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本是同根生 艺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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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蜕变》剧本完成后,马上引起了群众的热烈反响,演出盛况空前。但是在4年之后,《蜕变》的演出便受到了冷淡。这与它存在的致命缺陷不无关系。《蜕变》清醒的目标,明确的主题,使它与《雷雨》等前期经典作品的沉潜、厚重、繁复形成明显的差别,仿若出自两人之手。但是,曹禺在经历《雷雨》《日出》《原野》向《北京人》转变的过程中,《蜕变》是其创作的色调由明至暗,创作的基调由悲到喜,创作的特征由戏剧化向社会化转向的一个重要标志。

关键词曹禺《蜕变》;喜剧;缺陷;社会化

在中国现当代戏剧史上有一个人不得不,也不可以不提,那就是曹禺。他的第一部戏剧《雷雨》如春天的一声惊雷,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在这里,我们认识了繁漪,认识了周朴园,认识了周萍和周冲,认识了鲁妈和四凤,还有那郁热的情绪和雷雨般的性格。可以说,仅凭这一部作品曹禺就可以流芳百世,名垂千古。但是,他并没有止步,而是选择了更加艰难的自我超越,所以我们才能继续欣赏到《日出》、《原野》、《北京人》等如此才华横溢的作品,每一部都是一个新的探寻与转向。但是,同样作为一种向社会转向的戏剧《蜕变》却常常作为批判的对象被人为地遗忘。本文在分析比较作者创作史的基础上,挖掘《蜕变》出现的必然性与其前后作品的关系并由此揭示出它存在的独特价值。

一、对“被遗忘”的反思

《蜕变》剧本完成后,马上引起了群众的热烈反响。国立戏剧学校、上海职业剧团等大大小小的戏剧组织接连上演。演出盛况空前:“第一场演出,就引起全场爱国热情的高涨,台词不断为雷动的掌声所中断。剧终以后,连续谢幕三次,很多演员和工作人员都在后台激动得流了泪。”但是在4年之后,《蜕变》的演出便受到了冷淡。这种速生速灭的命运与《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经典作品的长盛不衰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不禁让人唏嘘不已。在感慨之余,我们要仔细反思如何形成了这样的局面,这部戏剧本身,又有何致命的缺陷。

(一)时代的背景由幕后走向幕前

在曹禺那些成功的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出,它们的时代背景都很模糊的。《雷雨》中不断出现的“三十年前”是我们唯一可以抓住的线索,由此来推断整个时代以及人物的年龄关系。(可以参考陈思和先生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中《人性的沉沦与挣扎:<雷雨>》一篇,对此有精彩的分析)。《原野》中的时代背景更是晦暗不清,甚至连地点都很难辨认。这种时代背景的不确定来自于作者无意识的合目的性。作者在《雷雨·序》中说:“我初次有了《雷雨》一个模糊的影像的时候,逗起我兴趣的,只是一两段情节,几个人物,一种复杂而又原始的情绪。……写《雷雨》是一种情感的迫切需要。”在《日出·跋》中,他写道:“有时我也在想,为哪一个呢?是哪一群人叫我这样呢?……我按捺不住了,在情绪的爆发当中,我曾经摔碎了许多可纪念的东西。”在创作《原野》前,他的初衷是:“当时偶然有一个想法,写这么一个艺术形象,一个脸黑的人不一定心黑。”[4]“你问我《北京人》是怎么写出来的?这是很难用几句话说清楚的,甚至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不过那时有一种想法,还是要写人。”[5]以上种种都说明了曹禺的巨作都是首先从情感出发的,但他绝不是率尔操觚,凭冲动创作,而是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积累与沉淀,形成一个个各具特色、气质鲜明的人物形象,然后再构思一个完整的故事。在这些作品中,作者关注的是人,是人的喜怒哀乐,人的爱恨情仇,人的生存状态与精神归宿。他以人为出发点和目的地,虚化了时代背景,因而使作品具有了既反映现实又超越现实的哲学内蕴。但在《蜕变》中,开场便交代,故事发生在南京失守前数月,然后用很多笔墨来写当时的社会景象——官僚的腐败,百废待兴的景象,人们情绪的消沉。这些是当时真实的社会现实,因此,在抗日浪潮下,这部戏剧的编排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它让人们坚定了抗日的信心,并给人们展示了革除腐败后的“黄金世界”。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便渐渐被人遗忘了。这是一部在时代裹挟下出生的戏剧,要求主题鲜明,乐观向上,导致了政治声音盖过个人思想,在将生活简单化的同时失去了作品恒久的意义。

(二)人物形象由丰满变得扁平

曹禺先生是一个善于写人的作家。“我喜欢写人,我爱人,我写出我认为英雄的可喜的人物;我也恨人,我写卑鄙、琐碎的小人。我感到人是多么需要理解,又是多么难于理解。没有一个文学家敢讲这句话:‘我把人说清楚了’。……我只想说,让我们好好地去写人,因而也就自然地反映出社会的各个侧面,一代一代历史与文化的进程。”[6]曹禺对人的观察总是入木三分,为了搜集各种人的生存资料,他去过妓院,遭人误解过;他当过乞丐,差点被人打瞎了一只眼。他将生活中种种的人物,或记在本子上,或记在心里,反复琢磨体会,将他们的特点提炼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个丰满而典型的人物。我们很难用善恶来评判这些人物,因为每个人都是天使与魔鬼的结合体,正如现实生活中的人一样,有着复杂的人性。比如《原野》中的花金子,她为了追求自由与希望,逃离这非人的家庭,私通仇虎暗算杀掉焦母。但是当仇虎打算杀焦大星报仇时,她又百般劝阻,显示了她对焦大星的感恩和报答之情。可以说这个女人是恶毒的,但她又是善良的;她是工于心计的,但她又是天真烂漫的;她足够下地狱,又足够上天堂;她既清醒又糊涂,既勇敢又软弱。她本身就是一个多重矛盾的统一体。我们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她,都可以看到不同的剪影。这种不同成就了她的立体于鲜活。而同样作为女人,《蜕变》中的丁大夫就逊色不少。这当然与故事发生的环境不同有关,但最主要的还是丁大夫这个形象过于扁平,我们只看到了她的一两个侧面,像一张纸一样,很难立起来。作者曾说:“《蜕变》指的不是国家和社会,而是指的像丁大夫这样有良心的高级知识分子。”[7]但是我们在文本中发现丁大夫的正面形象鲜有变化,在这一点上作者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在剧中,丁大夫始终以一个类似女侠的身份出现,在她身上,充满着正义,勇敢,不畏权贵,不求富贵,救死扶伤的武侠精神。只有写到她与儿子在病床前的对话时,才稍有变化,体现了一个平凡的母亲对孩子的深情,因此这段描写最为感人,也最为成功。在剧本的末尾,丁大夫呼喊出:“中国,中国,你应该是强的!”又变成了口号式的语言,传声筒似的人物。

二、“同父异母”的兄弟

虽然《蜕变》在曹禺的创作中不是一个经典的剧本,但是,它与其他四部经典仍然有着难以割断的联系。

从写作时间上看,《雷雨》写于1933年,然后是《日出》,完成于1935年,1936年作《原野》,1940年同时出现了《蜕变》与《北京人》。(1938年与宋之的共同执笔的《黑字二十八》与1940年上半年改编的话剧《正在想》由于都是改编剧,不能充分显示作者的转向而未被笔者列出。)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蜕变》与《北京人》写于同一年,而在它之前有《雷雨》《日出》《原野》三大高峰;之后又有《北京人》这一浑熟之作。《蜕变》犹如一条纽带,把这两部分连为一体。这种现象的出现绝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有其更为深刻的原因。

无论是《蜕变》还是那四部经典,一以贯之的是作者对丑陋腐败落后的厌恶与摒弃和与之相对应的对美好光明进步的向往与追寻。《雷雨》中繁漪对沉闷冷酷的封建大家庭的诅咒;《日出》中陈白露与那些社会寄生虫共同毁灭,把“太阳”留给“我们”的美好愿望;《原野》中仇虎与焦氏家族同归于尽,而花金子却带着肚子中的“希望”逃走;《北京人》中更是让腐朽不堪的旧封建大家庭瓦解,让具有先进思想的瑞贞、袁任敢和善良的愫方都奔向了光明。《蜕变》表现得更为明显。作品中的人物可以毫不费力地分为三类:以马登科、秦仲宣等为代表的腐朽派;以丁大夫、梁公仰、丁昌为代表的先进派和以谢宗奋、况西堂等为代表的中间派。这三派人物的关系清晰而明了,即先进与腐朽斗争——先进战胜腐朽——中间派有的走向先进,有的原地不动导致落后。然而总的趋势仍然是乐观的。这种乐观在他的创作中是首次出现的,可以说,这也是一种转型的开始。《雷雨》《日出》《原野》虽然也有作者对恶的弃绝与对美的向往,但总体的剧调是悲的,在剧中我们找不到代表绝对正义和光明的正面形象。(周冲算是唯一的亮点,但作者还是把他熄灭了。)所以当我们读这类戏剧时,我们感受到的是压抑、混沌与迷茫。《北京人》中“现代北京人”的出现就不同。作者热情地描述了他们:快活、文明、善良、坚强,充满了力量与希望。而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呢?作者虽然没有明写,但是我们可以从戏剧的蛛丝马迹中寻找到答案:他们都是有理想与追求的共产党人。笔者认为这种价值取向的出现是在《蜕变》中真正确立起来的。曹禺在访谈中多次谈到:“上学时……读过的《庶民的胜利》,的东西也不大懂。我当时不大注意那些研究马克思主义还有什么思想之类的东西,但是对眼前的社会印象是太深刻了,看着非常不习惯。”“我这个人思想上是不大用功的啊!我在感情上有正义感,是读了五四的书过来的。创造社、鲁迅、郭沫若他们的书都读了,总觉得要写点东西做点好事。至于什么是好事,那时,是否就明白共产主义的道理,也不是的。知道这个社会,也知道这样的生活长不了,这是清楚的。”[8]他在解放前并没有受过共产党的直接教育,而对这种价值取向产生重大影响的是与的多次见面。“我这一生在创作道路上,同志对我的影响是很大,例如抗日民主思想,为什么抗日,为谁抗日,最后中国要建立一个什么社会,他都给我们谈过。”[9]1938年曹禺为了避难从天津逃出,转转武汉,长沙到达重庆。在重庆期间,他既看到了像徐特立那样的优秀共产党人,又看到了腐朽的社会现实,加之后来与的多次见面与恳谈,使他将对现实的愤懑转化为对未来充满幻想的憧憬。但是因为当时国名党政府倒行逆施,不抗日,不爱国,引起了每个中国人的不满,所以他就把实现这种憧憬的希望寄托在了共产党的身上。作者对美好社会的期盼过于急切而近于天真,造成了人物形象模式化,人物性格单一化,故事情节简单化等与其其它作品迥然不同的风格。他在剧中安排了一个包公似的人物——梁公仰,他赏罚分明,明察秋毫,毫不费力就让整个后方医院的景象焕然一新,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色彩。曹禺先生在晚年,反思了这种乐观和肤浅,认为“写得不深,不叫人思,不叫人想,更不叫人想到戏外的问题。”[10]这种乐观在《北京人》里的反映就是瑞贞从封建大家庭里逃离出来,随着袁任敢一起奔赴了共产党的革命圣地。在曹禺看来,这就是瑞贞和愫方最好的归宿,奔向了党就是奔向了光明。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曹禺在《蜕变》中确立的价值取向和喜剧精神,折射到了后来的创作之上。

《蜕变》清醒的目标,明确的主题,使它与《雷雨》等前期经典作品的沉潜、厚重、繁复形成明显的差异,仿若出自两人之手。但是,曹禺在经历《雷雨》《日出》《原野》向《北京人》转变的过程中,《蜕变》是其创作的色调由明至暗,创作的基调由悲到喜,创作的特征由戏剧化向社会化转向的一个重要标志。

综上所述,虽然《蜕变》有着难以弥补的缺陷和不足,但仍是曹禺的一次尝试,并自此打开了喜剧艺术的大门,使《北京人》发出更加夺目的光彩。因此,在我们对曹禺的创作进行苦苦探寻的时候,不应该忘记这卑微但重要的一笔。

参考文献

[1]柯灵、杨英梧:《回忆“苦干”》,《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第二辑中国戏剧出版社,1963年4月

[2][3]曹禺:《雷雨日出》人们文学出版社,2010年1月

[4]曹禺:《我的生活和创作道路》,《曹禺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

[5]田本相:《曹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3月

[6][9]曹禺:《曹禺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11月

[7]曹禺:《论戏剧》,《曹禺戏剧集》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

[8][10]本相、刘一军:《苦闷的灵魂——曹禺访谈录》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1月