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曹禺与现代文化审美转向

导语：漫谈曹禺与现代文化审美转向一文来源于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若需要原创文章可咨询客服老师，欢迎参考。

【摘要】中国传统悲剧的文化审美与西方悲剧的文化审美有着显著的区别。受到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在中国现代思想史和文学史上发生了悲剧文化审美的大逆转。中华民族文化审美观念几千年的生成与演绎接受着西方文化的严峻挑战,在这场波澜壮阔的文学革命运动当中,曹禺做出了真诚的努力和坚实的艺术实践,表现出了对中国传统悲剧创作理念的大胆悖离与超越,对西方悲剧创作理念的接受与融汇。这种文化审美的突围与转向,回应了时代的深切呼唤,开辟了一种全新的美学空间。

【关键词】曹禺;悲剧;文化审美;转向

中国传统戏曲的悲剧观念与西方的悲剧观念有着严格意义上的区别,甚至有学者认为中国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悲剧,其理由大致是由于中国戏曲中的悲剧都是以喜剧性形式结尾,不像西方戏剧那样一悲到底。

其实中国戏剧经过无数代艺术的不断丰富探索与发展,形成了自身与西方戏剧不同的显著特点。正如王国维所说:“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宋元戏曲考》)。然而,如果按照戏剧的呈现方式来划分,在中国传统戏曲中很难切分出喜剧与的悲剧的界线,即使是悲剧也充满了喜剧性的色彩。从这种文化的考察中,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剧作家的文化审美心理以及受众的文化审美心理是有别于西方的。我以为有以下四个方面的主要因素导致这种文化审美心理差异性的产生。

一、农耕文明的文化心理对传统戏剧的影响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以“农耕文明”著称于世。古老的中国自黄淮流域到江汉流域、珠江流域,应该说是土地肥沃,气候温润,非常适应农作物的生长,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极其优越的物质条件,比起“游牧文明”和“海洋文明”来,具有其先天性的优势。农耕文明其最大特点就是依赖着固有的土地,长期以来自给自足,休养生息,充满了生活的善意与温情。游牧文明与海洋文明同样也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他们为了生存就必须进行不断地扩张,从而形成了特有的攻击性与掠夺性。他们对疆域之外的世界充满了想象,为了拓展生存的空间就得靠冒险与征战去完成。尤其是海洋文明,那种冒险心理攻伐心理尤为强烈。这种文化差异导致的心理差异表现在了戏剧形态之中,因此,西方悲剧的涵义与中国古典悲剧的涵义有着严格以上的区别。

二、中国哲学“天人合一”对传统戏剧的影响。

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就是“天人合一”,其实这种哲学观念含有更多的理想主义色彩和空想的成分,哲学家们将“天人合一”这种看上去貌似“自然观”的理念(实际上是“神道”与“人道”的关系)转化为一种和谐统一的社会观,因此,他们过分强调矛盾的调和与化解。因此,中国传统戏剧中出现了不少有关“忠孝节义”的剧目,而这些剧目所宣扬的就是“以人为本”的道德规范。所谓道德规范,就是调节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行为准则。这种哲学理念甚至渗透在为数不多的传统悲剧之中,使之无不充满浓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和浪漫情怀,且像感天动地的《窦娥冤》也是如此。因此,中国传统的悲剧所呈现出来的就是“悲中有喜”、“以喜化悲”的中国特色的戏剧理式。

三、孔子的艺术观对中国戏剧审美的影响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将礼乐教化为中心的道德意识,侵入政治领域,衍射到中国文化的各个层面,对文学艺术都有其直接影响。因此,在中国传统的审美价值中,以美养善、美善统一的观点,由孔子建立之后,一直为儒家继承和发展”。的确,孔子对艺术立下的标准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影响,我们可以从孔子对《诗经》的内容的整体评价,那就是“思无邪”;从他对韶乐的欣赏中看艺术的形式与内容的关系,那就是“尽美矣,又尽善矣”;从他对《诗经》中《关雎》的分析可以看情感表达的“中庸”之度,那就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一切都是强调艺术的思想内容的重要,在此基础上必须做到美与善的统一以及哀乐有度。

四、佛教文化对传统戏剧的影响

佛教文化是如何影响中国传统戏剧的,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命题,但作为佛教理论体系中所宣扬的“因果报应”,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剧作家,并且形成了一种普遍的文化心理。这种心理,无疑会影响到戏剧思想内容的表达与戏剧艺术形式的呈现。因此,即便是悲剧作品也含有“因果报因”所带来的喜剧色彩。

总而言之,中国之所以没有像西方那样纯正的悲剧,其原因是多维的。

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和文学史上,一大批知识和文化精英以他们特有的睿智和闪光的思想激切抨击中国传统的悲剧文化,并审慎地注视、融解、吸纳西方的悲剧观以及在推崇西方的悲剧形态的同时创作符合本民族的特色的悲剧作品。曹禺无疑就是其中一位最富有影响的思想者和文学巨匠,他与其他的文学家们不一样,主动而直接地采用了西方特有的悲剧呈现方式,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戏剧创作,用他的伟大的艺术实践完成了中国现代悲剧的审美转向,或者说是完成了对中国传统悲剧审美的历史性超越。当然,这种转向与超越必然要经过历史的颠簸和阵痛。

我认为,曹禺先生在他的戏剧创作中所做的努力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对东西方文化的解构中,获得了文化心理的重塑。

西方人采用悲剧这种特殊的文化样态来呈现人类生活自身所表现出来的永远不能克服甚至不可战胜的某种的悲剧冲突,在这种呈现中以期达到对悲剧本身的解释以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而这种悲剧的特点往往与中国人所欣赏的“悲中有喜”的悲剧有着本质的区别,那就是矛盾的不可避免与不可调和。西方人从心理上能够正视人生的重大危机与不幸,希望认识造成这种危机与不幸的根本原因。中国人似乎没有这种“悲剧”的心理承受能力,不愿也不敢正视生活给人们带来的深刻矛盾与尖锐冲突,不敢在戏剧乃至其它文学样态中呈现出人生与社会中所存在的种种荒诞、堕落所带来的不合理甚至悲惨的现象,即使偶尔予以揭露,也是以“喜”的结局给人们以心理安慰。

然而,一部悲痛的近现代史给全体中国人以极大地震撼,苟活的中国人不得不重新审视现实,不得不对自身的命运产生巨大的疑问。于是,缺乏悲剧观念与悲剧意识的中国文化传统正在走向崩溃,一种新的文化心理在一个满目疮痍的古老土地上逐步形成,那就是“中国文化心理中间足以容纳和意识人生的尖锐冲突”。置身于一个颓败、荒唐、堕落世界里的曹禺与时代的精英们尤其是觉醒的整个民族一起注视着这个悲惨的现实,曹禺曾经对自己的心理进行过深层次的分析,他说:“在我个人光怪陆离的境遇中,我看见过、听到过多少使我思考的人物和世态。无法无天的魔鬼使我愤怒,满腹冤仇的不幸者使我同情,使我流下痛心的眼泪。我有无数的人像要刻画,不少罪状要诉说。我才明白我正浮沉在无边痛苦的人海里”。

第二,在对东西方文化的解构中,获得了对人本主义哲学的认知。

曹禺在他青年学生时代通过阅读大量的西方文学作品和哲学著作获得了对西方文化的认知。他在谈到莎士比亚作品时,认为是“宇宙与人性的颂歌,是用利刃解剖人性的奥秘,是寻常却永恒的哲理的玉珠,是阳光灿烂的人道主义的精华”。在他的短短的评述当中就多次出现“人性”、“人道主义”等字眼。

资产阶级人本主义哲学实际上是西方古代哲学思想的延续。“西方的人本主义把‘人’作为单个的个人,强调个性解放,有强烈的个人主义,而中国过去社会理的‘人本主义’可以说是一种‘道德的人本主义’。它把‘人’放在一定的关系中记忆考察”。文艺复兴运动将此推及于一个巅峰与极致,强调个体人格、价值与尊严是这场运动的核心。哲学上的革命或者说是复兴顺应了西方社会变革的需要与历史的发展必然。

哲学上的差异导致文化的极大差异,“中国文化向以‘平衡’‘守常’为特点,而不像西方文化中‘片面’‘突破’”。“前者强调个人价值、自我觉醒,而有拉娜的离家出走;后者强调的是个体融于整体之中,而有翠鸾与负心人的破镜重圆”。

似乎可以这样讲,曹禺的人本主义思想的形成是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是从对现实朦胧的感受到内心的觉醒与彻悟的过程,是从东西方哲学的比较中获得伟大升华的过程。有人曾经评价过曹禺,说他“是一位重感情轻理性的人”。虽然这种哲学思想的获得不是来自系统的理论性著述的自觉学习与研究,但大量的西方经典文学作品所蕴含的文化对曹禺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他也曾经说过自己找过宗教找过民主,也就是在这种寻找的过程中,让自己的感情注入了理性的因素,以至在后来的创作中使自己的悲剧作品熔铸了值得宝贵的哲学品质,凸显出一种人类终极关怀的精神与情怀。

第三,在对东西方文化的解构中,获得了新的艺术审美观的生成。

“我要攀上高山之巅,仔仔细细地望穿、判断这些叫作‘人’的东西是美是丑,究竟有怎样复杂的个性和灵魂”。作者借助于西方的话剧这种呈现方式并称之为“攀上高山之巅”,那么,作者是如何“望穿”、“判断”他所“非常厌恶”的那个社会的呢?

我曾经在《曹禺“悲剧精神”的内涵及其美学意义》一文中对曹禺的戏剧创作特点作过简要的分析,认为曹禺的悲剧作品首先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作者在剧作的命题、舞台环境的设置、故事情节的打造和人物形象的刻画上都具有象征意味。曹禺先生将西方早期诗歌创作的手法巧妙地运用到自己的悲剧创作中,通过戏剧中的意象群来“连绵不断地若隐若现地闪示这一点隐秘——这种宇宙里斗争的‘残忍’和‘冷酷’”,以及表现“对宇宙这一方面的憧憬”。其次是具有浓郁的抒情性。作者在创作过程中着力于戏剧内容的理性思辨淡化,努力发掘悲剧情愫,在有限的时空中培植受众的观赏情感,导引受众心理运动的走向,使受众的心理与精神产生颤栗与感动。第三,具有表现主义色彩。作者在写实中将西方的表现主义手法用于戏剧情节构建与人物内心表现之中,甚至用于舞台环境对人物的烘托之中。应该说表现主义手法的运用是曹禺先生对中国戏剧创作的大胆尝试和一大贡献。第四,具有复杂的命运“规定性”。作者将剧中人物的命运推向一种“极端”,即“毁灭”;并且将这种“极端”搁置在人物无法超越的社会因素、人物自身生存的特殊的环境因素。

也就是说,曹禺在他的戏剧创作中强化象征意味,强调主体感觉,追求剧情对受众的一种心理支配的张力,巧妙地运用人物命运的“规定性”,这几者的有机结合与高度统一,便构成了他“极端”悲剧精神的内核和悲剧创作的美学原则。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分富有社会责任感与时代潮流精神的作家在接受西方悲剧观念影响的同时,他们努力把西方的文化思潮融进自己的创作理念之中,努力把对现实社会的解剖与探索人的心灵世界结合起来,建构起了有别于传统的新的文化观念及其呈现方式。的确,我们在研究他们的作品时,不难发现这些作家们都有着同样的价值指归与社会定位,这就是着力探讨反封建的思想文化革命问题,高度张扬主人公反封建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理想;同时我们也深切地感受到,不管是作家的心灵还是其作品全然荡漾着浓烈的悲剧色彩。

由此,我们可以说,曹禺的悲剧创作道路并非他一个人的历史,曹禺以他的睿智以他博大的胸怀和恢弘之气铸造的悲剧,应该是我们这个民族现代史的社会图景,以及在悲剧中所折射出的各种文化现象应该属于我们这个民族的集体精神记忆。我们认为,任何一种“民族精神,包括民族的心理素质、思维习惯、表情达意的方式和价值观,虽较为稳定,构成了民族文化的基础,但也要在外来文化冲击和自身规律的作用下,发生微妙的有时是深刻的变化”。曹禺先生所做的一切真诚努力和坚实的艺术实践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在他极度真实地使现实矛盾凸显出来的同时,对矛盾作出了极大限度的探索。在这种“凸显”与“探索”之中表现出对中国传统悲剧创作理念的大胆悖离与超越,对西方悲剧创作理念的接受与融汇。我们认为这种文化审美的突围与转向,不仅回应了那个时代的深切呼唤,同时无疑在中国戏剧舞台上建构了一种全新的模式,在中国文学领域里诞生了一种全新的文化样态,尤其在文化审美的天地开辟了一种全新的美学空间。

参考文献

[1]江巨荣《古代戏曲思想艺术论》M学林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6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