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文学批评的质野取向与道德言说的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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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质野情浓的文化元素促进了中国文论生命精神的张扬，“野”作为一个文学批评范畴．它是文人实用思维与诗性追求的融合、凝聚。礼乐文化的人性化育功用束缚了文人自由精神的抒发，“野”不仅标榜着一种生命精神的高度，也是文人自由天放的人文品格的集中反映。由单纯的宇宙自然向人文本体转换，“野”最终形成了一种超越世俗、体悟宇宙的文学批评境界。

论文关键词：野；道德言说；生命精神：自然

中国文学批评范畴是历史现实与人文追求的映对与统一，中国传统文化的乐感元素，强调批评主体的沉潜体验与自由精神的张扬。弥漫在批评文本之中的激情灵气与豪放天然的质野取向，铸造了文学批评的生命精神，而体性明物和文以载道的理性分析模式正因为不断的道德话语的加入而改变了文学原型与自然性情的发展轨辙，形成实用与质朴、重情与明理的文学批评分野。文学批评的道德言说效应作为中国文论一个固有的人文指标。流淌于历代文人的集体无意识之中。焕化成一种修齐治平的人文追求，并由此派生出一种评骘诗文的价值标准与学术范式质野隋浓的文化元素促进了中国文论生命精神的张扬，“野”作为一个文学批评范畴，它是远古文人实用思维与诤性追求的融合、凝聚。爬梳“野”的文化脉络，发现其最初呈现为一类地理概念。《诗经》中有旷野、荒野、株野和牧野等说法，《诗经·邶风·燕燕》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柳宗元《捕蛇者说》亦云：“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其中之“野”，以“城”为参照，义近于郊外。《吕氏春秋·审己》载：“稼生于野而藏于仓”，《战国策·齐策三》云：“(秦)今又划赵魏，疏中国，封卫之东野”，仍大体未出“田野”、“边境”二义的笼盖。在先秦的文化视野里。“野”有时也成为一种评价事物的标准和点明身份的标识。《尚书·大禹谟》云：“君子在野，小人在位”，“野”显示出一种独立不羁的自由品格和民间言说立场；《论语·子路》载：“野哉，由也”；《礼记·仲尼燕居》云：“敬而不中礼谓之野”。其中所论之“野”，义近于粗野、鄙俗，也初步具有了一种评判标准的意味。

最早从道德文化角度体认和厘定“野”的范畴的，应该溯自《论语·雍也》，其云：“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朱熹引杨氏语云：“文质不可以相胜。然质之胜文，犹言甘可以受和，白可以受采也。文胜而至于灭质，则其本亡矣。虽有文，将安施乎?然则与其史也。宁野。”…质野偏客体，文史重主观，质野与文史之别，隐寓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也折射出道德法则筛选下的文本特色与文人心态的分立形态。相近的意旨，在扬雄的《法言》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实无华则野，华无实则贾，华实副则礼”。言语之中不乏道德制约色彩。而其对朴实无华原则的礼赞，则抖露了自然天放的生命意识。正因为此类粗野不文的话语述说，拓展了道德言说之外的广阔空间，张扬了反观自身的生命精神的真谛。

礼崩乐坏的文化场景，促成自由申说的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局面。《庄子·杂篇·寓言》云：“自吾闻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从，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来，六年而鬼人，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以时光的推移来展示言说的社会效应。成玄英对“野”疏之云：“野，质朴也。闻道一年，学心未熟，稍能朴素，去浮华耳。”正因为不耽于道德言说的戒律，文人方能越名教而任自然．弘扬素朴天真的人文品格。而后，梁昭明太子萧统《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云：“夫文典则累野，丽则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从某种意义上说，“君子之致”意即道德文章的代名，以“累、伤”两字来阐释典、丽的用语后果，典与野构成了一对用语行文的矛盾。梁人刘孝绰《昭明太子集序》评昭明太子之文亦云：“能使典而不野，远而不放．丽而不淫，约而不俭，独善众美，斯文在斯”，亦是道德判断法则下的一种保守的文化表象．文明社会的种种戒律．自然本性往往臣服于儒家礼教的需要，质野的文化取向受制于诗骚传统而被大面积打压。

至体大思精的《文心雕龙》，则以“野”来品诗论篇，推举“野”的范式指向。其《明诗》篇云：“汉初四言，韦孟首唱，匡谏之义，继轨周人·…··又《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乎?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宛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以“直而不野”来标举汉古诗风貌，“野”便具有了诗学评价标准的范式意义。语悴情悲的汉古诗，抖露了失意文人踯躅于礼教与世俗关口的矛盾心态。一方面，诗人从真性情出发，张扬生命意识与个体自由，继承汉乐府的“直”；另一方面，又不失文人圆熟精致的诗歌能事，坚持“不野”的礼教取向。在刘勰的审美视阈里，《古诗十九首》的总体风格虽任自然，却也有一定的文采。而至清人刘熙载，则简直是推举古诗之“野”：“《古诗十九首》与苏、李同一悲慨，然《古诗》兼有豪放旷达之意，与苏、李之一意委曲含蓄，有阳舒阴惨之不同。”[]相近意旨，亦见于钟嵘的《诗品》，其评“左思”云：“其源出于公干。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谕之致。虽野于陆机，而深于潘岳。”直抒胸臆，不假雕饰，造成陆机诗风野性天成的风格，“野”作为一种诗学追求．蕴含着真纯的风格特质。魏晋以降，“野”作为一种评价诗文的范式效应，得到了加强。柳宗元《柳宗直西汉文类序》云：“故删取其叙，系于左，以为《西汉文类》。首纪殷、周之前，其文简而野，魏晋以降，则荡而靡。”追步孔子论文的前辙。以质朴无华的文学追求来指引世人的道德践履．也成为后世文人论文品诗的一种重要绳唐代百川归海的大国气度，导致其文学批评呈恢宏开放气象。唐人殷瑶《河岳英灵集》日：“夫文有神来、气来、情来，有雅体、野体、鄙体、俗体。”‘野”被单列一体，便具有了文体学的范式意味，其论常建之诗云：“建诗似初发通庄，却寻野径百里之外。方归大道”。“野”就不无文体评价的意味。至于其对孟浩然之诗的界说：“浩然诗，文彩丰茸，经纬绵密，半遵雅调，全削凡体。”则意谓孟浩然之诗文彩与雅调各半。

追求秀丽与雅调的和谐，野体、鄙体和俗体就成为雅体的重要参照。艺术表现形式上的粗糙特质，恰是诗学自由精神弘扬的基点。俨然是以“野”体来论诗品文。亦情亦景、涵咏不尽的艺术匠心中，“野”便浸带一种兴象玲珑的自然景象，淡泊守真、自由不拘。《文镜秘府论·南卷·集论》以“野”来评“近代词人”：“或奔放浅致，或嘈喷野音，可以语宣，难以声取；可以字得，难以义寻。谢病于新声，藏拙于古体。”标榜“嘈喷野音”，不只是对齐梁绮靡之风的拨乱反正。也显示出一种心仪粗朴的文论取向。署名司空图著《二十四诗品》有“疏野”一品：“惟性所宅，真取弗羁。控物自富，与率为期。筑室松下，脱帽看诗。但知旦暮，不辨何时。倘然适意，岂必有为。

若其天放，如是得之。”疏野成为诗歌风格和人文精神的一个具体向度，率尔为之的个性，不事雕饰、直抒胸意的宣泄方式，成为疏野之品的题中应有之义。职是之故，着意于自然率真意义上的“野”便成为评价诗人和作品的一个重要标准。

从自然天成这一标准出发．“野”不断进入文人的表现视野，唐人李贺《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词·正月》云：“薄薄淡霭弄野姿，寒绿幽风生短丝”，宋人陆游《野性》诗云：“野性从来与世疏，俗尘自不到我庐”，赋予“野”以自然之义。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云：“剧谈怜野逸，嗜酒见天真。”以天真野逸来标举谪仙李白的诗风，“野”也就具有了某种判断诗风的意蕴。宋人苏辙《咏竹》云：“廛居多野思，移种近墙阴。”诗人心中无限心事，已由“野”一词合盘托出，“野”标识着道德言说的淡化趋势。正因如此，宋人吕本中《童蒙诗训》竞将“野”视为杜诗的一大缺陷：“学古人文字，须得其短处。如杜子美诗，颇有近质野处。如《封主簿亲事不合诗》之类是也。”细玩《封主簿亲事不合诗》：“禁脔去东床，趋庭赴北堂。风波空远涉，琴瑟几虚张。渥水出骐骥，昆山生凤凰。两家诚款款，中道许苍苍。颇谓秦晋匹，从来王谢郎。青春动才调，白首缺辉光。玉润终孤立，珠明得暗藏。馀寒折花卉，恨别满江乡。”只是其选材为青春才调的秦晋之好，方有吕氏据德而发的断语，究其实，质野在饱含诗史意味的杜甫那里，正是一种刻画社会的艺术真实手段，一类洋溢天地自然的理趣与生命意识的综合表现，若断章摘句地去理解．难免会胶柱鼓瑟、凿枘不通。生命意识的彰显，使文人亦以“野”来论画，宋人郭若虚评价黄筌、徐熙花鸟画之体．就直以“野”为准绳：“黄家富贵，徐熙野逸，不惟各言其志，盖亦耳目所习，得之于心而应之手也。”

“富贵”标示了对晚唐宫廷世俗思潮的接续，“野逸”则告白着自然清新的审美意识的来临。“野逸”展示了道德言说的淡化，而凸显了生命精神的光华。这种由注重色彩效果趋向精神价值转变的艺术取向，恰是对有宋一代重质轻文的古文运动的积极回应。明人何景明《与李空同论诗书》云：“若闲缓寂寞以为柔淡，重浊剜切以为沉著，艰诘晦塞以为含蓄，野俚辏积以为典厚，岂惟缪于诸义，亦并其俊语亮节，悉失之矣!”)这里就文学风格的尺度把握来阐明内明外润、玩味无穷之诗歌的隐秀境界，“野俚”也就具有了某种不够含蓄、流于浅露的文化表象。

清中叶以来，思想启蒙思潮异军突起。思想松绑促使诗学追求呈多元化趋势，庙堂独尊的道德言说向质朴草野的文化视野发展。刘熙载《诗概》云：“野者，诗之美也。故表圣《诗品》中有‘疏野’一品。若钟仲伟谓左太冲‘野于陆机’，“野”乃不美之辞，然太冲是豪放，非野也，观《咏史》可见。”如前所云，刘熙载强调诗歌意象的豪放天然，天地自然的理趣与主体至善的人文体性连通，成就了中国诗学意境的自然特质。邹锼则借张潮的《幽梦影》，从比德思维上来推崇“野”：“梅令人高，兰令人幽，菊令人野，莲令人淡，海棠令人艳，牡丹令人豪，蕉竹令人韵，秋海棠令人媚，松令人逸，桐令人清，柳令人感。”历数自然界这些博取“君子”之名的植物．来抒写文人自我心志的崇高。菊花以超然脱俗的气韵在翰墨里溢彩流光．以飘逸不羁的风骨守护着人间至真的纯净，它给人一种野疏天真的人文品性、昂然绽放的生命精彩。世人从菊的品格里也观照和体味到了自我的人格价值和生存意义

小桥流水，似田园牧歌，素朴而淡雅；灯红酒绿，为世道巨网，喧嚣而浮华。自然与世俗是文学取之不尽的材料源泉，自由精神与道德取向则是文学表现的重要命题。万物载德，人文意识沉沦于现实的功利目的．精神自由隐匿于各个时代的道德法则与生命元素的控御形态。人类文化原点是一段血火熔铸的历史，而礼乐文化、儒学精神的灌注使得茹毛饮血的生命狂热被温情脉脉的人道牧歌所替代．中国文学的质朴野陛蛰伏于道德言说的空间．礼乐文化的人性化育功用束缚了文人自由精神的抒发。“野”不仅标榜着一种生命精神的高度。也是文人自由天放的人文品格的集中反映。从一定程度上说，“野”是逍遥而游的道家风范的遗留，是主体精神酣畅抒发的一个显著标志。它意味着砸破伦理枷锁、对野性与原始气脉的赞美。文学批评的“野”范畴．大体以唐为界。唐代以前，它虽有某些批评标准的意味，但多为鄙俗的文学意蕴。而自唐以后，“野”便具有了文学风格的意味，其所包孕的生命意识逐渐加重，人格风范也成为文人所关注的意义趋向。总体看来，道家思想所绽现的自然花朵，促使文人随顺本性、趋向本体意义上的回归自我，“野”就由单纯的宇宙自然向人文本体转换，显示出精神体用结合的精致与饱满，最终形成了一种超越世俗、体悟宇宙的文学批评境界与本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