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刘庆邦的乡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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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刘庆邦的乡土题材短篇小说语言质朴,风格平实,再现了田园牧歌般的乡村生活,在现代文明的视阈下重构了传统乡土文明。少女形象塑造、悲剧色彩和独特的乡土味形成了刘庆邦乡土短篇小说丰富的思想性和独特的艺术性。

关键词刘庆邦;乡土短篇小说;少女形象;悲剧色彩;乡土味

被誉为“当代短篇小说之王”的刘庆邦是一位乡土意识极浓的作家,在他创作发表的200余篇短篇小说中,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取材于乡村生活。他的乡土题材短篇小说坚持平民主义立场和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逼真而形象地再现了作者熟悉的乡村生活,在现代文明的视阈下重构传统乡土文明。下面试从少女形象系列、悲剧色彩和独特的乡土色彩三个方面来探讨刘庆邦乡土短篇小说丰富的思想性和独特的艺术性。

一、一个作家艺术品格的形成,离不开他长期关注和思考的对象世界

正如沈从文的湘西乡下、废名的湖北黄梅、芦焚的河南果园城等,刘庆邦把自己的目光视向家乡豫东平原乡村,其作品的中心内容就是对生活在传统乡土文明下的农民形象的塑造,其中最成功的是少女形象。刘庆邦曾说:“如果有这样一道测试题:人类世界最美的事物是什么?我将一笔一划填上:少女。”①小姐姐、梅妞、该、猜小等一个个光彩照人的少女形象成为刘庆邦作品中最亮丽的风景。纵观刘庆邦的乡土短篇小说创作,他笔下的少女形象有如下特点:

她们是“小母亲”的形象。小说中的女孩子都生活在乡村,大多有幼年丧父或丧母的经历,很早就意识到自己的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年龄很小就在家里承担起本应该属于母亲的责任,既有少女的灵性又有母亲的天性。《眼睛》中的春穗只有十几岁却早在母亲过世后成了一个“小母亲”:早上给鹅鸭喂食,喊弟弟起床上学,在灶里烧锅准备早饭,照顾家里的一切。对于家庭来说她是勤劳的母亲;当她看到篮子里的鹅想起了娘,眼泪都流出来了,又成了一个天真敏感的少女。《小呀小姐姐》中的主角小姐姐在弟弟平路眼里是姐姐也是母亲。身体残疾的平路在生活中无人关爱,甚至连父母也嫌弃他,小姐姐给了他无微不至的爱:在早上干活前挤出时间陪孤独的平路玩一会儿,帮弟弟挤虱子,教弟弟唱歌,用泥巴给弟弟捏好看的“媳妇”,甚至为了给弟弟摸鱼失去了生命。作者认为这些处在成长期的少女们成长是“被动的”,是“一种柔软的痛”。

她们还是传统道德的继承者,在她们身上保留着纯真、善良、勤劳等传统美德。由于长期自由自在地生活在远离现代文明浸染的乡村,传统乡土文明的观念沉淀在她们心灵深处,在耳濡目染中受到传统道德的影响。《梅妞放羊》中的梅妞是一个幼小的女孩子,水羊是她最亲密的伙伴,在她看来人、羊、大自然是融为一体的,这是一个美丽纯净、没有任何污染的世界,所以当她向小水羊敞开了自己母亲般的情怀。还有小姐姐、红裙、守明等,作为传统道德的继承者,作者在她们身上倾注了全部的情感,为我们营造了一个乡土文明的“乌托邦”。

小说中少女形象的成功塑造得益于作者对乡土世界的谙熟和关注。他曾长期生活农村,自幼在母亲和姐妹的关爱下长大,对乡村女性特别是乡村少女有一种自然的亲切感,乡村少女自然很容易成为他作品中的人物。此外他继承了由废名、沈从文开启的中国乡土浪漫派小说的传统,少女形象成为刘庆邦在现代文明的视阈重新审视传统乡土文明一个契入点。

二、悲剧色彩是刘庆邦笔下乡土世界的一大特征

出生在农村贫民家庭的刘庆邦童年时代生活贫困,父亲的“历史问题”像阴霾一样笼罩着他的青少年时代,这使他过早的体味到人生的艰辛,而极度贫困的乡村生活在他心里留下难以磨灭的苦涩记忆;社会的发展,使他看到传统乡土文明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人性的蜕化。在他用如诗如画的语言讴歌乡村美好生活的同时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在他的小说中流淌的浓浓悲剧色彩。

一类是人物麻木不仁的悲剧。这类人物如鲁迅笔下的“看客”一样,对自己的思想、行为等缺乏深切的了解,对自己的悲惨处境不以为悲,处于一种麻木不仁、不思反抗的冷漠状态。在《平地风雷》中,在极端政治下走投无路、软弱无能的货郎在张三爹、李四嫂、王二爷的“指导”下一步步走向犯罪的深渊,最终真的“做了队长的活儿”,这是“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作为“看客”的张三爹等把别人的不幸当做生活的调味品加以咀嚼,作为一个荒诞的群体他们生命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赏玩别人,他们的精神麻木不仁。《一句话的事》中的玉佩只因十二岁那年在镇上庙会上算卦人“你一辈子要喝五眼井的水”的话就把自己的未来托付给杳不可知的命运,先后与四个男人生活在一起,直到与第五个男人终老,终于“应验”算卦人的预言。

另一类是悲剧人物自觉不自觉地制造别人的悲剧。《双炮》中的玉环依靠出身大户家庭的传统乡村政治优势为所欲为,在乡俗的掩护下与大炮结婚后渴望吸引二炮,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一次偶然的欲望冲动造成了二炮没了音信、小如自杀的悲剧,“一种本是可有可无的渴望,一个原可以当作玩笑的生活细节,在人性中某些恶的东西唆使下,成为巨大的灾难。”②这是典型不自觉的制造别人悲剧的悲剧,让人感到一种渗透心灵的悲剧感。《不定嫁给谁》中的小文儿相亲时因为“在相亲的问题上应该拿点劲”、“哪能第一次相亲就答应下来”的蒂固根深的乡村价值标准错过了与田庆有的一段好姻缘,结婚后看到了丈夫的堕落,“醒悟”后妄图寻回失去的幸福,主动与找到已婚的田庆有,故事到这里戛然而止。小文儿在追寻自己的婚姻主动权的同时不自觉的破坏了别人的幸福,给别人造成了悲剧。

刘庆邦的乡土短篇小说追求“几乎无事的悲剧”,让人在细细品味中体味到一种难以言说的悲剧感,这是刘庆邦对乡土世界的理性思考,是对传统乡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沉重反思。

三、刘庆邦乡土短篇小说的成功不仅依赖于作者小说中人物形象的丰富性和独特性,乡村世界的悲剧色彩,还在于它的乡土味。这主要体现在小说对乡村生活场景和乡俗文化的描绘、乡村独特文化特征的揭示和语言艺术方面。

首先是对乡村生活场景和乡俗文化的描绘。作为一个优秀的乡土小说家,刘庆邦的创作十分重视生活经验的直接影响,他描写最为出色的是在农民大地上生活、劳作、繁衍生息的场景,这些构成了一幅乡村生活的“清明上河图”。刘庆邦曾深情地说:“我在农村长到19岁,对那里非常熟悉。家乡的那块平原用粮食,用水,也用树皮,野菜和杂草养我到19岁。那里的父老乡亲,河流,田野,秋天票的芦花和冬季压倒一切的大雪等都像血液一样,在我记忆里的血管里流淌。”③乡村生活、乡土风景和乡土风情已经融入了刘庆邦的灵魂,成为他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他小说创作的重要源泉。通过他的小说可以看到乡村农民的生命史诗:在诗意背景下苦难的生活,强烈的生命意识,成长的烦恼,情窦初开的少年少女对爱情的憧憬和追求,新婚少妇对爱情的执著。刘庆邦还很重视对风俗文化的描绘,他认为:“民间文化主要体现在民俗文化上,过年过节、婚丧嫁娶,是民俗文化的主要载体。经过几千年的积累,民俗文化有着深厚的根基和丰富的蕴藏,并具有根本性的民族文化特色,非常值得我们深入学习,很好表现。”④风景画、风俗画、风情画被认为是现代乡土小说的重要审美质素,对乡村生活场景和乡俗文化的描绘,不仅体现了刘庆邦强烈的文体意识,还使他的作品充满诗情画意,有一种自然的美。

其次是对乡村独特文化特征的揭示。刘庆邦站在现代文明的视阈通过构筑丰富多彩的乡村世界揭示了乡村世界的独特的文化特征,礼俗是他概括出来的乡村文化的特征。在乡村世界一切都要讲礼俗,礼俗制约着人们生活的全部。《鞋》里定了婚的守明出于礼俗要为“那个人”做一双鞋,把鞋当成向“那个人”表达情谊的象征,在一双普通的布鞋里融进了一个青春少女对爱情的憧憬。在《嫂子与处子》中,二嫂和会嫂利用叔嫂无大小的乡俗对民儿完成了权利平台上的肉体狂欢。作者不仅看到礼俗里的美好人性人情,还看到了在礼俗的掩护下落后、愚昧、暴力的另一面,这是刘庆邦对礼俗文化特征的揭示。

小说是语言的艺术,许多乡土小说家都很重视对语言趣味的追求。赵树理相信“我的语言是由我的出身所决定的”,⑤所以文字的浅切直白通俗化成了他艺术追求的重要目标。刘庆邦致力于一种质朴、本色、富于地方色彩、口语化的语言风格的追求,这与他描写的乡村世界是一致的。刘庆邦曾长期生活在农村,质朴、本色的乡民语言是他小说语言的主要来源。不仅如此,刘庆邦也擅长运用一些富有地方色彩的方言俗语来增加语言的生动性和生活感,营造一种独特的乡村生活氛围,展示一幅鲜活生动的乡村生活画卷。

参考文献

[1]刘庆邦:《关于女孩子》,《作家》1993年第2期。

[2]北乔:《刘庆邦的女儿国》,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版,第149页。

[3]夏榆:《刘庆邦的眼里的矿区生活》,《南方周末》2004年12月24日。

[4]杨建兵刘庆邦:《“我的创作是诚实的风格”》,《小说评论》2009年第2期。

[5]赵树理:《回忆历史,认识自己》,见《赵树理文集》(第5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