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访谈栏目的心理学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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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本文试图解读一些优秀的记者和主持人在不同的电视访谈节目中与作为受挫者的嘉宾进行良好交流的经历，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他们采访受挫者的成功经验。如本文的副标题所示，笔者在解读他们的采访经历，总结他们的采访经验时借助了一些心理学原理，特别是其中的心理会谈技巧的原理。笔者以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一次对受挫者的成功采访都是一个记者或主持人以有效的心理暗示帮助受挫者成功地克服自身心理障碍的过程，因而心理学进路理所当然地被笔者视为探讨这一问题的最佳策略。本文的主体可分为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也就是笔者从“共情”、“自我暴露”和“角色性指导”这三个视角审视优秀的记者和主持人采访受挫者的成功经验而自然形成的。笔者希望，本文能为提高记者和主持人应用心理会谈技巧及其原理的自觉意识提供有益的帮助。

关键词：电视访谈节目主持人受挫者心理学心理会谈技巧

所谓受挫者自然是指由于某种（或某些）原因在某一（或某些）方面遭受了挫折的人。那么，何谓挫折呢？作为一个心理学概念，“挫折是指人们在某种动机的支配下，达到目标的行动受到阻碍，因无法克服而产生的紧张状态与消极的情绪反应。”[1]根据心理学家的描述，受挫者往往会怀有紧张、沮丧、痛苦或焦虑等消极心理因素，并因此在与人的交往中产生较强的防御心理，不愿袒露心声，尤其不愿重提相关往事。如果由此稍作推理，我们基本上可以断定，面对新闻界的采访请求，一个受挫者完全有可能加以拒绝，即使勉强应约而来，也完全有可能在访谈过程中缺乏说话的欲望，表现出敷衍的态度。其实，这也是能够为中外新闻史实所证明的。

然而，一个优秀的电视新闻记者或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并不会因为你是一个受挫者就轻易放弃采访你的机会，如果他认定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有着巨大的新闻价值。他不仅要获得采访你的机会，而且更要充分地利用这样的机会，也即要通过采访尽可能多地获取有新闻价值却不为人所知的信息。一种博弈态势由此显现：一方倾向于三缄其口甚至干脆拒绝了事；另一方却要获取并进而充分地利用好采访机会。对于后者来说，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一个优秀的记者或主持人之所以是优秀的，就在于他能克服采访策划阶段和采访过程中的各种困难。于是，我们也确乎看到了中外一些优秀的记者和主持人一次又一次把受挫者请进了采访现场，一次又一次在电视访谈过程中以自己的智慧调动起这一类嘉宾的谈话积极性，从而制作出堪称范本的电视访谈节目。

本文试图解读一些优秀的记者和主持人在不同的电视访谈节目中与作为受挫者的嘉宾进行良好交流的经历，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他们采访受挫者的成功经验。如本文的副标题所示，笔者在解读他们的采访经历，总结他们的采访经验时借助了一些心理学原理，特别是其中的心理会谈技巧的原理。笔者以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一次对受挫者的成功采访都是一个记者或主持人以有效的心理暗示帮助受挫者成功地克服自身心理障碍的过程，因而心理学进路理所当然地被笔者视为探讨这一问题的最佳策略。

如何采访受挫者？本文将从以下三个心理学视角来回答作为本文主旨的这一关键问题。

一.“共情”（empathy）

毛阿敏在歌唱事业处于巅峰时，先后遭遇了二次税务风波，这给她的事业、爱情、家庭及生活各方面都带来了致命的打击。尤其是第二次，她被税务机关判定为“逃避法律责任，重罚81万元”，原因是她在税务调查期间擅自离境。在之后的4年中，毛阿敏辗转多个国家，身心倍受煎熬。由于思乡心切，1999年毛阿敏终于返回国内，并承担起一切法律责任。下面是陈鲁豫在《鲁豫有约》中采访她的片段——

陈鲁豫：4年没有见过父母，他们也不能去看你，你也不能回去看他们，这对你来说太难了，我觉得。

毛阿敏：当时我想我可能一辈子都在国外，然后我就觉得有一天我的父母亲不在了，我可能都不能回来送葬，这是最难过的！然后我就天天问自己，我怎么了？我怎么今天会是这样的？[2]

陈鲁豫的提问没有任何对于毛阿敏漏税行为的批评色彩，也没有对她擅自离境提出任何异议，而是暂且去掉了客观的法律评判和个人的是非标准，完全站在毛阿敏的角度，感同身受地体会了一个作女儿的她在背井离乡时的痛苦。细细品味陈鲁豫的提问，可以看出它有着三层涵义：第一层是“4年没有见过父母”，这从整体上概括了毛阿敏独自漂泊的状况；第二层是“他们也不能去看你，你也不能回去看他们”，反复强调了毛阿敏与父母虽然日夜思念却无法相见的痛苦；第三层是“这对你来说太难了，我觉得”，如果说陈鲁豫在一二层中对客观情况的描述是想告诉毛阿敏：我认真地体会了你当时的处境，那么，通过第三层陈鲁豫要传达的意思则是：我完全理解你当时心里是什么滋味，我也很明白在那种情况下为人子女的苦衷。试想一下，作为一个遭受挫折后孤独、失落的人，毛阿敏最需要的不就是这种像来自知己一样的理解和关怀吗？所以陈鲁豫“将心比心”地体谅她，设身处地从她的角度考虑问题，必然会赢得她的信赖，使她觉得面对如此善解人意的朋友，根本没有掩饰情感的必要。实际上也正是毛阿敏的这一份信赖奠定了这次访谈成功的基础。

其实，这种向对方表达理解、体谅的交流方式，在心理学上是有据可依的。在心理治疗工作中人们很重视心理会谈技巧，“心理会谈是指为了达到预定目标的两个人或更多的人之间的交流方式，这种交流是通过语言的和非语言的形式进行的，会谈最初都是由来访者前来寻求治疗者的帮助开始的。”[3]心理会谈有很多技巧，其中一种叫做“共情”，它对于来访者和治疗者之间形成良好的交流关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共情是指治疗者不以外界客观的或个人主观的参照标准，而是设身处地从来访者的参照标准去体会其内心感受，领悟其思想、观念、态度和情感，从而达到对来访者境况的准确的理解。”[4]其实，通俗地说，“共情”也就是治疗者设身处地地体会来访者的情感世界，让来访者觉得自己被对方所理解，甚至觉得自己遇到了知音。为什么“共情”如此重要呢？研究表明，来访者去咨询治疗时，对于治疗者会抱有某些特定的期望，他们对于治疗者对自己的态度非常敏感。如果治疗者是友善的、可信的，像知己故交一样理解自己的处境和情感的，他们会很愿意向其倾诉；但如果治疗者是严厉的、冷漠的，对于他人的痛苦是毫无感受的，那么来访者自然不愿吐露心声。

相应的，在电视访谈节目中，有着挫折心理的嘉宾同样也很留意主持人对自己的态度，因此主持人要想使嘉宾敞开心扉，就必须与其“共情”，而且还要把这种善意充分表达出来，让嘉宾当场就感受得到。只有这样嘉宾才能把主持人当成知心朋友，并回馈以坦诚。

1996年第26届亚特兰大奥运会上，中国男子游泳选手蒋丞稷一破再破亚洲纪录，“中国泳坛之梦也许即将实现”的希望被点燃了。在人们的喝彩声与期待的目光中，蒋丞稷却在两个优势项目的决赛中，仅获得了被人戏称为“铁牌”的第四名。这两块“铁牌”给蒋丞稷也给中国游泳队带来了巨大的遗憾。蒋丞稷回国后，白岩松在《东方之子》中采访了他——

白岩松：你现在仅把游泳，或者说体育，仅仅把它当成一种竞赛吗？

蒋丞稷：我认为不是。它是一个民族、它是一种气魄、也是一个人的较量。它不光是肌肉，不光是体能而是一个人，它是整个人的体现。当你在综合指标上超过它的时候，超过别人的时候，你才有可能赢。好比以前说的一句话，“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我认为不是一个运动员，因为体育是人的竞争。

白岩松：以我的感受来看，在你运动训练之外，你一直非常希望做到一件事，是能让自己的头脑、或让自己的人生变得非常不简单？

蒋丞稷：对，我希望在我的能力范围里面，我做到最好，不管做任何事情。虽然说经过一个一个的台阶走，走到今天，每个台阶都给我信心，所以说每个台阶都预示着我有这个能力和世界强手抗衡。[5]

在蒋丞稷说出自己对于体育的理解后，白岩松的追问非常精彩，“以我的感受来看”这句话很明显地向蒋丞稷传达了一种信息：我一直在像朋友那样努力体验你的内心。整个追问都在暗示蒋丞稷：虽然你今天的努力失败了，但我明白你是一个有着崇高感的运动员，并且一直在为人生崇高的目标努力着。这样的理解必然会拉近交流双方的心理距离，从而使蒋丞稷的受挫情绪逐渐淡化，积极地投入到交谈中来。而蒋丞稷的反应恰好证明了这一点。他很快地甩掉了受挫后的失落心理，像面对一位老朋友似的，坦诚地说出了自己对于这次失败的不服，以及“和世界强手抗衡”的“信心”。

再如，在中国女足夺得第三届世界杯亚军回国后，白岩松采访了守门员高红，当他提到在与美国队点球大战中高红五个球一个也没扑到的伤心往事时，白岩松说——

“按照我对你的了解，这件事情会在你的心里痛苦很长一段时间，是不是？”

“按照我对你的了解”这是很熟悉的朋友之间交谈时用的语言。白岩松通过这样的一种知己认同方式，把自己与嘉宾“共情”的立场表现地很明显，对于这样一位了解她的朋友，高红怎么能不袒露心声。她说世界杯后朋友们都在她面前避免提点球的事，但他自己不能轻易原谅自己。本来想打完世界杯就退役的，可现在觉得就这么退了太窝囊等等。而且在白岩松的带动下她的情绪越来越激动，倾诉欲望也越来越强了。

二.“自我暴露”(self-disclosure)

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性丑闻事件曝光后，美国的新闻界掀起了巨浪。为了争取到采访莱温斯基的机会，有人甚至要出资300万美元作为她的酬劳，并允诺为她出书，让书登上畅销书排行榜，等等。从菲尔?多纳休到沃尔特?克朗凯特，莱温斯基选择著名电视主持人的范围很大，但是最后她还是选择了没有承诺给予她任何“好处”的美国电视新闻界第一夫人——芭芭拉?沃尔特斯。为什么呢？来看看芭芭拉为了获得专访机会对莱温斯基说的话——

“如果你是我的女儿，我不知该跟你说什么，我也许会告诉你挣些钱吧……不过，倘若你按我这样做，大多数人会尊重你，可我不能为你做出那样的决定。”[6]

在那次新闻大战中，莱温斯基的不少亲朋好友都对她说：“看看你，什么钱也没得到。”他们让她去争取能得到的钱。其实在这起丑闻中，莱温斯基除了名誉扫地之外什么都没得到，她的爱情遭到了众人的指责，就连克林顿在法庭上也一直用“服务”来形容莱温斯基与他的关系，这极大地伤害了莱温斯基的感情和尊严，所以作为亲友站在她的立场劝她在这个时候为自己拿回点补偿也是有情可原的。芭芭拉的话是以母亲的口吻开始的，表达了如果自己的女儿遇到这样的事，她也会出于母亲对女儿的心疼而劝女儿“挣些钱吧”。这种真实想法的表白会让莱温斯基觉得芭芭拉是一个通情达理、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像其他人那样故作高姿态、一味地批评指责她。试想，在四面楚歌时一个陌生人向自己投来了亲人般的关怀，并且毫无顾忌地表达了母亲一样的焦急，这种设身处地为自己考虑的真情，对一个年轻的受伤女子来说是多么具有感染力啊！而芭芭拉正是通过把这份真情坦率地表白出来，才初步敲开了莱温斯基的心门。紧接着芭芭拉话锋一转，又站在客观的角度，很认真地表达了自己作为一个旁观者的观点，“倘若你按我这样做”即把澄清事实视作比获取金钱重要，那么“大多数人会尊重你”。相信这一句是分量最重、最奏效的话，因为当时莱温斯基正深陷于“白痴美女”“去白宫就是为了勾引总统”等等恶劣的评价中痛苦万分，她最渴望得到的就是人们的理解和尊重。而芭芭拉恰恰在这个时候为她“雪中送炭”——这份尊重来自于希望有机会跟她平等地交流、听她诉说真相，而不是与她进行金钱的交易。最后的一句话“可我不能为你做出那样的决定”是告诉莱温斯基：无论是你的父母还是亲友都没有权利替你做决定，你应该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是选择“挣些钱”还是“大多数人的尊重”？面对这样的选择，相信任何珍惜荣誉的人都会倾向于后者。芭芭拉的这两句话堪称“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她把自己两方面的想法全都开诚布公地说了出来，这种坦荡表白自己方式迫使莱温斯基也不得不聆听自己心灵的声音，从而做出明智的抉择。最终芭芭拉就是以这种“开（心）门迎客”的心理战术，赢得了这场新闻大战的胜利。

可为什么率先敞开心扉的做法会对莱温斯基有那么大影响，甚至超过了丰厚利益的诱惑呢？在第一部分的论述中我们看到了“共情”的魅力，如果说感同身受地从受挫嘉宾的角度思考问题，非常有可能使嘉宾把主持人视作知己的话，那么，心理会谈中还有一种更为有效的技巧，它可以在“共情”的基础上，进一步拉近受挫嘉宾与主持人的距离，使其觉得主持人与自己是一样的人，因此，面对今天的失败自己没必要羞于启齿，而是应该毫无顾忌地、诚恳自如地倾诉出来。这种技巧叫做“自我暴露”。“自我暴露是指治疗者通过坦率地表达个人感受或个人过去的经验和经历的方式，诱导并引起来访者心理的自我开放，进一步表露带有隐私性质的信息。”[7]研究发现，在心理会谈中治疗者的“自我暴露”行为可以增加对来访者的吸引力，使来访者更愿意向其袒露心声。因为通过暴露自己，治疗者赢得了来访者更多的信任，使来访者觉得治疗者很愿意投入到他的情况中、很能体会他的心情，并且有着和他相似甚者一致的感受或经历，而不是看他热闹的人。这些都非常有利于消除来访者防御和抵触的心理。

虽然芭芭拉对莱温斯基说的话仅仅是采访前的约请，但这种“自我暴露”技巧在电视访谈节目中同样是适用的，而且事实上很多主持人都已经把它视作使敏感的嘉宾最大限度地释放自己，敞开心扉的金钥匙了。比如，陈鲁豫与毛阿敏的谈话是这样开始的——

陈鲁豫：其实到昨天晚上我还挺担心的，因为我不知道你做了多大的心理准备，不知道你准备对我讲多少。但我想，如果你来做我的节目，你心里面应该会想到我可能会问得很坦率。

毛阿敏：我知道你应该问一些比较尖锐或者比较坦率的问题。[8]

相信每个主持人在采访一个比较难采访的嘉宾之前，都会有陈鲁豫的这种担忧，但不是每个主持人都愿意像陈鲁豫这样将这种担忧“自我暴露”出来，因为他们希望在观众面前树立一个能够自如掌控局面的强者形象。这种定位对于一般的嘉宾而言，也许不会引起太大反应，可当面对的是一个由于受挫而情绪低落，甚至由于觉得事情不光彩而感到自卑的嘉宾时，主持人越是突出自己的强势地位就越有可能被嘉宾拒之千里。所以像陈鲁豫这样，在节目一开始，就通过暴露自己对访谈不是很有把握来向毛阿敏“示弱”，是一种很聪明的做法。这可以让毛阿敏觉得主持人是认真的、坦诚的，她们之间的交流是平等的，同时还能让毛阿敏感觉到主持人也渴望得到她的真诚对待。这种实在、平和的交谈关系，很容易使一个焦虑、警觉的受伤女子产生信任和好感。而毛阿敏的回答实际上就是在说“我知道你会问得比较坦率，我做好心理准备了，你问吧。”嘉宾能在一开始就表现出这样的配合，这无疑为整个访谈的顺利进行开了个好头。

在电视访谈节目中，主持人“自我暴露”的信息是多种多样的。从性质的角度来分，这种信息大致可以分为正面信息和负面信息。当主持人暴露的是自己的负面信息时，嘉宾将会更快地进入到没有任何顾虑和防范、完全敞开胸怀的境地。比如脱口秀女皇——奥普拉，很乐意在她的节目中坦荡表白自己的灰色经历——小时候曾经抽过可卡因、曾被自己的亲戚强暴、曾经在很年幼时就怀孕但孩子出生后不久便夭折了，等等，这些不符合公共道德评判标准、不光彩的经历虽然是一名主持人不应具备也不被欣赏的品格，但是，恰恰是因为奥普拉敢于把这些经历坦诚地“自我暴露”出来，对观众做到了真诚，才使得她的嘉宾能轻松地放下心理包袱，从而像面对知音一样倾诉自己的情感。

三.“角色性指导”（roledirection）

作为一名运动员，国旗为他而升、国歌为他而奏，还有奖牌、鲜花、掌声……这些是他多年辛苦训练的回报，是他一生最大的期待和幸福，所以领奖台在运动员心目中是一个蕴含着太多情感的地方。正是出于对这一点的熟谙，白岩松向蒋丞稷接连抛出了两个围绕着领奖台的问题——

白岩松：我不知道一个运动员，当他离领奖台、离世界大赛的领奖台如此之近的时候，心情会是什么样的？

蒋丞稷：怎么说呢，心情有高兴也有难受的地方。因为我认为确实是太近了，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白岩松：你是作为第四名来看奖台上的一二三，但这奖台上一二三是否已经感受到了一种来自于第四的威胁呢？

蒋丞稷：我相信他们会感觉到，因为这种威胁是来自亚洲，来自于一个黄皮肤的国家。他们从来没有看见过的。而且我跟他们之间的距离是那么的接近，我曾经在游50米自由泳之前，我说过一句话，“我要让波波夫认识我，我要让他知道，中国有一个蒋丞稷”。[9]

第一问中白岩松问的是“心情”，这个“心情”的发生情境是“离领奖台、离世界大赛的领奖台如此之近”也就是第四名与领奖台之间的近距离，“心情”的感受者是领奖台下的蒋丞稷；而第二问中白岩松问的是“威胁”，这个威胁的发生情境与上一问相同，还是那个第四名与领奖台之间的近距离，但是“威胁”的感受者却是领奖台上的前三名获奖者了。通过比较可以看出，白岩松的这两问涉及的情境相同，但感受者的位置却正好相反：一个在领奖台下，一个在领奖台上。显然这是事先设计好的两个前后照应的提问角度，它的妙处就在于通过让蒋丞稷对比赛的胜败做换位思考，使观众既感受到了他距离梦想之实现近在咫尺时的遗憾——“确实是太近了，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也感受到了他向奖牌梦冲锋的信心——“我要让波波夫认识我，我要让他知道，中国有一个蒋丞稷”，并且还由此明白了中国男子游泳在世界上的位置。

这种让嘉宾置身于特定情境，做换位思考的方法，正好与心理会谈中的“角色性指导”很相似。“角色性指导”包括“角色扮演”（roleplaying）、“角色颠倒”（rolereversal）等。“角色扮演在行为治疗中很常见，它是让来访者扮演自己当时的情况，然后治疗者对其给予指导。角色颠倒的情况与角色扮演类似，但来访者不是扮演自己而是扮演另一个与自己有关的人。”[10]通过“角色性指导”治疗者可以了解到来访者在面对问题的当时是怎么想怎么做的，而且通过扮演不同的角色还可以让来访者更客观全面地分析自己，这不仅有助于来访者自我认识的改善，治疗者也能从中收集到更多真实的信息。

但是在电视访谈节目中，主持人和嘉宾一般不会真的付诸行动，去扮演角色、去演一出心理剧，而是将“角色性指导”付诸于想象，在回忆当时的具体情境时，像心理剧表演一样“真听、真看、真感受”地在心里复活那个曾经的自己和真切的感受。其实，通过渲染气氛、描绘环境让嘉宾在想象中先进入特定的情境，然后再用角色性的视角观察问题，是一个很科学的顺序，前者是后者的铺垫。这是因为让任何人立刻说出曾经有过的感受都很困难，更何况是心情很复杂的受挫者。所以主持人只有先引导受挫者“身临其境”，他才有可能作为情境中的角色有感而发、流露真情。比如上引白岩松在采访蒋丞稷时也做了这样的铺垫。他先是运用“离领奖台，离世界大赛的领奖台如此之近的时候”这样的递进式强调，尔后在第二问短短一句话中就两次使用了“第四名”和“台上的一二三”这种敏感性的词语。这样的设计其目的都是为了触动蒋丞稷敏感的神经，使他再次经历那个令人遗憾的领奖台情境，从而引发他深藏的感情。

在税务风波中，毛阿敏曾经因为情感陷入最低谷而一度想要自杀。针对这一经历，陈鲁豫是这样发问的——

陈鲁豫：你当时准备了多少片药？

毛阿敏：整整一瓶，我想至少有100片吧。我这个人是很怕痛的，我要做傻事不会选择最痛的方式的。

陈鲁豫：你以为吃安眠药就会不难受吗？

毛阿敏：我不晓得，没有试过嘛。那天晚上下暴雨，整个街面上都淹了，有半尺深，好像脚都被淹得看不见了。

一片药、一种痛，这些细节问题最能勾起毛阿敏自杀的痛苦回忆，她心里那个刻骨铭心的画面在陈鲁豫的引导下一点点清晰了起来。虽然毛阿敏的回答没有直露地表达出她的主观感情，但她对自杀当晚自然场景的描绘，已经足以反映出她内心的凄凉和绝望了。

陈鲁豫：也就是当你拿着那个药一切都已准备好，就要吃了，然后这个时候……你的父亲在外面敲门，你当时感觉到会是你的父亲吗？

毛阿敏：没有，可这就是父亲的预感……

陈鲁豫：如果那次他不出现的话，很可能你就干了傻事吗？

毛阿敏：没了。[11]

陈鲁豫这次对那晚情境的描绘简直是“工笔画”，非常具体可感，特别是“就要吃了，然后这个时候……你的父亲在外面敲门”这样的动作性描述，绝对可以让毛阿敏有“昨日重现”的感受。而在这种情境中进行角色性的思考，则有助于毛阿敏这样一个受伤女子在角色扮演中卸掉防御心理，真实地说出情感波折。“没了”（根据上下文，这里的“没了”是“死了”的委婉语）很能体现出她对生命逝去难以言表的情感，以及当那段经历烟消云散后，内心空落落的感受。在采访完毛阿敏之后，陈鲁豫曾经说过这样一番话：“有一些话她永远都不会说，但是有一点我能够肯定：今天在我面前的毛阿敏最大程度地向我敞开了自己的心扉。”

[12]正因为陈鲁豫运用了“角色性指导”的技巧，才使访谈在可能的范围内做到了最好。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在电视访谈节目中，如果想使有着挫折感的嘉宾克服心理障碍、敞开心扉，借助心理会谈技巧是十分必要也是十分有效的，而这一点也已经为中外很多著名记者和主持人的成功经历所证实。然而，客观地说，这些记者和主持人在运用这些技巧时并不一定都明白其中的心理学原理——他们也许仅仅凭借着一定的工作经验和人生经验，而非出于对心理会谈技巧的了解。但不管怎么说他们创造出的堪称典范的电视访谈节目却给我们以启示，让我们看到了心理学原理尤其是心理会谈技巧的原理在采访受挫者时的妙用。不失时机地总结他们的成功经验，有利于增强我们自觉运用这些心理学原理的意识。

虽然心理会谈技巧可以为记者和主持人在电视访谈时所借鉴，但我们也必须清楚地看到，电视访谈毕竟不是心理会谈，记者和主持人也不是治疗者。电视访谈和心理会谈有着迥然不同的目的。治疗者与来访者进行心理会谈，目的是为了帮助来访者驱散心理阴影，从而以健康的心态积极地面对生活，因此治疗者所做的一切事情都要有利于来访者心理的恢复。而在电视访谈节目中，记者和主持人并不担负治疗的工作，他们的职责是从嘉宾那里得到观众希望了解的信息，而心理会谈技巧只是他们打开嘉宾话匣子的方法之一。因此在电视采访中，有些问题即使会使嘉宾心里很难过或者很为难，记者和主持人也不能像治疗者那样出于策略性的迁就而放弃，毕竟电视访谈节目是以获取具有新闻价值的信息为目的的，而这些信息正是观众的兴趣所在和节目的价值所在。

鉴于电视访谈与心理会谈既有相似甚至相同之处又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差异，因此电视记者和主持人在与受挫者对话时，就应该既自觉借鉴心理会谈技巧以建立良好的交流关系，又不能盲目照搬心理会谈技巧以致丢失电视采访的目的。大量的事例证明，这是我们在采访受挫者时必须遵循的一条重要原则。凡是在对受挫者的采访中取得成功的记者和主持人都无一例外地遵循了这一原则，陈鲁豫如此，白岩松如此，芭芭拉?沃尔特斯同样如此。

参考文献

[1]胡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指导》.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1页

[2]刘长乐.《鲁豫有约（第一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8页

[3]钱铭怡.《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56页

[4]傅安球.《实用心理异常诊断矫正手册》.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92页

[5]梁建增，孙克文，陈虻.《东方之子》.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82页

[6]陆琼.“美国电视新闻第一夫人”.，2006年5月11日

[7]傅安球.《实用心理异常诊断矫正手册》.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310页

[8]刘长乐.《鲁豫有约（第一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8页

[9]梁建增，孙克文，陈虻.《东方之子》.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80页

[10]钱铭怡.《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74页[11]刘长乐.《鲁豫有约（第一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1页

[12]刘长乐.《鲁豫有约（第一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