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价值下的媒体运行与文化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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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今日的大众传媒在大众文化的熏陶下，早已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文化的消费主义倾向。大众文化固有的娱乐消费性，已全面渗透到大众传播之中。本文从大众文化概况、平民选秀的本质、特征以及对平民选秀的透视这几个方面来对前人的研究进行的概述和总结，针对目前选秀活动的情况进行简要的分析。

关键词：大众文化；平民选秀；全民互动

ASummaryofRealityShowinthePublicEntertainment

Abstract：Todaypopulacemediainundermassculturegraduallyinfluencing,alreadyincisivelydisplaystheculturetheexpenseprincipletendency.Themasscultureinherententertainmentconsumption,seepedcomprehensivelytothemassmediadisseminationduring.Thisarticlefromthemassculturesurvey,theevenelectedbythepeopleshowessence,thecharacteristicaswellascomestheoutlineandthesummarytoevenelectedbythepeopleXiu''''sperspectivetheseaspectswhichcarriesontopredecessor''''sresearch,choosesthesituationinviewofatpresentwhichXiumovestocarryonthebriefanalysis.

Keywords:publicculture;thefactthatcivilians;directinteraction

马克思韦伯曾说过“透过任何一项事业的表象，其背后都有一种时代精神的力量在支撑，这种以社会精神气质为表现的时代精神于特定社会的文化背景有着某种内在的渊源。”[1]《超级女声》是大众文化凝聚在电视上的一个精致范本，它符合了人们在紧张告诉的生活中对精英路线的抗拒，而渴望回归简单快乐的心理要求，这种快乐并以家庭为单位的参与而起到了放射性的影响，代表着大众百姓走上自娱自乐的道路，反映了大众的”民声“要求，它是《美国偶像》“孔庆翔”效应的中国延伸，是作为一种“反偶像”类型节目在国内的初步试探，是电视娱乐走向反偶像轨道的一种标志，给观众带来的是解构主流文化的一种快感。[2]

一、大众文化概况

在文化产业研究中，最早也最负盛名的是法兰克福学派。马双在《文化产业?内容产业?创意产业》中说到：该学派所确立的批判传统影响深远，历来被视为大众文化的一个理论基础。在西方，“文化产业”与“大众文化”这一概念密不可分，甚至被当作同一概念来使用。在传统文化系统中，“大众文化”主要指与精英艺术相对立的艺术。人们习惯使用贬义的字眼来形容它，如通俗艺术等。在当代文化系统中，“大众文化”多指现代各种流行艺术，如摇滚乐等。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法兰克福学派”中，“大众文化”统指文化工业制造的产品，如电视、报刊等大众传媒传播的文化。[3]这种文化被当作现代性与资本主义的病症遭到严厉批判。法兰克福学派以对大众文化持严厉的批判态度而闻名。该学派理论认为，为达到增值资本的目的，将文化作为商品进行大批量的生产，是发达资本主义独有的文化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的确立是资本对于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历史性征服，导致了规模越来越大的文化工业的出现，特别在二战前夕。在此背景下，法兰克福学派创立了文化工业的批判理论，揭示出资本主义文化产生的多方面的本质。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也是一种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和文化批判理论。它认为今天的艺术已经成为纯粹的娱乐形式，它不可能对现实提出质疑，现代艺术也以异化的形式加强对人的心理的操纵。因此他们强调人们若要从社会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必须首先剥开各种意识形态的虚幻伪饰，并对它们进行批判。这一批判理论日后影响到欧洲，并直接影响了文化研究学派并促使英国理论家群体的形成。

相比之下，以威廉斯、斯图尔特?豪尔、托尼?本尼特、珍妮?沃勒考特、约翰?费斯克等人为代表的英国“伯明翰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态度要民主得多、开放得多了。“伯明翰学派”的重要代表约翰?费斯克提出的“两种经济”理论是专门为大众文化研究提出的富有建设性和现实意义的崭新理论。所谓两种经济，一是“金融经济”，一是“文化经济”，理论根据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商品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理论。费斯克以电视为文化产业的例子，提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电视节目作为商品，生产和发行于这两种平行而且共时的经济系统之中，其中“金融经济”注重的是电视的交换价值，流通的是金钱；“文化经济”注重的是电视的使用价值，流通的是“意义、快感和社会认同”[4]。费斯克的“两种经济”模式可以说为大众文化研究打开了新思路，提出了一些富有建设意义的观点。

韩大强在《大众文化的狂欢与精英文化身份的焦虑》中提出：所谓大众文化是在工业化技术和消费社会语境下，通过大众传媒广泛传播适应社会大众文化趣味的文化范式和类型。[5]大众文化是在后现代语境下出现的文化现象，更多的表现为后现代主义文化的一些典型特征。具有如下特点：(1)现代性。大众文化产生于现代工业化时期，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产物，它伴生于工业社会的大众群体。与工业产品一样具有可操作性和消费性的特点，创作者在进行文化创作时按照工业产品的生产程序来进行生产和流通，体现为技术化、批量化、协作化等特征。大众文化同时还是一种典型的商业文化，创作者是为了获取利润而写作，读者是为了娱乐而购买和消费。(2)世俗化。大众文化面向世俗生活，本质上是一种市民文化。它多以日常生活行为和感觉、感触为主要内容，特别追求诉诸感官的娱乐效果。因而其基本原则也是满足大众趣味——媚俗和滥情。大众文化变幻着各种形式供人娱乐，并充分满足和发掘人们的感觉。(3)开放性。大众文化是一个公共领域，“其问多重话语的彼此合谋与借重、杂陈和并置——构成了又一个微型的公共空间，但其中的主旋律是响亮的市声”。在大众文化传播的公共领域中来自不同阶层、不同文化群体的人们可以以自己所具有不同的观点及意见参与讨论而形成了多调式、多声部的众声喧哗的局面。因此，罗兰?巴特称大众文化是“开放性文本”。(4)时尚性。消费文化的兴起，使得文化成为商品，为获得最大利润，文化产业需要用新奇、易变的文化产品来诱惑人们的消费欲望，因而需要制造时尚。大众关注视点是流动不居和迅速转移的，大众文化要不断地适应大众的口味和审美需求，既要合乎时宜，又要产生轰动效应。[6]大众文化的时尚性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流行性为其空问表达特征，在关于某种社会现象的集体性论述与对话中，在一种普遍的社会情绪基础上形成某种经验性的共识，从而广泛流传。另一个是时效性为其时问表达特征，大众文化尤其当以电影、电视、网络等现代传媒为依托而存在和表现时，则更强化了这种时效性特征。因此，大众文化利用大众传媒来制造流行，引领时尚，已成为传播文化时尚的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和文化力量。(5)拼贴化。大众文化是开放的、民主的，是无政府主义的。大众文化的话语方式具有颠覆性，采用反传统、反经典甚至反主流文化的新表达技巧和修辞学方法来建构新的文化图式。如戏仿、篡改、颠倒、粉碎、移植、拼贴等。这样的混乱的拼贴和包容，使大众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文化的大众化和共享化，它消解了传统文化的边界和文化规则，使人人参与、享受、消费文化”。[7]除此之外，大众文化在当下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征，即狂欢化。

二、平民选秀

所谓“选秀”，就是由某个社会公共媒体或机构组织举办的面向一定的社会受众又遵循特定的比赛规则的精英选拔活动。在选秀活动中，参赛选手凭借自身的各种才艺在比赛规则的约束下进行竞争，由评委或观众投票来决定谁晋级谁离开，即优胜劣汰。[8]选秀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各个电视台追求自身经济效益的新策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电视台把求生存和发展放在首位，追求收视率、扩大节目影响力、赢得市场份额成为各电视台的重点，以致于各电视台纷纷削减了文化类的栏目，加强了社会性娱乐性的节目，在市场竞争中追求收视率。

选秀是社会资本推波助澜获得赢利的结果。电视台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社会资本的投入。“超级女声”的轰动效应使投资方蒙牛乳业获益匪浅，其以2800万元买断“超女”冠名权，2005年上半年获得的纯利润高达2．4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34％这也使众多社会资本聚焦并投资选秀，[9]于是可观的广告资助便促进了选秀的飞速发展，形成了对于选秀的积极推动作用，资本有效地流通，使投资者获得了更多的经济利益。[10]

而大众文化是在工业化技术和消费社会语境下，通过大众传媒广泛传播适应社会大众文化趣味的文化范式和类型，是一种集体性的文化行为，其最显著的特性：狂欢化。[8]以超级女生为例，“超级女生”是湖南卫视举办的一项充斥着时尚与流行氛围的女生歌唱大赛，也是这两年红透大江南北，使“万人空巷”看电视的一个“民间性娱乐比赛”。它使全国几十个城市出现“万人”排队报名参加“超女”比赛的壮观景象，比赛有不设任何门槛的海选，有全国数十个城市为主体的赛区，有公众短信与现场参与评比，有选手之间充分体现公平氛围的“PK”赛，还有评委的“脱口秀”和每周一次直播、人气几近疯迷的前l0、前5、前3赛，更有因此而产生的强大的经济效益、文化品牌和明星歌手，其流行范围之广、民众参与之多、媒体关注之热，使之无可避免地成为令广大学者、专家和青少年工作者瞩目的“公众文化事件”。[11]

虽然社会对“超女”的评价褒贬不一，有的将其称之为一种“大众流行文化”现象，视之为新潮流和文化发展的亮点与方向。有的又认为，“超女”是“用一种短暂的、廉价的、似是而非的快乐掩盖实的真实的痛苦，只会导致放弃对变革的探索与追求、文化的沉论，给理论工作者提出了严峻的课”。[11]但有一点却是再怎么也无法否认的，即“超女”已成为为数众多的青年娱乐、宣泄、成长的一个道、一种方式，一种流行的文化时尚和行为。

三、平民选秀的本质

----平民大众的狂欢

苏联学者巴赫金在《陀斯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首先提出“狂欢”理论，在《弗郎索瓦?拉伯雷的创作和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中又对“狂欢”理论做了全面阐释。“狂欢”是指一种与民间庆典活动结合在一起的人类文化仪式。巴赫金研究了自古以来的各种民间仪式的节庆和游行形式，从中概括出一种人生体验的特殊感觉，他称之为狂欢节式的世界感受。这种感受不仅渗透在各种民间节日和演出形式里，而且还体现在节日广场的各种不拘形迹的言语方式上。巴赫金认为：“在狂欢节的广场上，支配一切的是人们之间不拘形迹地自由接触的特殊形式，而在日常生活中，即非狂欢节的生活中，人们被不可逾越的等级、财产、职位、家庭和年龄差异的屏障所分割开来……人们之间的等级关系的这种理想上和现实上的暂时取消，在狂欢节广场上形成一种在日常生活中不可能有的特殊类型的交往。”[12]巴赫金还将文艺复兴时期薄伽丘、拉柏雷、莎士比亚、塞万提斯的创作，都直接源于古希腊“苏格拉底对话”那种狂欢化的世界感受。“文艺复兴，可以说，这是对意识、世界观和文学的直接狂欢化”。[13]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正是借助于这种狂欢化的文化传统——古希腊的人文主义传统，将人的意识从宗教独语中解放出来，使他们重新自由地体验生活、观察世界。正是在狂欢节的广场上，在暂时取消了人们之间一切等级差别和隔阂，取消了日常生活中的某些规范和禁令的条件下，才形成了“在平时生活中不可能有的一种特殊的既理想又现实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这是人们之间没有任何距离，不拘形迹地在广场上的自由接触”。[13]狂欢化实质上是一种最自由、最民主、最多样的人际对话形态，它彻底打破人民头上的重重精神枷锁，将人民从统治者的独语控制下重新解放出来。通过巴赫金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狂欢活动大多来自民间，现代狂欢活动和人们的狂欢意识是由多种民间节庆的传统共同促成的，因此，狂欢节表现为无等级性、宣泄性、颠覆性和大众性的主要特点。在巴赫金看来，“狂欢”是一种普遍的世界现象，从古代到现代，从西方到东方，人类都需要情绪的宣泄，以及宣泄后的心灵的宁静。澳大利亚学者约翰-多克将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做了创造性的发挥，他认为，2O世纪的大众文化，特别是电视，与历史上欧洲的狂欢有很多可比性。虽然相当数量的公共生活由室外转向了室内，但它们狂欢的本质是一致的，即公众仍可以体验到共时的集体体验。如果我们用巴赫金的“狂欢”理论来阐释中国当代的大众文化现象时，就会发现它们既在实践品格上又在理论意味上有着一致性和契合点。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研究热潮的兴起，对话、狂欢理论的文化研究价值也凸现出来。对话理论对意识的主体性、差异性的重视，狂欢理论本身的文化内涵，使它们也成为描述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现象的一种方式。[14]如刘康将对话、狂欢理论看作解释中国社会转型期诸种特征的文化理论，孟繁华用狂欢话语描绘市场经济兴起后中国文化的冲突场景，高小康用“狂欢”概念概括当代大众文化的特征，王宁则强调对话、狂欢理论对我国文化研究和文化建设的影响。有的研究者从方法论角度探讨了对话、狂欢理论对文学批评的意义。蒋原伦指出巴赫金理论创造了一种具有很大包容性的新的批评话语，吴晓都肯定巴赫金的话语分析导致了文学方法论的显著进步，张杰认为巴赫金新型的对话语境批评为我们探索出一条融中西方文学特征为一体的对话式批评途径，蒋述卓等则从对话理论中获取对于比较诗学的启示。有的学者还关注了复调小说理论对小说艺术发展的意义，认为这是对现代小说结构巨大变革现象的及时的理论概括，这一理论对中国当代小说思维有启迪意义，提供了考察中国当代小说的新视角。[15]巴赫金理论自身的丰富性、深刻性和可操作性，为正处于探索之中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提供了一种有益的参照。

罗小平认为狂欢化实质上是一种最自由、最民主、最多样的人与人之间的对话形态，它彻底打破了统治阶级强加在人民头上的种种精神枷锁，将人民从统治者的独语控制下重新解放出来。[16]于是受众生产所得到的就是一种“解放的、创造性的、游牧式的”快感。以超级女生为例，通过大规模的“海选”，不分地域、种族、年龄、学历和经历的任何女性，均可报名参加，这个前提赋予了普通民众完全参与权。随着比赛进行，更多的平民参与到了“超女运动”中来，他们通过“发送短信留下自己喜爱的选手”，短信投票的多次清零也反复建构起平民的“参与想象”，平民制造了自己的偶像。《超级女声》把短信票选作为淘汰机制之一，大众参与、自娱自乐、不设门槛的节目越来越受欢迎，这是目前电视节目发展的趋势。《超级女声》报名不设门槛、选唱不设门槛、投票不设门槛、点评不设框框，打破任何门槛上电视，大众的参与者当然就壮观了。[17]

四、平民选秀特征

（一）亲近与互动

《我型我秀》、《超级女声》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节目与观众的互动性。通过网络将广大电视机前的观众拉到现场，场外热情的要求马上变为场上认真的表演。观众不仅可以向参赛选手提问，还可以直接参与评判。短信、互联网等更为自由的表达方式，共同造就了今天的“超级女声”。广电网、电信网、互联网，这三张网在“超级女声”的造星运动上产生了强大的合力，同时也构建了“超级女声”的“发声”场所。通过短信票数决定选手去留的淘汰机制，让无数人卷入了这场“拇指战争”。借助电视平台，《我型我秀》、《超级女声》等把最古老的舞台表演和最新的数字媒介结合起来，不管它是俗是雅，它本身确实造就了一个娱乐“神话”。[18]与几个大型活动的观众群特点相比较，《绝对唱响》大众化、广泛性、男女老少都追捧的观众特点，正是应验了情感的力量，爱的伟大和博远，爱是大众共鸣的催化剂。而其他几个大型活动的观众特点几乎是倾向于女性、年轻化——《超级女声》是偏女性化，34岁以下青少年的观众特点；《加油!好男儿》是绝对倾向女性化、24岁以下的青少年及部分中老年人的观众特点；《我型我秀》是偏女性化、24岁以下年轻群体占绝对比例的观众特点，这是其独特的一面。

中国长久以来的电视元素，都是按照某种既定的标准精心筛选的，它与普通人的生活相去甚远。实质上，出现在银幕上的平民仍经过初级筛选，他们只是带着一个平民的身份，动作、说话方式以及神态仍然还是“电视化”的。[19]而《超级女声》、《我型我秀》却让一个个的普通人变成了节目的主体，让人倍感亲切。画面虽然粗糙，却充满真实，着实打破了中国由来已久的“电视标准”的窠臼。

文秋林认为“超女”比赛在形式上为广大青年所喜爱，形成强大而时尚的流行风潮。从这一点上说，“超女”是贴近青年、切合青年身心需要的一种娱乐形式。现时代青年的特点是：个性张扬，崇尚自由自主，不拘繁文缛节，渴望获得快速的发展和成长，工作和个人发展的压力大，因而需要宣泄和表现。[20]很显然，“超女”的火爆说明比赛的组织者在调动青年的个性意识的苏醒和张扬、自我价值的凸显等心理需求方面相当成功。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自由度不断提高，尤其是青年人对生活方式的选择趋向自主自由，而就业、个人发展、生存等方面的压力也相应地增大，“超女”的出现使青年群体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形成的精神压抑和封闭在公众传媒空间里获得了一个宣泄的渠道，得到了展示的机会，更激起了青年人内心的热情。尽管这种精神满足是极其有限和表面性的、临时的、肤浅的情绪变化，但是对于现代生活紧张而压力四伏的青年来说，却正是他们所需要的。

（二）自我符号的认同和“窥视”欲望的满足

《超级女声》、《我型我秀》等活动的火爆，互动只是一个形式，而歌迷们狂热地发短信支持选手，其真正的原因是源于一种自我符号的认同感。以前人们对偶像的崇拜，多是因为他们和常人的不同之处，要么有出众的外表，要么有绝技在身，人们常常以难以企及的距离去衡量自己和偶像之间的距离。而现在选秀节目的观众，尤其是青少年，对选手的狂热追捧却恰恰是因为他们和选手之间有或多或少的相似点，观众和选手之间的距离是触手可及的。很多人就是因为和某一个选手有一个方面的情况相似———比如戴的眼镜是一个品牌的，唱同一首歌的时候样子有点象等等这样的原因而去喜欢一个选手。从这个角度出发，与其说是观众认可选手身上明显的符号标识，不如说是在认可自己的符号标识；与其说是用短信支持自己喜欢的选手，不如说是把自己推上了舞台。而这种自我认可感演化到最后，就形成了进入前三甲的三个女孩子把全国千千万万个女孩子的特征汇聚到了一起，形成三个立体的形象，她们也已经不是原来的她们，而是成了一种符号的载体。

巴赫金认为文学艺术很多东西都是满足群众的狂欢心理。可以说，电视上这种节目，当前在最大的程度上满足了观众的狂欢心理，给公众一个感觉的释放。[21]在《超级女声》节目里，观众看到的是五音不全、长相一般的参赛者，评委老师也不客气，现场和现实生活中场景类似，在《绝对唱响》里，男女配对的“化学反应”、情歌的全新演绎、配对——拆对——再配对的情感冲突、戏剧化的赛制设置，打破了目前盛行的选秀模式——独唱、独演的独角戏。首创独特的节目形态，使节目充满悬念和情感张力。这样一种状态满足了观众的“窥视”欲望。

“超级女声”就像一份文化快餐，它首先是作为一种消费品而存在的。“想唱就唱”，这是“超级女声”的口号，而全民参与，也正是“超级女声”的特点和卖点。审美是一种从生理快感到精神愉悦、全面、丰富的精神性活动。当我们收看电视节目，私下点评，或在论坛和留言板上留下对某个女生的印象时，不仅会产生瞬间的感官刺激，也会在精神上作出反应。毫无疑问，这个过程也是一种审美过程。

五、平民选秀活动的透视

(一)选秀活动的积极意义

1、“选秀”体现了一种草根文化

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认为，选秀节目让人们在社会的大舞台上找到了自己的价值。[22]“无论是参加比赛的选手还是参与投票的‘粉丝’，都将自己的意识投进了比赛过程中，这让他们获得了一种满足。”不同于以往的综艺节目，选秀更看重的是平民化和互动性，从报名时“不论身份、不设门槛、谁都可以报名”的宣传语中，就体现了一种“草根”性的亲和力。而此后比赛中，台上台下的尖叫、流泪，以及数百万的短信票数，更是让互动发挥得淋漓尽致。“那种纯个人演绎的节目再精彩，也不可能像选秀节目这么‘火’。”因为这类节目让所有的人参与进来了，不只是在我国，在西方很多国家，选秀节目同样火暴，就是因为它让所有人都过了“一把瘾”。

抓住观众眼球的究竟是选手还是赛制安排？喻国明说，选手的个人魅力当然重要，不过，如果没有PK的悬念，没有评委“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点评，也不可能凸显出这些“平民公主”、“平民王子”的个人魅力。[19]

也许在去年，选秀节目的赛制安排还足以PK掉其他综艺节目；而到了今年，随着各地电视台争相“跟进”，这类节目开始显露出一些窘境迹象。在“超女”大本营长沙，今年的报名现场远不如去年红火。据当地媒体透露：“长沙人对‘超女’有点疲！”同时，网上一篇“全民选秀，你烦了吗？”的帖子，有网民跟帖说：“当各种因素加入到这场游戏进行着或明或暗的博弈时，娱乐不再是娱乐，我们失去了简单快乐的舞台。”还有网民表示，层出不穷的选秀泛滥，会导致人们的“审美疲劳”。那些曾经让人流泪和欢笑的场景，如果不断地被重复，观众还会那么动情吗？喻国明认为，就选秀节目本身来说，它抓住了人们的“博弈”心理，是可以一直红火下去的。“然而，目前国内选秀节目的创新不是很明显，要知道，选秀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形式。”[19]

2、提供一个圆梦的舞台

其实，无论看的人和演的人想法如何，某些“选秀”节目受人追捧，收视率全线飘红已是不争的事实。这对主办者而言，不能不说是个极具诱惑力的刺激。但是，“梦想中国”节目组的杨杰女士强调，在追求收视率之外，他们的初衷却是为普通民众提供一个才艺展示的舞台。[15]

3、学习

何山山、邹杨认为,选秀节目往往伴随着激烈的晋级赛，层层淘汰，级级筛选，这就要求参赛选手充分准备，反应灵活，否则很难在舞台上走的更远。于是他们往往接受专业的培训，以增强自己的实力和魅力，好在舞台上的那一刻尽情地表现和潇洒。从说话的艺术到表演的技巧，再到舞台的形象和风格等方面往往能让普通观众叹为观止，所以观众只要细心留意，能从参赛选手的身上学习到很多的东西。[23]有些观众就是抱着这样的一种心态收看这种节目的，不仅收获了娱乐，还学到了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4、娱乐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经济实力壮大了，主流消费逐步从物质消费走向精神文化消费，人们在工作、学习之余需要进行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以放松心情，缓解工作学习压力，而看电视则是一个很好的休闲方式，于是人们的注意力就聚焦在了电视屏幕上。当人们发现选秀节目是非常具有创造性和挑战性的时候，他们便认为值得一看，于是就放下手中的遥控器，尽情地享受这份快感。

(二)选秀活动的消极意义

1、青少年把选秀当作成名的捷径

在一些人眼中，选秀节目有许多值得称许的地方，但在不少青少年眼中，看着李宇春、张靓颖等人从一个普通的邻家女孩，摇身变成人尽皆知、身价上百万的“巨星”，恐怕很难有人不动心。而近几年来，“选秀”节目中的佼佼者非“超级女生”莫属。据统计，2004年“超级女声”活动总参赛人数接近5万，2005年参赛人数超过15万。2006年，因为有了年龄不得低于18周岁等新门槛的限制，报名人数减少，但仅长沙唱区一地的报名人数也达到了8000人。[9]

必须承认，除了精良的包装，到位的宣传外，唱功较高的选手也不能不说是其成功的原因之一，而“想唱就唱，唱得响亮”的宣传语更是功不可没，因为它道出了很多参赛者的心声。在调查中，只要是肯参加“选秀”节目的人，有一半都是抱着展示自我的目的。

2、社会浮躁让选秀升温

现代人，尤其是青少年，普遍存在一种侥幸心理。儿时优越的生活环境让他们习惯了众星捧月的生活；上学后，“混在人堆里很难出头”的平淡日子让他们产生了受挫感。此时，选秀节目这一“造星工厂”的出现便成了一种巨大的诱惑。“不经历风雨，就能见彩虹”的幻想，使得相当一部分青少年盲目投身到这一轰轰烈烈的“造星运动”中来。

“其实，如果抱着正常心态参加选秀活动，倒也无可厚非。毕竟，它可以让人们得到锻炼，同时也是人生中一段挺有意思的经历。”北京阳光华仁心理咨询室主任宋玉梅说。然而，遗憾的是，不少青少年显然没有摆正自己的心态。温方说，他们曾经碰到过一些孩子，由于在选秀过程中，自己的特长没有被评委肯定，便心存不满，认定其中有黑幕，导致长时间悲观、抑郁，甚至想要自杀。“如果他们可以把参加选秀当作寻求快乐、展示自我的平台，就好得多了。不过，大部分人是抱着急功近利的心理来参与的，一旦受挫，心理上必然难以接受。”

现在的社会，是一个张扬个性的时代。这个“个性化”时代的到来，实际上是一种进步的标志，只是在某些时候，个性张扬得过了头，也便成了“媚俗”。[24]94

从上百万的短信支持率，到街头拉票的“粉丝团”，究竟是什么力量使得人们投入到“集体无意识”中来的呢？因为人都有一种从众心理，刚开始也许是抱着一种“凑热闹”、“随便看看”的心态，看过之后发现不但能消磨时间，而且也有了和别人的“谈资”，有的甚至开始加入到“粉丝团”中。他们的疯狂参与，往往有一种“潜意识自我”的心理。[25]台上的选手和他们自身的性格要么相似，要么互补，他们可以把自我转移到偶像身上。同时，选手的“草根”本质又不同于以往的明星，他们更多表现出来的是“平民英雄”的特质。[26]对于普通人而言，也就更富煽动性。文秋林认为“超女”“我型我秀”等一系列选秀活动的火爆，至少说明青年心理价值的一个重要转换：在生活本身有许多沉重的今天，以轻松的方式来面对生活和成长，以娱乐来消解沉重，忽略和抗拒说教，这已成为青年一个重要的心理、价值取向。[19]而我们的青年工作，在长期的正式组织、青年领袖等这类定位之下，一直以“上传下达”、灌输说教式的政治引导为主要内容，在满足青年的政治需要方面做得较多，而直接服务青年的社会需要、成长需要、心理需要等个人性的需要方面，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甚至两者之间的结合也没能很好地挖掘和拓展。而现在，随着社会的快速进步，随着社会的信息化、商业化、职业化发展，青年的成长需要、身心娱乐需要逐步成为青年生活的主导方面，社会的多元化发展也使得青年的成才方式走出单一化格局，这势必需要青年工作在“服务青年”方面作进一步的拓展和细化，如何为青年提供健康、快乐的成长环境，如何为青年的职业化谋生、成长将成为青年工作的重大课题和工作主流。

六、总结

今日的大众传媒在大众文化的熏陶下，早已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文化的消费主义倾向。大众文化固有的娱乐消费性，已全面渗透到大众传播之中。大众文化成为传媒内容娱乐化现象的重要构建者，传媒娱乐化凭借大众传媒载体的强大后盾．反作用于大众文化，对大众文化进行再构建。传媒娱乐化容易使大众文化趋于浅薄、庸俗大众文化的发展动力是以欲望推动欲望。这种以欲望推动而发展起来的文化。[27]如果没有把握住“度”，就很容易走向浅薄，走向庸俗，走向一种无聊的狂欢。

PeterVorderer认为：“媒介娱乐化是一种游戏，它是应对生活的一种形式，它又是一种活动，最经常的表现为娱乐的不同形式。但是在某些特定的情形下，它也表现为非娱乐的形式。”[28]既然是一种面对生活的方式．那就应该是多种多样的，既有娱乐的方式也有严肃的方式，世界本来就是多样性的。一个时期也许严肃多一点，换个时期娱乐就多一点，任何一个极端都是与丰富多彩的社会不相匹配的。所以平民选秀的火热有他存在的道理，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个度，如果超出了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出现有人担心的那样我们会娱乐至死。只要在合理的度的范围之内，大众传媒对文化内容与形式的转换、传输、处理、存储、检索、提取和推广的功能．不但使文化遗存得以延续，而且还可以使文化得以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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