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从智障形象看中美文化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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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分析中美四部影片中的智障形象，以期从务实与超越、父权的在场与缺席、集体的人与社会契约的人以及爱情与性意识四个方面论述中美两国文化价值观的差异。高卫国是中国人务实精神的集中体现，而阿甘的行为方式延续了西方的宗教超越精神；《孔雀》《洗澡》中父权是在场的，而《阿甘正传》《雨人》中的父权是缺席的；中国人是家文化的集体的人，而美国文化表现了契约精神；中国人对爱情和性的态度是委婉的，而美国人是很直接的。

［关键词］智障形象；中美；差异

“智障形象”很少为人关注，电影中的“智障形象”往往具有喜剧色彩，本质上是社会众多歧视的一种。作为边缘的弱者，他们比其他弱势群体更缺少话语权。选择“智障形象”分析基于以下考虑，文化人类学中有“礼失求于清野”的说法，即古老的文化生活方式在受文明交流影响较少的边远地区可能有很好的保存。笔者认为，类似的，对于民族文化的灵魂——思维方式和核心价值观在智障者身上体现得更为本真。他们较少地受到不同文化碰撞产生的影响，思维和行为方式可以看作民族文化原型的一部分。通过对他们的对比分析更容易看出不同类型文化的特质，发现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

一、务实与超越

如果我们把人类对生活的追求划分形而上、形而中和形而下三种的话，宗教意味浓重的美国生活更倾向于形而上的彼岸追求，而隐忍、勤劳的中国人更多地选择务实的形而中的生活。当然，在消费社会的刺激下，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形而下的享乐生活。

《孔雀》中的高卫国把中国人的务实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他是中国人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的模板。哥哥高卫国孝顺父母、踏实勤劳，在面粉厂上班时替别人干活换取香烟，并把自己辛苦“赚来”的香烟给父亲吸(同时他也能毫无愧意地接受着来自父母不公平的溺爱)，而他自己并不认为他在吃亏。他在索要完同事的额定报酬之后，会耍个小心眼多要一根(这是最具中国人特点的行为)。他变相地帮助了曾经常常戏弄自己的“朋友”张喜子(老婆生孩子没钱来向胖子借)，没有得罪朋友，没有对不起朋友；但也没有把夫妻俩辛苦赚来的钱轻易让别人拿走。高卫国用自己简单的方式处理复杂的事件，他的精明与务实让“聪明人”黯然失色。他不吝啬，可以把稀罕的糖给他养的鹅吃；对所有人表达着自己的友善，尤其是他的鹅；愉悦地享受自己所得到的。因为高卫国始终秉持着中国人特有的务实精神，所以在影片的结尾他的状况也是最好的。他娶了一条腿有点瘸的农村姑娘金枝，他们自立门户做小生意，通过诚实勤恳的劳动成功地积累了第一桶金，过着让人羡慕的生活。

《阿甘正传》中阿甘的行为方式则延续了自古希腊以来西方人的超越精神。阿甘于上世纪40年代出生在美国阿拉巴马州的某个小镇上。虽然是一个智障者，但他几乎具备了美国社会十分推崇的所有美德：诚实守信、坚定执著、勇敢无畏、爱情专一，成了亿万富翁后仍热衷公益事业。阿甘的经历几乎就是浓缩的美国历史，他在看似不经意间参与谱写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将近30年美国历史上的重要篇章。阿甘像西西弗斯一样不停歇地挑战自我，获得成功，他是美国人心中的梦。“猫王”从阿甘机械的扭动中获得了启示；为躲避同学的追打跑进橄榄球场并被教练看中，就这样跑进了大学并成了橄榄球巨星，受到了肯尼迪总统的接见；在越南的丛林中救下战友，作为英雄受到了约翰逊总统的接见；作为乒乓外交的使者，阿甘到中国参加过乒乓球比赛，并为中美建交立了功；帮约翰•列侬创作歌曲；在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中，瓦解了一场一触即发的大规模种族冲突；使潜入水门大厦的窃贼落入法网，最终导致尼克松政府的垮台；答应战友巴布买船捕虾，因为执著，阿甘发了大财，成了亿万富翁；不但救了丹中尉的生命，更救回了中尉积极面对生活的灵魂；阿甘不为名利所累，做了一名园丁；因为只是想跑，他就跑着穿越了整个美国。

《雨人》是以公路片的形式出现，公路片本身就意味着超越旧有的生活。公路片是超越自我、实现个人价值的最佳表现，是美国精神的象征。流动的视点，流动的状态，不断变换的环境，不停地经受新奇的刺激与挑战。黄河流域的农耕文明造就了中国人安土重迁的观念，所以至今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公路片，公路片的自由精神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相抵牾。

二、父权的在场与缺席

中美价值观的差异还体现在对“父亲”和“父权”的态度上。《孔雀》《洗澡》中父亲/父权是在场的，而美国影片《阿甘正传》《雨人》中的父权均处于缺席的状态。

中国唯伦理文化的核心是家，家的核心又是父权(或父亲)。《洗澡》中的父亲以慈爱忍让的性格出现。对智障刘二明来说，如果刘大明始终不回来接替父权，刘二明就成了父权的继承者——继续经营澡堂生意。刘二明认同父权的权威地位，和谐地与父亲打理澡堂生意。“在神祇中划分善恶的依据仍然是那个无处不在的伦理意识。一统天下的‘父权家长’神(帝王)是善的标志，欲与‘父权家长’分庭抗礼的神是恶的化身。这就是伦理本位的思维方式的基本逻辑。”［1］43刘大明作为叛乱者，最终选择了向父权低头，回归了符合“以德配天”的正统。在父亲离去之后接替父亲掌管全家，照顾弟弟。

尽管《孔雀》中的父亲好像被去势一般的沉默(弟弟对父权的僭越是由父亲亲自惩罚的——父亲无意看到了弟弟高卫强夹藏在书本中的裸女画像，然后将其扫地出门)，但父权的主体地位却没有被撼动丝毫——母亲作为父权存在，管理、维系家庭生活。母亲曾经用弟弟买来的老鼠药把哥哥养的鹅毒死，直接把平静的生活表面下的残酷和暗流推到家人面前，显示了父权的绝对地位。《孔雀》中哥哥在家中地位的不容侵犯是因为父权的神圣不容侵犯。笔者认为高卫国地位牢固的最主要原因是他的思维方式与中国传统的家文化思维的形而中性最吻合。“父权专制的社会制度以及其所依据的‘忠’‘孝’等伦理规范造就了谦恭忍让继而则表现了深沉含蓄的心理张力，说明中国人具有一个稳定而强韧的内心世界，它能够有效地遏制各种有悖常规的疯狂冲动，以退为进，按部就班地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1］37即在高家哥哥高卫国最具文化传承的能力。当然，长子并非是父权的绝对继承者，只是最重要的继承者。也就是说，弟弟高卫强完全有机会取代智障的哥哥高卫国而成为高家的主宰，而弟弟本来具有很好的承继父权的机会(父亲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盼望它能通过读书改变命运，却因裸女画像被父亲“阉割”)，只是开始和姐姐一样盼望形而上的超越，遭遇挫折后，软弱的性格使他在生活上处于被动和从属的地位，他甘愿在家里“抱孩子”“做饭”，“提前退休，伺候老婆”，过形而下的颓废的生活。

反观《阿甘正传》我们发现，阿甘由母亲一手抚养成人，父亲不但没有出现，提也没有提过。阿甘总会说妈妈如何说。“妈妈说，人生就像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你会尝到什么味道”，“妈妈说，你必须明白，你和你身边的人一样，你和他们并没有什么不同，没有”，等等。“在希腊神话中，神界的统治权的几度易手正是通过禁忌——放逐——反叛——取代的途径而实现的。从乌剌诺斯到克洛诺斯，从克洛诺斯再到宙斯，每一次子承父业都是通过艰苦卓绝的战斗才完成的。”［2］《阿甘正传》中阿甘没有发生禁忌而被放逐，父亲在出场之前就已经被无形的反叛取代了。《雨人》中的父权也是缺席的，兄弟俩的父亲开场便宣告死亡。影片一开始就像希腊神话一样，家长专制变为了兄弟联盟。“当以宙斯为首的奥林匹斯神族取代了以克洛诺斯为首的提坦神族的统治之后，一种较为宽松的民主气氛出现了。”［2］雷蒙对父亲根本就毫无意识，只是在医院中过着自己的生活。查理显然也很久没有跟父亲在一起了。美国电影中父权不像中国电影中那样的强权，父权没有能力对兄弟俩的矛盾进行压制，兄弟之间的和解与协商最终解决了矛盾。

三、集体的人与社会契约的人

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英雄意识，因为英雄首先要反叛现有的秩序。对于崇尚中庸和谐的古代中国来说，英雄的反叛会动摇“父权”的正统性与权威性，所以英雄与英雄主义一经出现就会被扼杀。美国影视剧中的英雄随处可见，毫不夸张地说美国的影视几乎就是在塑造各种各样的英雄，包括阿甘、雷蒙等智障英雄。

我们可以看到涉及塑造智障形象的两部中国电影，智障者都不是电影的第一主角。《孔雀》的第一主角是姐姐高卫红，洗澡的第一主角是刘大明(甚至可以说是父亲)；而《阿甘正传》的第一主角自然是阿甘，《雨人》的第一主角是雷蒙。进一步分析能够发现，中国的两部电影没有用也不会用人名作为片名，而《阿甘正传》(ForrestGump)和《雨人》(Rainman，音译为汉语即是雷蒙)都是以智障主人公的名字命名的。这不是巧合，充分体现了中美思维方式的差异。在美国文化中阿甘和雷蒙是智障者，但他们同样是单个、独立的人；中国智障者高卫国和刘二明首先被认定是社会的弱者，需要被人呵护和可以被人欺负的“弱智”“傻子”。

高卫国不愿意换工作和刘二明对澡堂的依恋与不舍是典型的中国人作为集体的人的表现，换工作或生活地点意味着改变，意味着失去原来身边的亲人和朋友。中国人的存在认同是社会关系，中国人必须同身边的人发生联系。没有身边的人你就没有存在的资格，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关于关系的称谓特别的丰富。英语中的一个叔叔(Uncle)在中国绝不下十几种称呼(大伯、叔叔、舅舅、姑父、姨夫，等等)。

美国人的存在认同是契约，名字就是一个人存在标志(影视剧中，与魔鬼签订契约的人只需写上自己的名字)。人人都是上帝的选民和羔羊，甚至现在没有牧师的情况下也能与上帝直接交流。

四、爱情与性意识

中国人自古就忌讳言“性”，但古代的性文化却十分发达。也就是说中国人可以做不可以说，或者要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来说。高卫国在看到自己心爱姑娘时的表现最具中国传统思维的特点。“妈，有人笑你”，“谁笑我”，“别人呗”，“笑我啥”，“笑你啥，笑你没本事。我都这么大了，都没人给你孩子介绍个对象，人家不笑恁孩子，能不笑你。反正我是不怕丢人，只要你不怕丢人就行”，“你跟着爸妈过不是挺好，俺都可以照顾你，啊”，“恁总不能照顾我一辈子吧，恁死了以后谁管我”。说母亲没有本事就是在说父权的软弱，儿子不能传宗接代就是对父权最大的侮辱，因为“无后为大”。同时高卫国在询问张喜子为什么没有娶陶美玲的时候，张二喜的回答也颇有意味——“中看不中用，不会生孩子要她干啥”。在文章的第三部分笔者已经提到，中国人并不是作为个体而存在的，弱势群体中的智障者应受到社会的保护，于是智障者的个人意识就是可以空白的。所以电影《洗澡》中刘二明的爱情意识是完全缺失的。

美国人总是毫无顾忌地表达着感情。阿甘对珍妮的感情贯穿了整部影片，无论何时何地，不但直接把自己的感觉告诉珍妮，也用行动努力地实现。雷蒙也用自己的方式直接表达对姑娘的爱意，“你在服用任何药剂吗？”，“你有照处方上的批示服药吗？”。

本文就中美各两部影片中的四个智障形象(《孔雀》中哥哥高卫国、《洗澡》中的弟弟刘二明、《雨人》中的雷蒙、《阿甘正传》中的阿甘)进行分析。笔者通过他们在电影中的言行从务实与超越、父权的在场与缺席、集体的人与社会契约的人以及爱情与性意识四个方面发掘中美文化价值观的差异。

［参考文献］

［1］赵林.协调与超越——中国思维方式探讨［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2］赵林.中西文化分野的历史反思［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