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学与水情结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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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文学与水的情结，大致呈现出视“水”为反面形象到正面形象的转换，这是水的“利”与“害”的双重属性的折射，也是先祖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融入自然的人格魅力的体现。这等情结，在华夏五千年文明史中绵延流淌至今，生生不息，激励后来者继续吟咏。在近三千年有文字记载的浩瀚文献中漫游，那些传世的经典作品会告诉我们:水，这种自然资源不仅仅是人类生存和繁衍的基本条件，更是人类感悟生活真谛和寄托精神情感的主要载体，是文学创作的源泉之一。本文试图以情感为线索解析中国古典文学与水的关系，进一步探寻先祖的人文精神和审美趋向。这将有助于对文学创作理念进行梳理，有助于文学欣赏，更有助于民族精神的张扬。

一、在我国的古代神话中，视“水”为危及人类生存的强大的反面形象，衬托出先祖运用智慧与力量治水的英雄气概古代神话可谓是文学的源头之一。我国的古代神话与古希腊神话不同，古希腊的神话是以奥林波斯山上的众神为表现对象，特别是普罗米修斯盗天火给人类而受体罚的传说，反映了在火的发明和运用中古希腊人的坎坷历史和追求光明自由的信念。而我国的古代神话却恰恰相反，是以“水”为主要题材。这是与远古时代的主要矛盾是人与自然，尤其是人与水的矛盾分不开的。

既然水已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头号天敌，那么要生存就必须与水旱灾害抗争，先祖的顽强性格和牺牲精神在中国古代文学的神话作品中得以充分表现，水，在这类作品中则是危及人类生存的强大的反面形象。先秦古籍《山海经》中所记神话，尤以“精卫填海”、“夸父逐日”等则可以帮助人们理解这一现象和观点。《山海经·北山经》中记载“精卫填海”曰:“……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娲。女娲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1]洪水虽然无情地把一位公主淹死了，强者无可非议地战胜了弱者，但死也不屈服的公主却化作了比她原来还要弱小的一只小鸟，每天衔着细小的树枝和石子去填东海，决意要把东海填平，其行为旷日持久，其意志坚忍不拔。《山海经·海外北经》中叙述“夸父逐日”道:“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2]

烈日下，夸父去追赶太阳，将被渴死之际，抛下了手杖，顿时化成了一片桃林，为后人留下了一片绿荫，继续与太阳抗衡。从审美的角度来说，两则神话分别通过水的多与少、人和水的弱与强的对比，反衬出了先祖的顽强性格和牺牲精神———不是祈求某种上天的恩赐或者是某种神灵的护佑，而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力量进行着抗争。悲壮之美，意境深远;从文学的角度来说，它记录了原始真情，情节完整，人物生动，内涵丰富，骄傲地褒扬了祖先治水的智慧与力量;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则让后人寻觅到了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起源。可以说，以水作为反面形象，这是中国古典文学与水的情结的最早缔结。

二、在我国封建社会的浩瀚诗文中，水已成为正面形象激发人们“以水寄情、以水思辨、以水铭志”的审美感受，成为人们精神层面的寄托自远古时代至封建社会，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水的秉性逐渐被人们认识和掌握，人们认识自然与改造自然的力量也日益强大，在从水中获得丰硕的物质利益的同时并赋予了丰盈的精神寄托，使水承载了社会的多重情感和思想。

中国古典文学与水的情结在这漫长岁月里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水由反面形象转变为了正面形象。在中国古典文学浩瀚的诗文中，以水为载体表现习俗、情感和思想的作品比比皆是，不可胜数。原南昌水利水电高等专科学校水利专家胡杰安先生在92岁高龄之际付梓的《中国江河水利古诗选》将上自春秋战国，下至清代末，流传三千年之久的关于“水”的经典诗歌690首编选成册，其中吟咏江河的诗歌就有575首，而讴歌长江水系的有302首之多。可见，我们中华民族与水的关系的密切，对水的挚爱。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封建社会的诗文，正完成着将水由抗争对象变化成为欣赏对象的这一文学现象。水，成为正面形象激发人们的审美感受，大致可分为三大类:以水寄情、以水思辨、以水铭志。

以水寄情，化“水”为情思。水的灵动和态势多姿多彩，以水和水边景色起兴，赋予水人格魅力，是先祖情感的力量和智慧的创造。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以水托情诗词大致可归为以下几个方面。

1、以水表达爱恋之情。《诗经》的开篇就是以一对恋人在河边倾诉爱慕之情而吟咏的:“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3];又如“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宛在水中央……”[4]于情景交融中，讴歌对心仪的“伊人”的执着追求。

2、以水抒发亲情友情。值得注意的是，古人描写踏青送别情景的诗文更多的是在水边。南北朝时期的江淹的诗词即具有这个特点，江淹历仕宋、齐、梁三朝并以其《恨赋》、《别赋》著称，在其《别赋》[5]中多处借水表达离愁别绪。如，送爱子，他吟曰:“负羽从军;辽水无极，雁山参云”;与友人，他吟曰:“至如一赴绝国，讵相见期?视乔木兮故里，决北梁兮永辞……怨复怨兮远山曲，去复去兮长河湄”;夫妻离别，他吟曰:“又若君居淄右，妾家河阳”;还有恋人离去，他吟曰:“春草碧色，春水渌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水的壮阔景致、水的流连不断、水的恬静柔性被江淹融入笔端，成了色彩斑斓的比附物，化为亲友离别时割舍不断的情愫。

还有，唐人杜甫的佳作《丽人行》，也是诗人被长安曲江边贵族们依水踏青游玩的情景所吸引，由此发出“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6]的感慨。天宝年间，李白游泾县(今属安徽)的桃花潭，吟咏了《赠汪伦》，其中“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7]借深潭水比喻他与好友汪伦之间的感情，其情之深至今令人倾羡。诚然，不排斥那个时代人们出行更多的是对水路交通的依赖，因此，成为古人抒发亲情友情的诗文更多的是在水边的原因之一，然而，水的多姿多彩与人的感情的丰富性的契合，才是形成这一特点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