应倍加珍惜，并以此为鉴。因为只有不忘过去，才能直面现实，展望未来。塞丝这一形象所体现出来的思想启蒙价值，令人值得深思，她所具有的深刻现实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其二，塞丝的形象具有思考人物命运归宿的认识价值。

莫里森是一位学者型的作家，她始终“视写作为一种思考方式”这样无形中便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她的小说的思想深度。莫里森在塑造黑人女性塞丝形象时，一方面充分展示她苦难的人生经历和不断奋起抗争的精神，给读者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痛苦的黑色记忆。另一方面，伴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又渗透了对人物命运的深刻思考，使小说达到了一定的思想高度。纵观这部小说，在展示人物坎坷艰难的人生道路中，作者有意设计了三个“关口”。一是塞丝不堪忍受奴隶主对她精神和肉体上的摧残，敢冒生命的危险，从“甜蜜之家”脱逃出来。二是她拖着沉重的身孕，踏上逃亡之路，历尽艰险，在极端的困境中，有幸得到白人姑娘的救助，平安分娩，闯过了又一个生死存亡的关口。三是塞丝到达目的地之后。由于“杀婴”事件的发生和宠儿还阳来到她身边这两桩“另类”事件的纠结和困扰，使她在精神上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她困苦不堪，心力交瘁，走投无路。塞丝的这种处境，在被黑人社区的邻里们知晓后，大家都伸出救助之手，救塞丝于水火之中。她们以黑人特有的习俗，用“歌声”送走了宠儿这一冤魂，同时也帮塞丝的女儿丹芙走出了家门，找到了工作，塞丝最终才得以冲破了精神上的重围，看到了新生活的希望。塞丝在她人生道路上闯过的这三个关口，发人深思，充分显示了小说的思想倾向性，这就是作者对塞丝身上焕发出来的抗争精神的肯定和对她坚忍不拔的生活信念的褒扬，同时更深的意义还在于告诉我们：黑人女性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主宰自己的命运的前提条件是必须具有自我意识的觉醒，但仅靠个体的抗争还无济于事，只有依靠黑人群体的力量，才能打开通向新生活的通道，迎来黑人光明的前景。作者通过塞丝这一形象所显示的认识价值，使我们联想到我国著名作家老舍的名著《骆驼祥子》中的人力车夫祥子“三起三落”，最终堕落，精神毁灭的人生悲剧，同样告诉我们：在黑暗的旧社会，仅靠个人的努力和反抗，挑战命运，主宰命运，其力量是有限的。老舍在小说中形象地把个人的奋斗比喻成一只“蹦达的蚂蚱”，力量是有限的，是微乎其微的，只有成千上万只蚂蚱“结成群”、“打成阵”，其威力才是无穷的，可“将成顷的庄稼吃掉”。在这里，老舍通过祥子的悲剧性格，否定了个人奋斗的道路，在客观上肯定了集体奋斗的道路。莫里森与老舍这两位作家生活在不同国度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和历史时期，其各自的代表作的文化语境、故事情节及人物形象也截然不同，然而他们在探索人物命运与出路方面却有相同或相近之处，都达到了一定的思想高度。此外，莫里森通过塞丝这一形象，还寄托了她对黑人民族的一种理想和一份“愿景”。小说在这方面虽然着墨不多，但也有一些富有隐喻性和象征性的情节和细节描写，如爱弥帮助塞丝分娩这一事实就有令人寻味和深思之处。在作者看来，处理白人和黑人之间的种族关系问题上，白人应该抛弃种族歧视的偏见，改变白人高贵自居的思想观念，在民族平等的基础上，主动接纳黑人为一体，而黑人则应通过重构民族文化来增强民族凝聚力和自信心，自强自立，与白人相互依存，和谐相处，共存共荣，并期望这一“愿景”最终变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